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成】芍药一两(30g)当归半两(15g)黄连半两(15g)槟榔 木香 甘草炒,各二钱(各6g)大黄三钱(9g)黄芩半两(15g)官桂二钱半(5g)
【方歌】芍药汤内用槟黄,芩连归桂草木香,重在调气兼行血,里急便脓自然康。
【用法】上药㕮咀,每服半两(15g),水二盏,煎至一盏,食后温服(现代用法:水煎服)
【功用】清热燥湿,调气和血。
【主治】湿热痢疾。腹痛,便脓血,赤白相兼,里急后重,肛门灼热,小便短赤,舌苔黄腻,脉弦数。
【方解】本方证是由湿热壅滞肠中,气血失调所致。湿热下注大肠,搏结气血,酿为脓血,而为下痢赤白;肠道气机阻滞则腹痛、里急后重;肛门灼热,小便短赤,舌苔黄腻,脉象弦数等俱为湿热内蕴之象。故治宜清热燥湿,调和气血。
方中黄芩、黄连苦寒,功擅清热燥湿解毒,为君药。重用芍药养血和营、缓急止痛,配以当归养血活血,体现了“行血则便脓自愈”之义;木香、槟榔行气导滞,“调气则后重自除”,四药相配,调和气血,共为臣药。大黄苦寒沉降,导湿热积滞从大便而去,体现“通因通用”之法。少量肉桂辛热温通,既可助归、芍行血和营,又可防呕逆拒药,属佐助兼反佐之用。炙甘草和中调药,与芍药相配,又能缓急止痛,亦为佐使。诸药合用,湿去热清,气血调和,故下痢可愈。
【芍药汤临床运用】1.用方要点 本方为治疗湿热痢疾之剂。临床应用以痢下赤白,腹痛里急,苔腻微黄为用方要点。
2.临床加减 本方常用于细菌性痢疾、阿米巴痢疾、过敏性结肠炎、急性肠炎等属湿热为患者。
原方后有“如血痢则渐加大黄;汗后脏毒加黄柏半两”,可资临床参考。细菌性痢疾见苔黄而干、热甚伤津者,去肉桂,加乌梅;伴恶寒发热加柴胡、黄芩;热汗出脉促者加葛根、防风、荆芥以清热解表。溃疡性结肠炎病程短、泻下脓血重者加白头翁、马齿苋解毒凉血;久泻者加乌梅、石榴皮涩肠止泻;便血多者加地榆、白及粉收敛止血。
3.典型医案 某男,34岁,工人,饮酒后感觉腹痛,随即腹泻,腹胀痛,欲吐,尿色黄,肠鸣音亢进,舌质淡红苔薄白,脉濡数,便常规检查脓细胞4~5个。此乃饮食不洁,湿热内扰,肠胃失和,传导失常。治宜清热利湿、降逆止呕。治以芍药汤加减:白芍、黄连各15g,黄芩、大黄、槟榔、木香、半夏、竹茹、车前子、甘草各10g,每日1剂。一剂泻止,二剂而愈。[马宏明,史广富.芍药汤加减治疗急性肠炎40例.黑龙江中医药,1997(2):36-37.]
