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时期收复台湾,第一功臣当然是施琅,然后是姚启圣,其实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李光地,明珠也能算半个。这几个人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收复台湾的问题上都很坚决,都有贡献,但在收复台湾以后,对台湾是弃是守上则意见相左,好在康熙深明大义,终于把台湾纳入版图。这些人的故事我们一个一个说。
一、施琅与郑成功的恩怨。先说施琅为什么会背叛郑成功投奔清朝。最早,施琅的堂叔施福投靠了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郑芝龙最初是拥有海上武装的商业巨头,他的通商范围广及东洋、南洋各地:大泥(今泰国北大年府一带)、浡尼(今文莱一带)、交趾(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横山关以南广大地区)、吕宋(今菲律宾)、魍港(今台湾省嘉义县布袋镇北港溪下游一带)、北港(今台湾省北港溪下游右岸)、大员(今台湾省台南市安平区)、平户(今日本长崎县西北地区平户岛)、长崎(今日本九州岛西岸港口)、孟买(今印度西部滨海港口)、万丹(进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西部)、旧港(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南部)、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巽他群岛大部分)、巴达维亚(又称咬留巴,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麻六甲(今马来西亚半岛西部港口)、柬埔寨、暹罗(今泰国),他的武装力量有汉人、日本人、朝鲜人、南岛人和非洲黑人等20多万,拥有3000艘大、小船只,力量不可小觑。但他于1628年(崇祯元年)归顺大明后,部下多叛明入海,仅剩下少数原部跟随。郑芝龙在福建官府支持下重组军队,对老部下并不信任,提拔了一些没有任何背景的人。施福是晋江衙口人,距郑芝龙安身的晋江安海镇不远,郑芝龙以老乡名义重用施福。郑芝龙又建立起来3万人的队伍。1633年(崇祯六年)郑芝龙在金门海战击败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肃清了海上贸易的障碍,成为他的巅峰时期。明末清初的中国海上贸易路线1628年(崇祯元年),郑芝龙招纳福建漳州、泉州灾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船运到台湾垦荒定居。在台湾历史上,郑芝龙是组织大规模移民的第一人。这就造成一个局面:在台湾的荷兰殖民者仅有两千人,而大陆移民则多达数万,这为未来的郑成功收复台湾打下了人民基础。台湾汉人先民主要来源地施福是郑芝龙的智囊,他投入郑芝龙部,仅三年就升任中军都司。施琅于1643年(崇祯十六年)从军郑芝龙部,施福推荐他做了一个小官。明末福建饥民起义,遍及全省,郑芝龙所部能够比较顺利镇压各地民众起义,施福与施琅从中起了很大作用。施琅因战功得授游击将军,施福地位更在其上。南明弘光(朱由崧)政权建立后,施福得授都督之衔,而施琅得授副总兵,两人成为郑芝龙的骨干,掌管主力部队“中军”。后南明隆武(朱聿键)朝,施福被封为武毅伯,施琅为佥都督、左冲锋。