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三百五十六期高士之后，志在烟霞

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明朝末年人，出生于江苏江阴诗书世家。徐霞客终其一生，孜孜不倦地投身大自然，考察祖国河山胜景，探索自然界的规律，通过实践写出了鸿篇巨著《徐霞客游记》，以日记的方式讲述了作为一名“驴友”在旅途中的种种遭遇，表露出了其温柔而有趣的内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徐霞客，走进他经久不息的传奇。

“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徐霞客在参加县试落第后，秉明“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的志向，不愿为求功名而耗费终身，决心“穷九州内外，探奇测幽”。19岁那年，父亲因病逝世，三年服丧期满后，他想游历天下的心愈加坚定，但又惦念家中老母，心里很是踌躇。知子莫如母，母亲对他说：“志在四方，男子事也……岂令儿以藩中雉，辕下驹坐困为 ”他得到母亲的支持鼓励后，毅然放弃功名利禄，选择了诗和远方。

“行游天下：一奴、一仗、一襆被”在“浙游日记”里，徐霞客写道：“欲归宿，托言马岭无宿店，遂止祠中。”“得荒舍数家，日已西沉，恐前无宿处，遂止其间。”在云南旅行时，他经常在少数民族简陋的草舍中将就住宿，尽管生活十分清苦，却说：虽食无盐，卧无草，甚乐也。种种表明，徐霞客的探索之路异常艰苦，时常忍饥数日，饱受严寒，但他却依靠简简单单的行囊踏遍万里河川，无惧坎坷，随遇而安。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与走马观花地赏景不同，徐霞客是一个用生命在旅行的人，登危崖，历绝壁，涉洪流，探洞穴，冒狂风暴雨，行丛林绝径，其间，还有人事人情的挫折……这些在他的游记中，均不乏记录。徐霞客游历了大半个中国，足迹遍布华东、华北、中南、西南，包括今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等16个省，遍及北京、天津、上海3市，踏遍名山大川。在漫长的旅途当中，徐霞客为了考察得准确、细致，大都步行前进。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对于所遇的险阻，他都以顽强的斗志去克服，而且无论身体多么疲惫、条件多么恶劣，他都每天坚持写日记，为《徐霞客游记》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勘误！勘前人之讹误徐霞客的游历，并不是单纯为了寻奇访胜，更重要的是为了探索大自然的奥秘，找寻内心的世界。徐霞客认为已有的一些地图和地方志中对于山川的描绘并不准确，他通过亲身的考察，以无可辩驳的史实材料，论证了金沙江是长江的正确的源头，否定了被人们奉为经典的《禹贡》中关于“岷山导江”的说法。同时，他通过一次次实地考察，指出了《大明一统志》中的种种谬误，并怒批其编撰者：彼不辨端末巨细，悍然秉笔，类一丘之貉也夫！一路探索一路勘察，徐霞客终成中国古代杰出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他也为世人证明，中国传统科学是一种“活的科学”。

后人为徐霞客加上“东方游圣”、“地理学之父”等各种头衔，然而所有赞誉之词，都在他的传奇人生之前显得那么单薄，翻山越岭，披风沥雨，在苍山洱海间寻觅风花雪月，先生此一生已胜人间千百生，其魂已化作这世上的一缕清风，与他眼中的风景一次次重逢，山高水长，永存不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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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百度

