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入川屠蜀：一日屠杀40万妇女

张献忠作为明末农民军起义领袖，在历史上有很多争议，也流传着很多奇闻异事，比如入川屠蜀、江中沉宝、掩旗息鼓等。1645年冬，张献忠下令除大西政权官员家属以外，成都“城内居民一律杀绝”。两位洋教士亲临其境，目睹了这惨绝人寰的一幕。

大屠杀开始。这两个西方传教士，安司铎被安排在东门的城楼上观看，利司铎被安排在城南的城楼上观看。不久，张献忠便分别在城东和城南的空地上，开始对近二十万无辜的市民进行屠杀。安司铎这样回忆道：“见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心如刀割，欲救不能。”

这时候，张献忠骑马由南门往东门，二位司铎皆伏地哀求，情词恳切，声泪俱下，请求张献忠不要再杀无辜了，但是，张献忠不予理睬。安司铎在回忆中说：

此时被拘百姓无数，集于南门沙坝桥边，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于地，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何故畏惧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云云。献贼之心，禽兽不如，闻如是之言，不独无哀怜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随即纵马入人群，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该死该杀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冤呼痛哉!无罪百姓齐遭惨杀，终则息静无声。真是尸积成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

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景象，非笔舌所能形容……凡城镇村庄房屋皆纵火焚毁，而仓廪山林也遭毁灭。四乡无人迹，皆成旷野。东、西、南三方受害尤甚，唯北方独存，盖拟由此地出川也。

张献忠离川往陕时，又令全城四面纵火，公所私第，楼台亭阁，一派通红，有似火海。大明历代诸王所居之宫殿及民间房屋均遭焚毁，转瞬间川中首府已成焦土，人畜化为灰烬。

献忠出川，深虑各营中妇女众多，有碍行进，敕令次日将妇女引至大营外一律杀之。献忠除有正后四名外尚有嫔妃三百人，除留后妃二十人服役诸事外，余二百八十尽皆杀绝。至于各营妇女，齐集一处，号令一下，乱砍乱杀，叫冤哭喊之声，震动天地，妇女尸身堆积如山，血流成河。……计是日所杀妇女之数……有四十万人之多。张献忠杀妇女后，狂喜欲舞，并向百官称贺，谓已脱妇女之扼，身无挂累，前行无阻，定得天下。

两位洋教士还目睹了张献忠之死，为张献忠的结局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料：

西历1647年1月3日，“有探兵入营告急，谓满兵马队五人已到营外对面高山矣。献忠闻警，不问详细，随即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物，同小卒七八名，并太监一人，至一小岗上，正探看之际，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顿时倒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上乱滚，痛极而亡”。

有记载说：“清朝官员到成都来接管，城内竟然找不到作廨署的屋舍，四川省府不得不改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县)，到顺治十六年(1659)，即献贼灭亡的十四年后，才将四川省府迁回成都。”

