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康有为,康有为是个怎样的人,

还记得历史教科书中的戊戌变法人康有为吗？今天我们就来揭开他的真面目。本来以为康有为就如同他的名字那样，是一个有为青年，谁知道事实转脸就甩来一个大耳刮子！

关于康有为，最大的谎言就是他自己说的，他接受了光绪帝的“衣带诏”。光绪帝的确写过一个衣带诏，不过却不是传给康有为的，而是传给了杨锐，上面写着“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康有为声称自己受了光绪的衣带诏，打着承受皇命的旗号欺世盗名，敛了不少钱财。

他之所以有胆子这样做，是因为他以为诏书上所提到的人都已经死了，正所谓死无对证，谁能知道他在骗人呢？

但是，事不如人愿，杨锐死后，其子杨庆昶趁扶柩回到四川，将真正的衣带诏缝在四川举人黄尚毅的衣领中，等平安带回老家以后才拿出来。皇帝手书可是不能伪造的，康有为的谎言瞬间就被拆穿了！

万万没想到啊，倡导维新变法的康有为竟然是这样一个欺世盗名之人！

在梁漱溟的晚年口述中，康有为又有两桩丑闻被公之于众了。第一件事是康有为在参观陕西的卧龙寺时，竟然试图盗走寺中多卷珍贵的佛经，可惜事情被发现了，没有成功运走。

第二件事是康有为同银行家余凡澄借走一副名贵字画，并且没有归还之象，想占为己有。余凡澄察觉后多次登门讨要，康有为总是借口不还。最后，余凡澄只能用强硬手段拿回字画！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啊！然而，事儿还没完呢，你以为康有为只是比较喜欢贪小便宜？那就错了，他还好色！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康有为花甲之年时还强娶十八岁小姑娘，这就有些过分了。

事情是这样的，康有为游湖的时候，看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少女在湖边洗衣服，他派人打听，得知此女名叫张光，刚满十八岁，还没有嫁人。康有为色心大起，立刻派人上门提亲。张家以康有为年过花甲而拒绝了他，康有为仍不放弃，最终家境贫寒的张家把张光嫁给了康有为为妾。因为那时康有为家中已经有好几位妻妾和儿女了，他的妻妾和儿女都不同意这门婚事，全都没来参加婚礼。

康有为落魄的时候，还不忘天天狎妓，他见妓子长得漂亮，还即兴作诗一首，把自己比作范蠡，把妓子比作西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柄，后来他因付不起钱而被妓家追着讨债，这件事轰动一时，康有为因此逃向广东。

人无完人，我们不能抹杀康有为在晚清的积极影响，他在倡导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中，推进了历史进程，所以有人称他是改革家，他与袁世凯同流合污，所以也有人说他是保皇派。功过是非，都是后人说的，你们会如何评价康有为这个人呢？

如何评价康有为，中国近代史的大仙们看过来

昙花一现的人物，公车上书宛若英雄般从天而降，可转眼就像个世俗的老头，像个小丑。梁启超和其一样，所以称康梁，但梁启超的白话文笔力强大，流传甚广，比康有为名声大而已。
康有为（1858年—1927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光绪十七年（1891年）后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

如何评价康有为这个人？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维新运动，是晚清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之后，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

凡是提到康有为，我们首先能想到的是晚清变法图强，他是当时搞革命保皇派的典型人物。一生参与了多次变法上书活动，饱受流离刺杀之苦，也为此流亡海外，至今，仍在历史教材中为人们颂扬。可以说，康有为的一生，可谓是十分招摇，他的变法更是后世认识他的典型标签。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值得一说：

那就是康有为逃亡海外的时候曾周游列国，不久后，康有为来到了北欧国家瑞典。他发现这个地方不错，风景优美气候宜人，于是，他就自掏腰包买下了瑞典的一座小岛——沙丘巴登岛。并且，他还在这座岛上建起一座中国式园林，取名为“北海草堂”。现今，一百多年的风吹雨打，这座园林已经破败不堪，后人为了纪念，特将此地取名为“康有为岛”。

其实，作为一个改革家，康有为有个崇高的理想，那就是当帝师。但是，跟他的理想不成正比的是他肚子里的墨水和学识，因而，这位未来的帝师其脑子里一直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在变法之前，曾经就有人劝他：“要先培育一些这方面的人才，再来变法。”可是，康有为并不认同。

按照他的说法，现如今的时局太过紧迫，先搞教育再搞变法就来不及了。甚至，他觉得变法是个速成的事情，不过三年，新法就可以自立稳当，学习欧美的先进文明不过一翻手的时间。自古以来，像康有为这样心比天大的文人改革家不在少数，甚至，可以说大部分文人改革家都是如此。对于改革变法，他们的想法总是出奇的单纯。

这样的情况，说好听点是不拘小节的洒脱浪漫，说难听点就是异想天开了。

光绪帝或许真的有心想让国家强大起来，因而，不顾自己身陷囹圄，一心任用变法人才。可不幸的是，他遇到了一个半吊子变法家兼帝师。这位帝师只知道变法刻不容缓，知道学习欧美，却不知道，他的皇帝主子没有实权，不知道，宫廷的实际情况。在政治上简直一塌糊涂的他，最终让这场变法到了最后变得人仰马翻，自己逃命海外不说，皇帝主子还被他搞得被囚禁。

在海外流浪逃命的时候，康有为并没有忘记他的变法，凭借一己之力，到处游说鼓动变法图强。除此之外，他还想着能起兵救他的皇帝主子脱困。于是，他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口舌之能，对内，任用自己的门生为保皇会骨干，以财源广进为诱饵，吸引会员，对外，以保皇救国为口号，掏心掏肺地阐述救亡图存，鼓动华侨们捐款救国。