此时郑成功开始崭露头角,被封为御营指挥,成为施福和施琅的顶头上司。但在具体的战争指挥中,施琅叔侄二人暗中只听命于郑芝龙。当清军入闽时,施琅叔侄不听郑成功调遣,不在杉关前线坚守,而是退到安海依附准备投降清朝的郑芝龙。1646年(顺治三年),郑芝龙投降清朝,郑成功与之决裂,只带郑鸿逵、郑彩、郑联少数人下海起兵,施琅叔侄则追随郑芝龙一起降清。郑芝龙被清军诱骗到北京软禁后,施福、施琅所部5000多人被改编为清军,随李成栋所部清军南下攻打广东。但李成栋不给他们发正式粮饷,仅利用施福、施琅为他冲锋陷阵,还要贪冒他们的战功。但施琅叔侄在战场上十分卖命,镇压了广东起义军,对清朝有功。到1648年(顺治五年),降清的金声桓、王得仁在江西南昌反清归明,李成栋也在广州反清,施福与施琅随李成栋反清复明。施福被永历(朱由榔)改封为延平伯。施琅叔侄被派到福建,再次成为郑成功手下。在路上,李成栋的部下郝尚久攻击施琅的部队,结果被郑成功救下。施琅弟弟施显也率家人投奔厦门的郑成功。郑成功原来所带部队作战水平很差,有施氏家族的部队加入后很快由屡战屡败转变为屡战屡胜。施琅与施显也成为了郑成功的得力干将。由于南明内部派系复杂,郑成功很快卷入与南明体系内其他派别的争斗,如郝尚久、郑成功同姓不同族的郑联等。在施琅兄弟帮助下,郑成功袭杀了郑联,吞并了他的军队,又召回郑彩。在这一事件中,施琅献计要郑成功带几只小船到鼓浪屿,假装向郑联献上千石米,郑联是酒色之徒,不会怀疑,然后接近并杀掉郑联。郑成功觉得计策甚妙,但是会背上杀兄的恶名。施琅拿出李世民杀害李建成、李元吉的例子说服郑成功下狠手。郑成功据此拥有厦门,有了稳定抵抗清军的基地。郑成功军队的最大势力范围很快,施氏家族与郑成功发生分裂。郑成功手中有了军队,准备南下勤王。施琅叔侄都在清军呆过,对南明王朝早已失去信心,施琅借自己做梦不吉祥为由劝说郑成功不要前往,郑成功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施福不愿参加郑军作战,施琅不愿勤王,郑成功感到疑虑,认为两人想避免与清军作战,于是将他们免职,令回厦门防守。施琅兄弟还有一个毛病,是喜欢欺凌众将。郑成功手下陈斌饱受施琅欺凌,在忍无可忍之下逃到郑成功处告状,郑成功才发觉施琅在军中会成为一个促成大家离心离德的麻烦事。这种嫌隙随着施琅兄弟的飞扬跋扈,日渐深重。直到1652年(顺治九年)发生曾德事件。南明战将曾德在厦门得罪了施琅,曾德躲入郑成功家中。而施琅不顾一切,带兵冲入郑成功家中,将曾德捉去杀害。郑成功因此大怒,下令拘捕施琅、施显及其父施大宣。其后,施琅旧部苏茂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将施琅放走。施琅逃走,施显与施大宣被郑成功处死。施琅由岛上偷渡到大陆,由在安海的施福派出船只将其接走。施琅对自己的去向尚在犹豫中,但郑成功所派刺客又来到安海,施琅无法安身,只好投奔清朝。之后很长时间,每当施琅提出收复台湾,大家都以为施琅想公报私仇,施琅一直郁郁不得志。郑成功在军队中清洗了施琅势力后,部队士气大振,与清军作战更加勇猛。施琅征台舟师战船(人民网)施琅到了晚年,对于郑成功杀掉自己父兄的怨恨逐渐敉平,能够比较客观地认识到郑成功具有高尚的民族大义。在祭祀郑成功的庙宇里,施琅“刑牲奉币”,缅怀郑成功的功绩,发出这样的感慨:“迨赐姓(指郑成功)启土,世为岩疆,莫可谁何!”这是发自内心地敬重英雄郑成功。施琅去世后康熙赐予的三道祭文二、姚启圣与施琅的恩怨。姚启圣是浙江会稽人,隶镶红旗汉军,1663年(康熙二年)八旗乡试第一,授广东香山知县。1674年(康熙三年)发生“三藩之乱”,康熙无暇考虑收复台湾的事。