主编：吴倩 薄雯雪

文字：张彩虹

排版：王凤

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

禄土司的袭职

华诰卒，其另一子禄辱承袭宁州土知州，后又军功升授府同知。
禄厚，工书法，尚文艺，有高士之风，善交纳海内名流。曾万里论交，请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翰院学士、掌詹府事、前南京礼部尚书、实录总裁经筵讲官董其昌和名士陈继儒为其题写诗画。陈继儒在禄洪《北征集·序》中说：“竹居公(禄厚)以好客闻天下，子墨名家，负簦(deng，笠)蹑履(jue，草鞋)，游其门者颇众，经旬弥岁，与其父子相唱和。竹居公赐闲寻乐，咏歌太平，自拟于陇上躬耕者流”，故著有《景竹斋躬耕集》。
禄厚的诗，清新典雅，飘逸超脱，醉意于田园山水间。只可惜其《躬耕集》今已散失，仅《宁州志》存诗三首。从《烟萝园》一首可看到当时甸尾城东禄土司园春天宜人的景色：园内松林繁茂，野花四发，黄鹂报春，众鸟应和，盘石幽谷，泉水泠泠，荡花飞越，溪声汩汩，步入其间，真有点远离尘世之感了。此园清乾隆年间刘大绅弟刘大容在《吟玉山房漫题有序》中曾与张海故宅“梦鹤轩”，王元翰别墅“水明楼”及刘氏家塾“吟玉山房”并提，但何时被毁，今已无史书可查，可能是毁于兵灾。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四十二年(1614)，阿迷州(开远)普名声的祖父普者辂、父亲普维藩“父子为乱三乡(邱北县下寨马头山新城)、维摩(砚山县北)间”。“广西(泸西)郡守萧以裕调宁州禄土司(禄厚)兵合剿，一鼓破之，辂父子俱就戮，始复维摩州，开三乡县，时名声走阿迷(《徐霞客游记校注》723页)。从此，普名声与宁州禄土司家结下深仇大恨，久图报杀父之仇。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朱翊死，长子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年号“泰昌”，但只当了一个月皇帝即死于病疾。常洛长子朱由校继位，是为熹宗，改元“天启”。禄厚大约卒于天启元年(1621)，共有五个儿子：嫡长子禄溥、次子禄洪、三子禄漾和庶出二子禄昌文、禄昌贤(有史书记载此二人为禄洪庶弟)。禄厚卒后，长子禄溥袭。
天启二年(1622)一月，永宁(四川叙永)土司奢崇明叛，据重庆，杀明官，分兵围攻合江、纳溪，破泸州，陷遵义，进围成都。二月，水西(贵州黔西)土司安邦彦叛，陷毕节，破安顺、平坝、沾益，围贵阳十余月。贵州巡抚都御史李云、巡按御史史永安罔守。当时，川、湖、云、贵总督张我续请求朝廷以廷绥总兵杜文焕调四川，同新任总兵杨愈懋协力讨永宁；加贵州总兵官张彦芳为平蛮总兵官，随巡抚都御史王三善讨水西。三月，张彦芳飞揭告急，请调附近邻镇精兵救援。兵部命调湖广土汉官兵二万，云南镇臣沐昌祚部下兵马一万，广西一万救援。云南土司普名声、沙源、龙在田、禄洪等得檄往讨。此次征战，禄洪一行军路中吃了大亏，“假道贵筑，士方半渡叠水，正苦驱驰，安酋偶叛，埋伏四起，彼多我寡，力不能支，战亡者半”(禄洪《北征集·战场赋小序》)。
同年(1622)十月，“录滇南诸土司忠顺者，那天福复土知府世职，仍加从三品服色；沙源掌安南旧印，世袭长官司；禄溥加多四品服色；龙在田、普名声加土守备职衔，增赐银币，仍给本品服色一袭”(《熹宗天启实录》卷二十二)。
天启三年(1623)三月，“东川、乌撒(贵州威宁)暨沾益叛酋，纠合寻(甸)、武(定)悍夷攻滇，一时烽起。”巡抚云南右副都御史沈儆介分东西两路进兵，俱受阻。后调集云南土汉兵，配合地方官分路往讨。“当东川逆贼禄千钟之攻寻嵩也，则参将袁善、(寻甸)知府周仕国、(嵩明)知府王有德，督土官沙源等兵杀退。张世良之攻武定也，则参将李思忠、(武定)知府胡其造，总督土官禄溥等杀退。”因而“各郡幸得保全，会城款以无恙”(《熹宗天启实录》卷二十七)。