【使用注意】痢疾初起有表证者忌用。
【附方】
1.黄芩汤(《伤寒论》)黄芩三两(9g)芍药二两(9g)甘草二两,炙(3g)大枣十四枚(四枚)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夜一服。功用:清热止利,和中止痛。主治:热泻热痢。身热口苦,腹痛下利,舌红苔黄,脉数。
2.香连丸(《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卷六,原名大香连丸)黄连二十两,用吴茱萸十两同炒令赤,去吴茱萸不用 木香四两八钱八分 醋糊为丸,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饭饮吞下。功用:清热燥湿,行气化滞。主治:湿热痢疾。脓血相兼,腹痛,里急后重等。
芍药汤、黄芩汤、香连丸三方均治热性痢疾。芍药汤清热解毒燥湿,调气和血之功较强,为治疗湿热痢疾、泻下赤白、腹痛里急、肛门灼热的代表方,亦可用治湿热泄泻;黄芩汤与香连丸药简力薄,作用平和,适宜于热泻热痢之轻证,但前方以缓急止痛见长,后方则以调气和中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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芍药汤加减治疗湿热痢疾
以中医学术思想为基础,以科学方法论为指导,以方剂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样就能贯通整个方剂学了。
方剂学于20世纪50年代方剂理论体系才得以初步形成,方剂学才逐渐地从中医药学中分化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基础和临床的双重属性,联系中医基础和临床,沟通中医和中药,衔接传统中医和现代生命科学。
研究方法是在传统中医临床观察和思辨方法的基础上,引入和吸取现代科学方法发展起来的体现了中医学整体、系统、辨证的基本思想与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的结合,方剂学科理论与现代多学科技术手段的结合。
扩展资料
方剂学研究具体工作主要有临床试验,文献整理,逻辑分析,实验研究,多学科研究等方面。
方剂学与现代药理、化学、制剂及生命科学等多学科的渗透,运用实验研究的手段,从实证的角度认识方剂效用与方内药物之间的配伍关系,阐明方剂效用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理,发现方剂的潜在功效和新用途以及改进传统剂型,研发复方新药。
-方剂学
当归四逆汤出自《伤寒论·辨厥阴病脉证并治》,可以温经散寒,养血通脉,是治疗血虚寒凝证的经典方。一般认为本方是治疗冻疮的专方,笔者临床运用此方治疗冻疮、下肢关节疼痛多例,效果满意,经得起重复验证。
案一:膝关节疼痛验案
患者仇某,男,40岁。2009年12月18日初诊。
主诉:双膝关节疼痛3天。患者电话中告知,3天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膝关节疼痛,行走困难,外观不红肿,触摸局部皮温不升高;胃纳好,睡眠可,二便正常,舌脉未见,余无特殊不适。既往无关节炎病史。
中医诊断:痹证,寒湿凝滞经络。
方药:当归四逆汤原方。处方:当归60g,桂枝15g,白芍15g,细辛10g,通草10g,生甘草10g,大枣5枚。5服,水煎服,日一服。服3服药后膝关节疼痛减轻,5服药后疼痛消失。
按:「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若其人内有久寒者,宜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主之」,其中「手足厥寒」,「脉细欲绝」,「内有久寒」是本方证关键。从构成本方的药证分析,不难发现本方即桂枝汤去生姜加当归、细辛、通草。方中当归可以养血止痛,「佐之以攻则通,故能祛痛通便,利筋骨,治拘挛、瘫痪、燥、涩等证」;细辛主治「头痛脑动,百节拘挛,风湿,痹痛,死肌」,可以解表散寒,大凡经络脏腑沉寒痼疾用之可驱;通草用意不太好解,教材谓其通经脉以畅血行,这样解释似乎有假药物功效主治简单堆砌以随文敷衍之嫌,笔者认为可能和四肢末梢血液循环不畅导致的局部水肿有关,如冻疮常常见有手背肿胀。综上所述,全身疼痛(头、胸、少腹、四肢),尤其以四肢关节的沉寒痼疾疼痛(如多年关节疼痛,遇冷加重等),或肿胀,脉沉细是本方证特征。此外,日本汉医从腹诊角度对本方证特征进行探索,认为「腹皮拘挛者似桂枝加芍药汤、小建中汤之腹证,且有左侧脐旁天枢(脐左右各一寸)之上下挛痛者,又似当归芍药汤、当归建中汤证。在右少腹腰间有结聚者,而手足冷,脉细无力者,属当归四逆汤证。」
