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的老师:翁同龢。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号松禅, 别署均斋、瓶笙、瓶庐居士、并眉居士等,别号天放闲人,晚号瓶庵居士,江苏常熟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家、书法艺术家。
大学生翁心存之子,咸丰六年(1866年)状元,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先后担任清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卒后追谥文恭。
翁同龢工诗,间作画,尤以书法名世,幼学欧、褚,初学董其昌、米芾,中年后由钱沣上追颜真卿,又不受颜字束缚,结体宽博开张,笔画刚劲有力,风格苍浑遒劲,朴茂雍容,著有《翁文恭公日记》《瓶庐诗文稿》等。
光绪有翁同龢这样的老师真失败
许多人都说,清朝是祸害中国的朝代,慈禧是祸害清朝的悍妇,光绪是惧怕慈禧的废物!
这话一点都不假。特别是光绪掌政以后,西方列强和东方日本都看出中国是一块肥得流油的肉,纷纷持刀扛枪,意欲对中国宰割。
但是甲午海战失败、把中国推向列强砧板,这绝不仅仅是慈禧光绪的原因,背后更有很多瞎鼓捣的人。
翁同龢在书法艺术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以楷书和行书最为擅长。在清代书坛占有重要地位,评价甚高。著有《瓶庐之诗文稿》、《翁文恭公日记》等。
翁同龢自幼禀性好学,通读《四书》、《五经》,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常熟县学游文书院。1845年应院试考中秀才;1856年考中状元。
1865年,翁同龢奉旨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1875年又奉旨在毓庆宫行走,授读光绪帝,前后达20余年。
翁同龢学识渊博,除了正常教授《四书》《五经》等儒家必读课外,还特意安排了许多中外史地、科技和早期改良主义著作,新学旧学兼顾,中学西学结合,循循善诱,引导光绪帝关心现实政治,留意中外大势,清除积弊,力振纲纪。
翁同龢把他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渗透在他从政、从教的实践活动中,对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堪称近代教育的第一导师。翁同龢的教育使光绪帝扩大了知识领域,为以后发动维新变法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
如此看来这翁同龢不是挺好的吗?但这人都有两面性,翁同龢好处虽有,坏处却更可怕。
翁同龢以帝师自居,对光绪言语失礼。据时人记载称,一次与光绪争执,翁同龢竟拿起砚台扔向光绪,虽没有击中,但墨汁溅在光绪衣服上,翁的跋扈是公开的秘密。
翁同龢的政治面相颇为复杂,他能总揽大权,并非因政绩过人,而是靠其帝王师的身份,光绪皇帝的信任是他唯一的资源,因此翁同龢有极强的争宠意识,在具体问题上,经常窥伺上意,见风使舵,立场极为飘忽。
在戊戌变法前,翁同龢的地位已经不稳,因他在甲午战争中是坚决的“主战派”,结果清军惨败,“洋务运动”多年成果虚掷,清帝国陷入空前的危机中。翁同龢主战,并不建立在对事实了解的基础上,而是他看出光绪想借此战扩张自己的权力,故主动奉迎君意。此外,翁同龢别有私心,刻意借此营造自己忠君、坚韧、不妥协的历史形象。
他虽是光绪的老师,但却站在慈禧一边,天天给慈禧捧臭脚。而且他是清流派帝党的头子,在朝中一呼百应,势力非常大。只可惜,这么大的势力却不为国家命运着想,只想着排除异己,窝里反,起内哄,把光绪的脑子全都给搅乱了。
他和以李鸿章为首洋务派针锋相对,在日军舰队入侵的关键时刻,他们不一致对外,却明争暗斗,结果让日本人钻了空子。翁同龢主管的军机处掌管军事,不但不补充军备,反而克扣军费,致使北洋水师装备老化,弹药过期,直接导致战争失败。
七千余水军葬身海底,中国被迫与日军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的面子彻底丢光,日本彻底疯了,以至后来大举侵华,糟蹋中国达八年之久。