历史上有个人自称是上天派下来杀人的

张献忠，
“张献忠屠蜀”争议
有关“张献忠屠蜀”的争议由来已久。清廷和当时的一些文人就曾指控张献忠在四川进行过多次大屠杀，这一说法后来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可。但也有人认为，类似指控有很大嫌疑是基于政治上的对立而非客观事实。 四川人口锐减 四川的人口从万历六年（1578年）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明会要》卷五十）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估算的二百七十万八千零九十丁（嘉庆《四川道志》卷十七），整整少了三十多万人。其中，有近二十万系逃亡（逃去外省）。后来清朝时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湖广填四川。明末的三十多万人是确确实实的死掉了，那么到底是被张献忠所屠杀，还是被满清所屠杀呢？ 满清修订的史料记载张献忠屠蜀记据满清反复篡改修订的史料记载，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退出成都时，绝望之下，在四川进行空前的烧杀破坏；有40万人的成都只剩下二十户居民；天府之国四川遭到毁灭性破坏，人口从至少三百万一度锐减到只有二百七十万人，导致后来清朝时期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湖广填四川。同年10月20日，张献忠在盐亭县凤凰山被清军将领豪格射杀身亡。大西的官员离开成都时还有700人。到张死时只有25人。大多被他杀死。 清廷官员彭遵泗在一百多年后所写的四卷《蜀碧》仿佛活型活现的描写了100年前张献忠在四川的残忍至极的大屠杀。彭孙贻《平寇志》记载崇祯八年张献忠焚毁凤阳，“士民被杀者数万，刨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庐舍2650余间”。是年张献忠攻克和州，“是时杀戮惨毒，有缚人去淫其妻杀之者；有趋人父淫其女而杀之者；有裸孕妇共卜腹中婴儿男女刨验以为戏者；有以大锅沸油掷婴孩于内观其跳跃啼好以为乐者……所虏子女万千，临行不能多带，尽杀儿趋，暴残恒古未有。”后来的西洋传教士在《圣教入川记》也有相似的转载。明朝华阳县令沈云祚（被大西军所杀）的儿子沈荀蔚写了《蜀难叙略》说，由于清军进剿追击，张献忠乃毁成都，“王府数殿不能焚，灌以脂膏，乃就烬。盘龙石柱二，孟蜀时物也，裹纱数十层，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部队逃到西充时，无百姓可杀，乃自杀其卒，一日一两万人。
“张献忠屠蜀”不属实的观点
（1）张献忠死后十三年的1659年，清军才攻陷重庆。也就是说在这十三年中，张献忠余部以及四川人民和清军展开了殊死搏斗。难道这13年当中清军在和孤魂野鬼打仗？由此可见张献忠屠四川说法的荒谬。 （2）四川平定后，满清统治者为了把“几乎杀尽四川人”的责任推给张献忠，就利用民间流传下来的“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的口碑，在后面加上七个“杀”字，而且声称这块“七杀碑”就在官署中，以证明其说词可信。 而国内现存两块张献忠“圣谕碑”， 少城公园陈列的碑上，没有一个“杀”字，当时的照片仍在。另一块“圣谕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 （3）历史就是历史，无论清朝的御用文人们怎么掩盖，在两个铁证面前，一切都败露了： 一、“圣谕碑”而非“杀碑”； 二、在张献忠1646年战死后，清军在四川尚有长达13年的征战。 这两个证据不仅完全驳斥了清朝御用文人所谓“张献忠屠尽四川人”的说辞，而且还有力的把他们对张献忠污蔑的“记录”打回原形，成为他们自己“供述”清军屠杀四川的罪行 明末清初，在四川发生了大屠杀，人口急剧减少。清朝期间所编撰的“史料”以及一些“记录”等都把大屠杀的责任归于张献忠。由于清朝的统治延续了两百七十多年，以至绝大多数人都对此深信不疑。连鲁迅先生也曾批判过张献忠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 影响最大的是一本过了近百年后才出的名叫《蜀碧》的书。因该书详细地描述了张献忠是如何的杀人不眨眼，所以连鲁迅都对书中的“记述”深信不疑而对“流贼”痛恨不已。鲁迅说“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只不过鲁迅“后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病后杂谈之余》） 《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可说是满清政府的官员，是一个御用文人，所以他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 明末清初时期的张献忠没有像李自成那样善待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反倒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所以清军侵入四川时支持张献忠的人不多因此引起张献忠愤怒的可能不是没有。而且张献忠在看到大明王朝被李自成推翻，清兵又乘机入关，并很快占了大半个中国之后，明白了天下已属满清再也轮不到他自己，因此而自暴自弃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但如果把造成四川“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大屠杀都归于张献忠，则实难苟同。因为这并非张献忠所为，而是清兵自己所干的好事。最后还赖到早已死亡的张献忠头上。 其实，只要仔细查看一下清兵侵入四川的那段历史，真相不难知晓。 1646年，也即满清入关后第三个年头，满清即宣布张献忠已被战死，并宣称“破一白三十余营。平四川”，即宣布四川平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满清攻陷渝城（重庆），是在十三年后的1659年。 因此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1649年满清贴出的公告！！！！！！ 这种残忍的镇压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真相、欺骗中国人，满清居然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 试想，假如张献忠真如满清鞑虏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那么，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 已经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何需“劳驾”清兵们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 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嘛。 四川人民的反清活动被残忍地镇压后，的确是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清廷不得不迁移湖广的人口至四川（即有名的以湖广填四川）。造成这种惨状的不正是清兵们吗？可见当时的清兵们不仅穷凶极恶、而且栽赃的手法也卑鄙至极。 当然越是夸张和宣传张献忠的“屠杀”，就越能证明真正的刽子手们的行为是“正义”的。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后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不过，如上面的例子，还是可以从满清自己的记录里找到矛盾的地方，从而还回历史的真面目。也有后来的出土文物戳穿了当时满清所制造的、流传两百多年的谎言。 例如，有一个栽赃的著名例子：满清的“七杀碑”传说。满清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后来，在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上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 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即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杀气。 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后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 当然，张献忠在四川时的确也做了很多坏事，但绝对没有像自满清征服全中国后所流传的那样，四川人都是被他杀光的。制造“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惨剧的决不是张献忠，而是当时的满清军队。

