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金融律师的峥嵘岁月（花无届第66期）

在我小时候，父亲就告诉我说，上海曾经是远东第一大都会、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后来我考上了华东师大二附中，老师曾带我们到黄浦公园春游，他指着对面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群，说这些建筑曾经是国际知名金融机构的办公场所。这两件来自父辈或师长的小事都引发了我对“金融”最初始的兴趣。

我姑父是上海市半导体公司的领导，高二的时候，我从他那儿了解到上海小飞乐音响公开发行股票。1986年7月10日高考结束后的第一天，恰逢中国政府提出复关申请。几天后在人民广场，我从复旦法律系主任董世忠教授那里得知，那一年本科新增了一个专业：国际经济法。在董教授的鼓励下，我填报了复旦国际经济法。

至于为什么选择金融法律而非金融，是因为父亲一直鼓励我“做专业人士”。我有个弟弟，在我们哥俩小时候，父亲常说：“基辛格有一子一女，一个做律师，一个做医生。我希望你们也能成为专业人士。”在他老人家的鼓励下，我最终选择了做律师，而我的弟弟现在是上海龙华医院的主任医师。

在上海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的时候，我曾师从蒋鸿礼先生、邵瑞兴先生等前辈，直到今天我都非常感谢这两位先生，蒋鸿礼先生比我要年长40岁，是老派的上海绅士，他每天都西装革履，头发纹丝不乱。蒋先生也是上海市的政协委员，非常关注我们年轻人的学习，他让我们一定要多读英美大所律师写出来的合同，注重英美法的学习。

有一天，我身着正装坐在办公室，蒋先生进来一看，就用他的金华口音说：“你这个皮鞋不错，我觉得是小牛皮的。”他告诉我们，做律师一定要“smartly dressed”（穿着得体），因为律师给客户留下的印象非常重要。不修边幅就去见客户，非常不礼貌。

蒋老师还把他在东吴大学学习时王宠惠先生翻译的《德国民法典》英文版送给了我。据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跟周总理说，他在杜克法学院学习的《德国民法典》也是这个版本。

邵瑞兴先生比我年长30岁，他儒雅博学，执业领域也很广，外贸、外资、金融、 海事、争议解决等等都做。1988年我在复旦求学时注意到，邵瑞兴先生当时代理的一个跨境诈骗案件登上了最高法院的公报，于是我邀请他来做讲座。邵先生教导我：“小秦，应然和实然是不一样的，你一定要多看判决书，不仅公报案例和法院编选出版的公开案例，要搞清楚法官是怎么想的。学校里学的东西固然重要，但只是一个起点。”

两位老师的人生经历都非常丰富，不像我当时22岁，从复旦大学法律系一毕业就走进了律师事务所。他们身体力行地告诉我什么叫“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我现在非常享受跟所里“小朋友”坦诚、平等的交流，年轻人精力旺盛，思维活跃，同他们交流我自己也有收获。刚做律师的时候，我们上午跟邵先生讨论案子，中午一起吃饭，下午他会带我们去见客户，言传身教。直到现在我还很怀念执业生涯初期的这段时光。

后来我参加了司法部选派青年律师到英国进修的项目，从1997年6月去伦敦大学学习了4个月英国法，之后在英国顶尖的事务律师事务所和出庭大律师事务所跟着资深律师、大律师进修，耳濡目染了英国同行怎么执业，也领略了英国法官的风采，回国后就同韩炯律师、俞卫锋律师等一起创办了通力律师事务所。当时我们几个创始合伙人的平均执业年限只有五六年，但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希望把通力所做成一个百年品牌。

那是1998年，那一轮亚洲金融危机还没过去，银行金融业务又是通力的主要业务之一。所以，尽管我们几个年轻人在上海租下了很好的办公场所，购置了那个年代一流的办公设备，但同时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即使开所第一年不赚钱，也一定要挺过去！

最后事务所的经营还是成功的，没有我们在1998年下半年想的那么困难。后来回想，尽管当时我们几个执业时间不长，但我们定位较高、有拼劲儿，所以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1997年之前我的业务集中在银行贷款和资本市场，我有幸参与了上海第一块批租土地-虹桥26号地块银团贷款项目，以及东方明珠电视塔银团贷款项目等，也参与了第一批B股上市项目中的好几个，以及马鞍山钢铁A+H股项目。

在通力所执业的前十年，我主要做银行金融业务，也做公募基金、私募股权投资、信托等。2001年，我帮助华安基金发行“华安创新”基金，这是中国基金公司设立的第一个开放式基金。

那个时期也承办了大量金融机构新设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业务。大概从2006年开始，我就非常关注金融领域的争议解决和冲突法等问题，那年我在通力内部做了个讲座，主要就是讲冲突法问题。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节点是2008年。当年爆发了国际金融危机，我也是从那时开始从主做非诉业务转向争议解决，此前18年的执业生涯，我出过庭的案件加起来只有几十个。

2008年9月雷曼兄弟进入破产管理程序后，华安基金的那只QDII产品出了风险。我代理华安基金在上海高院起诉雷曼兄弟，这个案件很有挑战。2009年初，有一家跨国金融机构把他们在中国的第一个诉讼案件和第一个仲裁案件委托给我，最后也都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我已经执业三十年，还准备继续工作二十年，我有个“三不”决心：不动摇、不焦虑、不懈怠。我86年进复旦学习法律，那年正好是民法通则元年。今年是民法典元年，我也做了30年律师，但我还想再干20年，所以现在的心态是归零。