1676年(康熙十五年)耿精忠、尚可喜二藩先后归降,康熙开始有精力对付郑经集团,这年提拔姚启圣为福建布政使。1678年(康熙十七年),台湾郑氏军队在刘国轩率领下,大败清军。此后清军屡屡战败。在这种情况下,福建总督郎廷相、提督段应举均被解任,危急时刻康熙随即擢升启圣为福建总督,专门负责平台事宜。姚启圣姚启圣刚刚接手福建总督,对于郑经军队的攻势也是一筹莫展。海澄危急时,姚启圣上奏康熙:“事机已经败坏,卒难挽救。”姚启圣冷静分析当前形势后认为,要改变当前被动局面,先要清除郑经在福建沿海一带的势力,迫使郑经退守台湾孤岛。当年七月二十八日,永春、德化、安溪诸县失陷,郑军刘国轩分兵镇守。姚启圣得知后,非常高兴,大喜曰:“贼兵不过三万,虑其聚而势雄,今既得诸邑,必当分众拒守。众分,则势弱;势弱,则破之易也。”姚启圣抓住郑军这一弱点,开始反击,屡屡收复失地。1680年(康熙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姚启圣奏请“先攻海坛,取郑经门户,然后进取金门、厦门。”之后克复海澄。至此,“福建沿海诸岛均已收复。”姚启圣早在1679年(康熙十八年)就上过疏平海逆机宜十四疏,第七疏为“请调荷兰国船只助战”,这是战的计策,其第十疏为“请先用投诚文武官员,以鼓励归降。”这是抚的计策。收复金门、厦门后,姚启圣再向朝廷上奏,提出“台湾断须次第攻取,永使海波不扬”的平台策略。姚启圣的平台策略被概括为“三必剿、三必抚”。“一必剿”是剿其心;“二必剿”是剿其兵;“三必剿”是剿其海路。“一必抚”是抚慰郑氏祖上之功;“二必抚”是抚其民;“三必抚”是抚慰延平王郑经。康熙评价此策为“恩威相济,剿抚并用”。早在1678年(康熙十七年),姚启圣就在福建四处发布文告,告示招抚,主要条例为:(1)制造银牌,对前来投诚者给予赏赐;(2)发动沿海人民,动员其乡邻亲戚前来投诚;(3)规定了带马匹、武器、士兵、战船等前来投诚的各种奖赏条例(4)安置好前来投诚的官兵,愿意归农的就令其归农,不愿意归农者,“每月给疏莱银一两,米三斗,以为口粮,按月给放”。姚启圣派遣间谍,远赴台湾,散布招抚消息,,离间、瓦解郑氏集团,他对招抚来的投诚者也十分重视。第二年姚启圣把漳州卫改为修来馆,用黄性震管理,专门招降郑经部众,“凡文官降者,以原衔题请;武官降者,题请换札。兵民各予赏银50至20两不等,愿入伍者给饷,愿归农者回籍安插。”自1678年(康熙十七年)六月至1680年(康熙十九年)五月,共招抚郑氏集团以及和郑氏集团有联系的官兵在130000人以上,被瓦解的尚不在其中尤其是郑军总兵朱天贵“率文武官员600余员,兵20000余人,大小战船300余艘,抵海澄投诚”,被朝廷授予左都督。这大大削弱了郑氏集团的军事实力的和动摇了军心。在做这些招抚工作同时,姚启圣也在加强收复台湾的准备。当时清朝水勇腐败严重,训练毫无章法。姚启圣在得到康熙允许后,淘汰绿营杂员,自行招募士兵。到1682年(康熙二十二年),姚启圣新建的福建水师已有精兵20000,战船300艘,其中有康熙从江南选调的2000名炮手。姚启圣亲自制定了赏罚条例,使得福建水师风貌焕然一新。接下来,在遴选福建水师提督一职时,姚启圣想到了推荐海霹雳施琅。姚启圣一直认为施琅“廉勇优长,威名素著,深谙水性,谙练才能者”,福建水师提督非他莫属。但是康熙另有想法。首先,施琅征讨过一回台湾,没有成功。1664年(康熙三年),施琅建议,乘清军在金厦取胜的余威,“攻澎湖,直捣台湾”,使“四海归一,边民无患”。清朝任命他为靖海将军,统兵征剿台湾。1665年5月(康熙四年四月),施琅率领大批战舰出海进攻台湾,5月13日(十五日)夜至澎湖港,忽遇飓风大作,狂涛冲击,各船飘散不成队列,船只损坏严重,施琅只好陆续将船只收拢复返厦门,施琅第一次出征台湾以飓风所阻而告失利。