就这样，吹完一边吹另一边，直吹得会员们以为华侨们有的是钱，华侨们甚至认为胜利不过分分钟的事。于是，双方都亢奋不已，一个想着捞钱，一个想着胜利。

这股子改革变法的热情倒是个好事，但是，不切实际就是个大毛病了。康有为有个徒弟是梁启超，也是在历史教科书中为人们所乐道的先进思想人物，他对师父的种种行为就曾经提出担忧，认为：“我这个师父太不切实际，所思所想过于空泛，太不着边际了。”

可尽管如此，梁启超作为一代变法家，又是康有为的徒弟，在变法的具体行动中也只能按照师父的老路子继续推行。于是，他跟同志们交代：“吸纳保皇会会员和华侨捐款的事要往大了做。”这样一来，大家很快就做好了准备。当同仁们过来说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梁启超的脑子并没有发热，反而很清醒，自己先给这次行动的效果打了个回扣。

他觉得表面上看确实是万事俱备，可是，没准备好的事情还多着呢。因而，他又开始担心：“现在海外的有志之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都等着起事那天，心里对起事胜利是十二分的信任，但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起事的成功可能性并不大，到时候失败了，怎么给天下人交代呢？”可是，他的老师康有为并没有这个担心，在他眼里，这些都是小事。

救皇上而已，很简单的小事，拯救全天下才是大事。他的终极理想是大同，所谓大同，跟外国的乌托邦类似，是没有战争，没有私欲，没有贫富贵贱，甚至，没有人种和国家的界限，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想世界。关于这个大同，宏大的只能当理想了，这点上康有为应该也知道，所以，一直不曾跟人提过，因而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么个终极理想。

总的来看，康有为这个人，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变法家，戊戌变法因他而起，也因他而败。他找到了中国落后挨打的症结所在，但是，他想要的太多也太不切实际。他曾经拉动了历史的车轮，但是，又反过来拖了历史的后腿。

可以说，康有为的一生，当时与后世皆褒贬不一。

颂之者称他是改革家，“广厦长素究为谁？南海先生康有为。治学公羊张三世，上书清帝凡七回。论性劝学长兴记，万木草堂立学规。人类公理大同书，不忍为仁孟子微。”贬之者称其为保皇党，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对他的保守思想就有很多批判。

大家怎么看待康有为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有关他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等方不住面争论的问题很多，下面选取五个争论较大的问题作一回顾。
第一个问题,康有为是哪个阶级的政治代表?有的论者认为康有为领导的改良主义运动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中刚由官僚、地主、富商中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而有的论者则认为康有为“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还有的论者认为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反映了“正在上升的、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人们要求革除旧制,发展生产力”的要求。
第二个问题,康有为早期思想的特质是什么?有的论者认为今文经学是康有为变法思想的主要理论。而有的论者则认为康有为运用的是今文经学的躯壳,而进化论才是使其改革思想大放异彩的灵魂。还有学者认为康有为早期思想体系的构成是多层次的:将西学融入中学,将今文经学对抗古文经学,将明末遗民思想充实儒学,将陆王心学排斥程朱理学,将佛学扩充儒学。
第三个问题,康有为变法纲领的中心内容是什么?一种观点认为康有为的变法纲领是开国会,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康有为提出的变法纲领是开制度局。第三种观点认为康有为的变法纲领是变官制。第四种观点则把康有为变法的纲领概括为“变科举,兴学校,更旧法,变官制,削君权,伸民权,开国会,定宪法”。
第四个问题,康有为从主张开国会、立宪法转变为开制度局,是不是一种“倒退”或“背叛”?一种观点认为康有为的这种行为,表明了他政治上的严重倒退。有的论者指出,“改良派一争取到接近皇帝的机会,马上就把自己的政治纲领抛到一边去了”。究其原因,“屈服于顽固派的压力,害怕‘愚民’起来造成大乱,这是康有为政治上发生倒退的根本原因”,此外与康有为的“个人的遭遇也有密切关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康有为从主张开国会改变为建议设制度局，并不意味着对自己政治信念的“背弃”或“倒退”，而是一种“策略思想”。开制度局既不是康有为政治上的倒退，更谈不上动摇变节，称之为施政纲领的具体化倒是比较贴切的。有的学者认为康有为政策主张的转变是因为个人处境的变化,因为既受皇上青睐和重用,当然以开非民选的制度局为宜。也有的论者认为对康有为政治纲领演变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情势,而不是维新派的个人境遇。还有的论者认为康有为的转变是“减少了空想成分,增加了务实精神”。他的建立制度局的计划是比较可行的,是一种“过渡形式”。
第五个问题,如何评价康有为的《大同书》?争论的问题主要在写作年代及大同思想的两个方面。
在写作年代上,有的论者认为《大同书》手稿的发现,“使我们无可怀疑地认定它是1901~1902年间所撰”。也有的论者认为《大同书》自1884年开始撰写,到1902年正式成书,可基本上列为戊戌前的著作。还有的论者认为《大同书》的成书年代较后,在该书最初发表之前夕。
同样,对康有为这部著作的思想意义和历史评价,史学界也存在着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大同书》具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两重性质,是康有为政治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同书》就其主要倾向来说是反动的。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大同书》“通过乌托邦的方式没有掩盖地表述了康有为前期反封建的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它的积极意义在于“给戊戌变法运动提供了一个虽属虚幻、但却美丽动人的远景”。而当时从封建营垒里走出来的少数知识分子，“在读到《大同书》的某些内容时，更激起了反对封建主义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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