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揭露人性本质的10句话(人性的本质？)

1、富贵不归乡里，如衣绣夜行，谁人知者？

出自《项羽本纪》，意思是得到富贵以后，如果不回家乡晒晒，就好像穿了一身锦绣绸缎，却在夜晚出行，谁能看到你的好？

传统的农业社会，培养了中国人的家庭、宗族、乡邻地方等社团意识。一个人发达了，要回到家乡显摆一下，就像现在的企业家要为家乡修路、建学校一样。

暴发户、土豪总免不了晒富的冲动，特别是见了过去的熟人是要迫不及待地宣讲一番的。

2、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出自《淮阴侯列传》，意思是做了人家的车子，心中就要考虑人家的患难；穿的衣服是人家给的，就要怀揣着人家的忧愁；吃的东西是人家给的，就要忠心为人家做事。

大致相当于后世的“食人之禄，忠人之事”这句话。今天看来，这和现代社会的契约精神有点接近，选择了一份工作来作为谋生手段，就应该为企业、单位负责，尽职尽力。

3、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

出自《平津侯主父列传》，意思是大丈夫活在世上应该追求富贵，只要能钟鸣鼎食（王侯之家的生活），承受鼎煮之刑罚而死也无所谓，我好不容易获得今天的地位，所以宁愿倒行逆施。

主父偃早年虽饱学却穷困，在齐地被众儒生排挤，不容于齐，借钱借不到，去北方燕、赵、中山等地，还是不遇，入关希望卫将军引荐给圣上，没有消息，手中没钱，诸宾客都讨厌他，最后豁出去伏阙上书，竟然获得重用。

大臣纷纷向他行贿，有人劝他说：“你这样太过分了！”主父偃说道：“我从青年时就出外游学，达四十多年，弄得双亲不把我当儿子看，兄弟朋友不愿收留我，投在将军门下时其他宾客都厌弃我，我困厄的时间太久了。现在我有了权势，为了荣华富贵，法场上吃一刀也是心甘情愿！”

这说法类似于后世的“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今天很多贪官往往小的时候都吃过苦，成克杰上学前根本没穿过鞋，王怀忠是要饭的出身，或许也有这种要把过去应该有而没有的，一定要狠捞回来的心理吧！

4、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後相倍之戾也！

出自《张耳陈馀列传》中司马迁的评语，意思是当初两人互相倾慕信任，其相交非常诚恳，最终却反目成仇，非置对方于死地不可，这是为何？

张耳和陈馀早年刎颈交，就是可以抹脖子的生死之交。陈馀比张耳小，他对张耳像对自己的父亲一样。后来项羽分封天下，张耳为王，陈馀为侯，陈馀大大不服，因为张耳、陈馀对于恢复赵地的功劳是同样的。

陈馀用武力赶走张耳，使得张耳逃到刘邦那里。刘邦与项羽争斗时，刘邦要求陈馀归到自己一方，陈馀提出的条件竟然是要刘邦杀了张耳才会答应。

刘邦杀了一个和张耳长得像的人，把人头送给陈馀。陈馀发现受骗后，就投向了项羽一方。韩信与张耳破赵地，斩杀了陈馀。

有一话说：“再没有比曾经是朋友的敌人更恶毒的了！”越是最初相交深厚，一旦决裂，对另一方的怨恨越深。

5、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出自《刺客列传》，士为知己者用，意思是有本事的人只会为赏识自己的人做事，《刺客列传》后面还有类似的一句“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

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意思把我当成普通人来对待的君主，我就以普通人的态度报答他；把我当成国士来对待的君主，我就以国士的态度来报答他。

女为悦己者容，可以说是对女性很深刻的洞察了，相信每个人都有体会。

6、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

出自《儒林列传》，意思是学者要依据学术真理发言，不要为了阿谀世俗权势而撒谎。

汉武帝征召辕固生入朝廷做官时，公孙弘也在被征召之列，当时辕固生瞪着眼睛对公孙弘说了上面那句话。公孙弘做官后果然曲学阿世，证实了辕固生的先见之明。

陈寅恪1964年《赠蒋秉南序》有言：“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据王锺翰追忆，1945年他向陈寅恪请教，问及治学与政治有无关系，陈寅恪回答：

“古今中外，哪里有作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作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作学问。因为作学问与政治不同，毕竟有它自己的独立性的。”