这次军事失利,使得朝廷主和派占据上风,郑经集团也认为可以凭借军事力量和大海阻隔,继续割据,反对统一。1667年(康熙六年),施琅看到清朝派遣总兵孔元章赴台招抚无功而返,于1668年1月7日(康熙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边患宜靖疏》。5月又上《尽陈所见疏》。在这两道奏疏中,施琅详细地论述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分析统一台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向朝廷提出一系列主张,建议武力攻取台湾,实现统一。但他的建言未被采纳,还被免去福建水师提督职务,留京改授内大臣。其次,施琅此时尚有一子、一族侄在郑经集团中供职,康熙皇帝由此对施琅抱有疑虑,不敢重用。康熙在1679年(康熙十八年)四月,任命万正色担任福建水师提督,“统辖全闽水师营务,以专职掌。”1679年(康熙十八年)六月,姚启圣上疏,请求起用施琅,他指出:“施琅即有一子在海,尚有六子在京。其京中家口数百,岂肯为一子而舍六个儿子与数百口家眷乎 ”七月初一,姚启圣上平海逆机宜十四疏,第三疏就是保举施琅为水师提督。十九日,姚启圣再一次上疏,“以施琅为将军总统水师。”并以全家性命作为担保,“以百口保烺必无他。” 康熙驳回了姚启圣的请求。1680年(康熙十九年)二月,“郑经部总兵施亥(施世泽)与其族侄施齐等密谋于厦门擒郑经献姚启圣,归顺朝廷,事泄,两家七十三口均被杀。”这一事件发生对于打消康熙皇帝的疑虑起了关键作用,也为姚启圣再一次保举施琅提供了条件。1681年(康熙二十年),郑经逝世,姚启圣、李光地奏请趁机进取台湾。康熙当即“谕姚启圣与巡抚吴兴祚,提督诺迈、万正色等及将军喇哈达、侍郎吴努春分领所部,趁机进取台湾、澎湖。”但水师提督万正色“却仍言不可平,并有‘三难六不可’之疏。”康熙看后大怒,“我仗他有本事,委之以重任,而他却畏服贼敌,不成说话。”姚启圣借机再度上疏保举施琅,这一次康熙皇帝又听取了大学士李光地的建议,终于在同年的七月二十八日下旨,“今诸路逆贼、俱已歼除。应以见在舟师、破灭海贼。原任右都督施琅,系海上投诚,且曾任福建水师提督,熟悉彼处地利、海寇情形。可仍以右都督充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加太子少保,前往福建。到日即与将军、总督、巡抚、提督商酌。克期统领舟师,进取澎湖、台湾。”经姚启圣力荐,施琅终于得以官复原职。施琅的起用使福建水师如虎添翼。侵占台湾岛的荷兰殖民者总督揆一在《被遗误的福尔摩沙》书中描绘的清朝与郑氏军队的内海海战但是施琅到任以后,在进兵风向和时间上,与姚启圣发生了激烈冲突。姚启圣认为应在冬春利用北风进兵。其一,澎湖、台湾北风多,如北风进兵,可以分路攻击。南风只娘妈宫一处可以停泊。其二,澎湖在台湾之北,如南风攻取澎湖后,不能逆风取台湾。如乘北风攻取澎湖后,可长驱直取台湾。其三,每年五、六、七月台风不时发生,妨碍后勤补给,有阻粮之虑。施琅则采纳大海商陈昂的意见,认为乘夏至南风之信,“从铜山开驾,顺风坐浪,船得联综齐行,兵无晕眩之患,深有得于天时、地利、人和之全备”。1681年11月5日(康熙二十年十月初六),施琅抵达厦门,了解到海上形势,上疏要求专征“臣职领水师,征剿事宜,理当独任。督抚均有封疆重寄,今姚启圣、吴兴祚俱决意进兵。二臣词意恳切,非臣所能禁止,且未奉有督抚同进之旨,相应奏闻。” 11月24日姚启圣接到施琅移送的疏稿,“不禁心中如焚如溺,而不能自已也”,立即上疏反对施琅独任专征。