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知道:李自成和张献忠败亡的读者,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明末乱世,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和张献忠部,抗击明朝政府军的围剿多年,并最终推翻了明朝在北方和四川地区的统治,分别建立了“大顺”和“大西”政权。
李自成与张献忠聚会:
然而,当满清八旗军入关后,李自成军却屡战屡败,短短一年时间,就丢掉了包括根据地关中地区在内的几乎全部地盘。在南下湖广时,李自成更在亲自侦查敌情时,被当地豪强击杀。
而张献忠在和满清的第一次交战时,同样因为侦查敌情,被清军一箭射杀,大西军失去首领,同样难以与清军对抗,被迫南下云贵。
李、张二人曾是明朝朝廷和崇祯皇帝多年来的心腹大患,却在对敌满清时败得如此轻易,多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如果深入了解当时中国各个军政集团的实力对比和组织架构,便知道此事原是顺理成章。
事实上,李自成和张献忠长期交锋的,只是明朝的二线军队。在明朝一线军队和精兵良将都在辽东战场和满清战争中损失殆尽后,李自成和张献忠所部的农民军,才得以从屡战屡败到死灰复燃,竟成一方基业。
而满清在萨尔浒之战、松锦之战两场大的战略决战,以及广宁之战、浑河之战、大凌河之战等多次战役,交手的都是明朝云集举国四方精锐集合而成的重兵集团,却能屡屡得胜,斩俘明军累积数十万人,甚至打得绝大部分明军只敢凭借坚城重炮坚守城池,而不敢出城野战。因此,论清军战斗力,原本就肯定在李自成和张献忠所部之上。
此时的满清政权,更由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这父子两代枭雄,经过在关外近三十年经营,已打造出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组建了军民合一、动员力极强的八旗军集团。
到了皇太极统治后期,满清已经通过“三丁抽一”的强大动员力,有能力一次性在华北地区投入超过10万人的机动兵力,而且还是携带多门红夷大炮的步兵、骑兵、炮兵协同作战的大兵团,无论军力和战力,在当时的中国大地,甚至于整个东亚大陆,都毫无疑问是最强者。
满清崇德皇帝:皇太极
作为崛起的新兴势力,满清能做到拉拢人才,举贤用能,在占领区收取税收,稳定秩序,给军队按时提供军需。八旗军出战时令行禁止,战胜重赏、战败重罚,即使烧杀劫掠也能相对“制度化”,在政权建设和军队组织性上,为当时中国各大军政集团之最强,其兵锋当然能势如破竹,迅速席卷天下。
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确实做了种种组织建设的努力,但因为天下形势所致,发展过快,从商洛山的18残骑到啸聚几十万部众,兵临北京城下,只用了短短几年。相比于满清,大顺军崛起速度太快以至于根基严重不足,来不及巩固其政权基础,就被推到了争夺天下的最终决战舞台。
李自成与其麾下大将刘宗敏
而且,李自成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就是情报严重滞后,甚至不明白腐朽不堪、衰落已极的明朝,已经不再是其争夺天下的最大对手,敌军的精锐兵马,更远不止是区区3万战兵的吴三桂部。
因此,当大顺军攻破北京后,在对清军完全没有充足准备的情况下,在最不利的时间和地点,将8万左右的精锐主力投入到山海关战场,和在关外厉兵秣马数十载的满清政权进行了一场终极决战。
山海关一片石之战:李自成主力精锐8万 vs 吴三桂军3万 + 乡勇3万+满清八旗军主力10万人,几乎是1:2的兵力比。
满清摄政王多尔衮,动员了十万八旗主力军团,和吴三桂军团内外夹击,一战就把最强的竞争对手打残。大顺军主力损失惨重,头号悍将刘宗敏重伤,在京畿和河北地区再难立足,被迫仓促西撤。
满清摄政王:多尔衮
满清入关后,作为一个已经立国近30年,体制完备的稳固政权,能适应当时局势的切实需求,又在明朝政权土崩瓦解之际,以恰到好处的政治政策大肆招降纳叛,自然是势如破竹,近乎无往而不利,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
之后,大顺军更被满清以优势兵力和骑兵集团分进合击,穷追猛打。退守山西后,李自成又犯下了严重战略错误。他本应自己坐镇太原,北守雁门西守太行,源源不断地从关中征兵征粮,力争守住这表里山河之地。
然而,李自成的选择却是仓促返回关中。
公元1645年11月:
如此则山西必失,失山西则关中难守,仓促南下则湖广自然瓦解,其根据地关中地区,也再无地利可言,而后墙倒众人推,坐拥数十万部众却一路丢城弃地,向南溃逃,正是“运去英雄不自由”了。
当大顺军此前经营数年的两个根据地关中和湖广,刚刚着力经营的新根据地河南,都被轻易丢弃,来到人地两生的长江沿岸,无根本之地可以依托,即使李自成没有意外身死,也完全不看好其还能有所什么作为。
李自成一死,大顺军虽尚有鱼龙混杂的几十万部众,然而群龙无首,各部将领各怀心思,难以整合,如此当然大事去矣。归顺南明政权后,又被充满偏见的南明官僚所忌惮憎恨,因此之后大顺军在抗清战场发挥的作用,甚至远不如偏居一域的大西军,只能以“變东十三家”的名义,在三峡地区占山为王。
至于大西军首领张献忠其人,更可说严重缺乏战略眼光和政治头脑,政权建设能力更约等于零。他攻入四川之后,非但没有利用当地资源建立一个稳固政权,反而因为政治举措失当,大肆杀戮士人,民心丧尽,还没等满清攻来,就已经被当地的南明势力逼迫得难以立足。
张献忠及其义子李定国
所以张献忠才会放弃成都,全师北上,迎击满清豪格部,妄图死里求活,却在战前侦查时遭遇清军突袭,中箭身亡。幸有他的义子孙可望继任大西军首领,南下云贵,更凭借出色的政治组织和政权建设能力,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固的新兴政权,短短几年就养兵十万。甚至日后吴三桂发动“三藩之”乱,其起兵基础也源于孙可望最早肇基。
然而自古以来,云贵一隅之地而取天下的势力,本是数千年闻所未闻。孙可望和南明永历政权合流后,更暴露出他性情偏狭急躁、刚愎自用、不能容人的弱点,南明臣子们更将种种腐朽内讧弊病也带入大西军,最终导致了李定国和孙可望的内战。孙可望战败后,投靠满清甘为其带路走狗,李定国虽忠勇善战,终究大厦将倾,无力回天。
事实上,平心而论,如果不是满清入关后一系列以“剃发令”为代表的暴政,导致民族矛盾尖锐,亿万汉人民众自发反抗,大西军和大顺军的败亡只会比历史上更早。
最终,这场波澜壮阔的明末农民战争,以李自成的义孙、受封为南明临国公的李来亨,在茅麓山上一场大火,划下了壮烈的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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