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明朝奇葩君臣惹出来的祸

奇葩君臣：土木堡之变是大明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之后，虽有孝宗之治、张居正改革，但大明再也不复成祖之盛。而大明由盛转衰的两个操盘手，是历史上不得不说的一对奇葩君臣——朱祁镇-王振双ZHEN组合！

朱祁镇（1427年—1464年）——当时称之为正统皇帝，后世称之为明英宗——可谓中国古代经历空前绝后的一位皇帝：皇帝-俘虏-太上皇-囚徒-皇帝。才活了短短37岁，世间的酸甜冷暖苦辣咸，他竟全没落下，挨个品尝。

这当然得拜另一个奇葩的人所赐——王振！王振，男，汉族，明朝蔚州（今河北蔚县）人，明朝著名大太监。说他是太监，还真不全面。他略通经书，中过举人，做过学谕（海瑞就做过这个官）。但是，小小学谕拴不住我们志向远大的王先生，可考进士这条荣身之路对他而言是太难了些。于是他便自阉入宫。由于我们的王公公善于伺察人意，入宫后，深得英宗皇帝信任，被派做司礼监掌印太监（太监中的老大），如愿以偿地成为了明朝第一代专权太监。好了，现在王先生，奥，不，王总管可以踏踏实实做太监了，可是王公公摇摇头——“要做太监，也要做一位雄才大略，名垂青史的太监，就像汉代的蔡伦，我太宗朝的郑和！”王振想带兵打仗，建立军功！王振的志向，应该用一句话来概括：“不想当将军的太监不是好太监”。额，不对，应该是“想当太监的太监不是好太监”——你说奇葩不奇葩？

“机会”来了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部在首领也先的带领下大举入侵。透过瓦剌骑兵荡起的狼烟，王振发现，一直以来渴望建功立业的“大明梦”，似乎可以成真了！

王振先是百般鼓动朱祁镇御驾亲征——仅仅两天就凑合了20万大军准备出发了！后勤保障可想而知！也先听说英宗亲征，佯装退却，引诱明军进入大同及其以北地区。王振和英宗就这样顺利进入大同。王振看到瓦剌军队北撤，非常高兴，告诉朱祁镇瓦剌害怕皇帝亲征！这下，年轻的皇帝也感觉到了战争的快感！决定继续北进。

北进路上，仍没有见到瓦剌军队。这时，有从军将领提醒王振“未见瓦刺一兵一卒，未损一矢，并恐怕瓦刺兵有诡计”。纸上军事家王振害怕起来，急忙传令，撤出大同，并从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退兵。

从驴友到慈善家再到后勤保障家，最后变成。。

但走着走着，王振可能想起楚霸王说过的话：“不能衣锦还乡，就好似穿着华贵的衣服却走夜道，无人知晓！”于是变身驴友，邀请英宗驾幸途经他的家乡蔚州，好向家乡父老显示自己的威风。可没走多远，王振忽然想起，大队人马经过蔚州，一定会损坏他家乡的田园庄稼，于是，有火速变身慈善家，传令改道东行，向宣府(今河北宣化)方向行进。这时，瓦剌已知明军不战而逃，急忙整军来追，英宗这才慌了神，急派大将抵抗，却不料中了埋伏。但这毕竟给大军撤退提供了宝贵时间。可孰料退到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时（这里离怀来城仅20里），王振又超级变变变成为后勤保障专家，以1000余辆辎重军车没能到达为由，传令在土木堡宿营。

等第二天，英宗想继续行进，但为时已晚，瓦刺军队已经包围了土木堡。土木堡地势较高，旁无泉水，南面15里处有条河流，也被瓦刺军队占领。明朝数十万军队被围两天，取不到水喝，军心进一步涣散。

瓦剌军知道明军饥渴难忍，便准备把他们引出堡垒，一举歼灭。也先派遣使者到明军处假装与王振谈和，王振见也先派人来谈判，喜出望外，便不辨真假，满口答应，也先为了迷惑明军，假装撤退，故意将土木堡南面河水让出，暗地里则作好埋伏，王振看到瓦刺军向后撤退，以为瓦刺军真的要议和，遂不加分析，轻易地下令移营就水。饥渴难忍的军士得令后，一哄而起。正在明军争相乱跑之机，瓦刺伏兵四起，明军大败。