12月6日,朝廷下令明确要求施琅与姚启圣同征,吴兴祚负责后方政务、后勤。1682年4月(康熙二十一年三月),施琅再上《密陈专征疏》:“督臣姚启圣……惟是生长北方,虽有经纬全才,汪洋巨浪之中,恐非所长。……臣之鳃鳃,谓督臣宜驻厦门,居中节制,别有调遣,臣得专统前进。行间将士知有督臣后趱粮运策应,则粮无匮乏之患,兵有争先之勇。” 姚启圣 “不禁惊异欲死”,5月6日再次上书反对。他坚定表示:“宁愿死于海,而断不肯回厦门偷生。”主张与施琅各带人马出征。8月,施琅上《决计进剿疏》:“独任臣以讨贼,令督抚二臣催趱粮饷接应。” 康熙命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据《康熙起居注》,“十月初六,议政王大臣会议商量提督施琅请自行进剿台湾事宜。大学士明珠以为若以一人领兵进剿,可得行其志,两人同往,则未免彼此掣肘,不便于行事。照议政王所请,不必令姚启圣同往,着施琅一人进兵似乎可行。上曰然”。最终康熙同意施琅专征。姚启圣满怀愤恨写下《已擅专房宠八首》,用大妇辛勤打理家务,却被小妾夺宠的比喻,暗示数年辛苦操持,即将成熟的果实被施琅夺取。此时,姚启圣调兵制器、奖励士卒、捐造船只,将征台所需一切兵员物资准备完毕。但后来姚启圣终于放下个人恩怨,大力支持施琅征台。他给施琅送去招抚郑氏官兵所需银两,告诉施琅:“凡降卒皆大赉而遣之归,以携台人之心。”受到优恤的官兵回台后,“辗转相告,欢声动地。诸伪将伪兵闻之,争欲自投来归,禁之不能止”。姚启圣派人继续招抚刘国轩,刘国轩回信后,“启圣故泄之,以离间其上下”。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民心涣散,郑克塽等人率众归清。在台湾受抚的过程中,姚启圣还派人到台湾安抚民心。施琅大军出发前,需要预付粮饷17万两、犒赏银25000两。为不延误出师日期,姚启圣从其他款项中暂行挪用。他还凑办了1万两银给施琅犒赏士兵,又凑银10万两,米1万石,交给施琅作为预支秋季的粮饷以及招抚郑氏官兵的费用。澎湖海战,军需品消耗严重,他又“挪动司库银五万四千八百二十三两五钱”备足军需。值得一提的是,在后来辩论是否弃留台湾期间,姚启圣病逝,清朝政府查出姚启圣修造船舶、军械虚报帑金四万七千两有奇,按清朝规定这些是需要姚启圣后人偿还的。但与他意见相左的李光地却伸出援手,在康熙面前力辩姚启圣挪用款项全用于施琅攻台,于是康熙感念姚启圣生前劳苦,放弃了对这些款项的追缴。施琅对姚启圣的功劳十分清楚,1683年7月19日(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飞报大捷疏》中说:姚启圣“捐造船只,捐养水兵,与臣共勷大举,仍又亲来厦门弹压,殚心催缵粮饷,挽运不匮,加以厚资犒赏将弁,三军莫不激励思奋。今日克取澎湖之大捷,皆督臣赏赉鼓舞之功,乃有此成效也”。可见,施琅对姚启圣评价很高。三、李光地与施琅的恩怨。李光地,福建安溪人,清康熙年间在朝为官达48年,先后担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通政司通政使、兵部右侍郎、工部侍郎、直隶巡抚、吏部尚书兼直隶巡抚、文渊阁大学士职,为收复台湾做出了重要贡献。康熙赐直隶巡抚李光地《督抚箴》(局部)1681年(康熙二十年)正月,郑经去世,子郑克塽嗣位。康熙认为收复台湾时机已成熟,命令福建督抚及满汉将领“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但朝中大臣首畏尾,“言海可平者,百无一焉”。