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簪花神
传说上官婉儿常喜花前读书,尤爱在夏日的傍晚,伴着玉簪花的幽香,细细品味书中的辞章妙句。以上官婉儿为司玉簪花神是合适的。她的诗作也如玉簪花一样幽怨伤感,是长期宫禁生活的哀吟。
称量天下士
相传婉儿将生时,母亲郑氏梦见一个巨人,给她一秤道:“持此称量天下士。”郑氏料想腹中,必是一个男孩,将来必能称量天下人才,谁知生下地来,却是一个女儿,郑氏心中甚是不乐。这婉儿面貌美丽,却胜过她母亲,自幼儿长成聪明伶俐,出世才满月,郑氏抱婉儿在怀中戏语道:“汝能称量天下士么?”婉儿即呀呀地相应。待往后婉儿专秉内政,代朝廷品评天下诗文,果然“称量天下士”。
红梅妆
段成式在《酉阳杂俎》里有这样一段记载:“今妇人面饰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容,所制以掩黥迹。 ”上官昭容即上官婉儿。段成式之子(或其侄)段公路在《北户录》里叙述得比较详细:“天后(武则天)每对宰臣,令昭容(上官婉儿)卧于案裙下,记所奏事。一日宰相对事,昭容窃窥,上(唐高宗)觉。退朝,怒甚,取甲刀札于面上,不许拔。昭容遽为乞拔刀子诗。后为花子,以掩痕也。 ”此说来自于上官婉儿同时代的陈藏器撰写的《本草拾遗》,故较为可信。然而在后人的记载中,关于婉儿为何受黥刑,却更为玄乎。
古代色情小说《控鹤监秘记》中说武则天将上官婉儿倚为心腹,甚至与张昌宗在床榻间交欢时也不避忌她。上官婉儿免不得被引动,加上张昌宗姿容秀美,不由地心如鹿撞。一天,婉儿与张昌宗私相调谑,被武则天看见,拔取金刀,插入上官婉儿前髻,伤及左额,且怒目道:“汝敢近我禁脔,罪当处死。”亏得张昌宗替她跪求,才得赦免。婉儿因额有伤痕,便在伤疤处刺了一朵红色的梅花以遮掩,谁知却益加娇媚。宫女们皆以为美,有人偷偷以胭脂在前额点红效仿,渐渐地宫中便有了这种红梅妆。
另有一说是上官婉儿厌恶武则天男宠对自己的调戏而关闭甬道,致使皇权象征的明堂因报复被毁,武曌大怒,下旨欲杀之。在宫内临刑前,改变主意,赐给了婉儿生存的机会,却在她额头上刻了忤旨二字。总之,此等说法不足为信。
木门寺题诗
相传李贤被母武则天贬为庶人,流放巴州,途经木门(今四川广元市旺苍县木门镇),曾与木门寺内方丈在石上晒经,巨石上刻有佛像700余尊,曰“晒经石”,他写下“明允受谪庶巴州,身携大云梁潮洪,晒经古刹顺母意,堪叹神龙云不逢”的诗句为自己感到惋惜。后来上官婉儿去巴州看望李贤,行至此地,闻李贤被害,就在“晒经石”上修建亭子(惜毁于战火),题写《由巴南赴静州》一诗于亭上,怀念李贤:“米仓青青米仓碧,残阳如诉亦如泣。瓜藤绵瓞瓜潮落,不似从前在芳时。”
上官婉儿又叫上官昭容,出生于官宦世家,是唐代闻名天下的才女,因在政坛地位显赫,她也有了?巾帼宰相?之名。
上官婉儿小时候,并没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不像其他小朋友那样可以无忧无虑。小上官的祖父因获罪被杀,她也受到牵连,被发配到内廷做婢女。
从小历经让上官婉儿的个性显得与常人不同,也给了她接触李唐贵族的机会,为日后平步青云做好了铺垫。上官婉儿在宫中逐渐成长为倾国倾城的美女,与武则天的三个儿子李显、李旦、李贤青梅竹马,彼此嬉笑怒骂。
十四岁那年,上官婉儿的命运似乎开始婉转,武则天召见了她,并当场考验她。上官婉儿毕竟出生书香门第,对答如流,还一气呵成地写了一篇高质量的作文。
武则天看后十分赏识,觉得她是可塑之才,将来可以为己所用,于是,下令免去上官婉儿婢女身份,让她执掌宫中诏命。武则天掌权后后,上关婉儿负责将她的旨意用书面形式写成圣旨,时称?内舍人?,也就是武则天的专职秘书。