禄溥承袭不久，大约卒于天启四年(1624)，无子，二弟禄洪袭职。
此时的明王朝已是危机四伏、江河日下、内外交困了。内部：明熹宗朱由校不理朝政，成年累月喜学木工，不知厌倦，任随大宦官司礼太监魏忠贤擅权，掌管东厂(特务机关)，肆意诬陷杀戮东林党人及正直大臣，并处死守卫辽东的兵部侍郎熊廷弼。外部：建州女真族人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赫图阿拉(今辽东新宾县老城)即汗位(国号“大金”)后，起兵反明，连克沈阳、辽阳等辽东70余城镇。天启五年(1625)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改为盛京。六年(1626)正月，兵围宁远(今辽宁兴城县)。八月努尔哈赤死。九月，其雄心勃勃的第八子皇太极即汗位。明王朝已国事日非，岌岌可危。
天启七年(1627)八月，年仅22岁的熹宗朱由校驾崩乾清宫，虽生过三位皇子但都早殇，由五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是为思宗，改元“崇祯”。
崇祯元年(1628)四月皇太极欲攻锦州，以打通山海关之路。朱由检急命遭魏忠贤迫害回籍的原辽东巡抚袁崇焕回朝，进兵部尚书，督师蓟、辽。皇太极深知袁崇焕善征战，有谋略，是将才，其父努尔哈赤就是因进攻宁远遭袁崇焕坚决反击负伤而死的。
崇祯二年(1629)冬，皇太极避开袁崇焕的辽东防区，自沈阳出，绕道辽西，分道喜峰口、龙井关、大安口、洪山口入边。十一月占领遵化，直逼明都北京，京师戒严。朱由检急征天下镇巡官将兵勤王，云南巡抚王伉檄禄洪领兵往北京入卫。为了保卫明王朝，禄洪动色曰：“君父有警，臣子安能束手坐观？赴汤蹈火，亦所不辞。”“提三千精锐，果粮被甲，三月(1630)出滇，六月而抵都下。至则酋骑已遁，奉温旨慰劳，命防守密云墙子岭口'(陈继儒《北征集·序》)，并投参将职。
此时，阿迷州(开远)土知州普名声已势力强大，“后十余年，兵顿强，残破诸土司，遂驻州城，尽夺州守权”(《徐霞客游记校注》723页)。天启二年(1622)普名声因征水西有功曾授守备职。五年(1625)六月其长子普祚远准袭土知州世职(《天启熹宗实录》卷五十五)，故尔日益骄横，目空一切。崇祯四年(1631)初，巡抚御史赵洪范至临安，“名声不出迎。已，出戈甲旗帜列数里，洪范大怒，谋之王伉，请讨。得旨，官军进围州城”(《明史》卷三百十三，云南土司一·临安)。同年(1631)三月，王伉亲驻临安，命云南布政使周士昌统十三参将及本省兵一万七千人逼近沈家坟，相持二月。十二月周士昌中铳死，十二参将悉战殁。崇祯五年(1632)正月初一，普名声攻临安，其部下何天衡见名声有异志，乞降明朝，命驻守三乡。正月十六日临安城危，何天衡突袭普名声老巢阿迷，名声返师，临安解围。
同年(1632)七月，普名声为报宁州土司禄氏杀父之仇，率兵围宁州。此时，禄洪已入卫北京，三弟禄晃代摄土知州，兵马甚少。禄洪“母集众目，人犒五金，京青布二，各守要害，贱不得入”。方攻宁时，巡抚王伉复奏请檄洪
还，十月，禄洪返宁州，“谓所予太重，责返金，诸众目悉解体。贼谍之，乘之入，洪走避抚仙湖孤山，州为残破”(《徐霞客游记校注》726页)。广西(泸西)知府张继孟“闻之，远冒风雨，七日至宁，面为呼叱：‘人谁无仇，解而乃释，愈结不愈深乎?’乃促之令去，仍责还禄之母及二妾一幼子，两青衿弟，藏获十八人，俱解之当事给洪矣”(明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次年(1633)禄洪由孤山回宁州，忧郁而死。
禄洪的一生，可谓效忠明封建王朝披肝沥胆、世著威名的一生。他少年即多胆略，夙谙韬钤，所领之兵纪律严明，屡奏奇捷。宣统《宁州志·人物》中说：“诸望姓见禄家军麾盖，无敢抗颜行者。幕府纪功言：‘黔借滇为外附，滇借洪为长城’，一时以为实录”。
