褚遂良是唐朝著名的大书法家。褚遂良的书法曾经受到书法名家虞世南、欧阳询的指点,书艺大为精进,尤其擅长隶书。褚遂良才被誉为“初唐四大书家”之一。传世墨迹计有《倪宽赞》《阴符经》等,碑刻则有《雁塔圣教序》《伊阙佛龛碑》《房玄龄碑》等传世。
褚遂良晚年的政治悲剧,主要是在强烈反对立武昭仪为后的问题上。永徽六年,高宗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和右仆射褚遂良筹议废后一事,褚遂良慷慨激昂、言辞激烈,甚至“解巾叩头流血。”最后高宗在李勣“此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的支持下,逐出褚遂良,其后,褚遂良更是遭遇一次次的谪贬,饮恨而终。
褚遂良为人正直,处事不圆滑,也正是这点,使他深受太宗喜欢。无论其在与太宗关于史书记载的问题上,还是在后来是否以武力进攻高丽的问题上,褚遂良都敢于把事情的严重后果表达出来。如在对后者的问题上,他直接指出:“兵既渡辽,指期克捷,万一蹉跌,无以威示远方,若再发忿兵,则安危难测。”一般说来,大战在即最忌讳的就是谈论一些不好的后果,他却敢反其道而行之,直言反对。
我们不难看出他的为人,这种性格,再加上本身有着丰富的历史知识,鉴古训今,强谏肯定是义不容辞的。他深知高宗生性懦弱,体弱多病,而武昭仪智虑百端,城府极深,饱读史书的他更加深知汉朝吕氏、霍氏等外戚专权的局面,相比较而言,王皇后远远不具备吕氏、霍氏的那种才能。因此,他强谏的目的是防止类似悲剧的重演。
褚遂良作为唐朝的三朝文官,历史上的文官阶层一直秉承儒家文化中替天行道的政治抱负,肩负儒家思想中兴邦治国之责。高宗立武则天为后,这本来就不合礼法,无异于乱伦,有悖礼教。
中国传统儒学讲究“天人合一”。帝王受命于天的条件本身就是对君主权力的一种限制,其行为举止必须符合“天道”。帝王欲承天命,必须有德、有道,大臣们则借助“天道”以进谏。褚遂良敢于进谏,就得益于儒家思想中“尊道而非尊君”的理念,正是这种思想,才使褚遂良敢于去“触龙颜”、“逆龙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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