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用何国退民进政策解决了西北边防后勤问题

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采纳谋臣建议，实施“食盐开中”新政，将实施千年之久的政府食盐专卖制度网开一面，允许民间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换取食盐经销的许可证“盐引”，大约30斤粮食可换一份“盐引”，而且是当时质量最好、最能赚钱的淮盐引。

朝廷“国退民进”，让利于民，“淮盐价贵，商多趋之”，边防军需难题一举解决，而坐享地利的陕西商人，得益最多，自此冒起。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谭洪安，原题：明末扬州的“商籍之争”：秦晋大贾联手大战徽帮，节选

明太祖朱元璋率义军推翻元朝后，败走漠北的蒙古残余势力仍对中原虎视眈眈，伺机反扑，西北一带少数民族离心倾向也不断增长。新兴的明帝国不得不把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花在西北边防建设上，沿长城设九个边镇以拱卫关中，保护京师，其中固原、宁夏、延绥、甘肃四镇便在陕西境内。后又设“三边总督”驻节固原（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处西安、兰州、银川三角地带中心），统率军队20余万，战马10余万匹，负责东起延绥皇甫川（陕西榆林以北）、西至嘉峪关、西南至洮岷（今甘肃南部）绵延数千里的边防区。

但边地苦寒，人烟稀少，数量庞大的边防军每年耗粮以万千石计，需布数十万匹，自内地调运费时费力，民多怨言，政府财政也不堪重负。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采纳谋臣建议，实施“食盐开中”新政，将实施千年之久的政府食盐专卖制度网开一面，允许民间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换取食盐经销的许可证“盐引”，大约30斤粮食可换一份“盐引”，而且是当时质量最好、最能赚钱的淮盐引。

朝廷“国退民进”，让利于民，“淮盐价贵，商多趋之”，边防军需难题一举解决，而坐享地利的陕西商人，得益最多，自此冒起。原来陕西八百里秦川，沃野千里，自古为中国粮食主产区。如明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陕西官仓存粮近1100万石（明代一石约为90多公斤），足够支付驻防官军俸粮三年，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全国260个府中，按税粮多寡排名，西安府仅次于号称粮仓的松江府（今上海市一带），位列第四。如此看来，输粮换引的“食盐开中法”，等于是为陕西商人量身定做的倾斜政策了，一时间，关中产粮区的农民们掀起了进城经商、卖粮贩盐的热潮。

相比之下，山西历来缺粮，山西商人要享受“食盐开中”政策，只有推着独轮车到山东买粮，再贩运边关，是为颇费周折的“买粮换引”，而徽州远离边塞，山高路远，徽州商人更无力参与其中。这也是明朝初年陕商比晋商、徽商起步较早的重要原因。

但陕西商人独享的“特区”政策，到明朝中叶为之一变。明弘治五年（1492年），主管财政和税务的户部尚书叶淇上任不久，就将输粮换引的“开中法”，改为以银换引的“折色法”，也就是说，商人不必再千里迢迢送粮食到边关，而是直接拿出白银购买盐引，即能获得贩卖食盐的许可。叶淇是山阳人（今江苏淮安），此举显然打破了陕西及山西等“边商”固有的优势，给了地理上更接近两淮、以徽商为主之“内商”进入利润丰厚的盐业经营的良机。

自此，留在西北边塞种粮食已失去经济上的意义，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一起，纷纷来到运河沿岸的两淮食盐转运枢纽扬州，成为专业盐商。据记载，当年会集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下500人，名声显赫者有“三原之梁，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潼关之张，（他们）兼籍故土，实皆居扬”，这标志着一个冲出潼关、走向全国的陕西商帮开始成型。

