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惩贪：史上惩贪最严的皇帝

在历代帝王中，朱元璋是对贪污腐败最深恶痛绝的一个。这种痛恨，既源于血液，又源于理智。作为一个前贫民，疾恶如仇是因为自己底层生活的痛苦经历；作为一个帝王，他的痛恨则来自对自己家业的爱惜，他生怕这些硕鼠咬坏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统治之网。

朱元璋采取了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措施来惩贪。他生性苛细，连多用一张信纸在他眼里都算贪污。翻开《大诰三编》，你会看见皇帝亲自惩办的贪污案里，有这样一些赃物：“收受衣服一件、靴两双”，“圆领衣服一件”，“书四本，纲巾一个，袜一双”。官员犯了别的错误尚可饶恕，惟有贪污，绝不放过。在反贪运动的开始，他规定凡贪污六十两的，就剥皮食草，摆在衙门前示众。按说这一规定已经残酷至极，不想他后来公布的政策更为极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

朱元璋对贪污之官，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他规定，凡有贪污案件，都要层层追查，顺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将贪污分子一网打尽为止：“比如六部之中有人贪污受贿，则必深究赃款自何而来。如果是布政司行贿于六部，则拘布政司来，审问这些赃款从何得来，如果他说是从知府那里得来，则拘知府至，问赃何来，必指于州。州亦拘至，必指于县。县亦拘至，必指于民。至此之际，害民之奸，岂可隐乎?”这样做固可使贪吏无所遁形，但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却也易生流弊，审理者务为严酷以当上指，株连蔓引，往往累及无辜。从洪武四年到洪武十八年，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数次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如洪武四年(1371年)甄别天下官吏，八年(1375年)的空印案，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声势都极浩大。其中，尤以空印案与郭桓案的规模最大，两案连坐被冤杀的达七八万人。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由于诛戳过甚，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十九年(1386年)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遭到贬黜或杀头。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自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设所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

虽然惩贪措施如此严厉，腐败却从来没有绝迹。大的腐败案消失了，小的腐败却仍然层出不穷。监察官员和锦衣卫报上来的贪污案件，每天都堆了满满一桌子。

腐败根源是什么

朱元璋没有想到或者不愿想到的是，造成腐败的根本原因不是他的惩贪措施不严厉，而是中国的贪渎文化过于根深蒂固。在传统中国社会，因为政治权力笼罩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对权力的制约乏力，腐败机会遍地皆是。想让官员不贪，几乎如“渴马守水”、“饿犬护肉”一样不现实。事实上，几千年来，贪污及灰色收入一直是官员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而朱元璋的低薪制又加剧了腐败的蔓延。史称明代“官俸最薄”。正一品官月俸米八十七石，正四品二十四石，正七品七石五斗。合成银两，一个县令月收入不过五两，折换成现在币值，一千元左右。我们要知道，这五两银子不光要负担县令个人的生活，还要供养家庭，支付师爷们的工资。因此，如果不贪污，大明王朝的官员们根本活不下去。

朱元璋却从来没有想到应该提高官员的待遇。他从道德高度出发，理直气壮地认为官员们都是用孔孟思想武装起来的人，理所当然地应该不计报酬，敬业奉献。长期的军人生涯使他相信暴力恫吓可以取代一切其他努力，相信刀剑可以造成一个绝无贪污的纯而又纯的世界。因此，面对如此强大的腐败传统，朱元璋还是坚持着对惩贪工作的不切实际的高要求。然而，皇命也不能剥夺官员们糊口的权利，况且朱元璋一个人毕竟监督不过来普天下所有官员。随着朱元璋惩贪力度的不断加强，用“书四本，纲巾一个，袜一双”之类标准衡量出的贪污“案件”暴露得越来越多，在朱元璋眼里，腐败已经发展到了“无人不贪”的程度。