禄洪不仅武功卓著，且有文才。一生“博综群籍，游戏书法名画”，“其诗赋小令，气骨沉雄，风华秀整”。所著《北征集》收入《云南丛书》，现存云南省图书馆。陈继儒说：“若读其北征诗，万卷填胸，六辔在手，轻裘缓带，羽扇纶巾，皆在其中矣”。禄洪书法，现华宁文化馆尚珍藏“紫严相”三字，笔力浑厚遒劲，古朴庄重，写于“天启丙寅菊月朔日”，即天启六年(1626)九月初一。落款“守宁禄洪敬书”。由是可以推断：禄溥死于天启四年(1624)或五年(1625)，因为天启六年禄洪已经是宁州土知州了。此三字曾选入I992年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云南历代书法选》。华宁名人书法同时被选入的，尚有刘大绅，朱家宝及其外甥张知名的墨迹。
崇祯六年(1633)禄洪卒，无嗣，本应由三弟禄晃袭职，因禄晃代摄宁州土知州已近三年。可能禄晃淡泊名位，志在烟霞，想处身世外，愿避世闲居，或是其他什么原因，竟未袭。从而引来石屏族人禄永命(禄祚玄孙)与禄洪庶弟禄昌文之间的叔侄争袭，甚至大动干戈，永命杀死世目白高，往昆明投奔坚守云南的的黔国公沐天波(沐昌祚曾孙)。天波檄石屏土舍龙世荣往慰之，这场袭职争斗才算平息。“未几，昌文卒，投永命以冠带，候袭”(宣统《宁州志·宁州土官考》)。
崇祯九年(1636)四月，皇太极改国号“大清”，年号“崇德”，正式当了皇帝，企图夺取全国政权。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死于沈阳清宁宫，庙号“太宗”。其第九子福临即位，改元“顺治”。
顺治元年(1644)三月十八日，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于故宫神武门的煤山(今景山公园)，明王朝天亡。同年四月二十三日，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兵败西走。五月二日清兵占领北京。十月福临入关，定都北京，开始了清王朝对中国长达268年的统治。十一月张献忠陷成都。此时的云南，清军忙于征战大江南北，无暇顾及，仍由明代镇兵官世袭黔国公沐天波和巡抚吴兆元等镇守，但明亡无主，云南政局已十分混乱。
顺治二年(I645)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遇害，闯王的大顺军彻底失败，张献忠仍据四川。
同年(1645)九月，沐天波用参将李大贽屯兵会(四川会理)，驻守金沙江以防张献忠入滇。李大贷生性贪婪，数侵元谋土官吾必奎的领地。必奎不能忍，遂聚众反，连陷武定、禄丰、广通、楚雄诸郡县。沐天波檄宁州土官禄永
命、石屏土官龙在田征讨，檄沙源之子沙定洲协剿，但沙定洲素怀不轨，迟迟不至。十月吾必奎兵败穷蹙自杀。十一月沙定洲才至昆明，驻扎城外，不肯归回。
此时，天波府奸人余锡朋用事，拖骗天波金宝无以偿还，以贸易常往来各土司营中，遂向沙定洲夸天波家饶富，定洲必动。“原赂余锡朋为援，阴结掌印都司余延珍，参净张国用，都司佥事阮韵嘉、袁士弘等为内应”，准备劫掠天波府，掌管云南政权(阚祯兆、魏荩臣《通海县志·沿革事考》)。
十二月初一，沙定洲托言欲归，“入城辞行，天波以家讳曰不视事，定洲嗓而入，焚劫其府。天波闻变，由小窦(洞)迫。时宁州土司禄永命在城，方巷战拒贼，从官周鼎止天波，留讨贱，天成疑鼎为定洲诱己，杀之。其母妻皆走城北自焚死。定洲据黔府，盘踞会城(昆明)。劫巡抚吴兆元，使题请代天波镇滇，全滇震动”(《明史》卷三百十三、云南土司一)。此次事变，多得禄永命等力战，沐天波始得出城，永命护送其。至楚雄而返宁州。
顺治三年(1646)初，沙定洲率兵追至楚雄，天波已西走永昌(保山)。定洲遣其党王朔、李日芳等攻陷大理、蒙化(巍山)，因恐云南副使分巡金沧道留驻楚雄的杨畏知断其归路，又闻禄永命、龙在田等扬言欲捣其巢，不敢至永昌，回攻楚雄，为杨畏知所拒，遂解围而东，先攻石屏，龙在田走大理。