这段陈氏的夫子自道，正可以作为“未尝曲学阿世”一语的注脚。

但是现实中曲学阿世的学者还是很多的，正如食品安全问题出来以后，会有专家学者论证某某某是没有毒害的。

7、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出自《李斯列传》，意思是一个人是有出息还是没有出息，就如同老鼠一样，是由自己选择的环境决定的。

李斯年轻的时候做一个小吏，在上班地方的厕所里，看到老鼠在吃脏东西，每逢有人或狗走来时，就受惊逃跑；在官府的粮仓里，看到粮仓中的老鼠，吃的是屯积的粟米，住在大屋子之下，更不用担心人或狗惊扰。于是李斯深有感慨，说了上面那句话。

人类社会有不同的阶层，有贫富差距，人追求好的生活环境和地位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保障社会的公平和谐也是很重要的。

8、非人情，不可。非人情，难近。非人情，难亲。

出自《齐太公世家》，说的是管仲临终时，齐桓公去见他，问道：“若你不幸离世，你看谁可以接替你做宰相，易牙这个人行吗？他知道我爱吃美味，就把自己的亲生儿子蒸了，做成菜给我吃。”管仲回答：“人哪有不疼爱自己的孩子的，做出这种事情的人是可怕的。”

齐桓公又问：“公子方这个怎么样？他抛弃自己父母亲人和公子的地位，来投靠我，对我很好啊。”管仲回答：“连自己的至亲都可以抛弃的人，不可亲近。”

齐桓公最后问道：“竖刁这个人怎么样？他为了伺候我，把自己阉割了，对我可好了。”管仲回答：“人哪有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的，残损自己的肉体来伺候君主的，不可亲近。”

管仲死后，齐桓公没有听他的话，重用了那三个人，结果他们联合起来作乱。

管仲所说的这三句，指出了凡是能做出超越正常人性、人情范围之外的事情的人，都是不可亲近的，一个人连自己的性命都不放在心上，也不会把别人的性命放在心上；一个人连自己和自己的孩子都不爱，也很难相信他会爱别人。

9、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

出自《苏秦列传》，意思是同样是我这个人，富贵了亲戚就敬畏我，贫贱时都轻视我，其他一般人更不用说了。

苏秦学纵横术，早年游说诸侯不成功，衣衫褴褛地回到家中，父母兄长都不搭理他，嫂子见了他连织机也没下，妻子也不给他做饭烧水。

苏秦后来又去游说诸侯，成功后衣锦还乡，车马行李无数，他的父母兄长、嫂子、妻子跪在地上，不敢抬起头来看他。

苏秦问嫂子：“为什么以前态度傲慢而今天如此恭敬呢？”他的嫂子回答：“因为小叔子你现在地位高，钱又多啊！”

于是，苏秦大发感慨，说了上面这句话。《战国策》中的记载是：“嗟乎！富贵则亲戚畏惧，贫贱则父母不子，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

哎呀！若有富贵则亲戚都畏惧巴结，若贫贱则父母都不当成儿子看待，人活在世上，权势富贵，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啊！

这很像今天很流行的一段话：“如果你没有钱，你拿什么维持你的亲情，稳固你的爱情，联络你的友情，靠嘴说吗？别闹了，大家都挺忙的。”

10、此苟富贵，无相忘。

出自《陈涉世家》，意思是咱们这群人中，将来若有得到富贵的，别忘了其他人。

陈涉早年雇给人家耕地干活，干活累了，在地垄上休息的时候，陈涉发出了上面那个感叹。当时人都嘲笑他：“你一个雇给人家干活的，能有什么富贵？”陈涉的回答是壮志凌云的一句话：“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等到陈涉真的富贵了，当初的穷兄弟真的找来了。这帮穷兄弟一看陈涉豪华的宫殿，惊叹了一句：“夥矣，涉之为王沈沈哉！（“夥矣”是楚人的感叹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哇塞”，后面的意思是陈涉这个大王做得好爽啊！）”

刚开始陈涉对这帮穷兄弟还行，后来有人对陈涉说，和这些土包子一起影响大王的形象。陈涉也就疏远了当初的穷兄弟。

共患难易，共富贵难。今天经常听到有夫妻白手起家，创下亿万财富后，丈夫做不到“苟富贵，无相忘”，而是与曾经共患难的妻子“相忘于江湖”，别寻另一片天空和另一处美景了。

人性的本质？

人的本质问题一直是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时至今日也无一个完整而确定的答案。人的本质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不能仅从某个伟人或哲学家的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地对人的本质下定义。我们认为应从辩证法的高度去认识和把握人的本质。