正是在扬州，他们与蓄势已久、雄心勃勃的徽州盐商狭路相逢了。

我国当前存在严重失业的原因是什么？西方学者及西方国家在解决失业问题上的政策主张对我国有何启示？

失业率比较高的现状是怎么形成的呢?
第一，过度追求“效率”的结果。中国在近一个历史时期出现这种经济增长、劳动岗位不增反减的现象，有其客观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国选择了效率优先，而不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完全是国家政策所致。美国著名的凯恩斯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其《平等与效率》一书中这样指出，“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各种不平等，因此，在平等与效率之间，社会面临着一种选择。”改革开放30年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政府决策也表现出极功尽力的短期行为，推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主题都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提高效率，尤其是追求GDP的高增长。然而GDP的高增长并没有带来高就业。GDP的增长对就业增长的拉动力不断下降，从上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拉动就业增长0.32个百分点，平均能拉动增加就业岗位240万个。到了90年代，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拉动就业增长0.13个百分点左右，平均拉动增加70万个就业岗位。而现在还不足0.1个百分点。
由于市场机制天然地偏向效率，所以在解决就业任务上只能依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但政府这只手在就业优先和效率优先问题上却选择了效率，因此，我国的高失业率再所难免。而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都选择了就业优先的政策目标，各国都结合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实际，改变了过去单纯靠现金补助失业者的办法，而选择了事前防止失业和促进就业的积极的劳动力政策。以瑞典为例，瑞典的就业策略是“每个人就业”或“充分就业”，这是过去40年来瑞典始终作为社会福利国家的原则之一。瑞典设立了国家就业委员会并在全国设有360家就业办公室，60家特殊的就业服务机构和90家职业能力测试所。
虽然说“发展是硬道理”，但如果真的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并考虑到目前我国国情，就业就应该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一百多年来，我国积弱积贫深重，中国渴望富裕与强大，选择效率和追求GDP的增长也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绝不能让广大的弱势群体承担经济发展的成本，这是极不道德的。
第二，偏重发展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会带来不同的就业效果。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认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属于先进生产力，于是积极鼓励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忽视和排斥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牺牲就业来谋求经济发展。其实，这三类产业在市场经济中各有自己的适应范围，并无先进和落后之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同资本密集型产业相结合，也可以同技术密集型产业相结合。事实证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也有很强的竞争力。
第三，一刀切的“民进国退”的结果。在“抓大放小”和“国有企业退出竞争一切领域”的政策下，意味着宣布国有企业的死亡，各地纷纷制定国有企业死亡的时间表，在极短的时间内，无论经营好坏的国企都进行改制、转制或破产，造成了大批下岗失业人员。很多转制后改变为私营的企业对职工实行“买断工龄”，解除了劳动合同，平均给一万块钱左右的“经济补偿”，便把职工推向社会，任其自生自灭。
第四，我国正处在劳动年龄人口不断上升时期，形成持久的巨大的就业压力。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或经济活动人口增长率超过总人口增长率。
第五，我国正处在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阶段，下岗职工激增，是属于持续性、长期性的结构性失业。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下降，农村新增劳动力和脱离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部门和城镇流动，形成就业压力。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吸纳新增劳动力的能力在下降。国家政策和技术进步的作用摧毁了大量的旧的工作岗位，而新的产业和新的工作岗位尚未形成。
第六，我国经济增长正经历迅速的“资本深化”过程，特别是国有工业企业资本密集程度迅速增高，不仅不吸收新增劳动力，还要不断排斥大量富余人员。“八五”期间，我国出现前所未有的高经济增长和高投资增长，但没有带动相应的、较高的就业增长，就业增长弹性系数达到历史最低点。反过来，经济高增长，主要依赖资本投入，劳动投入的增长贡献越来越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与中国基本国情相悖。
因此，作为一个政府应该把保证国民生活需要和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放在第一位，如果只追求经济发展和不顾百姓生活，这样的发展对广大弱势群体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并必然与社会发展目标背道而驰。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不受饥饿和贫困的痛苦，使其有尊严地生活，这是每一个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作为一个经济高速发展变革的国家，适当高的失业率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完全没有必要去遮遮掩掩。以遮遮掩掩的失业率为根据去做决策，必然使失业率越来越高，使大量没有纳入失业登记人员的生活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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