同年(1946)七月初五，沙定洲分兵由新兴(玉溪)、河西过通海，禄永命土目白小定等率兵御之。“定洲酋目高阿保扎秀山涌金寺，日夜攻击通(海)城。小定等计蹙，将县城及官厅民舍悉毁之。酋兵至十一日始撤退”(《通海县志·沿革事考》。
十一月，张献忠在川北西充中箭负伤被俘牺牲于凤凰山，其大西军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转战大西南。
十二月初八日，沙定洲分兵围攻宁州，“(禄)永命调白小定归援，酋兵擒小定，因献通海，酋目高阿保、宋国英等入(通海)城据之”(同上)。沙定洲围宁州以三堑，“百日绝粮，城中房舍，乡村居民，为定洲焚虏皆尽。永命卒”(宣统《宁州土官考》)。
顺治四年(1647)正月，大西军连克遵义，贵阳，龙在田使人告沙定洲之变，劝孙可望至滇。三月孙可望诈称黔国公沐天波焦夫人之弟，率兵来滇复仇，在交水(沾益)、曲靖、陆良等地打败沙定洲的军队。四月进入昆明，沙定洲悉欲其所有遁归阿迷旧地。云南组成了以孙可望为首的四人领导核心，孙可望称东平王，李定国称安西王，艾能厅称定北王，刘文秀称抚南王，派刘文秀至永昌请沐天波回昆明，诛余锡朋、阮韵嘉等人。为了联合各地抗清势力，壮大农民军的革命力量，凡拥护抗清而投降的明朝官吏及拥护大西军政权的少数民族土司土官，仍使其继续任职。
此时，宁州“禄氏目把立(禄)永命叔祖(禄)加敕(会城参将)，而族人复立(禄)晃。可望因授(禄)晃土知州，加江(川)、通(海)、河(西)、浪(广)参将，未几面卒。可望收其家产为伪王庄。时（禄）昌贤代（禄）晃领兵在外，可望授以游击加参将，还给产业，复袭土知州。越二年(1648)，又以军功升武英营副总，及(李)定国与(孙)可望战，复投营总”(宣统《宁州志宁州土宫考》)。顺治五年(1648)七月，李定国率部经通海攻阿迷，讨伐沙定洲。八月破佴革砻，俘沙定洲至昆明，十月磔于市，全滇进一步统一。
同年(1648)，孙可望为了树立个人权威，欲立为国主，又惧李定国不服，遂在演武场导演了一场杖责李定国的丑剧，从此，两人构隙。
顺治九年(1652)春，大西军由云南分三路出击南下清军：刘文秀掌北路，李定国掌东路，孙可望以高帅居中路出兵湖南。北路军失败，刘文秀遭斥责留守云南。东路军李定国转战湘、桂所向披靡，连克十六郡，辟地三千里。七月，定国陷桂林，清将定南王孔有德兵败，举火自焚死。清廷大震，遣悍勇的敬谨亲王尼堪(皇太极长兄褚英第三子)为定远大将军进军湖南，遭李定国伏击，尼堪战殁。九月，中路军孙可望自沅州(湖南芷江)攻陷辰州(湖南沅陵)，甚恶定国，欲伺隙置定国于死地。十年(1653)初，使人召定国赴沅州，议事，将谋杀之。幸得刘文秀之子派人送来信息，才得脱险。从此，大西军内部分裂，定国不再受孙可望约束，转战粤、桂。孙可望恐定国回师云、贵，不断派兵防堵，以绝其归路。
顺治十三年(1656)正月，李定国败孙可望于田州，率兵疾趋安隆(贵州安龙县)，准备迎南明永历帝朱由榔(明神宗孙，1646)10月于广东肇监国)入滇。三月，拥帝至曲靖，沐天波迎于马龙(素怨孙可望的刘文秀闻定国至，即纳之。六月，定国促永历帝派人劝说孙可望重新联合抗清，遭孙可望拒绝。
顺治十四年(1657)九月，孙可望率40万人由贵州大举进攻云南，部将白文选等反对同室操戈，暗投定国作内应。可望曲靖兵败，仓皇逃脱，回贵阳到长沙投降经略大学士洪承畴，清廷封为义王，孙彻底背叛了大西军。十二月，顺治福临封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进征贵州。
顺治十五年(1658)年，刘文秀率孙可望旧部王自奇、关有才叛，定国讨诛之。七月，大清命豫亲王多铎长子信郡王多尼为安远大将军统禁旅至贵州，分三路征云南。十二月兵会曲靖，永历帝听从沐天波意见，西走永昌。

