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名人买房故事：白居易做官十八年在长安买房

公元800年，白居易二十九岁，他来到长安，拜访了当时的文坛大腕顾况，顾况看了他的名字“白居易”仨字儿，调侃了一句：“米价方贵，居亦弗易。”

顾况看了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后又说了一句：“得道个语，居亦易矣。”虽然如此，但白居易后来的经历，还是证明了一点：长安居不易。

803年，白居易三十二岁，先后通过了礼部的科举考试和吏部的选拔考试，有了第一份工作：在秘书省做校书郎(有点儿像现在国营出版社的一个高级编审)。

白居易运气好，一入仕途，朝廷就调整了官员的薪酬，不但不再停发、减发工资，而且还把京官、外官的工资标准都上调了，低级文官所能领到的薪水，比起李白做翰林供奉那会儿高多了——李白在翰林院工作，每月工资还不到2000文(按购买力折合人民币不足1000元)，而白居易做校书郎，每月却能领到16000文。白居易任职时，安史之乱已经结束，社会经济恢复了元气，跟李白时相比，白居易那时的铜钱并没有贬值，一文依然相当于人民币5角。他月薪16000文，折合人民币8000元，这个薪水不能算低。

靠这些薪水，白居易能买房吗?不能。白居易自己回忆道：“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选及第，授校书郎，始于长安求假居处，得常乐里故关相国私第之东亭而处之。”常乐里，长安城中一个小区，位于东城根儿，是很偏僻的地段。这段话的意思是，公元803年，白居易做了校书郎，跑到长安东城的常乐里，租了已故宰相关播家的一个亭子，在那儿安顿下来。

805年，白居易三十四岁，做校书郎已有两年，白居易想把母亲和弟弟从安徽宿州搬到长安，跟自己一块儿住。可是，他租的那座亭子再添丁加口，肯定紧张。如果在长安买一大套，以他目前的收入和积蓄，那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白居易去了趟陕西渭南，在渭南农村买了一所房子。

农村房价大多都很便宜，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一位名叫卢川素的官员，卖掉他在江苏泰州某村庄购置的院落，还包括房前屋后的若干田地，总售价才10万文。

白居易在农村买房之后，让母亲和弟弟搬到了渭南新家，他自己还在常乐里租房住。不过每逢旬休(唐朝官员每十天休假一天，十天为旬，故称旬休)，他就骑着马去渭南跟家人团聚，第二天再赶回去上班。

806年，白居易三十五岁，校书郎任期已满，他退掉在常乐里租的亭子，跟同事兼好朋友元稹一块儿去靖安里东侧的永崇里租房，在那儿温习功课，准备参加晋级考试。后来考试通过，白居易被派到陕西盩厔(zhōu zhì)县当县尉。

807年，白居易从盩厔调回长安，做了左拾遗，兼翰林学士。这时候他的月薪是25000文，白居易仍然租房住。在哪儿租房呢?新昌里。后来他又调任京兆府户曹参军，工资再次上调，月薪四五万文，此外还能领到200石禄米，每年总收入折合人民币30多万元。白居易租了一所大房子，位于长安南城的昭国里，不再住偏僻地段了。

821年，白居易五十岁，在长安买下第一所房子。白居易有诗云：“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他说自己租房的时间长达二十年。二十年是约数，实际上是十八年。

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在九江做司马时，常去庐山逛。庐山上有两座寺院：东林寺和西林寺，东林寺的和尚听说白居易文采了得，请他给一故去的僧人写墓志铭，白居易提笔一挥而就，和尚们很高兴，给他开了10万文的稿费，白居易就用这笔稿费在庐山上盖了一所房子。这所房子就是赫赫有名的庐山草堂。

中国古代买房那些事儿

在中国历史上，房子常常与当下一样稀缺，住房问题同样是一个让百姓苦恼的社会热点。说起买房，古代名人也是一肚子苦水。苏辙说“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陆游言“犹愧先楚公，终身无屋庐”；欧阳修进京后感叹“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而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古代的各级政府部门也想了不少法子。

古代公务员都是无房户

说起中国古代的住房制度，最有趣的，当数官员的住房问题。在人们看来，封建社会的官员是吃皇粮的特权阶层，他们的住房问题皇帝当然也管。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朝廷官员根本不敢奢望有自己的房子。秦朝官员的工资，实行“秩石制”，直接发粮食当工资。官员职位越大，也仅仅意味着，他能领到更多的粮食，并没有其他特权。从西晋开始，为优待官员，才正式按照官品占田。然而，皇上给的地，和官员任职的地方常常不一致，而且按照唐朝末年之前的规矩，一旦官员退休，在职时的俸禄一律停发，这地也得还给皇帝。