有时候,我也有点不明白,武则天可以说是上官婉儿的杀父仇人,她是如何克服与武则天合作的心理障碍。难倒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她能放得下过往伤痛?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上官婉儿待在武则天这个?母老虎?身边,随时都有身首异处的风险。果然不久之后,上官婉儿就犯了死罪,但武则天爱惜人才,就赦免了她的死罪,只是罚她黥面而已。《新唐书》的记载如下:
?尝忤旨当诛,后惜其才,止黥而不杀也。?黥面是古代的一种酷刑,又称黥刑或墨刑,就是在犯人的脸上刺字,然后涂上墨碳,表示这个人曾经犯过罪,终生也抹不掉。楚汉争霸时的猛将英布,曾经就因犯罪,被秦朝法律被处以黥面,所以他也有个外号叫?黥布?。
上官婉儿有为官的家学,又受到宫廷文化的熏陶,按理说上关婉儿是个有政治嗅觉的人,应该不会犯低级错误。到底是什么过错,让上官婉儿获得重罪?关于这个问题,历史上众说纷纭,主要有两个版本:
1、?触怒高宗?说
武则天经常与大臣讨论国家大事,这时候就会让上官婉儿在屏风后面记录会议纪要。有一次记录的时候,不知是好奇某些事还是好奇某个人,上官婉儿忍不住偷偷朝里面看了一眼,结果被唐高宗发现了。
下朝后,高宗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用甲刀在上官婉儿的脸上刺了一下,后来留下一块疤痕。
也就是说,上官婉儿的黥面并不是犯罪行为,只是高宗个人行为而留下的伤疤。这种说法与正史有所出入,记录在唐朝陈藏器撰写的《本草拾遗》。唐朝官方历史是后来人写的,再加上上官婉儿最后确实不容于李唐皇室,因而有可能被故意抹黑,说她是受了刑。
2、?染指面首?说
武则天登基后,养了一批面首。上官婉儿与武则天关系不错,所以武则天也不避讳,有时候一边与面首打情骂俏,一边与上官婉儿谈论工作。
上官婉儿毕竟是单身,又是盛年,看到武则天仪表堂堂的面首,久而久之难免会春心荡漾。武则天的那些面首,看到亭亭玉立的上官婉儿,同样会想入非非。终于,有一次趁武则天不在,双方半推半就地做了露水夫妻。
在皇宫中,到处都是眼线,上官婉儿的那点事还是被武则天知道了,这就有了后来的黥面。
好端端的脸上突然多了一道疤,换做别人女生肯定会垂头丧气,但上官婉儿就别出心裁,她在伤疤处刺了一朵红色的梅花加以遮掩,后来更加妩媚动人,居然还引领了大唐美容潮流新时尚。
上官婉儿又称上官昭容(公元664年-公元710年),唐代女官、女诗人、唐中宗昭容。陕州陕县(今属河南三门峡)人,上官仪孙女,上官仪获罪被杀后随母郑氏配入内庭为奴。十四岁时因聪慧善文为武则天重用,掌管宫中制诰多年,有“巾帼宰相”之名。唐中宗时,封为昭容,权势更盛,在当时的政坛、文坛有着显要地位,曾建议扩大书馆,增设学士,在此期间主持风雅,代朝廷品评天下诗文,一时词臣多集其门。710年,临淄王(即唐玄宗)起兵发动唐隆政变,与韦后同时被杀。
婉儿生平
陕州陕县(今属河南)人,唐高宗时宰相上官仪孙女。麟德元年(664),上官仪因替高宗起草将废武则天的诏书,被武后所杀,刚刚出生的上官婉儿与母亲郑氏同被配没掖廷。在掖廷为奴期间,在其母的精心培养下,上官婉儿熟读诗书,不仅能吟诗着文,而且明达吏事,聪敏异常。仪凤二年(677),上官婉儿曾被武则天召见宫中,当场命题,让其依题着文。上官婉儿文不加点,须臾而成,且文意通畅,词藻华丽,语言优美,真好像是夙构而成。武则天看后大悦,当即下令免其奴婢身分,让其掌管宫中诏命。不久,上官婉儿又因违忤旨意,罪犯死刑,但武则天惜其文才而特予赦免,只是处以黥面而已。以后,上官婉儿遂精心伺奉,曲意迎合,更得武则天欢心。从通天元年(696)(出自《景龙文馆记》,《旧唐书》为圣历年)开始,又让其处理百司奏表,参决政务,权势日盛。神龙元年(705),唐中宗复位以后,又令上官婉儿专掌起草诏令,深被信任,又拜为昭容,封其母郑氏为沛国夫人。二年,武三思依靠韦后和安乐公主等人的支持,相继设计贬杀了张柬之、桓彦范、敬晖、袁恕己和崔玄暐等五王,权倾人主,不可一世。上官婉儿又与其私通,并在所草诏令中,经常推崇武氏而排抑皇家,致使太子李重俊气愤不已。