张献忠剿四川的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

屠蜀是指中国明末清初之际四川人口的骤减现象，战乱是重要原因。古谚有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可能是1639年—1644年之间由当时的民变领袖张献忠所为，矣有可能是入关之后的满清军队。川人死亡过半；另外天灾也有，造成死亡的因素还有大旱、大饥、大疫，史载“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清初时以“湖广填四川”来解决四川人口的缺口。

清政府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但后来，在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上却是：‘天生万物与人 ，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明史》说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六万万人，这数字本来就很荒谬，当时的中国总人口还不到一亿（也有历史学家推测中国的人口在明万历年间达到了一亿二千万至两亿），这些事实说明清政府的宣传存在明显夸大的成分。

尽管历史上农民起义有乱杀的现象，但张献忠屠杀到四川只剩下6万人是不可想象的，他这样做无疑是自毁长城。而且清军也有乱杀的事实，“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这是1649年清政府屠四川时的命令。在张献忠死后，清军用了多年才平定四川。由于清人记载张献忠战死时川人已几乎被其屠尽，而此后满人仍然在四川征战多年方将其平定，由这一矛盾也可以看出实际上张献忠进行的屠杀很可能规模没有达到清人所描述的那种地步。

张献忠（1606年9月18日－1647年1月2日），字秉忠，号敬轩，外号黄虎，陕西定边县人，明末农民军领袖，与李自成齐名，大西政权的建立者。

张献忠出身贫苦家庭，从小聪明倔强，跟着父亲做小生意，贩卖红枣。他当过捕快，后又来到延绥镇当一名边兵。生性刚烈，爱打抱不平，为此几乎丢了性命。 崇祯年间，组织农民军起义，1640年率部进兵四川。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即帝位，其起事后，克凤阳、焚皇陵、破开县、陷襄阳，胜战连连。崇祯十六年克武昌，称大西王，次年，建大西于成都，即帝位，年号大顺。1646年，清军南下，张献忠引兵拒战，在西充凤凰山被流矢击中而死。

张献忠多有奇闻异事流传，如入川屠蜀、江中沉宝、掩旗息鼓等。对此史学界也一直存在争议。

过去封建统治阶级把张献忠诬蔑为“杀人狂”、“杀人魔王”等等，流毒既广且深，特别在四川留下的恶劣影响更不容忽视。至今大多数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所谓“八大王剿四川”的传说影响。

张献忠屠川的真相是什么书上是如何记载的

张献忠屠川的真相是什么书上是如何记载的

明朝末年，自崇祯皇帝朱由检登基元年起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后，农民起义军经过十七年的发展，从弱到强，也几经淘洗，至崇祯朝灭亡时，仅剩下两杆大旗，一杆叫李自成，一杆叫张献忠。

他们俩算是推翻明王朝的罪魁祸首，当然，最后他们也没有摘取到最后的胜利果实，全给清朝做了嫁衣，相应的，李自成和张献忠也全成了清朝大军脚下的亡魂，延续了自古以来的封建王朝时期，农民起义从没有站到最后的因果。

张献忠和李自成叱咤风云十多年，遗留下不少的历史谜团，从李自成在北京“拷饷”的七千万两白银的去向，到张献忠“江口沉银”的出现，从李自成是否出家当了和尚，到张献忠是否真有屠川之举的争议，也算是用另一种方式名扬千古。

本文要说的就是张献忠屠川，从清朝传下来的各种历史文献大多都以张献忠有过屠川之举为主，但记载的最详细的却是一本由外国传教士回忆录形成的书籍《圣教入川记》，书中借两位传教士之口，描述了张献忠屠杀时的部分场景，摘取两段节选如下：

