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百姓评议官员的黄金时代

从古至今，历朝历代都有百姓评议官员的制度，但是，纵观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史，还是明朝，尤其是明朝初期，可以说是民意评议官员最为活跃的时期，堪称史上百姓评议官员最活跃的黄金时代。那么，为什么明朝的百姓敢于评议当朝官员？这还要从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颁布的《大诰》说起。

朱元璋在面向全国人民要求“户户有此一本”的《大诰》中明确提出，凡各地“耆宿老人、遍处乡村市井士君子人等”，都可以对本省各级地方官吏的施政行为与绩效进行测评，其评官意见可以用“列姓名具状”的方式递送中央，也可以在岁终考核官吏时组团来京，当面告诉自己：本境官吏“为民患者有几人，造民福者有几人”，再根据百姓评议，表扬好的，降免差的，乃至惩办有罪的。

让百姓积极评议地方官员的是非功过，这是由朱元璋的平民家庭出身的思想观念决定的。朱元璋出身于布衣，非常体会农民的艰辛。他坐上了皇帝大位后，每年都要带着儿孙到乡村巡视，有时自己还亲自挑上担子，并让儿孙们效仿于他。他还把县以上的官员都召集到京城开会，他说：我在过去当老百姓时，看到贪官污吏横行乡里，就切齿痛恨。如今我当了皇帝，你们这些当官的，“有胆敢蠹害吾民者，罪之不贷。”

因此，朱元璋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老百姓举报贪官污吏的政策，尤其是鼓励老百姓到朝廷来告御状的政策，严格规定各级官员都不得阻拦，特别支持老百姓组团上京告御状。对于敢于阻拦老百姓进京告御状的官员，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对被老百姓告发的那些官员，他进行的惩罚也是非常严厉的。对贪官的刑罚很多，砍头算是最轻的，重的有腰斩、断足、剥皮、抽肠、活煮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这样残酷的刑罚之下，官员们大都不敢明目张胆地为非作歹、鱼肉乡里。

在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大诰三编・县官求免于民》一文中介绍了这样一件事情：在河北乐亭县，农民赵罕晨率领三四十个农民组团将一帮县里的贪官污吏擒拿起来，押送到京城告御状。事情的起因是，乐亭县的主簿汪铎与县机关部门负责人一起设计了一个“敛派徭役”。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策划一个项目，然后把这个项目与全县的发展进步、人民幸福联系起来。老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巧立名目，摊派敛钱。结果民怨沸腾，就发生了老百姓将八个县机关部门负责人捆绑起来押送京师告御状的事件。在他们走到离县城四十里的地方，汪铎这位相当于现在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乐亭县主簿骑马追上来，央求赵罕晨等人说：“我从十四岁开始苦读，才有了今天的地位，饶了我这一次，休坏我前程!”结果他没有被饶过，也一起被捆送到了京师。朱元璋调查清楚后，下令将其砍掉脑袋。

据有关史料记载，自明朝开国以来，贪官污吏前“腐”后继，百姓举报告状不断，朱元璋罚不胜罚，杀不胜杀。据不完全统计，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即公元1386年，全国十三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任满，大部分都被杀掉了。

然而，朱元璋在弥留之际，依然念念不忘交代建文帝朱允说：如果有人劝你给老百姓用重典者，就先治他的罪!就连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在李自成打进北京之后，临死时还喊出：“勿伤吾民!”这是他人生中最后的一句话。一个开国皇帝，一个亡国之君，临死时想到的都是中国的老百姓，这在历朝历代的皇帝中，无疑是十分罕见的事情。

夏原吉——每一个盛世背后都有一个优秀的财政大臣

和其他朝代不同，明朝自立朝起一口气迎来了三个盛世： 朱元璋治下的洪武盛世；朱棣治下的永乐盛世；朱高炽、朱瞻基治下的仁宣之治。 在这三朝帝王中，朱棣无疑是最能花钱也最敢花钱的一位：五次北伐、六次下西洋、迁都北京......如此“大手大脚”，不仅没有拖垮永乐一朝，还顺利交接给儿孙辈，并延续了一朝盛世，这其中必须要感谢一个人： 历仕五朝，手握财政大权近三十年的财政大管家---夏原吉。