恩格斯指出：“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1），“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关于联系的科学”（2）。唯物辩证法一个最根本的特征就是认为事物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相互联系之中的，认识事物必须“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理解事物。”（3）事物的联系包括事物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联系和事物与其它事物之间的联系，事物只有处于内部的和外部的相互联系之中才能得到发展。所以，认识事物必须从事物的内部和外部的联系去把握。人是客观世界中的一普通事物，因此，对人的认识也必须从联系、从人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去把握。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深刻地认识人的本质。下面就用系统的方法、从人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入手去讨论人的本质。

一、什么是人的内部联系呢？

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人体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矛盾统一体，它是由细胞、组织、器官、系统等不同层次的要素有机结合、相互联系所形成的一个自组织系统。它包括细胞与细胞之间的联系，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联系，器官与器官之间的联系，系统与系统之间的联系。细胞与细胞之间的联系形成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联系形成器官，器官与器官之间的联系形成系统，系统与系统之间的联系形成人体。

现代科学认为人体整体是由呼吸、消化、循环、神经等系统有机结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中医学也认为人体整体是由五脏六腑（五脏：心、肝、脾、肺、肾；六腑：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有机结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无论现代科学与中医学对人体内部结构的认识有何种不同，它们始终认为人体整体是由不同层次的要素或子系统有机结合、相互联系而形成的。系统论告诉我们，“各个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本身具有各个孤立要素所不具有的新质和功能。”（4）“系统获得新质的秘密在于要素的有机性。系统内的要素不是机械相加，而是有机结合。”（5）因而按照联系的观点和系统的观点，由五脏六腑有机结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必然会产生一种新质。这种新质我们认为便是人体整体功能系统的质——精神。（6）

人们通常认为由人的内部细胞、组织、器官、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的整体是生理性的。杨玉辉同志在《人体科学研究》一书中用系统的方法，从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展开了对人体内部结构的认识和探索，但杨玉辉也认为由五脏六腑有机结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人体整体是生理性的。这种观点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仅仅用系统的方法解释生物学范围内的人的形体，没有用系统的方法去说明人的精神，更没有用系统的方法去阐述形与神之间的关系。（7）持这种观点的人只是机械地、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忽视了事物发展的辩证性。现代医学虽然也用系统的方法解释人，并“把人体理解为一个由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若干层次和组分、按一定结构结合起来的具有特定生命功能的有机系统”（8）。但现代医学同样也只仅仅用系统的方法解释生物学范围内人的形体，没有用系统的方法解释人的精神，更没有用系统的方法去说明人的形体与精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现代医学对人的认识仍然是机械的和形而上学的，其没有看到由人体内部各个子系统或要素有机结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会产生和形成一个新的系统，这个新的系统具有子系统或要素所不具有的新质和新功能。

系统论告诉我们，系统是在子系统或要素的基础上产生和形成的复杂整体。如果我们承认形体可以作为系统而存在，那么我们也应承认在形体基础上产生的新质——精神也是作为系统而存在的。人体内部的五脏六腑不是简单地、机械地结合在一起，而是有机地、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由五脏六腑有机结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人体整体功能系统，有着不同于组成它的要素或子系统的新质和功能。这便是系统与子系统或要素相区别的核心所在。把由人体各个要素或子系统有机结合、相互联系所形成的人体整体理解为生理性的，恰恰就在于忽视了整体的质与要素的质是不同的这一系统论的核心。

人体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要素或子系统有机结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人的内部联系，这种内部联系形成人体整体功能系统，这种人体整体功能系统产生一种不同于要素或子系统运动形式的新的运动形式——精神活动。“事物的质是诸要素相互联系而成的整体特征。”（9）因而，人的内部联系形成人的内部本质，人的内部本质便是精神活动。

以前我们往往从生物学角度认识和理解人，没有看到在形体生物化学运动的基础上存在着新质运动——精神运动。人的内在精神本质的提出改变了人们以往关于人的通常观念。所谓内在精神本质也就是人的形体内部各个要素或子系统有机结合、相互联系所形成的人体整体功能系统的质。它要求我们从形体与精神两个方面认识和理解人。我们认为人是形体系统与精神系统的辩证统一。精神系统与形体系统是系统整体与局部或要素之间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互为存在的前提条件。精神系统既不能离开形体系统单独存在，形体系统也不能离开精神系统单独存在。在人、精神、形体这三个系统中，人系统最大，精神系统次之，形体系统居三。人与精神或形体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是系统整体与局部或要素之间的关系。人与精神或形体相互依存、互为存在的前提条件，人既不能离开精神或形体单独存在，精神与形体也不能离开人单独存在。人就是精神与形体的有机结合、相互联系的产物，所以人既不等于精神——灵魂，也不等于形体——肉体，人就是精神与形体的矛盾统一体。