高士其的生平事迹

高士其在1934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揭穿小人国的秘密》、《生命的起源》、《和传染病作斗争》等。下面是我跟大家分享的高士其事迹，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

高士其人物经历
高士其，原名高仕锜，乳名贻甲，闽县(今福州市区)鳌峰坊人，他从1935年起拿起笔来为当时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撰写科学小品，文章发表时均署名“高士其”。朋友们问起改名的动机时，他解释道：“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要钱”。1918年考入北平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获得英语、国语、化学、博物各科优等奖章。1925年夏，考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1927年毕业，获学士学位，正当高士其准备报考化学系研究生之际，高士其的姐姐突然因病去世，于是他转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细菌学。一次在研究脑炎病毒的过程中，瓶子破裂，不幸被病毒感染了，从此留下了终生不治的残疾，但还是坚持读完了医学研究院的博士课程。在学期间，被选为芝加哥大学国际学生年会代表，加入美国化学学会和公共卫生学会。

1930年，高士其特意从纽约乘上一艘德国邮轮，绕道欧亚十几个国家回国，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使他的眼界大为开阔，同时也更深刻地体验到祖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回国后，他的家人、亲友和同学、老师都劝他先把病治好再工作，他因目睹各地疫病流行，甚为猖獗，每天都要残杀数以百计的人，"我怎能袖手傍观，独自养病?"不久，就在一位留美同学的关照下，应聘到南京中央医院工作，担任检验科主任。旧社会的医院是"商店加衙门"式的官商机构，正像一首民谣所说的："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没钱莫进来"!高士其目睹旧医院的腐败黑暗，连买一台能用的显微镜都不给解决，就愤然辞职了。弃职后的高士其，变成了一个失业者。但他又不愿回到父亲家里，怕父母见到他病成那个样子伤心，就来到上海，住在他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好友李公朴的家里，以翻译、写作和当家教为生。后经李公朴介绍，他认识了正在倡导“科学大众化运动”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应陶行知先生的邀请与戴伯韬、董纯才等一起编写“儿童科学丛书”。

1935年，李公朴在上海创办了“读书生活社”，高士其就搬到了“读书生活社”去住，在“读书生活社”，他结识了《读书生活》的副主编，《大众哲学》的作者，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并成为莫逆之交。在艾思奇的影响下，他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认识到万恶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大魔王”，比夺去他弟弟妹妹生命，又使他重病缠身的“小魔王”还要可恶，而要消灭“小魔王”，就得先消灭“大魔王”，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这时，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刚刚创刊不久。一天，他在这个杂志上看到一个新鲜的栏目：“科学小品”，和一篇论述科学小品的文章，就好奇地翻看了起来，这一看就把他吸引住了。特别是一篇克士(周建人)写的《讲狗》的文章，把旧社会的“走狗”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骂得真是痛快。高士其觉得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文学笔调，撰写一些浅显易懂、富有情趣的科学短文，既能向人民大众传播一些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又能针砭时弊，唤起民众，与反动派作斗争，是科学与文学结合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好形式。于是也拿起笔来撰写科学小品，一气发表了《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虎烈拉》(霍乱)，三篇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高士其。用意是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从此，走上了艰辛的科普创作道路。从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文化界和读者的重视与欢迎，许多报刊都前来约稿。这时他写字手已发抖，一个字要一笔一划地写半天，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到千把字。居住的条件也很差，夏天又闷又热，但他仍夜以继日地坚持写作。在1935年到1937年两年多时间里，发表了近百篇科学小品。

高士其的文章的特点，是熔科学、文学与政论为一体，夹叙夹议，既通俗浅显，又生动形象，并富有见地，别具一格。他的代表作《菌儿自传》以及脍炙人口的《人生七期》、《人身三流》、《细胞的不死精神》、《病的面面观》、《霍乱先生访问记》、《伤寒先生的傀儡戏》、《寄给肺结核病贫苦大众的一封信》、《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鼠疫来了》、《床上的土劣》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并很快被一些出版社集结为《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等科学小品集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士其在艾思奇的影响下，决心奔向延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在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他克服了重重困难，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从上海，经南京、汉口、郑州，来到了古城西安。于1937年11月25日，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这时他才知道，艾思奇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士其是第一个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留美科学家，又是一位在上海已崭露头角的文化人--科学小品作家。因此，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人的格外关注和欢迎，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并派了一名红军战士担任他的护士兼秘书。1938年2月，高士奇与董纯才、陈康白、李世俊等20多位研究科学的青年聚会，发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它的宗旨是：一面研究与发展国防科学，一面增进大众的科学常识，以增强抗战的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经过近一年革命队伍的艰苦生活磨练和考验，高士其于1938年秋提出了入党申请，于1938年12月被批准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毛主席祝贺并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模范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生。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由于高士其的病情不断加重，他在党组织的护送下，于1939年4月离开延安。经西安、重庆、昆明、河内、海防，前往香港。在重庆，他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和北琣休息了3个月，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细心关照，并与叶剑英、吴玉章同志同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受到了这几位革命领导人的很多教益，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并在以后科普工作上取得他们的关怀和支持。