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夏原吉都算是数一数二的财政人才。时人说明朝因为他， “国无乏绝之忧，民享和平之福” 。

夏原吉为官37年，其间担任户部尚书就有27年之久，是明代任职时间最长的财政大臣。要知道，户部掌管的是天下钱粮，一国的经济命脉全系于此。挑剔严苛的朱家皇帝们，为什么会如此放心地把国计民生都托付给他呢？

这还要从夏原吉本人的品性、能力说起。

夏原吉出生在湖南，他早年丧父，孤儿寡母的生活十分艰辛。但是他天生聪颖，努力学习以赡养母亲。这样的经历让他养成了简朴的生活习惯，即使入仕为官后，也不事奢靡，未曾改变清廉的作风。

洪武年间，夏原吉通过乡荐进入太学，起初在宫中负责书写制诰。一次，朱元璋去视察太学，发现太学生们一片嚣闹，只有一个学生端坐不动，不为所扰，他就是夏原吉。朱元璋对他印象颇佳，之后将其破格提拔为户部主事。

夏原吉能力出众，无论面对多繁杂的事务，他都能处理得不慌不忙、井井有条。他也因此深受皇帝重用。不过夏元吉从不恃宠而骄。对待同僚，他十分宽宏，不计较个人得失，既不会刻意与人交恶，也不参与党派之争，在朝廷中素有端厚君子之名。

永乐初，苏州、松江一带水患严重，夏原吉奉命主持治水。他用三年的时间，修筑了一系列疏浚工程。期间，他十分勤勉，为了找到治水之法，常常 “日夜经画，目为之赤” ；他拒绝优厚待遇，日日身穿布衣、徒步往返，盛夏也不张伞盖。他说： “人民很劳苦，我怎忍独自贪图舒适？” 最后，水患得以根治，这块财赋重地重现生机。姚广孝从浙西回来，向朱棣称赞夏原吉： “他真有上古仁爱之心。”

掌管天下财富是一个浩大、复杂、繁琐的工作，涉及到财力的收支、资源的调配等等，还时时刻刻考验着一个人能否公私分明。夏原吉就是那个能让皇帝放心的人。

明成祖朱棣是一个有抱负的皇帝。刚刚即位，他便急于用“伟业”来证明自己是个有为之君。而这些“伟业”都得花钱，并且是大量的钱。

如果国库充盈，做多大的工程都好说。然而此时，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刚刚结束，战火和动荡下的明朝并不算富有，维持正常的国家花销（国防投入、经济建设、官员俸禄等）之余，怎样才能实现皇帝的理想呢？

还好，明成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得力助手——夏原吉。当时，夏原吉因为曾在建文帝手下受到重用，身份比较敏感。很多大臣据此力劝成祖此人不可用。但最后，成祖还是力排众议，任命夏原吉为户部尚书，管理天下财政。

事实证明，朱棣找对人了！先来看一下永乐时期，明成祖做成了哪些大事：

这些“大项目”任选哪一项，花费的钱财都是天文数字，供应转输的财物都以数万万计。更何况很多大事几乎是同时进行，这样一来，明朝的财政压力可想而知。

而夏原吉硬是顶住了这接踵而至的压力，保证了每个项目都能钱粮到位。为此，他需要尽心筹划、合理调度。到底需要花费多少心血呢？或许从几个细节可见一斑。其一，夏原吉总是随身携带着一个小本子，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下了全国各地的户口、府库、田税增减的数目等信息，以供随时随地查阅。其二，他对天下钱粮的情况早已谙熟于心，一次明成祖突然问起，他对答如流，而且十分详尽。

明成祖执政22年，成就伟业，开创盛世。虽然花费巨大，但是明朝的经济却能运行平稳。宣德年间的官员黄福评价永乐时期的财政状况时说： “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讨交趾，北征沙漠，资用未乏。” 可以说，是夏原吉用“精打细算”支撑起了明成祖的政治理想。