景龙元年(707)七月,李重俊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矫诏发羽林军三百余人,杀武三思、武崇训于其府第,并诛其亲党十余人,又引兵从肃章门斩关而入,叩击阁门而搜捕上官婉儿。上官婉儿急忙逃至唐中宗和韦后处,并扬言说:“观太子之意,是先杀上官婉儿,然后再依次捕弑皇后和陛下。”韦后和中宗一时大怒,遂带着上官婉儿和安乐公主登上玄武门躲避兵锋,令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率飞骑二千余人,屯太极殿前,闭门自守。太子兵败被杀。 此后,上官婉儿又经常劝说中宗,大量设置昭文馆学士,广召当朝词学之臣,多次赐宴游乐,赋诗唱和。上官婉儿每次都同时代替中宗、韦后和安乐公主,数首并作,诗句优美,时人大多传诵唱和。对大臣所作之诗,中宗又令上官婉儿进行评定,名列第一者,常赏赐金爵,贵重无比。因此,朝廷内外,吟诗作赋,靡然成风。中宗派人又在上官婉儿居地穿池筑岩,穷极雕饰,常引大臣宴乐其中。当时,宫禁宽疏,允许宫内官员任意出入。上官婉儿遂与一些宫官在宫外购筑宅第,经常与他们交接往来,有的人因此而求得高官要职。中书侍郎崔湜就是因为与上官婉儿在外宅私通,后被引以为相的。不久,崔湜又在主持铨选时,多有违失,被御史李尚隐弹劾,以罪被贬外州司马;也因上官婉儿和安乐公主为其申理,仍官复原职。
景龙四年(710),太平公主势力日盛,上官婉儿又依附太平公主。六月,唐中宗被韦后与安乐公主毒死后,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一起草拟遗诏,立温王李重茂为皇太子,韦后知政事,相王李旦参决政务。七月,临淄王李隆基率羽林将士冲入宫中,杀韦后及其党羽。上官婉儿执烛率宫人迎接,并把她与太平公主所拟遗诏拿给刘幽求观看,刘幽求拿着遗诏在李隆基处为其说项,但李隆基不许,杀上官婉儿于旗下。开元初年,唐玄宗派人将上官婉儿的诗作收集起来,编成文集二十卷,令张说作序。此集今佚,《全唐诗》仅收其遗诗三十二首。
关于上官婉儿的生平,除了两《唐书》本传及笔者前文所引《唐会要》中的一段外,《太平广记》卷二七一引《景龙文馆记》一则颇具价值,特别将其和墓志比读,多有可互相发明之处,可惜学者之前尚未有措意者。“唐上官昭容之方娠,母郑氏梦神人畀之大秤,以此可称量天下。生弥月,郑弄之曰:‘尔非秤量天下乎?’孩哑应之曰:‘是。’襁中遇家祸,入掖庭。年十四,聪达敏识,才华无比。天后闻而试之,援笔立成,皆如宿构。自通天后,逮景龙前,恒掌宸翰。其军国谟猷,杀生大柄,多其所决。至若幽求英隽,郁兴词藻,国有好文之士,朝希不学之臣,二十年间,野无遗逸。此其力也。而晚年颇外通朋党,轻弄权势,朝廷畏之矣。玄宗平难,被诛。”对比两《唐书?上官昭容传》,可知宋人修《新唐书》时新增的部分事迹,如上官婉儿年十四为武后所赏识等,当取资于此书。《景龙文馆记》原为十卷,南宋后渐亡佚。作者武平一,为颍川郡王武载德之子,这位武载德便是笔者《复数的上官婉儿》一文中提到过的引司马慎微妻李氏入宫掌诏敕之人,但武平一在武后时期一直隐居嵩山,自远于政治中枢。中宗时复入长安,虽是景龙年间贵戚群臣宴饮游乐群体中活跃的一员,但政治立场较为超然,故玄宗即位后,虽亦遭贬谪,幸尚保余生。晚年所作《景龙文馆记》一书详细记载了中宗景龙年间宫廷中巡幸宴游、赋诗唱和之事,由于景龙间的宫廷诗歌唱和对促成律诗的演变成熟颇有助力,加之是书录有大量当时君臣之间的唱和诗,如现存世上官婉儿诗歌主体皆据是书佚文辑出,故特为治文学者所重视,贾晋华教授曾有辑本(收入《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大致可见原书的面目,但治史者关注并不多。