朱元璋越来越对整个官僚队伍感到失望。通过堆积如山的案卷，他悲观地判断，他的官僚体系基本全烂掉了。从洪武十八年开始，在他的诏书里，他指控的对象从个别贪污官员变成了官员全体：“朕自开国以来，凡官多用老成。既用之后，不期皆系老奸巨猾，造罪无厌。”他的秘书代他做的《大诰后序》中说：“日者中外臣庶，罔体圣心，大肆贪墨……”洪武十九年，他又说：“我设各级官员，本来为治理人民。然而，过去所任命的官员，都是不才无籍之徒，一到任后，就和当地吏员、衙役、地方上的黑恶势力相勾结，害我良民。”

对于官员如此不畏死，甘蹈法网，朱元璋在震惊之余，也曾苦苦思索原因。面对腐败，毛泽东把它解读为资产阶级思想污染的结果。朱元璋的思路与此异曲同工。他把原因归结于旧朝代不良思想的污染。他说，经过一百年的元朝统治，“天下风移俗变”，人心不古，导致“天下臣民不从教者多”。其中，官员们尤其如此。“过去元朝统治华夏，九十三年之治，使华风沦没，彝道倾颓。读书人只知道背书，对于思想净化，毫不用力。所以做事之时，私心战胜公心，以致往往犯下大罪。”这些人受“前代”恶劣风气的“污染”，“贪心勃然而起，迷失真性”，所以“明知故犯”，大面积地贪污腐化，“终化不省（怎么也教育不过来）”。

家家户户供着一套“宝书”

既然腐败的原因是因为元朝时的“精神污染”，朱元璋认为归根结底的办法是思想教育。虽然“难化”，他终还是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些人被错误的思想所吞噬。既然和风细雨式的“化民成俗”不起作用，他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一次强制性的深入的全民思想教育活动，用大量的血淋淋的案例来警示官员和百姓。

为此，他亲自制作了《大诰》这一千古奇文，作为这次运动的学习材料。

所谓《大诰》，简要地说，就是一本血淋淋的案例汇编。朱元璋把他惩办的大案要案，编成一册，夹杂以大量的老生常谈的说教。由于是朱亲笔所作，所以这本书文辞鄙俗，体例杂乱，多语句不通之处。因为以威胁恐吓百姓为目的，所以他选取的案例都是血腥残忍令人发指者。

像文革时称毛著为“宝书”一样，朱元璋称这本书是臣民之“至宝”。洪武十八年，即1385年，朱元璋下令说：这本大诰，“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十九年，又重申：“朕出斯令，一曰《大诰》，一曰《续编》。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颁行天下，务必户户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外，永不令归。”

终洪武年间，《大诰》三编共印数千万本，成为文革前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出版物。从城市到乡村，每家每户的正堂上，都供着一套《大诰》。

朱元璋还命令全国人民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学习《大诰》：“令民间子弟于农隙之时讲读之（《明太祖实录》）。”大明王朝初年，曾经一度出现过亿万人民学《大诰》的壮观景象，从朝廷高官到偏僻的乡野，人手一册《大诰》，一有时间就拿出来念念有词。

除此之外，朱元璋亦规定，“令天下府州县民每里置塾，塾置师，聚生徒，教诵《御制大诰》”。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下令表彰了民间学《大诰》先进分子，“命赏民间子弟能诵《大诰》者”，并举行盛况空前的“讲用大会”，“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

“文革”时在路口设检查站，不会背语录不许去赶集。朱元璋则声明，他的臣民不会《大诰》则罪加一等。颁行《大诰武臣》时，他严令：“各官家都与一本”，并要求“大的小的都要知道，贤的愚的都要省得。”并称：“不听不信呵，家里有小孩儿每不记呵，犯法到官，从头儿计较将来。将家下男儿都问过，你记得这文书里几件？若不说不省得，那其间长幼都治以罪。”

民可以抓官

为了彻底消灭腐败现象，建设一支纯而又纯的官员队伍，朱元璋想到了求助于广大人民群众。洪武中叶，大明帝国里发生了一件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皇帝号召底层民众起来，造官僚阶级的反。

