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知道:春秋质子的读者,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对峙争胜,征伐兼并不断,出纳质子成为这一时期相当独特的社会现象,是诸侯国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强国对弱国实现有效控制的特殊方式。“质子”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战争的破坏性。
交质以调和双方关系为出发点,以互信互惠为保障,以诸侯国国君的至亲或重臣为媒介,以实现弱国对强国的臣服为目标。弱国为了保全自己,以“太子”为质获取强国政治“援助”的现象大量出现,交质遂成为这一时期维持社会整体均势的重要政治活动。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交质现象
(一)互遣质子
最早出现的交质活动发生在东周王室和郑国之间。周王室遭逢巨变不得不依靠郑、晋等诸侯国的辅弼,郑武公和郑庄公因有功于周室,相继成为平王的卿士,权势日隆。鉴于郑庄公的强势,周王“贰于虢”,想通过任命虢成为卿士来制衡郑庄公的权势。
“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於周。”
周郑交质的出现,是春秋时代的重大事件,周王室的权威衰落在这一事件中暴露无遗。周王室希望通过交质的方式来缓和本已紧张的周郑局势,通过交质的方式来重新确认周郑之间的君臣关系,以此保证郑国对周的辅弼,对新君的支持。
然而,新即位的桓王没有继续隐忍,“周人遂成平王本意”,将政事交予了號公,周郑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了。之后,周王率领陈、蔡、虢、卫诸国伐郑,“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从此周王室更加衰落。
因此,在存在重大利益关系的政治斗争中,通过交质的方式来稳固或确认君臣关系都是不现实的。不论是松散的臣属关系还是明确的君臣关系,在利害关系面前都会经不起考验而使彼此的关系趋于崩坏,周郑交恶,说明以毫无信任基础的交质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关系是不稳固的。
(二)单方出质
春秋时期齐、晋、秦、楚四国占据着整个春秋时代政治活动的中心,在中原交互称霸。春秋时期发生的遣质现象多和他们的争霸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纳质是在列国争霸的过程中确认相互间的臣属关系的重要手段和尝试。
弱国单方面向强国派送人质的现象非常集中,在春秋时期发生过的20余次遣质活动中,一方单方面向另一方出质的现象多达18次,入质方基本集中在齐、晋、秦、楚和越国,其中又以楚国最多,就出质的原因而言,又以战败求和为主。
(三)战国时期的质子
与春秋时期诸侯国单方面向强国出质为主不同,战国时期的交质活动多为诸侯国之间互遣质子,且质子数量更多,交质活动更频繁。列国之间的互遣质子是交叉进行的,并没有严格的出质国与入质国的对应关系,大多时候某国在接受一国入质时,可能同时向其他诸侯国亦有出质。
终战国之世,七国之间的交质大约30例。其中,列国入质于秦的共10例,而秦出质于列国的7例,其它13例则为东方六国之间的交质。秦与六国交质独多,占全数二分之一以上,表明秦国已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较为强大的。
三、交质反映出的春秋向战国的转变
(一)质子所反映出的信义问题
周郑交质之后,君子感叹道“信不由衷,其质无益”,交质以无信为前提而希望建立信任确实很不合逻辑。但是在春秋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尚存,由西周时期发展起来的礼乐制度还继续存在,社会观念中仍保持着“重礼义”的传统。交质事实上重构了诸侯国之间的信任和臣属关系,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信义的重建。而“信义”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对作为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的“礼”的坚持和遵守方面。
战国以后,信义的观念已经十分淡薄了,诸侯之间的征战以灭国拓疆为根本目的。质子出现之初所内涵的信义问题完全不见了踪影,有的只是现实的功利。交质成为国家间邦交的重要手段,质子则成为权衡政治利益的重要筹码。交质和盟誓也几乎没有了关系,交质的目的表现出赤裸裸的功利性,不是乞降求援,就是政治迷惑。
(二)从盟誓到交质
随着西周宗法封建制度的逐渐崩解,周天子地位衰落,春秋时代遂变成“相与逐利而弃信”的局势。宗法“尊尊亲亲”的精神纽带逐渐瓦解,作为社会规范的"礼”的约束力降低,无法规范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诸侯国彼此展开争斗,进入了争霸的时代。