结局

明朝战败，明军溃散。当然，我们要说一说这两位主人公的结局。

首先是王振。王总管在混乱中到处游走——毕竟不是职业军人出身，有上了岁数，跑是甭想跑了。不过王祯也不太害怕被俘毕竟自己执掌大权。他们要想议和，还得咱家说了算！如果被俘，紧急时刻说出自己的姓名，马上就是瓦剌的座上宾。王公公走着，叫着，没准儿还笑着。突然，被一个人看见了。这个人身着明朝军服，万分愤怒——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樊忠气坏了！想起草粗骑兵的开始，想起一路来振的“表演”，想一起一误再误的战机，最后想起战死的无辜将士和惨淡的大明的命运。。。怒火攻心！他大喝一声：“今日，我樊忠为国除奸！”说罢，抡起大锤朝王公公砸死！可怜王公公，登时感觉“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渴望名垂青史，却来了个遗臭万年！

朱祁镇的结局：他被俘虏了。但是，这个奇葩君王却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感动了敌人，最终活着回到了紫禁城，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囚徒生活。

（文/牛奕达）

明成祖数次北伐，大败北方游牧民族，但是为何明朝还发生了“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明军惨败，20万精锐中央军战死三分之一，伤亡过半。朝中大将大臣66人战死，马匹损失20万头。而当时瓦剌军只有5万多人。如果咱们只看这一组数字对比，肯定会得出一个结论：明军实在是弱爆了！

但明军真的有那么弱吗？要知道，二三十年前，朱棣曾率军多次深入蒙古腹地，像猎狗撵兔子一样，打得蒙古人无处可逃，只得规规矩矩臣服归顺。难道仅仅过了二三十年，双方的军事力量就发生了这么大的逆变？逆变确实是有的。由于瓦剌强势崛起，打败鞑靼，统一了漠北草原，也是在整个明朝时期，蒙古人地盘最大的时候。明军虽然修筑了长城，设置了九边军镇，但是军队防备有所松懈，军队守将忙着和蒙古人做生意。

宣府、大同两个军镇，初期在与瓦剌军作战中，在兵力及防御工事不弱的情况下，依然损兵折将丢城失地。但是，这个逆变绝对没有那么大！很简单，当瓦剌也先挟裹“土木堡之变”战胜明军之雄威，手握明朝皇帝明英宗的气势，前往围攻北京。北京仅仅不到10万人的二线队伍，竟然就打得也先落荒而逃。能说瓦剌军比明军厉害吗？显然，“土木堡之变”明军的失败，不是双方真正军事实力比拼的结果，仅仅是一场战术指挥的失败。明军有哪些战术指挥的失败呢？

第一，准备不足。宦官王振鼓动明英宗御驾亲征，朝臣很多不同意，联名反对，但是明英宗一意孤行。明军并没有统一思想，又在做出决定后两天就出兵，不仅仅将士的思想没有得到动员，粮草、辎重各方面准备都不充分。

第二，冒险出击。明军到达大同时，也先看见明军来了，立刻主动撤退。稍微有一点军事知识的人都明白，瓦剌这样做，显然是诱敌深入，设伏打击。但是明英宗与王振却认为，这是因为他们中央皇家军队到来，赫赫君威，吓得也先屁滚尿流，立刻就提兵追击。结果明军先头部队果然中计，很快进入了瓦剌的埋伏圈被打败。

第三，慌张撤退。先头部队一打败，明英宗与王振知道后，赶紧就撤退。同样的，稍微有一点军事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稳住阵脚，稳住军心。又不是主力部队打败了，而且你有20万人，瓦剌只有5万多人，你慌张撤退什么？一撤退，士气就泄了一半。

第四，退防拖延。打败了，要撤退也可以，最重要的就是赶紧退到位，做好布防，迎接敌人的进攻。结果在撤退过程中，王振为了在家乡人面前炫耀自己有多受宠，让明英宗带着军队绕一个大弯去他的家乡，让家乡人民见识见识他的威风。在临近他家乡的时候，他又觉得大军会踩踏他家乡的庄稼，第二次改变行军路线，又再绕一个大弯，回到土木堡。这样绕来绕去，不但拖延了时机，同时还把士兵们搞得疲累不堪。