案二:误治「冻疮」医案
患者王某,男,43岁。2008年2月17日来诊。
主诉:双手冻疮4年。患者4年前双手即开始生冻疮,手背胀痛,纳眠俱佳,余无不适,察见患者双手肿胀,按之凹陷不起,颜色苍白微青紫,手背冻疮较多,手凉,耳边有冻疮,舌淡红,脉沉细。正处方之际,患者诉说3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双上肢无力症状,不能长时间举重物,无肩颈酸楚疼痛不适,曾于当地医院检查颈椎正侧位片未见异常,期间未做任何治疗,后自行缓解。目前上肢无力症状基本消失,再查:颈椎活动度基本正常,双侧臂丛牵拉试验、椎间孔挤压试验、旋颈试验均为(-),双上肢肌张力无明显异常,肌力无明显减退,肱二、三头肌腱反射、桡骨膜反射对称引出,霍夫曼征:左(+-),右(-)。笔者未加考虑,认为是冻疮末梢循环差导致双手无力,
方药:当归四逆汤原方,当归30g,桂枝15g,白芍10g,细辛6g,通草10g,炙甘草6g,小红枣5枚。五服,水煎服,日一服。
2008年5月家人电话告知患者断断续续服药,改善不明显,亦未重视,4月份出现左半身麻木而前往医院就诊,查头颅CT、颈椎CT均未发现异常,5月份病情加重再次入院,查颈椎MRI诊断为「颈椎脊髓内肿瘤」,并行手术治疗。
按:接诊时笔者未能详查,按照既往治疗冻疮经验断定为当归四逆汤证,且手背肿胀是通草证,沉寒内伏、病程久、疼痛是细辛证,本以为药无虚发,丝丝入扣,切合病情,不料药后改善并不明显,说明方证不对应。与其说本案是经方误治,还不如说是误诊更合适。
颈椎脊髓内肿瘤是发生在颈椎的髓内肿瘤,临床表现大多不典型,很有可能与其它能引起脊髓和神经根功能损害的疾病相混淆。另外,因肿瘤生长缓慢,加上脊髓具有极大的耐受力,且病情时有缓解,致使难以在早期做出诊断,临床误诊率极高。「运动障碍通常是髓内肿瘤第二常见症状。颈椎肿瘤常在下肢出现症状之前,已有上肢乏力的上运动神经元的病变,与位于脊髓中央的肿瘤导致的前角神经元细胞的损害和压迫出现的症状相符……大多数的病人主诉有活动不灵,疲劳和活动能力降低。」在辅助诊断上,「髓内肿瘤在平片所见多为阴性,平扫CT又多不能显示,MRI能清晰显示脊髓的大小及有无形态异常,可确定肿瘤为囊性的还是实性的,多数肿瘤在T2加权像上呈高信号。」颈椎脊髓内肿瘤的症状、体征及影像学表现是诊断本病的关键之所在。
笔者虽然当时考虑到做神经系统相关检查,但还是因为对该病的诊断治疗陌生,所以未能提高警惕,误以为是冻疮所致。从本案中笔者吸取了教训,在明确西医病名诊断的前提下再进行纯中医的诊断治疗是很有必要的。
方证的科学内涵
评价一门医学理论是否科学,主要看其理论是否能正确指导临床,是否疗效确切,而经方、《伤寒》的科学性为世界共认,应当指出的是,其中的方证是决定疗效的关键。有人怀疑中医不科学,经方的方证不过是经验之方而已,不具科学性,其主要原因是对中医,尤其是经方发展史缺乏认识,对经方理论缺乏认识,这里首先要解读方证的科学内涵。
1.方证本八纲之理:方证体现了八纲辨证,从《本经》和《汤液》及《伤寒》看,可知经方的每一方证,不同于一般的方剂,它既代表了该方药物的组成,亦包括了该方的适应证候。更值得注意的是,标明方药功用性能者为「本草石之寒温」,即以八纲为基础理论,标明证候特点者为「量疾病的浅深」,亦以八纲为理论。经方实践者通过临床反复观察,把有效方证记录下来,每一个方证都是经过几代、几十代反复实践、反复验证取得的经验总结,其科学性通过了历史的考验。可知方证之方,是经历史考验之方,证是经历史考证之证,方证既涵方药,亦涵相适应的证,既有理,亦有法,故吉益东洞在《方极》自序中云:「夫仲景之为方也有法,方证相对也。」对「法」的概念,胡希恕先生解释到:「所谓法者,别阴阳、明六经、辨证辨脉、适宜的制裁方药之谓」。由此可知方证对应本身即是特有的理论,且有深刻的科学内涵。这里说明了方证即涵方证对应、方证相应、方证相对之理。这里顺便要提到的是,有人看到吉益东洞在《方极》提出方证相对,因谓方证相对是吉益东洞首先提出;又有人谓孙思邈先提出……这亦是对方证的认识不清所致,我们已知方证的起源为神农时代,自然可知,方证相对即始于神农时代。同时还要注意的是,有些人,凡谓中医理论,必以五行六气、经络脏腑等笼罩贯穿,《伤寒》、日本的方证对应派无是说,因谓「没有理论」;或见《伤寒》有六经名,则认为其理论来自于《内经》……这主要是不懂得中医有不同的学术派系,经方之祖为八纲,以五行六气解《伤寒》,恰是杨绍伊所称「不数伊尹而数岐黄,何异家乘不系祖祢而谱牒东邻也」,造成误解的原因不止一端,但最主要是对方证认识不足。