二、什么是人的外部联系呢？

人的外部联系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自身。这种联系是人通过劳动实现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如果说动物不断地影响它周围的环境，那么，这是无意发生的，而且对于动物本身来说是偶然的事情。但是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10） “动物仅仅利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动物的最后的本质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11）由此可见，人的外部联系与动物的外部联系是根本不同的，动物由于它的存在而与外界直接发生联系，而人则通过劳动与外界发生联系，使自然界按照自己的目的发生改变，并为人的生存服务。因此，劳动是人外部联系的本质。

事物的本质存在于事物的相互联系之中，因而，人的本质存在于人的联系之中，存在于人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之中，是内部联系的质和外部联系质的辩证统一。内部本质是事物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外部联系是对内部本质联系的体现。因而，劳动作为人的外部本质是对内部本质——精神活动的体现。人的劳动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这种活动是以意识、思维为逻辑前提的，没有意识、思维便不会有劳动发生。那种把人的内部本质理解为生理性的，理解为“肉体——工具”的观点（12），恰恰是忽视了事物发展的辩证性——事物的内部要素或子系统相互联系、有机结合所形成的整体质，是一种不同于要素或子系统质的新质。正是由于他们忽视了这种新质的存在，忽视了人体整体性的质就是精神活动，因而，他们就根本看不到人的内部精神质的存在。把人的内部质理解为生理性的，理解为“肉体——工具”是错误的和形而上学的，由“肉体——工具”这种“内部质”根本无法导出外部联系的质——劳动。人类劳动的目的性、计划性是显而易见的，没有意识、思维何以能够产生劳动？正是由于人有意识、能思维，所以才产生了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劳动。因而，章韶华在《需要——创造论》一书中根据联系的观点把人的内部本质规定为“肉体——工具”的观点是错误的。章韶华虽然也已注意到联系形成事物的整体质，但他没有注意到整体质与要素质的不同，没有把这一思想贯彻到对人的本质研究当中。因而，他对人的本质的规定是不正确的。

联系和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纲。事物只有处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才能得到发展，孤立的事物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因而，人要发展，只有在相互联系中，也即只有在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得到发展。一个人仅仅具有意识、思维活动，而不参与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动中去，即这个人只有内部联系而无外部联系，那么这个人就是孤立的、静止的，这个人就不可能得到发展，就不可能是哲学意义上的人（如狼孩）。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13）“所以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联系起来的共同性”（14）。由于费尔巴哈没有把事物放在联系和发展中来认识，没有放在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中来认识，因而他在阐述人的本质时只是说：“究竟什么是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呢？对这问题最简单、最一般、最通俗的回答是：意识。”（15） “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或者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意志、心。”（16）马克思正是注意到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论述的片面性，即那种只注意事物内部联系，忽视事物外部联系的片面性；所以马克思严厉地批判道：“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7）这里马克思把人的外部联系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究竟什么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呢？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18）所谓社会关系也就是人在实践活动中结成的各种相互关系的总称。由此可见，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针对费尔巴哈在人的本质问题上只注意内部联系，忽视外部联系，忽视劳动而提出的。劳动促使人们结成复杂的外部社会关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劳动而不是其它。这与马克思一贯的哲学思想，也与马克思所创造立的致力于改变世界的实践唯物主义相统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一再强调：“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19）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0）“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1）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是站在辩证法的高度，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认识和把握人的本质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在人与动物的区别上明确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直接区别开来。”（22）但同时又强调：“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动物的最后的本质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23）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已经注意到人的内部本质和外部本质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以上两个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不是自相矛盾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它也不像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人的本质只是劳动。把人的本质仅仅归结为劳动，否认精神性，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事物如果没有内部联系，那么这个事物就不可能存在，这个事物何以有外部联系？因而，把人的本质仅仅归结为劳动是完全错误的。

综上所述，那种片面地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精神或劳动，甚至断章取义地仅从字面上理解，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人的本质是内在精神本质和外在劳动本质的辩证统一。