当然，夏原吉也并非对皇帝一味顺从，要钱就给。

永乐十九年(1421)，明朝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明成祖正式迁都北京。另一件，他又开始准备新一轮北伐。

大臣们都清楚，此时并非出兵的最佳时机，因为迁都、北伐这些连续的大动作已经让财政捉襟见肘了。所以，当成祖询问兵部尚书方宾对于北伐的想法时，方宾回答说兴兵的费用不足。成祖不快，又问一直都支持自己的夏原吉关于边防储备的情况。夏原吉也给出了“不要出兵”的建议。他说： “连年出兵，都无功而返，军马储备已损失了十之八九，加上灾荒不断发生，现在已经内外交困了。况且您 圣体 欠安，还需要调养，遣将出征即可，不需要御驾亲征。”

夏原吉实话实说，却没想到成祖北伐的心意已决，不仅不听劝，反而在盛怒之下，将夏元吉下狱关押，还派人抄了他的家。

成祖坚持北伐，但是很快因为粮尽而返。在最后一次北伐的归途中，成祖病危，或许是后悔没有听从夏原吉的劝告，或许是想到夏原吉始终是可以托付之人，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喊出一句话： “夏原吉爱我！”

仁宗登基后，重新启用了夏原吉。此时的明朝已经不能再花钱如流水了。夏原吉于是向仁宗建议花钱要“收着”，一方面赈济饥民，减省赋役，以休养民力；另一方面，暂停永乐时期的烧钱工程，比如下西洋等……

夏原吉再一次撑起了明朝的财政大局，被拖垮的经济开始逐渐恢复，“仓储无积”的局面得到改善，仁宣之治的序幕由此徐徐拉开。

身为财政大管家，夏原吉见过花钱如流水的场面，也面临过“仓储无积”的窘境，但是他仍然用自己的智慧支撑起了两个“黄金时代”：永乐盛世、仁宣之治。

首先， 捂紧钱袋。 以发放俸禄为例。明朝廷的俸禄是一笔非常大的支出。为了“裁冗食”，夏原吉裁减闲散部门，淘汰尸位素餐的人员，还想方设法减少不必要的支出。永乐十九年（1421），在赏赐讨平交趾的官兵时，他坚持用一次性的重赏代替升职。因为，赏赐的钱虽多，但是只用发一次；而升官，则意味着长期、更多支出。另外，他还力劝皇帝减少给皇室宗亲的俸禄，甚至减少宫廷的开支。

第二， 清除弊政。 朝廷在各地设立的仓廪和征收的税粮息息相关。之前，因为监管不力，出现了很多监守自盗的行为。夏原吉下令清理各地仓廪，严查贪污，加强监管，减少损失。还有，从洪武年间开始的纸币贬值问题，在夏原吉手中也得到了缓解。

第三， 增加收入。 在很多官员看来，增加赋税是最直接的解决财政困难的方法。但是夏原吉却不会为了增收不顾民生。他主张增加对富户的税收，减免对贫民的税收，并允许乡民出钱代替劳役；出台“优惠”政策，吸引无地农民到边塞耕种落户；对于受灾地区，他会请求皇帝减免赋税，让百姓能够休 养生 息。

作为明朝的管家，夏原吉总是在国家的收支之间、皇帝的理想和现实之间、国计和民生之间寻找着平衡点。而正是因为他的不断权衡、调度得当，才保证了明朝在不算宽裕的经济下延续了治世景象。

夏原吉的经济才能毋庸置疑，但是自家的账却管的“一塌糊涂”。当年，他被明成祖抄家，当把皇帝赏赐给他的财物没收之后，他的家中就只剩下了布衣和坛坛罐罐；亲弟弟前来拜访，他仅有两石米相赠；朝廷因其功高，要给他发三份工资，他坚辞不受……谁能想到，一个手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大臣竟然简朴至此！他是真正做到了一生和钱粮打交道，却清廉了一生。

这样的反差出现在夏原吉身上也可以理解，毕竟他从来不是为自己管家，而是在为皇帝管家；从来不是为了自己算计，而是在为天下人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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