2.方证是辨证的尖端:学习《伤寒》的主要功夫,重在掌握各个方证,后世许多经方家对此皆有论述,如陈修园在《长沙方歌括》指出:「大抵入手功夫,即以伊圣之方为据,有此病,必用此方……论中桂枝证、麻黄证、柴胡证、承气证等以方名证,明明提出大眼目。」因此,辨方证是六经辨证、八纲辨证的继续,是更具体、更进一步的辨证,中医治病有无疗效,其主要关键,就在于辨方证是否正确。方证相应是临床治病取效的前提,故经方大师胡希恕先生,把辨方证称之为最高一层、最精尖辨证,把辨方证称之为辨证的尖端,并指出家传秘方亦属辨方证,谓:「众所周知,农村常有以家藏秘方专治某病者,虽于辨证论治毫无所知,但于其秘方的应用,确心中有数(掌握适应证)因而往往有验。不过读者于此必须注意,凡是有验方剂,无论用者知与不知,若分析其主治(即方证),则均属六经八纲的细目,这是可以断言的。」
辨方证的科学性、学术价值,不但为遵用方证理论者所证实,而且也为不遵用其理论者所反证。如日本的「小柴胡汤副作用死亡事件」,震惊日本,耐人寻味,汉方研究者栗岛行春指出:「让慢性肝炎、肝硬化等患者长期服用小柴胡汤,发生间质性肺炎、死亡,是由一个追求名利的医师发表论文开始的……是不学习中医理论,只用西医的病名来决定处方的结果,是研究失败的根本,而把责任诿过于小柴胡汤有副作用,是错上加错。」更强调了「让没有了小柴胡汤方证的患者,长期服用小柴胡汤」是造成间质性肺炎的根本原因。《伤寒》是中医经方辨证论治体系,更讲求辨方证,全书主要讲辨方证,第317条方后附:「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这是后人的注释,是对方证的认知。论中对小柴胡汤的用法有明确说明: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往来寒热,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以法治之。早已明确指出,没有小柴胡汤方证就不能服用该方药。 「小柴胡汤副作用死亡事件」的发生,主要原因是不辨方证,以血的教训说明了辨方证的重要性、科学性。
方证对应不是对号入座
方证对应不是简单的对号入座,有人谓:「方证对应即对号入座」,即只根据《伤寒论》原文机械低级套用,这都是未读或未读懂《伤寒论》实质所致。实际《伤寒论》398条、112方证,加上《金匮要略》约合260余方证,都是在讲方证对应之道。它不但包含了方药与证对应,还内涵了药量与病情对应,还内涵了煎服法与病情对应。
药与证对应:仲景书的特点是以方名证,如桂枝汤加减的方证有36个,其他方证用桂枝者40个,书中不用「桂枝汤加减」,而特各起方名,意在方证对应。
药量与病情对应:对方证对应的理解,还要认识到,不仅是药味与症状相应,还包含了药量与病情的严格对应。近日治愈一则痹证值得深思:患者刘某,男,65 岁,2010年11月13日初诊:双膝关节痛,左膝为重,无四逆,口中和,无汗出,多年耳鸣,大便日2行,苔白根腻,脉细弦。六经辨证为少阴太阴合病,辨方证为桂枝加苓术附汤方证,初诊川附子用10克,服一周未见变化,二诊川附子用15克,服一周仍未见变化;三诊增川附子18克、四诊增川附子为25克,皆无明显变化,当五诊川附子用30克时,则关节痛全然消失。
类似治验在临床屡见不鲜,实际历代前辈有深刻体会,此在《伤寒论》亦有详细说明。如四逆汤与通脉四逆汤的药味组成是相同的,但却称谓两个不同的方名,这是因其适应证的不同,(见第225条:「脉浮而迟,表热里寒,下利清谷者,四逆汤主之」,用药:甘草(炙),二两干姜一两半,附子(生用,去皮,破八片),一枚;第317条:「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用药:甘草(炙),二两,干姜三两,强人可四两,附子(生用,去皮,破八片),大者一枚)。四逆汤与通脉四逆汤的药味组成是相同的,但通脉四逆汤比四逆汤病情更重,即更虚寒,故附子、干姜用量皆大。