甲午败后,翁同龢千方百计逃避责任,将失败的原因推到李鸿章的头上,认为李接战不力,甚至提议将其斩首。
因为清朝,中国的历史倒退了三百年,国威扫地,元气大伤。其中太多这样的人物,为一己之利而伤害了国家。
清朝掌管“宫禁”事务的机关,叫做“总管内务府衙门”,又称“后门衙门”,与其他衙门不同的是,它不管国家大事,只管皇上的私事,内务府是个油水特别多的部门,因为紫禁城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由内务府掌管,其最高官员为总管内务府大臣,直属于皇帝,而出任此职务者多为皇帝亲自简任之亲信,亦或为八旗贵族与宗室。能进内务府的人,大多出自正黄、镶黄、正红三个满军旗系皇室。因此,除了个别大臣,内务府差不多被三旗世家所包办了,因此有了“视中饱舞弊,如奉明言”的现象。
参照光绪朝的《大清会典》可知,内务府主要的机构有:广储司、都虞司、掌仪司、会计司、庆丰司、慎刑司、营造司等处,此外还有不少附属机构,如三织造处、内三旗参领处等。整个机构的规模相当庞大,几乎就像是推动整个清朝国家事务六部机关的缩影。曹宗儒在其《总管内务府考略》中,对内务府的职掌有一番评判:“……总管内务府衙门拟内阁,内务府大臣拟阁揆,广储司拟户部,都虞司拟兵部,掌仪司拟礼部,庆丰司则因清代起于游牧,故甚重之;而会计司拟税关与丁粮之税收,营造司拟工部,慎刑司拟刑部,至于吏部铨选之事,则归之于坐办堂郎中”。
内务府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比如内务府七司之一的广储司,是掌管内务府府藏和出纳的总机构。广储司下设六库,储藏着金、银、珠、玉、珊瑚、玛瑙和宝石等物品的为银库,是六库之首?康熙十七年(1678年)开始,内务府向皇帝奏报各种事务的题本也存放在了银库里。银库设在明嘉靖年间建造的紫禁城太和殿西侧的弘义阁内,设员外郎、司库、司匠、库使等共25人。按照规定,银库开库收发都有明确的时间和人员限制,若遇有急需要开库,需逐级上报。在得到内务府堂郎中的准许时,方可开库。开库之时,一定要有库官二、三人在场。
闭库时,库官二人要共同签画锁封后,再将锁封粘在锁上。每晚有库官一人值班,但值班的人却不能掌管钥匙,而是由乾清宫侍卫将六库的钥匙集中起来保管,待第二天再分发给六库,这就是清朝皇宫著名的门钥制度。对于银两及珠宝等物品的出纳,每月要按照旧管、新收、开除、实存这四项送司核对,然后送交内务府堂奏销。年底要造黄册题销并造蓝册呈堂查核,每五年皇帝亲派大臣进行盘库一次。尽管各项规章制度如此的严格,依然 *** 不了内务府的贪污现象。皇帝再圣明,家务事也不可能件件亲历亲为,得需要手下人去办理,内务府的人手中掌握着此等权利,天天看着白花花的银子在自己手里流来流去,总会有眼红的时候,只不过内务府赚油水也赚得太多了些。
有资料记载:清朝内廷每年要用掉近四五百万两白银。清末李元伯《南亭笔记》里记录了一则“鸡蛋问题”,说的是光绪小皇帝喜好吃鸡蛋,一天要吃四个。四个鸡蛋在光绪时期也就十二三个铜钱而已。而御膳房狮子大开口,开价整整三十四两银子。光绪有次与他的老师翁同龢闲谈,说道:“鸡蛋真好吃,可这东西这么贵,翁师傅你能吃得起吗?”翁同龢深知其中猫腻,知道是内务府的人虚报冒领,但又不便直说,只好推脱道:“回皇上,臣家中或遇祭祀大典,偶一用之。否则不敢也。”这样一来,光绪皇帝吃鸡蛋就可以吃掉一万二千四百一十两白银。管中窥豹,由此可知,内务府通过虚报帐目,低价买进,高价卖给皇帝,冒领银两大肆贪污的现象有多严重和普遍。政治清朝内廷一年用掉四五百万两白银,也就不足为奇了。
清人笔记中经常有内务府贪污之弊的记载。何刚德《春明梦录》中说,道光皇帝很节俭,平常穿的湖绸裤子的膝盖处破了个洞,仍不舍得扔掉,便让内务府去缝补一下。谁知后来花了三千两银子,比买一条新裤子贵多了。道光责问为何这般贵。内务府回答说,皇上的裤子是有花的湖绸,剪了几百匹绸才找到对应相配的图案。
邓友梅先生的小说《那五》里两句话谑称:“房新树小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说的是如果簇新的大宅里,树是刚植的,墙头没有蒿草,书画是今人手笔,便可断定其业主是新暴发的内务府官员。
清朝内务府的中饱、舞弊的事,当然不止这一两件,完全可写成厚厚的一本书。皇室的用度,因为内务府太监从中牟利,大得实在是没了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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