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知道:上早朝的大臣的读者,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一个公司要想更好的管理员工,就得有制度,上下班得打卡,不要以为只有现代还会有这种所谓的规章制度,在古代王朝上朝退朝也有一定的制度,或许比我们现在的制度更为严谨。在京城当官,每天避免不了就是早朝,大部分皇帝虽然在卯时以后才会开始上朝处理政事,但是官员必须要在皇帝上朝前就进入朝堂。万一遇到像雍正这样喜欢早期的皇帝,再加上赶路、列队等等时间消耗,很多官员可能凌晨一两点就要出发赶往紫禁城。
当官固然有名有利,付出的辛苦自然也要比别人多一点,早朝得上,早饭也得吃,言归正传,今天就给大家揭秘一些紫禁城早点摊儿的那些事儿。个别官员会提前吩咐下人做好早饭,但是大部分都因为时间太早,就会去早点摊吃点,在进入乾清门必经之路叫天街,在朝会传召前,大臣们的准备工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很多头脑机智的太监和内务府的官差就看到了商机,就花钱打点了一些官员找厨子在这里支起了早点摊。
给官员们提供的食物自然是不能太寒酸,在很多古书中都有记载到,有苏造肉、芝麻烧饼、炒肝、卤煮等等,都是非常经典的北京小吃,并且有很多小吃一直流传至今。不仅有小吃摊,也为那些官阶比较高的人准备了食堂,“东华门食堂”相比那些早点摊就高档许多,食材也更加丰富,也为那些官员提供了方便,毕竟坐在一起吃难免有些尴尬。
早点摊听起来就比较朴实,这些也都是那些下层官员的选择,军机大臣这一类的官员自然是不会去的,因为在军机处会有餐食提供给值班的大臣,早餐种类并不比外面摊位上的差,油条、烧饼还有各种点心。说到早点,在咸丰年间就有一个传奇人物不得不说,王库儿是一个农民,他无意间在做买卖的时候捡到一块宫内的腰牌,他就大胆的带着腰牌进宫去参观去了,结果守卫也没有发现他的身份,能轻易进出紫禁城的王库儿就萌生一个大胆的想法,在紫禁城里卖馒头。
宫里的东西虽然贵,但是味道比起民间百姓做的还是差点,而且王库儿的馒头那是相当的好吃,所以每天他的馒头都会被哄抢而空,就这样他卖了一年多,直到在咸丰三年的时候,被一个新来的侍卫发现异常,结果被缉拿,关于这个“馒头案”的后续就没有人知道了,不过很多官员还是会想念白花花的大馒头。
清朝早朝是早上五点到六点,是否每天都要早朝,取决于皇帝的勤政程度,一般皇帝每星期通常上朝听政两三次,大臣如果缺席,要告事假或病假。
《北京档案《另眼看和珅》2009年第10期记载,清代早朝的时间大体上沿袭前朝,早朝时天色尚未破晓,在凌晨5时左右;乾隆、嘉庆年间天下太平,则稍晚,延至日出之际,即清晨6时;而同治皇帝荒淫无道,迟至8时以后方才临朝;后来光绪帝企图变法维新,以挽救清王朝的颓势,一度把早朝提前到凌晨4时。
但就清代早朝,也有另外的说法。据吴越先生的《另眼看和珅》中说:“清朝没有一早就聚集官员站班议事的制度。“康熙朝曾沿袭有“御门听政”制度,冬春季早六点,夏秋季早五点,先在乾清门,后来改在太和门听政。多少有早朝的味道,而到了咸丰朝,“御门听政”就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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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朝时,大臣必须午夜起床,穿越半个京城前往午门。凌晨3点,大臣到达午门外等候。当午门城楼上的鼓敲响时,大臣就要排好队伍;到凌晨5点左右钟声响起时,宫门开启。百官依次进入,过金水桥在广场整队。官员中若有咳嗽、吐痰或步履不稳重的都会被负责纠察的御史记录下来,听候处理。
通常,皇帝驾临太和门或者太和殿,百官行一跪三叩头礼。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机会与皇上对话,大臣向皇帝报告政务,皇帝则提出问题或者做出答复。
皇帝主要在乾清门御门听政、养心殿理政。每星期通常上朝听政两三次,在乾清门接见各中央部门主管,接受他们的奏摺,听取工作汇报。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都勤于理政,朱批谕旨不用别人代笔,常常批阅奏折到深夜。
奏折是一种密奏文书,始于康熙皇帝,为了掌握第一手基层政情,可以由原奏人直达皇帝,不必经过层层官僚关卡。经皇帝亲笔批示的朱批奏折,具有法律和行政效用。朱批内容可能是严肃的政治指令,更多时候是简单的“知道了”“欣慰览”“欣悦览”。皇帝面前,写奏折的人怎么称呼自己,满汉有别:自称“奴才”的必是旗人大臣,汉人官吏只能称“臣”。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早朝 (中国古代仪式)
凤凰网-清朝官员没有假期 每天半夜就要赶路上早朝
人民网-历史揭秘:古代皇帝为何不长寿 因为太早起床上早朝?