高士其到达香港以后，在地下党的精心关怀下，被安排在香港的一家最好的医院--玛琍医院住院治疗。这是一所充满铜臭、势利的贵族医院，对高士其这样的穷人，常常是白眼相待。高士其的心情越来越烦闷苦恼，病情也越来越重。一次他昏迷了好几天，医院已准备把他送到太平间去，但高士其却奇迹般的活了过来。医院为了把他赶走，就造谣说他疯了，强行把他送入了香港精神病医院。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得知后，马上派人交涉，把他从这倍受折磨的"囚牢"里搭救了出来，并准备再找一家比较好的医院给他治病。高士其十分感谢党的关怀，但再也不愿遭受那些贵族医院的歧视，希望能回到同志们中间去。党尊重高士其的意愿，在九龙租了一间楼房，让高士其住在那里养病，还派了一位护士谢燕辉去照料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和进步人士、进步青年也经常去看望他。他的心情很快好转，病情也大为减轻。高士其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病稍微好一点，就支撑着起来，开始写作。这时他写字已十分困难，就由他口述，护士笔录，口干舌燥地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科学小品，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

1941年底，到广西养病。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枪声、炮声、警报声，此起彼伏，九龙与香港的居民纷纷逃离，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香港到九龙的交通也断绝了，地下党组织与高士其失去联系。九龙与香港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相继被日军占领后，地下党组织委派的黄秋耘同志把他从香港转移到广州，从广州又转移到桂林，交给广西的地下党组织负责照顾。

在桂林他过了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病情也有所好转。根据他的请求和特长，党组织安排他担任了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兼食品研究所所长。他通过参观当地的一些著名酿造工厂，并运用他的微生物学知识，利用当地的普通植物原料研制食品，供应前线，并与著名诗人柳亚子探讨了一些诗歌创作问题，发表文章，并进行了一种名为"科学字母"的拼音法研究和逻辑学研究。这时在九龙与他失散的护士谢燕辉也几经周折回到了他的身边，与他结为名誉上的夫妻。还有一位自称是他父亲的朋友的女儿：李小姐，也自愿来当高士其的护士，协助谢燕辉来照顾高士其。好景不长，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就开始轰炸桂林，在桂林撤退的一片混乱中，外出求援的谢燕辉因心脏病突然发作离开了人世，而"自愿前来"照顾高士其的李小姐，又趁机席卷而逃，连一顶防蚊的帐子都没给他留下，并把他反锁在房间里。等高士其发现情况不对，已求救无门，又没有东西可吃，饿得两眼发黑，夜里成群的蚊子更是把他叮得浑身是包，多灾多难的高士其再一次陷入了困境。幸好地下党组织委派的经常去看望高士其的青年作家马宁把他救了出来。以后党组织又设法弄到一条小船，派马宁夫妇把他从日军炮火轰击下的桂林送到昭平县。之后，高士其就被安置在昭平县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黄姚，并得到一位从上海逃到广西的革命同志--周行先一家的照顾，过了一段边养病、边写作、边研究的平静生活，直到日本投降。

1944年，任科学食品研究所所长和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把高士其从黄姚接到广州，一路上也是历经艰辛，在一个叫做八步的小镇，等船就等了两个月。高士其有感而发，写了一系列抒发自己感情和针砭时政的诗篇，如《别了，黄姚》、《光明还没有完全来到》、《我们还在彷徨》、《电子》、《黑暗与光明》、《我的质问》、《我的原子也在爆炸》等。之后，我国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如重庆的"校场口事件"，征军和羊枣的死，叶挺、王若飞等的殉难，又促使他写了《给流血的朋友》、《悼四烈士》等战斗诗篇。在广州期间，他还撰写了一篇充满激情、哲理和对对革命、对人民当家作主满怀必胜信念的科学长诗：《天的进行曲》。这首诗共有41节，288行。从天是什么，讲到天的发展变化，人类对天的认识的发展变化，以及构成天的物质的对立统一，最后归结到天不是不变的天，天不是死硬派的天，天不是顽固分子的天，天是人民的天呀!这是他早期科学诗创作的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代表作，并为从此以后，以写诗作为他从事科普创作的一种主要形式奠定了基础。