三、精神、劳动与人的本质之间的辩证关系

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内部本质和外部本质的辩证统一，归结为内在精神本质和外在劳动本质的辩证统一，有一个根本的哲学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精神、劳动与人的本质之间的关系问题。精神、意识与劳动、实践的关系问题既是目前哲学界讨论的焦点问题，也是理解人的本质的一个难点问题。对于精神、意识与劳动或实践的关系，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的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24）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也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使人是类存在物”，而“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的自我确证。”（25）马克思认为人对世界的改造反而从一个方面证明了人是有意识、能思维的类存在物，同时，正是由于人是有意识、能思维的类存在物，所以人的活动才具有意识、目的性和计划性。但是人的意识、目的性、计划性与劳动、实践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似乎没有给予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

对于精神、意识、劳动或实践与人的本质之间的关系，目前哲学界依然存在着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意识’、‘心理’、‘意志’，是人特有的‘精神本质’……它是实践的内在本质，实践是它的外在显化或对象化”（26）。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从‘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中又把‘有意识’抽出来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这就等于从马克思的劳动实践观又退回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观点上去”（27）。“在马克思看来，不是因为人‘有意识’，人才是‘类存在物’，人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只有通过人的劳动实践活动，才能证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这种劳动实践即生产活动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所以，是劳动实践本身从本质上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而不是因为人‘有意识’。”（28）非常明显，上述有关精神、意识、劳动或实践与人的本质之间关系的论述都是根据马克思文本得出的。对于马克思文本中的同样一句话双方理解的意思却不一样，从而导致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和结论。双方虽然都引经据典、各抒己见，但都很难说服对方。我们认为用联系的观点和方法完全可以解决上述观点的分歧。

当我们用联系的观点来理解精神或意识、劳动或实践与人的本质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发现精神是人的内部联系的质，劳动是人的外部联系的质。内部联系“是维持事物存在的内在力量，也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29）。“内部联系只有借助外部联系才能规定事物的存在、推动事物的发展，否则就会成为孤立的、封闭的、僵死的东西。”（30）同时“外部联系只有通过内部联系才能起到维持事物的存在，影响事物的发展的作用，它一旦超脱了内部联系的需求、选择、控制和调节，就会失去其应有的积极作用”（31）。由此可见，精神、意识作为人的内部联系的质是推动人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劳动作为人的外部联系的质只有在人的内部联系的精神质的推动下才能对人的发展起积极的决定作用。离开人的精神的推动作用，劳动既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对人的发展起任何作用。非常明显，那种片面认为只有劳动才是人的本质，才能使人是类存在物，才能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否认人的精神本质的观点是不符合辩证法原则的，是封闭的僵死的，因而我们认为是错误的和形而上学的。

现行哲学教科书根据恩格斯在《劳动在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的有关论述，认为劳动既然能够决定猿转变为人，那么劳动同样也可以决定精神的产生，即精神能动性来源于实践能动性。我们认为劳动决定古猿转变为人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劳动作为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是不能决定猿转变为人。人是形体与精神的辩证统一。形体与精神是构成人的两个基本要素，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要素——或形体或精神人都不能成为人。同时正是由于形体与精神的产生，才产生了人，才产生了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劳动。猿不具备形体与精神这两个要素，所以在猿那里没有劳动行为的发生。劳动既然不能决定古猿转变为人，那么劳动同样也就不能决定精神的产生。精神作为人内部联系的质，精神的能动性来源于形体的能动性，精神的能动性与形体的能动性是不同质的。正是由于精神具有能动性，所以精神才能够支配人。同时也正是由于精神能够支配人，所以人的活动才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因而，不是精神能动性来源于实践的能动性，而是实践的能动性来源于精神的能动性。精神、意识是原因、根本，劳动、实践是结果和表现。精神是劳动的实质和核心。在逻辑序列上，精神在先，劳动在后。

总之，人的本质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哲学问题。我们应站在辩证法的高度，用联系和发展的方法去揭示人的本质。

请教大家介绍一下辜鸿铭大师。

狂儒辜鸿铭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附： 《中国人的精神》（节选）

我曾听一位外国朋友这样说过：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这位外国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国。我不知道这样评价日本人是否合适，但我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诸位都会 同意上述对中国人的判断。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尽管他们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么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经提示过的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那么，中国人又是如何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

我在这里冒昧给诸位一个解答——或者是一个假设。诸位愿意的话，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 ——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下面让我们看看中国人是否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对此，我们可以用中国人实际 生活中表现出的一般特徵，来加以说明。