朱元璋在《大诰三编》中发出了这样的号召：

我设各级官员的本意，是为了治理人民。然而，过去我所任命的所有官员，几乎都是不才无籍之徒。一到任后，他们就和当地吏员、衙役、地方上的黑恶势力相勾结，千方百计，害我良民。现在，我要靠你们这些高年有德的地方上的老人以及乡村里见义勇为的豪杰们，来帮助我治理地方。在《大诰》另一章里他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因为我高居九重之上，难以清晰地观察帝国政治的每一个细节，“如果民众们不亲自动员起来揭露奸顽之人，明彰有德之官，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

一开始，皇帝付与百姓的是监督权。朱元璋告诉百姓，他们可以直接向他举报官员们的违法行为。并且许诺，皇帝会根据普通民众的意见来奖励和惩罚官员。

因为对监察官员们的不信任，在另一章中，他说，如果好官被诬陷，百姓们有权直接向皇帝申辩（《大诰初编·耆民奏有司善恶第四十五》）：

今后各级政府，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详。如果这些廉能官吏被坏人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我允许本处城市乡村有德老人们赴京面奏，以凭保全。

十九年，他的政策又大幅度地前进了一步，他令人吃惊地宣称，在他的帝国之内，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冲进官府，捉拿他所不满意的吏员：

如果以后有吏员们打官司时枉断曲直，被冤枉的人可以纠集四邻，直接到刑房里，把这个吏员拿住，送到京城来！如果有强买百姓东西不给钱的，收税有的家多收有的家少收不公平的，捉拿逃军时受贿放纵犯罪却捉拿了同名百姓的，等等犯罪情况出现，都许百姓们直接把这些吏员们拿获！

又规定：“如果害民官吏逃回老家，邻居和亲戚们知道了，立刻就要把他拿获。”（《大诰初编·积年民害逃回第五十五》）

从“把民众捆绑在土地上”这一极端轻易地跳到了“放手让民众造反”的另一个极端后，朱元璋想起了他的“通行证”制度。他知道这一制度一定会被官员们用做阻拦百姓上访的借口。于是，他又宣布：凡是进京反映问题的人，不论有没有通行证，一律放行。如果有人敢阻挡，治以死罪。

另一章中又规定：百姓们捉拿吏员，当官的如果敢阻挡，那么“全家族诛”。

赋予卑贱的农民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直接纠拿官吏的权力，这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一号召再一次证明这个通过农民起义登上皇位的皇帝对农民理想的某种忠诚。

诏书发布下去了，天下却没有出现朱元璋想像中的“群起响应“的局面。

毕竟，自有国家以来，中国老百姓就一直匍匐在官员脚下。面对皇帝的“造反”号召，他们一时不知所措。虽然皇帝一再发布“呜呼！君子目朕之言，勿坐视纵容奸恶愚民”的殷切呼唤，但他们还是将信将疑，愣在当地不敢动。

朱元璋火了。他自然有他的办法。洪武十九年，他严厉惩罚了镇江市的一些市民，原因是他们没有按他的要求，积极捉拿贪官韦栋，而听任他在镇江胡作非为，直到这个贪官被皇帝亲自发现。皇帝发布诏书说，因为这些市民不听他的话，所以“将坊甲邻里尽行责罚搬石砌城”。皇帝得意洋洋地说：“有罚款把家罚得精光的，有的家破人亡，有的不及去搬石就被我处死！”

这就是朱元璋的动员方式。

他知道，这种方式在这片土地上当然最有效。同时，对那些乍着胆子，捉拿官员的“吃螃蟹者”，他立刻大加奖励。常熟县百姓陈寿六协同自己的弟弟和外甥，把县里的恶劣吏员顾英捉住，送到北京，朱元璋大为高兴，赏赐银两衣物，还免其差役，感叹“陈寿六其不伟欤？！”

在这动员加恐吓之下，捉贪运动终于在各地兴起。懦弱的老百姓居然敢捆绑捉拿官员，这种人民所不敢想像的翻天覆地的现象终于出现了。在通往南京的路上，经常出现一群衣衫褴褛的百姓押解着贪官污吏行走的情景。也有贪官逃回家里，被亲戚捉住，送到京师。朱元璋得意地说：“为大诰一出，邻里亲戚有所畏惧。其苏、松、嘉、湖、浙东、江东、江西，有父母亲送子至官者。有妻舅、母舅、伯、叔、兄、弟送至京者多矣。”于是，大明天下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一直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员们要对百姓下跪求饶了。