节选一：张献忠性情暴虐，每日均杀人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又，张献忠不喜僧人，屠杀僧人两千多，成都城内僧人无一漏网。

节选二：此时被拘百姓无数，集于南门沙坝桥边，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于地，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何故畏惧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云云。献贼之心，禽兽不如，闻如是之言，不独无哀怜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随即纵马入人群，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该死该杀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冤呼痛哉!无罪百姓齐遭惨杀，终则息静无声。真是尸积成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

抛开书中所言的真假，先了解下书中为何能记载的如此详细?此回忆录的原文提供人是明朝末年来华传教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类思(意大利人)和安文思(葡萄牙人)，他们是由大西朝的礼部尚书吴继善推荐给张献忠的，理由是这两老外“才德兼优”。

张献忠因为二人“深通天文地理，又知各国政治”，把他们纳入到自己的官僚体系中使用，授予他们“天学国师”的名号，其实，就是有职无权的顾问性质的官员。但不管是什么官职，他们在张献忠身边近距离待了近两年，因此，有了以亲历者的身份描述部分事件的基础。

不过，利类思和安文思甘心进入张献忠势力体系中的目的可不是来做顾问的，也不是为了专门描写张献忠日常行为的，他们是想来传教的。明末以澳门为跳板，来明朝传教的传教士可不少，其中还包括著名的汤若望(德国人)、利玛窦(意大利人)等人。

这些传教士的终极目的，始终是在明朝建立教堂传教，并收集政治、军事、经济、地理、风俗、人情等方面的情报，并传回教廷。当然，收集情报的目的，归根结底也是为了传教，只有更加了解明朝，加以分析，才能从中间找寻传教的可能性，让天主教在东方扎根。

可从万历年间开始跟明朝接触，尝试在明朝建立教堂的可能开始，一直到明亡，都没有得到明朝允许建立教堂正式传教的许可，于是，在明朝危如累卵时，传教士们也在试图渗透到各个反抗势力中，想找到一些开明人士，支持他们传教，算是分散投注吧，张献忠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投奔张献忠之前，于1640年在成都建立过一座教堂，但并不是官方承认的，张献忠成为四川的主政人后，他们希望张献忠能允许他们扩大在四川的传教范围，可偏偏张献忠对此十分警惕，他乐于和两位传教士探讨天文、数学方面的知识，却明言不允许他们传教：

吾深知尔等之教，活而且圣。唯一天主真神，应受朝拜，尔等当朝拜之。然当在欧洲朝拜之。因我等生于中国，亦有我等之敬礼，谨当守之。尔等之天主亦愿在尔欧州享受敬礼，因彼处有多数人敬之故也。天主不愿在中国受敬礼，亦不令人尊之敬之，因此地之人心锢闭，随从其祖宗之教故也。

张献忠直言天主教不适合中国，和中国的国情有冲突，建教堂传教就别想了，你们哪里来的，就回哪里去，想加强交流，可以，但张献忠是希望他们能多传些天文和数学方面的书籍来中国，人要来中国，就让天文学家来：

是以尔等教律紧要诸书，尔等宜保存之，并耐心等候吾将全国平服后，即当送尔等还乡。彼时烦尔等多遣天文学士及天文诸书惠寄来华。

并且，张献忠也很直白地告诉他们，担心他们是间谍：

谓其借传教为名，暗行其私意，侦探中国底蕴，报知外国。

不管张献忠是对异族天然的警惕，还是其人如利类思和安文思在回忆录中所记载的“智识宏深”，总之，他们在张献忠这里打开传教突破口的希望破灭了。张献忠死后，大西军撤出四川，清军入川，名义上是大西朝官员的利类思和安文思被清军俘虏，随后押解到北京关押。

《圣教入川记》虽然是清朝灭亡后的1918年才正式出版，可利类思和安文思的回忆录却是成书于1650年，他们当时正在被清朝关押中，奇怪的就是，关于在四川游历和张献忠麾下任官时的回忆录写完后的第二年，俩人就被顺治皇帝放出来了，并且，允许他们在北京东堂建立教堂。

张献忠不允许利类思和安文思传教，清朝的顺治皇帝允许，且紧跟着他们写完描述有大量张献忠残暴不仁、屠杀百姓记载的回忆录后，马上就允许，这中间是否有默契的交易?谁也不知道。

本人的理解判断，张献忠进入四川后，杀人肯定不会少，至少四川的士绅和不服从的读书人估计是被杀光的，张献忠的军需大概就是从士绅们家中抢来，但要说杀光了整个四川的人口，却不敢苟同，起码，当时四川的东部，就有包括秦良玉镇守的石柱等地区都还不在张献忠治下。

且谁都能从《明史·流贼传》中清朝史官写下的那份数据：“(张献忠)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中知道，张献忠大屠杀的数据肯定是假的，当时的整个明朝才多少人口?有没有二万万?何况四川一省?