封建王朝时期,尽管皇帝、大臣手中都握有重权,但是也需要按时上班下班,也就是当时上朝下朝。不少大臣们为了不迟到,两三点就要起床做准备,那么古人们如何解决早饭呢?今天我们就来说道说道。
很多人觉得上个早朝凌晨两三点起床有点夸张,其实一点都不夸张,每个皇帝上早朝的时间都有自己的习惯,通常是五点或者六点,我们按照六点来算的话,因为古代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普通的大臣是不被允许住在城内的,除非皇帝特许。所以不少大臣家住的地方离上班的地方非常远,加上古代大臣们靠的是马车代步,速度很慢,所以为了不迟到,他们只能早早起床开始准备,以免失了礼制,给家人带来灾祸,毕竟老板是皇帝,皇帝掌握着大臣们的生杀大权。
那么起这么早去上班,早饭是来不及吃了,如果会议能够早早结束,大臣们还能忍得住饥饿,如果会议进展不顺利,势必要站上一两个时辰,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是一件费力的事儿,更别说那些年老的大臣了,指不定就低血糖了。那么大臣们该如何解决,让自己在早朝上保持良好的体力呢?
其实古人们还是不会亏待自己的,有问题了总有办法解决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宫里解决。例如明朝时期皇帝比较开明,专门在宫中设立了一个吃早饭的地方,大臣们上完早朝后,不用在赶着回家吃早饭,谢主隆恩后直接去这个地方吃饭即可,相当于宫里包了一顿早饭。等到吃完饭你回家即可。不过这项制度到了明朝末期就废除了,因为当时朝廷没银子了,养活不了一大群人,只能让大臣自己想办法解决了。
这官方不给解决了,那么大臣们可不可以在街边小摊上解决呢?当然是不能的,你可以买,但是你不能三五成群穿着朝服在街边吃饭,一来有失大臣的身份,二来穿着朝服不方便,万一弄脏了就麻烦了,如果实在饿得慌,通常大臣们会命跟随的下人去买,自己则在轿子中偷偷吃上几口,先填填肚子再说。
而我们都知道皇宫中有御膳房,专门给皇帝妃嫔等做饭的地方,但是宫中人口众多,御膳房虽然听上去大气,但做的饭菜,如非品级够高,大多也是大锅饭,味道自然不能完全满足大家,所以清朝时在后宫中就获准开了个类似于饭店的地方,给钱就能给你做你想吃的任何美食,名叫四合义,味道比御膳房要好很多。
能够皇宫里开饭店的人自然是不一般的人,宫里肯定是有亲戚关系的,不过有了这个地方不仅满足了不少宫中的吃货,而且还能解决官员来不及吃早饭的问题,关键是这地方要钱,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添补一下国库,一举三得。
所以说从这一件事上,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任何问题都是有解决办法的,上有政策,下就会有对策,没有大臣想因为没吃饱饿晕在皇帝面前的。
中国古代皇帝上朝时间一般都在早上五点到六点,如果上朝时间延至七八点就被认为相当晚了。清代皇帝常在北京城外的颐和园上朝,许多官员为了准时到达,必须半夜起床。曾在詹事府做事的官员恽毓鼎的日记里对上朝时间之早的描述更加让人不可思议。如某次上朝要三点钟出门,因为道路泥泞,抵达东安门时天已黎明,光绪帝先到中和殿看祝版,所谓看祝版就是提前看一些官员写的文件,然后再召见官员。