首先，我们来谈谈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语言也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个很明显的 事实就是：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其儿童和未受教育者学习中文比成年人和受过 教育者要容易得多。原因在于儿童和未受教育者是用心灵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相反， 受过教育者，特别是受过理性教育的现代欧洲人，他们是用大脑和智慧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的。有一种关于极乐世界的说法也同样适用于对中国语言的学习：除非你变成一 个孩子，否则你就难以学会它。

其次，我们再指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事实。中国人具有惊人的 记忆力，其秘密何在？就在于中国人是用心而非脑去记忆。用具同情力量的心灵记事 ，比用头脑或智力要好得多，后者是枯燥乏味的。举例来说，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儿 童时代的记忆力要强过成年后的记忆力。因为儿童就象中国人一样，是用心而非用脑去记忆。

接下来的例子，依旧是体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并得到大家承认的一个事实— —中国人的礼貌。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那么其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这就是体 谅、照顾他人的感情。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他们完全了解 自己的这份情感，很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显示出体谅、照顾他人情感的特徵。中 国人的礼貌虽然不象日本人的那样繁杂，但它是令人愉快的。相反，日本人的礼貌则是繁杂而令人不快的。我已经听到了一些外国人的抱怨。折衷礼貌或许应该被称为排 练式的礼貌——如剧院排戏一样，需要死记硬背。它不是发自内心、出于自然的礼貌 。事实上，日本人的礼貌是一朵没有芳香的花，而真正的中国人的礼貌则是发自内心 、充满了一种类似于名贵香水般奇异的芳香。

我们举的中国人特性的最后一例，是其缺乏精确的习惯。这是由亚瑟·史密斯提出并使之得以扬名的一个观点。那么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 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象头脑或智慧那样僵硬、 刻板。实际上，中国人的毛笔或许可以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准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正是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像孩子的生活，所以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显得有些幼稚。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作为一个有着那么悠久历史的伟大 民族，中国人竟然在许多方面至今仍表现得那样幼稚。这使得一些浅薄的留学中国的 外国留学生认为中国人未能使文明得到发展，中国文明是一个停滞的文明。必须承认 ，就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众所周知，在有些领域 中国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么进步。这不仅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有纯粹抽象 科学方面的，诸如科学、逻辑学。实际上欧洲语言中"科学"与"逻辑"二词，是无 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

象儿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对抽象的科学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在这方面心灵和情感无计可施。事实上，每一件无需心灵与情感参与的事，诸如统计表一类的 工作，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如果说统计图表和抽象科学只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 那么欧洲人现在所从事的所谓科学研究，那种为了证明一种科学理论而不惜去摧残 肢解生体的所谓科学，则使中国人感到恐惧并遭到了他们的抑制。

实际上，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并非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所有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都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一样，欧洲 中世纪的基督教徒们也同样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马太·阿诺德就说过："中世纪的 基督教世人就是靠心灵和想象来生活的。"中国人最优秀的特质是当他们过着心灵的生活，象孩子一样生活时，却具有为中世纪基督教徒或其他任何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 所没有的思想与理性的力量。换句话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因此，我们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一些阻碍，不如说她是一个永远不衰老的民族。简言之，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就在于他们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问题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 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有着童子之心和成人之思。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国人永远年轻的秘密又何在呢？诸位一定记得我曾经说过：是同情或真正的人类的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的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么，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

揭露人性丑恶的名言名句

1、 人是在动物和超人之间一条绷紧的绳子一条越过深渊的绳。——尼采

2、 人类既强大又虚弱，既卑琐又崇高，既能洞察入微又常常视而不见。——狄德罗

3、 倘若人不升空成为天使，毫无疑问，他将下沉成为魔鬼。他不能停留在兽性。最野蛮的人并不是野兽，他更坏，非常坏。——柯尔律治

4、 人是丧失地位的神。——爱默生

5、 人，实则一切有理性者，所以存在，是由于自身是个目的，并不是只供这个或那个意志利用的工具。——康德

6、 人就是现世上创造的最终目的，因为人乃是世上唯一无二的存在着能够形成目的的概念，是能够从一大堆有目的而形成的东西中，借助于他的理性，而构成目的的一个体系。——康德

7、 人是自然的目的；没有任何东西像他一们在宇宙的每一个地方非常容易使自己有条有理；……他自己动手，从自身中创造出整个社会组织和暂时的环境。——爱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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