为了省却许多麻烦，更是为了办公的需要，许多官员就直接把家安在了条件相对优越的衙署里——或者叫机关宿舍更合适。异地做官，则举家搬迁到新宿舍。如果不幸被淘汰出官场，那就想办法另谋生路或者回老家过日子。

唐末以后，退休的官员有幸能领到一半的俸禄，但退休后的住房问题，政府还是不管。南宋还规定凡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倘在当地有亲属，或置有财产，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违反者处一年徒刑。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古代公务员一退休就无家可归。有些人家里本来就有土地，从来都不用发愁住房问题；皇帝高兴了，也会给官员赏赐土地和房屋；另外，假公济私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晋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说先前的官员调任，将政府借给他和家属居住的官邸据为私有，新官上任，只得重建。

北宋士大夫王禹偁在《小畜集》中写道：“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非熏戚世家，居无隙地。”京城房价非常高，如果不是皇亲国戚和世家大族，你在这座城市里很难拥有自己的不动产。南宋哲学家朱熹则说：“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自神宗置东西府，宰相方有第。”宋太祖和宋太宗在位的时候，首都住房非常紧缺，国家干部都买不起房子，许多身居庙堂的高官都曾有过“蜗居”或当“房奴”的经历。直到宋神宗即位，给高级官员盖了福利房以后，宰相们才算有了窝。普通市民就更不用说了，买不起小房，租不起大房，只能做蚁族：“四邻局塞，半空架版，叠垛箱筥，分寝儿女。”(陶谷《清异录》)四户人家局促在一个小院子里，每家住一个小房间，都拖儿带女，孩子们没地方睡觉，怎么办呢？在空中架一块木板，把房子改成复式，把箱子叠拼起来当床，让儿女睡在上面。

大唐宰相卢怀慎：家中用破席挡风遮雨

在唐代，国家向在京的朝廷官员提供免费的单身宿舍，若甘愿打光棍，则可居住其中。《唐语林》记“赵历祠部郎，同舍多以祠曹为目”，此“同舍”即含有同住一个宿舍的意思。

唐玄宗时副宰相卢怀慎住宅之简陋令人咋舌。一次他休病假，同僚宋王景、卢从愿等去他家探病，但见“器用屋宇，皆极俭陋”，卢怀慎“卧于弊箦单席，门无帘箔，每风雨至，则以席蔽焉”(《明皇杂录》)，堂堂大唐的副总理就躺在一张破席上养病，大门上连一副像样的门帘都没有，就靠一张破席挡风遮雨，可见其居住条件之恶劣。

白居易：京城上班郊区买房

从古至今，房子的地理位置一直都是决定其价格的重要因素。古代都城寸土寸金，高昂的房价让人“望房兴叹”。

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28岁考中举人，29岁考中进士，32岁参加工作，是当时的正九品“校书郎”，也就类似现在的一个处级干部。身为唐朝有编制的公务员，白居易工资不低，每月一万六千钱。白居易在长安东郊常乐里租了四间茅屋，他的正常开销大概有七千五百钱，剩下的八千五百钱他都好好存起来。就这样存了十年，他还是没能在长安买下一套房子。没办法，他只好跑到陕西的渭南城(类似北京附近的通州)置了套房产，平时在长安租房上下班，逢假期和休息日就回渭南的家。如同现在大都市的部分白领，在郊区买房不住，而在城里租房上班。

韩愈：为官30余年才买起房

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名气比白居易还大，官职也更高，他在长安为官30余年，官居京兆尹，相当于首都市长，还兼任吏部侍郎，相当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然而，就是这样的省部级高官，在晚年才买了一处小户型住宅，但他却很知足：“始我来京师，止携一卷书。辛勤三十载，已有此屋庐。此屋岂为华，为我自有余。”

杜甫：一场秋雨刮走草堂屋顶

“诗圣”也买不起房。安史之乱后，潦倒的杜甫在亲友们的帮助下，盖起了一座简陋的茅屋，终于有了一个栖身之所。可不料一场大风不期而至，紧接着，连阴雨也悄然到来，狂风卷走了他屋顶上的几层茅草，屋顶不断地漏雨。杜甫长夜难眠，感慨万千，他挥毫写了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后来不得已只能住到一条破船上了此残生，过着“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生活。

苏轼：借房给儿办喜事

苏东坡当了多年的高级“京官”，却无缘在京城拥有自己的“不动产”，只是在其他小地方买了几套。他儿子在开封结婚，没有新房，苏东坡很着急，最后还是借了一个朋友的房子，才算把喜事办了。当然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东坡先生是廉洁自律的“清官”。