明朝历史上最贪玩的皇帝，其中不乏贤明君主吗？

大明帝国，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276年的封建王朝，其开国皇帝名叫朱元璋，早年曾加入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起义反抗元朝，后来郭子兴病逝，朱元璋在众人的拥戴下出任首领，并最终彻底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明朝。在中国历史上，明朝是唯一一个将“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句话真正做到的王朝，虽然十分有骨气，但明朝历史上“贪玩”的皇帝也不在少数，今天咱们就重点了解一下这三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

第一位：明宣宗朱瞻基，他是明仁宗朱高炽之子，明朝的第五位皇帝，小时候十分聪明，深得其祖父明成祖朱棣的喜爱，并在长大后多次跟随朱棣征讨蒙古。由于朱棣总是将朱瞻基带在身边，让他了解如何带兵打仗，锻炼他的勇气，并在每次远征归来经过农家时，朱棣都要带朱瞻基到农家看看，让皇太孙了解农家的艰辛，告诫他以后务必做一位爱民如子的好皇帝，所以正是朱棣对朱瞻基的精心教导，对他以后成为著名的守成之君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朱瞻基上位后，二叔朱高煦不服，于是便起兵造反，结果反被朱瞻基轻松击败，在任期间，朱瞻基实行重农政策，赈荒惩贪，使明朝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社会一片安稳祥和。虽然朱瞻基在政治上有一定的贡献，但他也同样“好玩”，其中便喜欢斗蟋蟀，并且经常一坐就是大半天，而他的这一爱好被手下人得知后，大家就都开始拼命为他寻找优质蟋蟀，致使其价格飞涨，而朱瞻基也自此被后人称之为“蟋蟀天子”。

第二位：明武宗朱厚照，他是明孝宗朱祐樘之子，明朝的第十位皇帝，少年时非常聪明，老师教他的东西也总是能很快学会，按理说他应该能成为“第二个朱瞻基”，但是受周围的太监影响，最终毁了这个聪明的孩子。朱厚照即位时才15岁，在太监刘瑾的引导下，他的玩心越来越重，不仅经常把后宫搞得乌烟瘴气，还喜欢偷偷跑出宫去寻花问柳。

刚开始，大臣们也都由着他，毕竟年纪还小，爱玩是天性，但长大后的朱厚照仍然“不改初心”，继续过着自己荒诞的小日子，于是一些正直的大臣便跑出来劝谏，结果朱厚照依旧我行我素，大臣们也无可奈何，到了后来，只要朱厚照不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大臣们干脆不再管他。

由于其父是一代明君，并在去世前给他留下了一套非常刚正廉洁且十分有能力的大臣班子，所以朱厚照所统治时期也算比较稳定，而他也在处理国家大事上一点也不糊涂，对内曾在弹指之间便诛杀了刘瑾之辈，对外平安化王、宁王之叛乱，并大败蒙古小王子，且多次赈灾免赋，也算为一功绩。

第三位：明熹宗朱由校，他是明光宗朱常洛之子，明朝的第十五位皇帝，由于少年时不受喜爱，朱由校的文化程度很低，简直可以堪称是一位“文盲皇帝”，但他却有一个天赋，那就是心灵手巧，并且从小就对制造木器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尤其是经过他手造的漆器、床、梳匣等，均装饰五彩，精巧绝伦，出人意料，按理说，如果朱由校生在一个普通王爷家，那他说不准会达到鲁班大师的成就，但他却偏偏生在了帝王之家。

上位后，朱由校时常忙于玩乐，疏于朝政，而此时的明朝也恰恰出了一个大奸臣——魏忠贤，于是在他的影响下，朱由校每天都是忙着玩乐，而魏忠贤也趁势掌握了大权，对外敢自称“九千岁”，结果，本就已经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在经过了这个皇帝的一番“胡闹”后，情况更加恶化，灭亡之时只在朝夕。