1946年5月，高士其从广州回到了他阔别10年的上海，上海依旧是纸醉金迷的花天酒地的富人的天堂，同时也是贫困潦倒的疫病流行的穷人的地狱。高士其一到上海就病倒了，富人的贵族医院住不起就住进了一家"平民医院"。但"平民医院"不爱平民，高士其因不能一次预交几个月的费用，被停止供应饮食，不得不请人从外面买点面包用开水泡烂了吃。这件事被报纸报道后，激起了众多读者的同情，纷纷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送钱、送药、送花、送吃的络绎不绝，还有许多人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邓颖超同志得知后特地去看望了他，并带来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慰问。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钱之光也来看望了他，并委派一位白桦同志做高士其的护士，专门照顾高士其。高士其深受感动，倍受鼓舞，用十分动情的诗句，写了一首答谢诗：《回敬崇高的慰问》，发表在《文艺生活》上。

也就在这一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在光天化日下肆无忌惮的杀害了。这两位一位是他多年的好友，一位是他清华的同学，高士其悲痛万分，怒不可遏。接着曾多次关照、接济过他的师长般的老友陶行知先生也在上海逝世了。上海党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静安寺举行规模空前的公祭李、闻、陶三位先生的大会，考虑到高士其行动不便，又正在病中，就没有通知他。他得知后，再三请求一位因前来找人无意中告知他这一消息的护士小姐的女友带他去参加公祭大会，并在会后立即写出了《七月的腥风吹不熄人民的怒火》的悲壮诗篇。

由于高士其接二连三地发表一些抨击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呼唤民主与进步的激进诗篇，并被查出曾去过延安，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地下党获悉后迅速将他转移到苏州，以后又从苏州经上海转移到台北，直到1949年1月，国民党的大势已去，才同意他回解放区的请求，把他从台湾护送到香港待命。很快北平就解放了，接着南京也解放了，5月又把他从香港护送到天津，在天津休息了一周，于5月31日到达北平。

1949年9月21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1950年，参加全国科学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科学普及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先后担任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儿童科学画库》和全国科学技术协会顾问，当选为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全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主席、第一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士其以伤残之躯，撰写约75万字的科学小品和科普论文，2800余行科学诗，著书18本。主要有：《揭穿小人国的秘密》、《生命的起源》、《和传染病作斗争》、《我们的土壤妈妈》、《谈眼镜》、《炼钢的故事》、《高士其科学小品甲集》、《高士其科普创作选集》等。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顾问，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并担任过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为繁荣我国的科普创作，特别是科学文艺创作，组建和壮大科普队伍，倡导科普理论研究，建设和发展科普事业，广泛深入地开展科普活动，特别是青少年科技爱好者活动，以及恢复和振兴科协做出了重大贡献。
高士其的作品风格
高士其的科学小品，语言生动、活泼、形象、清新。

例如，高士其在科学小品《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一文中，巧妙地用凤阳花鼓调，写了蚊子的危害，写出了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痛苦，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说弄堂,话弄堂，弄堂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疟蚊子，十人倒有九人慌;

大户人家挂纱帐，小户人家点蚊香，

奴家没有蚊香点，身带疟疾跑四方。

说弄堂,话弄堂，弄堂年年遭灾殃，

沟壑不修污水涨，孑孓变成蚊娘娘;

多少人家给她咬，多少人家得病亡，

卫生不把疟蚊灭，到处寒热到处昏。

"说弄堂,话弄堂，弄堂年年遭灾殃，

从前苍蝇争饭碗，如今蚊子动刀枪，

大街死去劳力汉，小弄哭着讨饭娘，

肚子还欠七分饱，哪有银钱买金霜?

(选自叶永烈《论科文艺》)
外界评价
高士其是中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半个世纪以来，高士其在全身瘫痪的情况下，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科学小品、科学童话故事和多种形式的科普文章，引导了一批又一批青少年走上科学道路，被亲切称为“高士其爷爷”。高士其逝世后，中组部确认他为“中华民族英雄”，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也将3704号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

高士其先生用自己传奇的一生谱写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终身不懈地传播、普及科学文化的生命奇迹，给我们民族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高士其先生是科技工作者自觉肩负向人民群众传播科学的社会责任的杰出典范，科技工作者要以他为榜样，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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