清朝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朝统计当时的四川人口数量，仅为18000多人，当时，距离张献忠被杀已经过去了38年，清军接收四川治理权也是这么长时间?难不成清朝30多年来一直在治理只有万余人的四川?值得思索。

张献忠为什么要屠川？张献忠屠川的原因揭秘

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是起义军里著名的八大王，他在明末农民起义的风浪中迅速崛起，很快便成为起义军的主力之一。崇祯八年，他和李闯王连手夹攻明朝王室的龙兴之地，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凤阳，义军一举得手，掘了朱家皇室的老坟，这使朝野极为震惊，崇祯皇帝终于明白，起义军这下子可不是闹着玩的了，他们已经壮大到成为明王室的真正敌人了。后来张献忠使用缓兵之计，暂短时间内接受过明王朝的招抚，但他在休整队伍之后，便又重新举起了起义的大旗。并且势如破竹地攻占了四川，迫使曾经极力主张招抚张献忠的明军主帅杨嗣昌负罪自杀。崇祯十六年，他攻占武昌，开始自称大西王。第二年，他就在成都称了帝，建立起大西国，这几年的战争时光可说是张献忠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到他登基称帝达到了顶峰。这之后，张献忠的军队迅速走向了衰败。主将们只顾纵情享乐，士兵们也士兵低落，无心应战，纪律涣散，而且张献忠在当皇帝期间，性情也变得更加暴躁多疑，制造了极为残忍的屠蜀事件，在自己的统治区内引起了人心离散。等到清军进攻四川时，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实际上已自身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加上之前，他还与李自成的起义军发生了正面冲突，实力也有所损伤。此时，张献忠心里明白，成都他是无论如何也守不住的了。所以，他决定放弃成都，带领几十万大军出蜀进行游击战争。可是没用多长时间，享受惯了的张献忠轻敌大意，仅只带了几个人，便离营甚远进行侦察，被清军发现后，一箭射下马来被俘，很快便被处死了。

传说张献忠在死前，曾把一千多船的金银财宝埋在了锦江江底。这条锦江又称流江或汶江，同岷江的支流之一，水势比较平缓，如果不是在洪峰季节，确实有可能实行截江断流，在河床挖洞藏宝的。清初的许多史料中也有记载，说是张献忠断江藏宝的事，就连清之正史《明史·张献忠传》中也同样记载了张献忠断江藏宝的事，可见藏宝一事并非空穴来风。有的书中甚至记载了张献忠藏宝之后，为防泄密，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屠蜀事件，这样使故事显得更加真实可信，而且张献忠离开四川后也确实做出了一些奇怪的举动，他把一些无关紧要的宫妃、侍女、太监和杂役全都杀死，名义上说是为了避免他们被清军抓住后受辱，但却让人不得不怀疑他这样做的理由是杀人灭口，防止泄密。

这批巨大的宝藏数百年来一直吸引着无数贪婪的眼光，不知有多少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当然还有金钱，他们在极力地寻找它。就连统治中国的清 *** 也曾正式两次派人去挖掘这批宝藏。第一次是道光年间派出官员沿江考察，希望找到藏宝点，可是最终无功而返。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清 *** 为了弥补急剧增长的军费，又再次旧事重提，希望找到藏宝点。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次受命办理此事的官员就像没听到命令一样，对此事并不热衷。后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后来在民国年间，这批宝藏又引发了一场新的闹剧。当时民国四川 *** 的几个官员成立了一个锦江淘金公司，凭着一张突然出现的藏宝图，他们便在锦江热火朝天的挖了起来，可是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数百年来的不断搜寻却是毫无结果，这不禁又让人怀疑，张献忠当初藏宝也只不过就是一个骗局罢了。