朱元璋为何酷刑反腐？

作为明朝的创业皇帝朱元璋，在中国历史上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出身贫寒，曾是地主家的放牛娃，做过和尚，最后却成为了明朝的开国皇帝，而在他登基之后就大力反腐，对这件事的认真程度，堪称前无古人，甚至还创下了各种中国历史之最，那么他为何要这样做呢？

对于历代开国帝王而言，反贪本不是个稀奇事。中国每个完成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开基建国之后，都会把整肃吏治，当成头等大事来抓。流传至今的业绩与美谈，也从来都不少。而朱元璋为何如此酷刑反腐，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

1.早年悲苦记忆

在登上龙椅的第二年，朱元璋曾对手下的大臣说了一番感人肺腑的话，大意是：“从前我当老百姓的时候，见到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会，心里恨透了他们，今后要立法严禁，遇到贪官污吏危害百姓的，绝不姑息。”

1343年，濠州发生旱灾，次年春天又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和瘟疫，不到半个月，他的父亲，大哥以及母亲先后去世。只剩下朱元璋和二哥，家里又没钱买棺材，甚至连块埋葬亲人的土地也没有，邻居刘继祖给了他们一块坟地。兄弟二人找了几件破衣服包裹好尸体，将父母安葬在刘家的土地上。在此期间，他曾向地主家和官府求助，可得到只是冷眼和嘲笑。朱元璋对于腐败的痛恨，很大程度上，来自早年悲苦的记忆。

那个给予了成长苦难的元王朝，堪称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最为腐败的朝代之一，正如朱元璋称帝后的多次回忆中所说：“那时候的官员，只知道敲诈勒索，暴虐害民，从不知为民解忧。”他自己的父母兄长，虽说是死于饥荒，但本该发下的救济粮，正是被贪官污吏们克扣。所以腐败，便是他的切齿仇敌，也是他最痛恨的事。

2.明初腐败很严重

在朱元璋历经奋斗，终于君临天下后，却吃惊的发现：这个他切齿的仇敌，非但没有随着元朝的覆灭而消亡，反而如毒素一般，正在大明王朝新生的肌体里迅猛扩散。元朝的贪腐风气，好比顽固的病毒，一有风吹草动，蛰伏期后便能传染。偏偏明朝开国后，不但制度上早期沿袭元制，各级官员，好多也都是元朝的旧臣，衙门里的小吏们，更多是混多了的老油条，搞起贪污腐败，从来都是轻车熟路。如果说那些元朝的旧臣贪污腐败，已足让朱元璋暴怒，那么另一件情况，更让朱元璋怒极；那些跟随他南征北战，为他立下无数汗马功劳的功臣宿将们，不但没起好作用，反而竞相堕落加速度，成了贪腐的“重灾区”。比如名将凉国公蓝玉和丞相胡惟庸，都是当时的大贪官，搞得当时天怒人怨的。

这样的烂摊子，想要稳定政权，甚至开创盛世。没有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几乎就是痴人说梦。所以这时明朝面临最大的难题就是是“贪”。朱元璋因此也下了决心。以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要革这个“弊”，也只有干一件事：反贪！

而他反贪的手段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制定了最严苛的量刑标准，贪污六十两白银就是死刑。最残暴到酷烈的多种刑罚，从凌迟处死到扒皮塞草，再到砍手砍脚劳动改造，可谓耸人听闻。还有最早的“群众反贪运动”，平头百姓只要头顶一本国家法典《大诰》，就能大张旗鼓，把贪腐官员送到京城治罪。更有最长的持续时间和最彻底严格的查办，宁可错杀绝不放过，发现一个就追查到底，冒头一个就抓一大批，闹出大案多起，数万官员落马，酷烈的反贪整肃，持续近三十年。

这是中国古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涉及官员数目最多、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大规模惩贪行动，也是政治强人朱元璋，至今争议不断的事迹之一；褒奖者认为，这场运动惩治了腐败，弘扬了正义，纵然几百年后的好些后人读来，也深感扬眉吐气。但贬低者同样大有人在，好些人认为，虽然惩贪没错，但手段太残暴，株连无辜也太多，矫枉却更过正。更有人言之凿凿认定，饶是朱元璋手段用尽，可后来的明王朝，却依旧贪腐腐败严重。所以如此暴烈的反贪，其实最后还是失败收场。