福建将官也纷纷上疏,认为台湾不可攻。七月中,康熙与诸臣议事毕,独留李光地和明珠再议。康熙问:“海贼可招安否 ”李光地力言不可,理由为,“彼恃海上风涛之险,一闻招安,他便说不削发、不登岸、不称臣、不纳贡,约为兄弟之国。岂有国家如此盛大,肯与为兄弟之理 ”康熙问:“然则此时可用兵否 ”李光地断然答道:“闻郑经死,其军师陈永华亦死,此其时……但向日满洲兵不习水战,上船便晕,却去不得。必须南兵习于舟楫,知其形,乃可用。”康熙问:“汝胸中有相识人可任为将者否 ”反复问了好几次。李光地考虑数日,审慎推荐施琅,认为“他全家被海上杀,是世仇,其心可保也;又熟悉海上情形,亦无有过之者,又其人还有些谋略,不是一勇之夫。又海上所畏,惟此一人。用之则其“其气先夺也。”当月28日,康熙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衔,前往福建。令其“到日,即与将军、总督、巡抚、提督商酌,克期统领舟师,进取澎湖、台湾”。最初,李光地并看不起施琅,认为施琅第一次收取台湾失败,此人不过是会说大话而已。李光地回忆说,“后回京,施将军时来说他的本事,海上可平,予亦不在意。以为此人骄狂,未必能成事,亦未知其实际如何。”直到有一天李光地与施琅在礼部侍郎富鸿基家中见面,施琅谈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朝与郑成功在南京打仗时,施琅对郑成功军队的长处和短处都有深刻见解,使得李光地钦佩不已。自此以后,李光地才有了爱才之心。李光地推荐施琅也采取了巧妙的延迟推荐技巧,以使康熙产生李光地是经过深思熟虑、慎之又慎之后才隆重推荐施琅的。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姚启圣用三千金买户科给事中孙蕙以“恐船入大洋损兵辱国”为由,奏请缓攻台湾。李光地在康熙面前再次保荐施琅,“海上惟凭风信,可进则进,可止则止。提督施琅谙于水师,必料无虞。”终于促使康熙力排众议,复授施琅水师提督。李光地以内阁学士身份亲临福建参与收复台湾。为了施琅顺利攻台,李光地与姚启圣促膝谈心,化解两人的矛盾,协调彼此关系,他说:“当日施尊侯本老公祖所荐,他之功即老公祖之功也。”一句话化解了姚启圣的心结,本来停发的饷粮、银两及时发给施琅大军。凭心而论,在推荐施琅的问题上,康熙更愿意倾听李光地的意见,这是姚启圣不及的地方。因为后来康熙曾对群臣说:“如平海荐举人,合满、汉官谁有担承者 唯李某始终言可平,荐出施琅来用,果能有成。”《东华录》记载康熙表扬李光地:“李光地从来奏事不欺,如平台湾,举朝朝无有建议者,独李光地言可平,卒能有成。”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后,鉴于大将吴英在平定耿精忠之乱和稳定东南沿海方面显示出非凡的军事才干,对他十分赞赏。吴英,福建晋江人,后入籍莆田,是著名将领,也是李光地的亲家。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三月,施琅在《密陈专征疏》向朝廷举荐八位高级将领,首位就吴英:“同安总兵官臣吴英,智勇兼优,竭忠自许,可以为臣之副,尤望恩嘉奖励。”吴英担心施琅与姚启圣不和,影响征台大计,吴英后来回忆:“壬戌年,提督施(琅)公与总督姚(启圣)公,意气不和,题请专征,游移一载。时施公亲到同安,请予同征。予见督提不和,未敢许允。癸亥三月,施公咨姚公,欲予弹压厦门,进退可以接应。予奉令统兵到厦,施公会予曰:‘进攻澎台,非公不可。’再三固恳。予曰:‘公若倾心降气,与姚公和衷,求其许我同征,破台俱在我也。’施公曰:‘既荷许诺,大事济矣。’”