前引《景龙文馆记》上官婉儿一则,盖出自是书后三卷学士传部分,由于武平一是中宗时代宫廷生活的局内人,故其所述具有第一手的史料价值,其中最关键的一句是“自通天后,逮景龙前,恒掌宸翰”,则上官婉儿预机密的时间当是在武后万岁通天后至中宗景龙之前,《新唐书?上官昭容传》不取《旧唐书》“圣历已后,百司表奏,多令参决”之说,而云“自通天以来,内掌诏命”,或即本自此条。尤可注意的是,本条记上官婉儿在景龙后便已不掌诏敕,从权力中心隐退,虽与通说有异,但恰好能与《新唐书》本传、《唐会要》云其受神龙三年太子李重俊政变的 *** ,归心皇室,暗中布置政治退路的记载相吻合,亦可与墓志中“先帝自存宽厚,为掩瑕疵,昭容觉事不行,计无所出。上之,请`伏而理,言且莫从;中之,请辞位而退,制未之许;次之,请落发而出,卒为挫Z;下之,请饮鸩而死,几至颠坠”这一惊人的记事相发明。尽管墓志所记或有夸张的成分,但综合传世文献与墓志,上官婉儿在神龙三年政变后与韦后一党逐渐疏远当是事实。其中最重要的证据,便是其退为婕妤之事,墓志中云其是因不满韦氏专权而“表请退为婕妤”,《唐大诏令集》卷十五录有《起复上官氏为婕妤制》,云其因为母郑氏守孝而“爰命权夺”,两者所叙理由虽大相径庭,但上官婉儿在景龙间因某种原因淡出政治中心一事则进一步得到坐实。由于我们并不清楚郑氏去世的具体年月,因而也无法推定上官婉儿守制的时间,但从《景龙文馆记》中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即在景龙二年十二月十九日至景龙三年十二月十二日长达一年的时间内,上官婉儿并没有在频繁举行的宫廷唱和活动中出现,而在此之前及之后,上官婉儿都是其中的常客。尽管由于现存的《景龙文馆记》是一个辑本,使得这一推定的可靠性多少存疑。但仍有一些旁证可强化这一推论,如在景龙三年几次大规模的宫廷唱和活动中,如八月二十一日幸安乐公主山庄,参与者有十五人,又九月九日临渭亭登高,参与者更达二十四人之多,可以说基本完整保存了唱和过程的全貌,但其中仍未见上官婉儿的身影。而据《起复上官氏为婕妤制》,上官婉儿起复婕妤的时间为景龙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这一变化则立刻在《景龙文馆记》的记事中得到反映,其在十二月十二日便出现在从中宗幸新丰温泉宫的队伍中,并献诗三首。
由于受史料限制,上官婉儿在中宗景龙年间的隐退与起复,其背后的真正原因,我们目前尚难确认。但值得注意的是,上官婉儿起复的时机颇为微妙,景龙三年末,朝廷中的政治斗争已趋白热化,次年六月中宗便遭毒杀,而上官婉儿起复后,亦非无所作为,而是受命重掌诏敕,中宗的遗诏出自其手,便是一证。过去史家对中宗的印象多停留在放纵妻女、昏聩无能的“和事天子”层面,台湾青年学者褚文哲曾以《制作李显》为题发表过两篇论文(刊《社会/文化史集刊》第三、四辑),试图借助新文化史的方法来分析两《唐书》《通鉴》对中宗昏聩形象的刻意塑造,但由于史料不足,这一尝试并不能算十分成功。但上官婉儿墓志的发现则进一步提示我们,中宗朝的宫廷政治远比过去史家设想的复杂,对中宗本人的政治能力亦有重新评估的必要。
武则天在圣历元年将中宗从房陵召还,立为皇太子,是其晚年最重要的政治安排,当时中宗离开长安这一政治中心已有十四年之久。武则天晚年为何放弃为皇嗣十余年并无过错的睿宗李旦,改立中宗为储,本身便颇值得玩味。周振鹤先生早已指出交通不便的房陵自秦汉以来便是朝廷流放权臣、诸侯王的首选,仅西汉一代便有六位犯法被废的诸侯王徙于房陵(见《西汉县城特殊职能探讨》,收入《周振鹤自选集》)。因而,谪居房陵时期的中宗,常有朝不保夕之感,当然更谈不上在长安宫廷中有何政治奥援。待其重返长安后,虽贵为皇嗣,但在政治上仍属孤家寡人,神龙政变,亦非其本意,而是“被”黄袍加身。另一方面,上官婉儿一家与中宗则颇有渊源,其父上官庭芝被诛前曾为周王府属,是中宗的王府旧僚,上官婉儿没入宫后,与中宗亦可能存在交集。因而在朝中缺乏根基的中宗,神龙元年即位之初,便将谙熟宫中情势的上官婉儿从五品才人拔擢为二品昭容,并赋予更大的权力,大约与此背景有关。因而,墓志中所记中宗对上官婉儿的种种恩遇与信用,恐非全是虚饰之词,特别是景龙三年末,中宗起复上官婉儿,命其重掌诏敕,其间是否有抑制韦后专权的用意,颇值得推敲。而上官婉儿起草的中宗遗制,安排“韦庶人辅少主知政事,授安国相王太尉,参谋辅政”,而韦温、宗楚客以“嫂叔不通问”为由削相王,独以韦后临朝(《旧唐书》卷八八《苏瑰传》),亦可知上官婉儿与韦后的政治立场有异。因而在诛杀诸韦的唐隆政变中,上官婉儿并无畏惧,“执烛帅宫人迎之”,并以诏草示刘幽求。李隆基之诛上官婉儿,乃缘于其荡涤旧恶、重建权力结构的政变谋划,并非因其为韦后党羽,后来因一时无法扳倒太平公主,不得不暂作退让,礼葬上官婉儿,此点笔者在《上官婉儿之死及平反》一文中已有讨论,兹不赘述。