所以小编认为反腐仅靠下猛药、出重拳，是无济于事的。惩罚再重，只能令人贪腐愈加隐秘；杀人再多，只能叫人望而却步不敢贪，根本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唯有把权力关进笼子，受到制约，才能杜绝“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唯有改变封建专制制度，才能让民主成为现实，让监督成为真实；唯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从统治者做起，上行下效，才能避免“上梁不正下梁歪”；唯有打防结合、奖惩并举，才能树正气抑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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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治理贪官是史上最残酷，为什么效果最差？

官员的工资不足够他们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

一个当官的为什么要走向贪污这条道路，原因不过这两条，其一，人的本性使然，一个人的本性是贪婪的，如果没有经过后期教导和环境影响，很容易因为人的本性而走向贪污的道路。其二，官员的工资不够他体面的活着，官场都讲究体面，而不是温饱，所以，一个官员如果失去了体面，那他何必来当官呢？显然，在朱元璋治理的时候，这些官员绝大多数是因为第二条而走上贪官的道路，其中第一条中的环境是官员走向贪婪的助力。因此，既要马儿跑得快，又不想给马儿吃草的人，是起不到鞭策马儿的效果的。

朱元璋治标不治本，没有透过表象分析内因

朱元璋并不知道，也不理解官员为什么会到处贪钱，他看到的只是官员贪钱的表象。他通过表象而去治理这个现象，显得有点无头脑。一个成功的资本家、企业家都知道透过表象而分析内因，但是朱元璋不知道。不过这个也不能够怪他，因为他毕竟是个草根出身的皇帝，看问题的层次难免会比较肤浅，这也注定了他治污失败。

朱元璋在位的时候，官员每天都是哭唧唧的上朝，深舒一口气下朝

官员想着，横竖都是一死，我不如先让自己快活够了再死。俗话说：?及时行乐！?因此，他们每天早上都和自己的亲属上演一番生离死别，等到下朝的时候，发现脑袋瓜子还顶在自己头上的时候，他们感觉自己捡回来了一条命。这个时候他们要去干嘛呢？当然是?及时行乐?呀！但是，重点来了，逛青楼不要钱啊！看戏曲不要钱啊！买小妾不要钱啊！这钱从哪儿来呢？工资只有那么点点的他们，只能冒死一贪！

社会背景使然，有人妄图推翻朱元璋

官员荒淫无道，君王专职暴躁，这个时候，大家是不是想起了朱元璋的皇位的由来。所以，在这个时候不排除有人推波助澜，想推翻朱元璋。

朱元璋是如何惩贪的呢？

在所有的恶行中，明太祖朱元璋最憎恶贪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当他想起那袋该发给自己父母的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就会忍不住咬牙切齿这些人个个该杀。他要创造一个真正纯净的王朝，一个官员们人人清廉、百姓安居乐业的王朝。所以他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可是梦想不一定会成为现实。

空印案，发生在洪武九年（1376年）。什么叫空印？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盖了公章的空白介绍信。明朝有一个制度，规定各地府州县的钱粮、户口要在年底的时候核校，以便核对一下可以上多少赋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府州县核对后，再到布政司核对，布政司再带着材料到京师户部来核对。

明朝考校钱粮，从各个省来到京师，往返常常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到了京师考校钱粮的时候，数字不准确，需要返回重新填写，填完后要盖公章，这对边远省份来说，路上就要好几个月。久而久之，便形成一个习惯——使用空印。带上一份盖好公章的文书，到南京考校钱粮，数字不对就重新填写，很省事。后来，这种情况被朱元璋知道了，朱元璋说：“其中必有奸。”钱粮的数字怎么能随便填写？这种统计是不能够作为国家税收财政的依据的。朱元璋要处罚使用空印的人，凡是掌印的人一律处死，凡是牵连到空印案里的人，不是掌印者也要杖责一百，发配到远方。这桩空印案牵连到很多人，最终，所有使用空印的人无一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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