张撤离四川，是被形势所迫，而非早有完全之策，于是从容撤离。断江藏宝，也不是嘴上说说就可以做到，那确实是需要周密计划，另则工程庞大，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做好的事。

宝有多少呢？千船珠宝，别说是宝真有千船，那怕是只有一千条船，这个规模也都是不小的，他怎么可能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悄然藏好呢？如果确有此事，因为规模庞大，知此事者肯定不在少数，他即便杀死了一批人，但难免就不会出现漏杀者，清军后来攻占成都，也俘获了大批的大西政权的人，他们难道对此事毫无知晓？

近几十年来，又有人对张献忠藏宝之谜提出了新的看法。一些学者通过实地考证，他们认为，数百年来，只所以挖宝毫无所获，那是因为他们确实挖错了地方。人们只知道藏宝在锦江江底，但是锦江那么长，宝藏究竟被埋在了哪一段呢？专家们通过认真分析，他们认为张献忠藏宝的准确地点应该是在彭山县的江口镇，离原来人们挖掘探索的地点还有七十多公里的路程。这也就难怪那些寻宝的人费尽心力也没能找到宝藏了。

据说近几年四川省的地质部门已经派专勘测过锦江河道，水底确实存在着异常反应。如此看来，张献忠的宝藏恐怕是确实是存在的了。既然专家们已经发现了确切的藏宝地点，想必这个秘密终会有一天被如实揭晓的！

掳来的妇女，凡是有姿色的都被 *** 得奄奄一息，然后割下首级，将尸首倒埋进土中。女人的 *** 朝上，据他们认为可以压制炮火。除了在一种情况下妇女可以免死，那就是张献忠的士兵一进入百姓家，家里的妇女装出十分情愿的样子主动与士兵相淫。

老一辈的四川人，上至士绅阶级下至贩夫走卒之流，对明末清初张献忠屠蜀的史事差不多都耳熟能详。我小时候听当过塾师的外婆讲这段史实，说起当时川人血流漂杵、尸骨蔽野的惨酷情形，虽是讲古，外婆脸上仍神情黯然，唏嘘连连。我听到心惊处，忍不住发问:张献忠何以这样滥杀川人？外婆说，张献忠是老天爷降下的魔王，来扰世害民。又说起那句脍炙人口的张献忠七杀碑名言:天生万物养于人，人无一物回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后来上中学读历史，教科书上讲到张献忠，是和领导农民革命军打天下的李自成相提并论的。老师在课堂上反复强调这是农民革命起义的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虽有其局限性，但革命造反精神的意义是伟大的。我那时当学生，虽不敢怀疑书本与老师的正确，但心里却禁不住想起了七杀碑上那句刀剑铿锵、杀伐有声的名言。

2004年，张献忠屠川三百六十年后的今天，我翻开《蜀碧》、《蜀警录》、《蜀难叙略》等史书，读到有关记载，满篇血腥扑鼻而来。终于明白所谓农民革命军的局限性有多可怕，其残忍程度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这支军队大规模杀人如砍瓜切菜，简直就是古代的 *** ，且死难者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普通百姓。我们川人的祖先黎民，何以遭此蹂躏惨难！三百六十年来，几十万生灵的亡魂且何以安？历史长河，滚滚逝波，而翻开中华民族的历史皆痛史。正史野史，是耶非耶？有识之人自会分辨。

崇祯元年（1628年），崇祯皇帝即位。他继承的大明政权是一个气数将尽、腐朽衰败的烂摊子。国土北方有皇太极努尔哈赤率领的满族大军虎视眈眈，边患不断;内地则天灾频频，盗匪蜂起，肆虐大半个中国。明朝最后一个朱皇帝面临的局面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势危如累卵。

是年，陕西、山西、河南大旱，连年荒歉使饥民相继为盗，从者十之有七。首先起事的有王小六、姬三儿、王嘉胤、黄虎、一丈青、小红狼、掠地虎、闯王、刘六等，名目甚多。张献忠和李自成初投王嘉胤，后与闯王高迎祥并为一股，攻略陕西、河南一带。1633年，闯王高迎祥与活动在川东北一带的摇天动、黄龙合作，率部由巫山水道入夔府。第一次入川，破大昌、巫山、云阳、巴州。石柱县女土官秦良玉带兵阻击，打散农民军主力。张献忠回窜陕西， *** 残部，新募流民据十八寨，已自成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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