随着列国争霸战争的开始,齐桓公、晋文公等相继称霸中原,他们在尊王攘夷的号召下主持会盟,以“信义”为基础结成联盟,小国履行参会朝聘的义务,大国则以其强大的国力保护弱国征讨不义。盟誓在齐桓公称霸的时代仍是诸侯实现互信的重要方式,这一时期也鲜见列国交质的现象。而到了晋国与楚称霸的时代,盟誓已经不足以保证彼此间的信任,交质作为盟誓的补充便开始大量出现了。
综观整个春秋时期。自周郑交质始的遣质活动无不与霸主争霸有着密切关系,交质也成为这一时期对盟誓无法约束的背信弃义行为的有效控制,因为质子与会盟国有着亲近的血缘关系,由此而产生的政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期的。
进入战国以后,诸侯国之间虽有“无相攻伐”的盟誓,但能起到事实的约束作用的盟誓寥寥无几,盟誓和交质也渐行渐远。战国时期会盟比较少,与春秋时期相比相差很大,交质行为更是大多屈从于强力。
1、质子,即做人质的儿子。皇帝、军阀将自己的子女、妻子等亲近家属送到国外,主要是敌对国家,在战略上形成外交妥协。
2、质子外交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外交策略。一般多见于小国表示对大国的臣服,从此外交上处处受制于敌国。
3、所谓质子制度,在上古时代是没有的。春秋初年,郑伯为周平王卿士,周平王欲委权于虢公,郑伯怨王,因此周郑交质,质子之事,大概由此发端。
4、终春秋242年之间,交质事件只有六次,并且都在齐桓公、晋文公之后。所以马非百先生说:“盖在霸主盛世,王纲虽解,信义尤存,霸者以信义相号召,故不以威力胁人。
质子制度出现于公元前720年的周郑交质,是以人质来确保两国的关系的首例。郑武公、郑庄公是周平王的卿士。周平王分权给虢公,郑庄公怨恨周平王。周平王说:“没有的事”,于是周王、郑国交换人质证明互信任,周平王的儿子狐在郑国做人质,郑庄公的儿子忽在周王室做人质。用诸侯公子为质由此开始。
终春秋242年之间,交质事件只有六次,并且都在齐桓公、晋文公之后。到了风云四起、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质子”事件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 在《史记?六国年表》中经常可以看到“某太子质于某国”、“某国使太子为质”、“太子从某国归”等类似的字句。从这一时期频繁的“质子”事件大体可窥见当时的社会环境。
一般来讲,人质均为国君之子,故称为“质子”,因为他们是未来的国君,保值系数最高。人质既然是一种外交手段,自然也是一种国际行为,但是以单质式为多,春秋时期交质式只有两例。人质是在互不信任的情况下为了取信于对方而采取的最后一种外交手段。到了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斗争更为尖锐复杂,质子的性质也与春秋时代不同。
最为熟悉的战国时期的人质是秦国公子异人,公子异人是当时秦王的孙子,但是母系没有势力,母亲又早死,当时秦国势力不如赵国,为了保障秦国不受赵国侵犯,所以异人被舍弃作为质子。最后商人吕不韦使用各种手段帮助异人回归秦国,最后成为了秦王。
质子是指人质。古代派往敌方或他国去的人质。多为王子或世子等出身贵族的人。
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子楚、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襄王、战国燕太子丹都曾经做过质子。秦始皇之父子楚曾在赵国做“质子”,后得吕不韦相助,终能返回秦国。
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是秦国的王孙,异人虽然生在帝王之家,但从小就被派往和秦国敌对的赵国,当了一名“质子”。 而始皇帝赵政就是在父亲做质子这段期间出生在赵国的,出生后在赵国过了9年孤独的生活。
而燕国的太子丹则是因为在战国末期,燕国为了讨好秦国,而将太子丹送往秦国当质子。但太子丹不满在秦国受到的待遇,逃回了自己的国家。后在秦国攻打燕国之时,派荆轲刺秦王,失败后不久,即被燕王杀害。
扩展资料: 最早的质子应该是春秋时期的“周郑互质”,此事记载于《左传》隐公三年: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
此次交换质子的两个国家是周王朝和郑国,郑庄公是周平王的卿士,帮助他打理国事。庄公骄傲自负又野心勃勃,引起平王的不满。于是就想把庄公手中的部分权利分给虢国君主,以此来制约庄公。对于平王的这一举动,庄公很不高兴,甚至跑去质问平王,为什么要分割他手中的权力。
平王不敢讲缘由,只好以“这是谁说的,没有这回事”来搪塞。庄公不满意,提出交换人质来保证两国之间的友好和信任。没办法的平王只得让王子狐去郑国作人质,作为交换,郑国的公子忽也被送到周王朝作人质。平王贵为天子,是诸侯国之长,却为小小的郑国所牵制,可见周天子此时的地位已是一落千丈,而庄公亦有了争霸的野心。
结果,这次交换质子对周天子来说并没有换来一劳永逸的太平。狂妄的庄公,让人在此年夏天收割了王室在温地的麦子,秋天又收割了成周的稻谷,其公然挑衅王室的疯狂由此可见。所以周郑交换质子,并没有换取对方的信任,反倒是更添几分仇恨而已。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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