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自明朝迁都之后,北京城身为中国政治中心的高调地位,以及巍峨的宫城建筑群落。同样可以证明明代北京发达程度的,还有下面这些事例。
一:强大的城市排水系统
明代北京城一个低调的亮点,就是城市排水系统的工程技术。以2009年新华出版社《苏联专家在中国》一书记载:上世纪五十年代时,协助北京城建的苏联学者高莱托夫,就曾亲身钻入到明代留下来的地下暗沟里考察,然后得出服气结论——这些十五世纪时留下来的排水沟渠,性能依然十分完好,完全可以承担20世纪中叶的城市排水任务。
正是这质量靠谱的城市排水体系,撑起一个繁荣的明代北京。
二:城市高速扩张
明朝建国时,作为昔日元大都的北京城,只有一万四千多户人口。发展到一百多年后的明朝弘治年间,北京城已经是“生齿日繁,物货盆满”。甚至连传统的城区都已容纳不下人口,只能陆续向外扩充,即所谓的“外城”。从此以后,“外城”一直是京城外来商民的聚居区,大量的商业店面也雨后春笋。嘉靖年间明王朝调查时,北京的常住人口就已有了百万以上。天启年间更突破一百二十万。
而且就这数字,在明朝却也十分“缩水”。因为这只来自京城的常住人口。但明朝大学士于慎行估算,当时北京“四方之民十得六七”。也就是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外来人口。《宛署杂记》更记录,单是宛平县一家养济院,每年收容鳏寡孤独人口就有上千人。《顺天府志》更有统计:万历年间的北京人口,每年要消费猪五十万头,羊三十万只。如此规模,堪称十六世纪巨型城市。
三:空前生产能力
作为明朝政治中心的北京,自从迁都之后,手工业生产更是突飞猛进。典型冶炼业。遵化铁厂堪称北方冶铁的巨无霸,其巨型铁炉一次就可冶炼两千斤。官营民营冶炼业都红红火火,仅门头沟一地的民间煤窑,万历年间就有一百多处。
嘉靖年间实行“以银代逸”后,原先遭到严格监管的工匠们更彻底自由,大批手工业铺面火热涌现,简直到了“百工杂作”的地步。万历七年时,北京手工业行当已有一百三十二行,是为明代之最。当时正力推改革的张居正大手一挥,把昔日手工业者沉重的“纳银”统统免除,这下更是彻底解绑,现代很多耳熟能详的京城老字号,都是从那时起壮大。
四:红火商品经济
明朝中后期北京城商品经济有多发达?京郊的农民就很有心得。以明代学者沈榜的感慨,当时京郊的青壮年农民,没几个安心种粮食的。很多年轻人都扔下土地跑到京郊的炭厂煤窑打工,干几个月就相当于种一年地。就算安心在家种地的农民,也常种些烟草果木类的经济作物,都比种粮食赚钱多。
而以明朝大学士于慎行的感慨,京城里哪怕买油盐酱醋的小贩,好些都有上千万的身家。上街打个酱油,没准就能撞见土豪。
北京城的集市,更是常年火热。每年初一十五二十五三天,各种货物能一口气摆上三四里,就连刑部门口都给占满。以明朝文学家冯梦龙的形容说,简直是“人烟凑集,合四山五岳之音。”《宛署杂记》形容京郊的戒台寺集市时,更是发出惊叹:从远望之,盖宛然如图画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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