苏辙：晚年买房耗尽积蓄

苏辙在眉山老家旧宅里住了18年，嘉元年进京。等到他和苏轼考中进士，爸爸苏洵也做了十来年的官，在京城却没能置上房子，任由兄弟俩借住公署。后来苏辙、苏轼的妻子和孩子也来到京城，加上丫环保姆，一家老小几十口，公署里住不下，苏洵才去租了一处宅院。直到治平三年苏洵病故，除了眉山老宅，没有给儿孙留下一处房产、一块土地。

父亲过世后，苏辙守孝3年，再到京城做官，已经31岁，直到70岁那年才买上房子，而且不是在首都开封买的，是在开封南边的一个城市许昌买的。元符三年，苏辙回河南许昌定居后，狠狠心拿出攒了大半生的工资，卖掉一批藏书，花了几年时间，陆续买下“卞氏宅”“东邻园”“南园竹”，又改建、扩建，置了一处百余间的大院落，安顿下全家老小。不过心愿满足了，他一生的积蓄也耗尽了，“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于是又自责“我老不自量”，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做房奴。

欧阳修：胡同里的租房族

欧阳修考中进士，进中央工作，工作了好多年，始终没买上房子。他给朋友写信说：“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意思是在京城工作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混上自己的窝，一直在小胡同里租房住，可见他长年蛰居在一条小胡同里，是个典型的租房族。

此外，南宋度宗朝，诗人方岳，在邵武住破烂公租房，一住3年。辅佐3朝、为相10年的韩琦，曾忧伤吐槽，咱大宋朝的文臣武将，在京为官，租公房民舍的，放眼都是啊。

古代调控房地产有高招

唐朝 ：房屋买卖“先问亲邻”

唐朝出台了一种持续了一千多年的限购政策，“天下诸郡……有田宅产业……先已亲邻买卖。”(《唐会要》卷85)即全国不管哪个城市，一切地皮和房产，想出售，先问亲戚和邻居。

五代十国的规定：“如有典卖庄宅，准例房亲邻人合得承当。若是亲邻不要，及著价不及，方得别处商量，和合交易。”(《全唐文》卷996所载后周广顺二年律令)卖房的时候，先问四邻和族人是否想买，如果他们不愿，或者出的价太低，你才能卖给其他人。

宋朝的规定：“应典、卖、倚当物业，先问房亲，房亲不要，次问四邻，四邻不要，他人并得交易。房亲着价不尽，亦任就得价高处交易。”(《宋刑统》卷13)比五代十国时还要细致，还明确了征求意见的顺序：先问族人，后问四邻。

假如你不问亲邻，亲邻发现你的房子住了新人，可在一年(南宋改为3年)内向官府告状，要求以原价赎回，重新出售，并以房亲为第一售房对象，四邻为第二售房对象。除非遭遇天灾，亲邻们逃荒逃到了外地，你急等用钱，又无法询问，你不得不卖房，同时有见证人签字画押，有买卖合同，有缴税证明，有公章，政府才不予追究。

（以上回答发布于2015-10-03，当前相关购房政策请以实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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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诗文名满天下，远播海外，但为什么也买不起长安的房子？

唐朝，这个古老又熟悉的朝代，之前看《长安十二时辰》的时候，我不禁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剧中许多出现过的人物，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在长安买房定居。

比如说剧中有一个鲜明的小人物，叫做元载。他梦寐以求的事情就是能在长安城当中找到一个适龄未婚的大小家娶回家，从而实现他在长安安家落户买房成家的梦想。

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元载

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夸张，因为元载虽然是小人物，但是毕竟是个官员。大理寺的八品主簿，看起来品级或许很低。但是如果换个视角，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大理寺八品主簿相当于中央检察院差不多副处长了，这个官职怎么看也不低了。如果说首都副处长都买不起首都的房子，未免有些难以置信吧？

感兴趣之余，我查了相关史料，发现这竟然不是作者的杜撰，而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不仅元载在八品的时候买不起房，在唐朝，有一个赫赫有名粉丝无数的大诗人长漂了多年，也没有买得起房，这个人就是白居易。

说到白居易，他的很多诗歌我们耳熟能详。从小学时候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到初中高中的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哪怕是不识字的文盲，也一定听说过此时无声胜有声、同是天涯沦落人这样脍炙人口的诗句。

在唐朝，白居易不仅仅是个诗人，古时候文人政客不分家。有名的文人大多数从政，白居易也不例外。

白居易

除了语文课本上学的江州司马之外，白居易陆续当过很多官。从一开始以校书郎出道，依次当过太子左赞善大夫、江州司马、忠州、杭州刺史、司门员外郎等职务。别的不说，唐朝刺史是一州府的长官，即使到了晚唐时期，刺史地位被削弱，也至少相当于现在一个地级市的市长或者是市委书记。到了晚年，更是官居秘书监，官居三品，配金鱼袋，身穿紫袍。不说权倾朝野，至少也是一元重臣。