果然施琅与姚启圣和好,吴英出战。康熙御赐吴英“作万人敌”匾额在澎湖海战中,吴英献计献策,身先士卒,打了胜仗。施琅赞叹道:“此行赖公大展智略,三日登舟,一月成功,扫除数十年海外之巨寇,不之勋也。”澎湖大捷后,台湾不战而下,清政府完成了统一大业。四、康熙面前的最后较量,是弃是守台湾 清乾隆《平定台湾得胜图》之《枋寮之战》台湾收复后,清朝大臣们对台湾的弃留问题发生明显分歧。李光地出于担心海疆设置官员,可能会拥兵自立,再来一个“三藩之乱”,于是提出放弃台湾。他和一些官员的论点是,“空其地任夷人居之,而纳款通贡”,认为荷兰本无“大志”,即使台湾又被荷兰占有,也任其所为,说这才是久安长逸之道。姚启圣于1683年9月(康熙二十二年八月)明确提出,对台湾不仅要守,而且不能拖延,这是相因而至之势,也是很自然的道理,他在辩论期间病逝。施琅则深深感到这场“弃留之争”的严重性,于1684年1月(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以其在台湾的亲身经历,写出著名的《恭陈台湾弃留疏》。施琅坚决主张统辖台湾,巩固边防,维护统一,防止外来侵略,“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一时间,群臣各持己见,争执不下。1684年3月(康熙二十三年正月),大学士李雳、王熙支持施琅主张。侍郎苏拜和都察院左都御史赵麟也上疏赞同施琅见解。至此,康熙明确说道:“台湾弃取,所关甚大。” “弃而不守,尤为不可!”下定了把台湾纳入中华版图的决心。对于康熙在收复台湾中的作用不用多说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在纷纷纭纭的人事争斗中,康熙能够明辨是非,从善如流,可以看做是良君。如果再评价这些历史人物不计较个人恩怨,能以大局为重就有点落俗套了。 : “民间历史故事”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第一,身体素质原因,当时的郑成功因为征战的原因,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他在收复台湾没多久以后,就不幸去世了。
第二,亲人的去世和自己毕生追求事业的失败,在他刚刚打算把台湾当成基地的时候,就传来了他至亲蒙难的消息,他的父亲,他的侄儿都因为误信了清朝的话,而被清朝给处死了。一下子失去了这么多位亲人,给他的打击也是巨大的。所以他本来就身体不好,再加上被这些坏消息一下子激发出来,可不就病来如山倒了嘛,。 坏消息还不止这一个,南明的皇帝也去世了,再加上南明精神上的失败,眼看是撑不了多久了。我们都知道,郑成功一向致力于反对清朝的统治,恢复大明江山,他攻下台湾,也有吧这个地方当成基地,继续他的理想的意思,但是呢,一下子那边就撑不住了,那自然是备受打击。
第三, 儿子与自己的不同志向,郑成功虽然是一意抗清, 但是他的儿子可不是跟他一条心,他大约觉得,反正明朝大势已去,还不如趁早归顺的好。郑成功觉得自己后继无人,自然感觉更加凄凉。
总之,一个人的死亡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郑成功自然也不例外,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永远铭记他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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