至于为什么要执业50年，可能是因为年轻的时候金庸小说看多了，金庸小说里基本都是年龄大的内功深厚。现在看来可能也有误导。

在英国进修的一年，我接触了很多英国的御用大律师，他们一身三任，跟我们的资深临床医生差不多。比如张文宏就有三个角色，他是主任医师，他也是复旦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兼博士生导师，同时他也是个科研人员。英国的大律师很多也是这样，他们一方面做案件代理人，另外一方面也在法学院、四大律师会馆做老师，此外，他们也写文章和著作，一些权威经典的著作会被法官和两造的大律师引用。我希望能够通过未来20年的努力，实现这样的一种工作状态。

因为我的执业经历比较特别，所以我特别希望能够在未来的执业生涯中打通交易业务和争议解决业务、普通法和大陆法、程序法和实体法，还有法律问题与合规监管问题之间的屏障。

回顾执业的三十年，我觉得自己离极致还差很远。我的一个感悟是目前这个年代依旧有很多机遇，不少出道比我晚二三十年的后辈们可能觉得我那时的机遇更好，但我想说的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而且在学习方面，老天也很公平。职场人在进入职场最开始的5到10年学习能力是最强的，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优势，机遇永远只青睐有准备的头脑，怀才不遇的故事在目前这个年代很少。

比如在代理华安基金诉雷曼这个案件的时候，当时的我并没有太多争议解决方面的经验，但代理这个案子需要律师有金融衍生品知识，熟悉复杂金融产品的交易文件，还要懂普通法，懂中英两国的金融监管，要能够跟英国的大律师、金融监管专家、银行专家深入沟通，我觉得自己在这些方面不会差，最后就是需要点胆识再奋力跳一跳，或者说跳两跳，把苹果给摘下来了。

这个案子改变了我执业生涯的轨迹。现在回想起来，我还被自己当年的勇气和拼劲所感动。

中国和英国有七八个小时的时差，我那时的节奏基本就是连轴转，英国大律师问我是不是“work around the clock”（24小时工作） 后来案件的结果证明了“天道酬勤”，现在看来，关键时刻要敢于挑战自己，这样成功一定会越来越近。

近年来，除了代理人以及仲裁员的工作外, 我在十余起境外法庭和仲裁庭处理的商事案件中出任过中国法专家证人，这项工作非常有意思。如果香港法院要审理一个实体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案件，而法官学习的是普通法，不了解中国法律和实务，在实践中就需要“中国法专家证人”出面。

这部分工作非常重要，大家回忆一下孙杨事件就知道了，其中也有中国的一名大学副教授作为中国法专家证人出庭。

专家证人要写专家报告，报告需要包含法理、法条、司法解释和丰富的案例。我现在手头还有一个香港法庭的案件，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上半年开庭，已经向法官交了四轮报告，主文加起来大概有300多页。

如果同行们想做中国法专家证人，首先需要有比较扎实的中国法功底，还要有相当的“英文能力”，这个“能力”包括书面的和口语的。我习惯用英文写报告，在法庭上用英文回答问题，这样尽管压力大一些，但是与法庭/仲裁庭交流的效果一定会比借助翻译要好很多。

刚刚说的中国法专家证人是广义的，我在有些案件中实际上是中国金融监管方面的专家证人，我曾就证券监管、海外直接投资、包括跨境担保在内的外汇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出具过专家报告，并在法庭上接受对方出庭律师的交叉盘问。

2016年有个港仲案子，盘问我的是执业近三十年，钱伯斯第一等级的英国御用大律师，那次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那个案件的结果客户很满意。后来再被其他出庭律师盘问，就感觉没那么困难了。

面对庭上的盘问，我觉得必须事先把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写报告的时候就应该要想到对方会怎么来挑战你，会问哪些问题。还有，要学会转换立场，除了对方的立场，还要假想如果自己是这个案件的法官或者仲裁员，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做好事先准备和换位思考，对庭上的顺利发挥非常重要。

现在回顾中国金融法律业务的发展史，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1984年上海小飞乐发行股份是一件大事。当然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律师的参与。我很有幸地在读本科时请到了秦其斌董事长分享那段经历。

90年代初，沪深两地交易所的成立是大事。1992年、1993年，一批国有企业改制成股份公司并发行人民币特种股票(B股)并上市，以及在境外市场发行股票和上市是值得记下一笔的。

还有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事件”，对这个事件的处理影响深远。2002年，上市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引进花旗银行的股权投资，这也是里程碑式的交易。我当时有幸代表浦发银行参与其中，见证了许多复杂交易结构和交易条款的细节敲定。

我相信还有很多重要事件自己没机会亲历，难免挂一漏万。话说回来，我应该已经很幸运了，喝了不少“头啖汤”。

通力律师事务所是一家定位于商事领域法律服务的中国领先律师事务所。现在通力的金融客户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公募基金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等，还有很多私募基金管理人，以及大量境外的资产管理机构。

虽然通力是从银行、证券和公司业务起步，但现在的通力是一家综合型事务所，业务覆盖到了科技媒体通信、医疗健康与生命科学、体育法等领域，我们也有合规、知识产权、劳动法方面的专业人才。未来的通力会跟行业有更紧密的联系。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向外资开放金融服务市场给我们创造了很多机遇。布局方面，通力在1998年刚成立时的金融业务主要是传统银行业务和资本市场业务，这两项业务至今仍然是通力的主要业务。2001年，我们有机会代表华安基金参与了中国第一个开放式基金项目，从那之后，我们的金融业务扩展到了资产管理领域。

从2011年到今年近20年来，通力服务着横跨银证保信基等各个行业的资产管理机构。现在全球前20的资管机构，只要在中国做业务，基本都是通力的客户。

秦悦民简介：

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及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系, 获法学学士学位和经济学硕士学位,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EMBA学员。1997年至1998年受司法部选派, 参加中国律师赴英进修项目。1998年作为创始合伙人参与创办通力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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