煎服法与病情对应:《伤寒》有很多煎服法说明,体现了方证对应丰富的科学内涵,如桂枝汤的煎服法:「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歠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离,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瘥,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剂」。如此详细的煎服法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很显然是在标明,临床根据症状辨明了桂枝汤方证,但适应的剂量必须恰到好处,服多服少都不能愈病,《伤寒》中有多条论述,如20 条:「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第25条:「服桂枝汤,大汗出」;第26条:「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更值得注意的是,论中的桂枝加桂汤方证、桂枝去芍药汤方证、桂枝加芍药汤方证、桂枝麻黄各半汤方证……都是在反复讲述方与证对应,方证对应不仅指方药的组成,更强调药量与病情的对应。
由于经方的方证来自临床实践,不论是经方派,还是时方派,都注重其应用和研究,对其认识也就不断深化,逐渐认识到方证的科学性。如沈自尹认为:「从广义上说,以汤方辨证亦属辨证范围,故称之为方剂辨证……,以药物的系统──方,来调节病理的系统──证,寻找方剂效应值的一体化,就是方剂辨证的涵义所在……一定意义上说,它可概括整个辨证施治的内容。」这里很清楚地指出了,辨方证不是简单的对号入座,而是更详细、更具体、更全面的辨证论治。不少人认识到了辨方证的重要意义,中药治病,不在用药味多少、药量轻重,而在方证相适应、对应。如何天麟说:「在临证处方时,一般认为对『症』下药疗效较好,实际亦不尽然。笔者曾治一女孩,因感寒而发热喘咳,脉浮,苔白,初投小青龙汤加杏仁两剂,热平,咳减,但喘仍作,小便甚少。二诊见原方已效,乃加茯苓利水,服后病不减而尿仍少。三诊,前方去麻黄续服,喘咳止,小便亦畅;岳美中治一妇女,慢性肾炎,血尿、尿频、腰痛,投猪苓汤三剂而愈。月余,病又复发,因虑其虚,增入山药一味,病反转重,复用猪苓汤原方而效。后病再复发,又增海金沙一味,竟又不效,再用猪苓汤原方而效。于此获得更大启发,正如《沈括良方·自序》所说:药之单用为易知,药之复用为难知。世之处方者,以一药为不足,又以众药益之,殊不知药之有相使者、相反者,有相合而性易者,可知方有常方,法无常法,在辨证论治基础上,执一法不如守一方」。是说辨方证一定要准确,加减用药也要像桂枝加桂汤那样要对证,而不是对症、对病。
我国历来重视方剂和其适应证的研究,后世方如潮涌出现,皆是证明,如《千金要方》、《和剂局方》、《太平圣惠方》等等,其内容主要是讲方证。《伤寒》因不但有方证经验,而且还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在国内外广为传播,尤其对日本汉方医学影响深远。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决策者要取消汉方医,当时身为西医的汤本求真先生,眼看着亲生女儿因腹泻用西药治疗无效被夺去生命,因之悲愤感慨不已,敢冒天下大之不韪转而发奋学习经方(初读《医界铁椎》),临床应用效如桴鼓,并结合临床体验,著成了《皇汉医学》,于是又使日本的汉方医学重振旗鼓,使方证对应派成为日本的主流派。也有人从临床和实验室探讨了方证对应关系。如伊籐嘉纪通过五苓散方证的研究认为:五苓散方证的病理状态,是渗透压调节点的降低,其利尿作用是通过调整调节点来恢复水液代谢正常的。给正常人和动物服五苓散看不到利尿现象,如让人和动物出大量汗,造成津伤表虚出现五苓散方证后,再给服五苓散,则看到明显的利尿作用。因而,认为五苓散与五苓散方证之间,存在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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