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复旦大学的开创者，却在晚年自嘲只是一只狗而已！

自1840年英法凭借着坚船利炮敲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开始，外国的势力就以不可阻挡之势冲进了东方的土地。我们被掠夺，被欺辱，被奴役，被杀戮，苦难从那时起就一直伴随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国有大难匹夫有责，将有报国志，士无偷生意，位卑未敢忘忧国。无数先烈们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在挽救这这个国家，无论被保皇派的康有为、梁启超，还是革命先驱孙中山、黄兴，亦或是学识报国的李四光、竺可桢、梁思成这些大师们，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这个民族不屈的脊梁。

而在此期间，民国时期这些人才显得格外集中，他们要么是旷世的奇才，要么是悲天悯人的圣人，今天就着重介绍一位教育救国的传奇人物——马相伯。

马相伯出生于1840年，伴随着珠江口岸的炮声他来到了这个苦难的国家。马相伯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由于其父信奉天主教，马相伯从小便接触到了与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儿童都不同的教育方式，不仅能够熟读四书五经，更是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年仅12岁就考入了法国耶稣会办圣依纳爵公学（后改称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继入小修院、大修院，攻读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哲学、神学、数理和天文等学科。

光绪年间他出访日本、朝鲜、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从事洋务运动和外交活动，外国的改革领他耳目一新，外国先进的科技更令他叹为观止。回国后马相伯深感“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救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决定大力兴学。

1900年他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亩田产，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规定该产业供作中西大学建成后的学生助学金。

1903以“中西大学堂”的理念，创办震旦大学院（“震旦”为梵文，“中国”之谓，含“东方日出，前途无量”之意），于右任、邵力子、李青崖、徐朗西和张鼎丞等名人均是在这学校学习过。

1905年创办复旦大学，后购置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土地100亩，建造新校舍（后改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即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辛亥革命后，已经70高龄的马相伯老先生又与章太炎、梁启超等发起创办“函夏考文苑”，与英华（字敛之。后为辅仁大学校长）创办辅仁社（即后来的辅仁大学）和培根女校。

“九·一八”事变时马相伯已91岁高龄。他深感国难深重，为救亡呼号奔走，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身无余财的他为了筹措抗日捐款上街替别人写对联卖钱，或30一幅，或50余副，共筹集10万余元全部支援抗日义勇军。

1939马相伯老先生百岁寿诞之时仍不忘激励后辈学生，在他给复旦大学同学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他把收到的寿礼全部转交给了前线的伤兵。他在病重之时忧国忧时之情更深。他说：“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10月20日，他得知湘北大捷，兴奋异常，夜不能寝，病势加剧，11月4日溘然长逝。

老先生一生致力于创办教育，他深知挽救这个国家必先唤醒民智，要唤醒民智首重在于办学，只有先武装头脑才能让这个国家有振兴的希望。

民国时期是动荡的，苦难的，但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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