第五，错误布防。退回来在哪里布防？本来兵书尚书邝埜一再要求退到居庸关，那里地势险峻，最重要的是后勤一应设施齐备。就算一时半会儿打不赢，住在那里和瓦剌打持久战，瓦剌也耗不起。但是王振就是不同意，让军队撤退到土木堡。土木堡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地势高，缺水。军队到土木堡后，士兵挖井两丈，仍然没找到水。这不就是当年马谡守街亭的做法吗？王振一个宦官，从来没有打仗经验，他居然要外行指挥内行！

第六，再次上当。也先追到土木堡，把土木堡围起来。这时候他又故技重施，一面写信求和，一面假意撤退。这和也先第一次做的有什么区别？可是明英宗和王振竟然信了，认为也先又是摄于“赫赫君威”，居然毫不提防，撤退下山找水源找食物。结果军队完全没有组织纪律，一窝蜂就朝有水的地方跑，混乱不堪。也先转回来，逮着这乱成一团的明军就杀。那家伙，简直杀得太痛快了！

第七，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指挥不当！这场仗，从头至尾都是王振在指挥，在安排，在调度。王振害怕大家反对，也不召开军事会议，一拍脑袋，他想怎样就怎样。明军是20万精锐，却交给一个外行（而且仅仅一个人）来指挥，这场仗怎么可能打得赢呢？（参考资料：《明史》）

土木堡之变对明朝政治造成了什么影响

土木堡之变对明朝政治造成了什么影响

“自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及英宗世，先朝宿将已尽”面对仁宣遗留下来的严重糜烂的边防形势。英宗、张辅、朱冲火或、王振、王骥等人甄选后起之将，其中于谦、范广、杨洪、石亨、石彪等人皆以敢战、机敏著名。

这些后起之将，除了少数善终者，一部分战死于土木堡，另一部分为英宗复辟后所杀，土木之变致使明英宗被俘；张辅、驸马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以及内阁成员曹鼎、张益等五十余名随行出征而没有实战经验的文官武将战死；军火武器研发亦被大大阻碍；京城的门户亦已洞开；明英宗复位后更是杀了以于谦为首等众多权臣，导致明朝军政在土木之变之后第二次断层。

土木堡之变前，因靖难集团后裔多不知军事实践者全以古法空谈推演，且有实践者如朱勇统军失律，延误战机，视野多集中于国界之内。而明英宗、张辅、朱冲火或、王骥、王振以能把视野投射到异域迷雾的底层边将及文臣代之；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以精文代庸武的进度放缓，大量统军失机的将领被重新启用，从土木堡之后海西女真对明朝表现出明显的轻视、怠慢的姿态。明朝内部开始以边衅攻击对手，导致朝臣不敢言边事，此种情况亦被瓦剌间谍所利用攻击发现者和各边名将。

标志明英宗亲征以失败终结的土木之变这一明史重大事件，因与宦官专权纠结缠纽，在明清时期相关历史书写中，为了适合宦官专权话语的建构，其诸多关键环节的真相被遮蔽、曲解。亲征决策环节，明清宦官话语以“劝成”甚至“逼胁”强调了王振的影响。不论是“逼胁”抑或“劝成”，所体现的是文官集团的话语霸权以及专制君主体制下独特的政治清算形式，另外加上清朝统治合法性的需要。

这是宦官话语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一种真相。连带对麓川之役的评论“泛朝政化”，以朝廷政治斗争的视角考量边疆问题。对王骥主持的麓川之役的地缘得失利弊没有进行很好的总结，导致弘治年间腾冲移卫之争、万历云南六驿十三堡、明末清初八关九隘等事件上一直在重复问题。缺乏应有的边疆观和疆域主权意识。

明英宗南归后，以及皇储问题，景泰、天顺年间，明朝皇权斗争愈发激烈，朝臣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左右摇摆、嫁祸诬陷，斗争也更加残酷。

此期间的内阁也并未发挥出它的作用。正统前期政归内阁，三杨为轴，制度也渐趋完善，但无法阻止自身实际作用的逐渐下降。土木事变发生前后，内阁作为与皇帝最为亲密的辅政机构，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既未阻止先期的王振擅权，在后期的北京保卫战和景泰、天顺的风云交替中也毫无建树，表现十分羸弱，于军国大事退避三舍。

这段时期，内阁只能尴尬地任由宦官专政，或被皇帝轻视而任用于谦，倾心委政，以至朝臣不满，上书称于谦太过专权，请求六部大事须与内阁一同奏报施行，或是任由石亨、曹吉祥等奸佞决定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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