可即使如此，他还是没能买得起长安的房。更夸张的是，白居易不仅当官，而且是个官员，更是一个明星。众所周知，白居易是个大诗人，不仅是个大诗人，甚至可以说是仅次于李杜的诗坛巨星。他有名到什么程度呢？不仅上至皇帝、下至妇孺百姓是他的粉丝，他的诗作更是远销海外。高丽、日本等地广为流传。

他的诗作在国外有多受欢迎呢？

有这么一则故事，说的是日本平安时代某年的冬天。日本平安京大雪纷飞，鹅毛大雪洋洋洒洒。天皇的皇后藤原定子和女官们围着火炉取暖闲谈，藤原定子突然问其中一个女官清少纳言，?少纳言，香炉峰上的雪怎么样了？?

这句话看似很平常，但其实很奇怪。香炉峰并不是日本的山，因为李白有诗句?日照香炉生紫烟?，所以香炉峰就是庐山。

香炉峰

但是那时候有没有卫星信号，也没有互联网，庐山上的雪怎么样了，日本又怎么能知道呢？

但女官居然没有懵逼，而是听明白了皇后的话，站起来打开窗子，拨开了帘子。皇后会心一笑，众人也都纷纷明白过来。

这当中的机巧也是一句诗，这句诗就是白居易写的?香炉峰雪拨帘看?。

从皇后、清少纳言和众人的反应来看，他们对于白居易的诗作显然非常熟悉。要知道那是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如果现在中国有这样一位作家，周边邻国对于他的作品耳熟能详，甚至能信手拈来，那他靠着稿费能赚多少钱？可能买不起北京的房子吗？

这当中的原由并非白居易太穷，而是长安城的房子实在是太贵了。为什么那么贵呢？

这个问题说起来比较复杂，总的来说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长安城人口实在是太多了，唐时长安城中一共一百零八坊，百万人口，光是各国使臣留学生就十万人。一方面说明了长安城繁盛，另一方面其实也说明了长安城扩容能力不够了。

毕竟古城都是以城墙为依仗，城墙框下来这么大，那么就这么大了，也没办法扩建。要知道，长安繁盛了近一百年。在这一百年里，有多少学子进京为官，有多少商人留在长安经商，有多少留学生仰慕中华文化不曾回国？长安城太好了，大唐太繁盛了，那么后果就是长安城的土地和房子实在是不够用了。那时候也没有政府调控房价，那么自然房价就涨上天了。

第二个原因老生常谈，就是土地兼并。也是自古以来，农耕王朝循环往复的症结所在。

说白了，富者越富，拥有的越来越多。还拿我们之前提到的元载举例，此人后来一路飞黄腾达，在唐朝中期官至宰相。他和白居易不同，白居易毕竟是风流文人，有身段，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元载不是，他是个财迷，只要能挣钱，才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开始他官级不高还好，后来做了宰相，又有皇帝赏识，那当然再无顾忌，肆无忌惮。

等后来皇帝是在看不下去，抄他家的时候，发现长安城中一百零八坊，其中有三坊姓了元。要知道长安城一共一百万平方公里，三坊面积怎么着也有一平方公里以上。要知道，这可是一百万平方米。阿里巴巴杭州的西溪园区占地面积不过才二十六万平方米，这还只是元载这么一个官员。唐朝一共接近三百年，出过多少显贵官员？

据说唐朝的皇帝也并不是不知道长安城房价太贵，非常不合理。但是那时候法案允许土地兼并，也无可奈何。

我们现在总在感叹北上广的房价太高，已经涨成了天文数字，到了普通老百姓一辈子工作也买不起的地步了。但翻翻史书，回望一下过去才发现，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类似的事情，历史上早有记载。

曾经和一个北京的朋友聊起过北京的房子，她告诉我说，当年他们家的房子是她的父母在北京的单位里上班分来的。等她上学的时候，她身边的外地搬来北京的同学的房子都是全款买来的。再到现在她工作，她身边的同事买了房的都背上了重重的房贷，来得晚的，直接就买不起了。

之前听的时候不觉有异，现在再回想起她的这番话，和史书一对照才发现，印证了很多。虽然时代在变，故事里的人在变，但很多事情的本质没变。

在我们仰望北上广居高不下的房价的时候，我们也许应该庆幸：我们的政府有在努力，我们的城市在不断地扩建和发展，房价远没有到白居易时代的程度。更重要的是，相比于那些在浩荡历史当中连名字都不曾留下的小人物而言，我们还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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