墓志云上官婉儿葬于景云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即在政变两个月后,而墓志通篇叙其为婕妤,志盖则篆题为“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铭”,可知上官婉儿昭容的赠官下达得较迟,故不及在志文中体现,仅书于盖。墓志长七十三厘米,宽七十五厘米,是初唐三品官员墓志常见的规格,其最初可能还是按婕妤三品的身份来安排葬事的。与笔者先前的推测一致,上官婉儿的葬事由太平公主主导,“太平公主哀伤,赙赠绢五百匹,遣使吊祭,词旨绸缪”,这一安排并不寻常。从制度规定而言,赙赠与遣使吊祭皆当出自诏命,如《通典》规定诸职事官薨卒,文武一品赙物二百段,粟二百石,以下按品级递减,而笔者曾讨论过的高宗保姆姬总持墓志,高宗“赠绢布贰伯段,米粟贰伯硕,五品一人监护丧事”,便是这一制度运作的实例。一般人臣只是吊祭时赠物,因而,太平公主之举颇有僭越之嫌。若将此和赠官下达较迟一事联系起来,则朝廷对礼葬上官婉儿一事的真实态度相当暧昧。由于墓志中未记上官婉儿的谥号,不知其“惠文”的谥号得自何时。一般而言,赠官与谥号当同时颁下,但上官婉儿的葬事本身就是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互相博弈妥协的结果,尽管不排除太平公主在景云二年七月再次动议追谥上官婉儿,但其年二月,李隆基已以太子身份监国,从目前的材料来看,似无加谥上官婉儿的背景。笔者个人更倾向于认为,上官婉儿昭容的赠官和惠文的谥号皆得于安葬时,只是与赠官一样,谥号下达较迟,未及刻入墓志。
墓志明言上官婉儿年十三为高宗才人,神龙元年,中宗继位后进为昭容,则至少在名义上其先后为高宗父子两代皇帝的嫔妃。武则天虽亦曾先后侍太宗父子两人,但高宗在立其为皇后的诏书中仍用“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曲为掩饰,而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紫》中则将武后“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作为一大罪状昭告天下,则唐人虽大有胡气,“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但并未开放到如此地步。从制度而言,唐代后宫有嫔妃、女官两套系统,女官系统主要设有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等职,分掌宫中服御药膳之事,如德宗时有女学士之称的宋若昭便曾为尚宫,掌宫中记注簿籍,韦后时亦有尚宫柴氏、贺娄氏。除此之外,一些命妇亦可出入宫掖,承担政治使命,如司马慎微妻李氏受命掌诏敕当属此类。而上官婉儿以嫔妃的身份承担女官或命妇的职任,则反映出当时女官与嫔妃之间的身份界限并不如先前认为的那样泾渭分明,这或许是女主当政时的特殊形态,毕竟当时甚至出现过以贺娄氏为内将军、掌禁卫这样的奇事,那么再发生任何事情也不足为怪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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