也就是说,从家里赶到上朝地点,中间可能要走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然后还要在朝房等候许久,如果遇到冬季雪天,道路泥泞,在车中颠沛不止,加之缺乏取暖设备,还容易染上寒气。怪不得恽毓鼎有一次见到光绪帝就感叹“天颜清减,深以为忧,竟无人敢以摄养之说为圣明告者”。言外之意,皇上脸色不好看都是让上朝过早给闹的,这声叹息颇是感同身受。如果是赶去颐和园上朝,就要起得更早。有一次给慈禧祝寿,恽毓鼎一点半钟起床,先到东宫门外詹事府帐篷歇息一阵,再向颐和园进发,此时的颐和园内灯火通明,光彩如昼,也验证了寿礼应是在黎明前后举行的。
在上朝和会客路途中由于时间充裕,官员可以在车中选读一些书籍,有时两天就可看完一本,可见在马车颠簸中阅读的时间不算短。
不过要想通过以上的描述断定清朝官员平日工作繁重累死不偿命你可就错了,因公劳累恐怕只是个假象,一个关键证明是早朝完毕后官员可各自回家不必坐班,睡上一大觉直到日落才醒也没人管。
就拿恽毓鼎的作息时间表来说,他的詹事府职务相当于史官,负责皇帝的起居注编纂,也就是记录皇帝的日常生活,也兼校一些官修史书,按理来说应该随侍皇帝近旁。但除皇帝举办例行仪式时起居注官应陪伴左右外,其余时间只偶尔光顾史馆,平常都是史馆派人把稿子送到家中交给他审阅,交还的日子好像也没有严格的规定。审稿范围包括《儒林》《文苑》这类官修史书的稿本,也包括审核校阅一些地方志。
遇到上朝等公事,排班甚至可以自行协同商量,预先排定。如1898年年底詹事府规定有十二班,恽毓鼎自己选择四班上朝,其余班次即可免予参加。这四次上朝中,还有一次因起床过早,一点钟起来头晕呕吐,半路折回未去。到了1905年,对那些缺席早朝的官员好像也没有了处罚的规定,以致有时上朝陪侍的官员稀稀落落,让人感觉不成体统,在此之前,如起居注官有误班或缺席者,须告知御前大臣奏闻议处,所以每次遇到有不来上朝者,大家就会惴惴不安。
与上朝这类公事相比,恽毓鼎大量时间会花费在与科举同科或乡亲好友之间的团拜上,写一些私人应酬的书法也消耗大量精力。此外回复信函和闲逛琉璃厂淘旧版书也是重要的活动。其他一部分时间会用来悬壶行医。
表面上看,官员受公事牵扯精力并不像预想的那样多,但私事应酬确是如一张大网,常常罩得人喘不过气来。从日记上看,赶赴私人饭局几乎占去了恽毓鼎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几乎到了烦不胜烦的地步。恽毓鼎就自责说:“自去冬至今,会无谓之客,赴无谓之局,终日征逐,身心俱疲,求六时静坐看书而不可得,以致胸怀扰攘,往往夜不能寐。十余年所用心性工夫几全数放倒,若不亟自收拾,将为小人之归矣。”也就是说再这样消耗下去和小人没什么区别了,这可是相当严重的一个事情。有一次恽毓鼎络绎不绝地连续接待了十几位客人,搞得腿部疼痛不能举步,他不由自主地开骂起来,觉得自己“究竟无一正经之事,无一关系之言,费光阴,耗精神”,发出真冤苦的抱怨。
1906年2月20日午前,恽毓鼎连续接待了五拨客人后就呕吐起来。于是发出了一阵感喟,说西方人彼此见面时会就事论事,聚会后也不迎不送。宴会上谈论闲情私事,公事免谈。国人却恰恰相反,那些来访的人明明有想说的事,却先做无数浮泛的言辞加以铺垫,废去许多口舌后才进入正题。等到了该说之事,说起来又拉里拉杂,没完没了,听起来厌烦无比,其实几句话就能说清。如此下去,主人哪里会不困,哪里会不怕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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