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夹谷之会(孔子孟子的资料)

齐鲁夹谷之会是齐鲁两国的一次著名的会盟，盟会上孔子屈强国、正典仪的凛然大义，被称为是“圣人之大司”。会盟后，齐人为孔子的大义凛然所折服，归还了郓（在今山东郓城东）、讙（今山东宁阳北）、龟阴（龟山之阴，在今山东新汶东南境）等汶阳之田。

原文

十年春，及齐平。

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和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

将盟，齐人加于载书曰：“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加此盟！”孔丘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

齐侯将享公。孔丘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之何不闻焉？事即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飨而既具，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得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

孔子孟子的资料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的远祖是宋国贵族，殷王室的后裔。周武王灭殷后，封殷宗室微子启于宋。由微子经微仲衍、宋公稽、丁公申，四传至泯公共。泯公长子弗父何让国于其弟鲋祀。弗父何为卿。孔子先祖遂由诸候家转为公卿之家。弗父何之曾孙正考父，连续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久为上卿，以谦恭著称于世。孔子六祖孔父嘉继任宋大司马。按周礼制，大夫不得祖诸候，“五世亲尽，别为公候”，故其后代以孔为氏。后宋太宰华父督作乱，弑宋殇公，杀孔父嘉。其后代避难奔鲁（孔氏为鲁国人自此始），卿位始失，下降为士。孔子曾祖父防叔曾任鲁防邑宰。祖父伯夏的事迹无考。父亲名纥，字叔，又称叔梁纥，为一名武士，以勇力著称。叔梁纥先娶施氏，无子，其妾生男，病足，复娶颜徵在，生孔子。
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记》未记，按《谷梁传》所记“十月庚子孔子生”。换算为当今之公历应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生在鲁国。鲁国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之称。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叹为观止。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大夫韩宣子访鲁，观书后赞叹“周礼尽在鲁矣！”鲁国文化传统与当时学术下移的形势对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虽然生活贫苦，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学无常师，好学不厌，乡人也赞他“博学”。

孔子“三十而立”，并开始授徒讲学。凡带上一点“束修”的，都收为学生。如颜路、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颜渊等，是较早的一批弟子。连鲁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来学礼，可见孔子办学已名闻遐迩。私学的创设，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

鲁国自宣公以后，政权操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鲁君的兵符军权。孔了曾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表示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说：“政在节财。”齐政权操在大夫陈氏，景公虽悦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齐不得志，遂又返鲁，“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从远方来求学的，几乎遍及各诸候国。其时鲁政权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阳货。孔子不满这种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状况，不愿出仕。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阳货被逐，孔子才见用于鲁，被任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岁。“行之一年，四方则之”。遂由中都宰迁司空，再升为大司寇。鲁定公十年（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鲁由孔子相礼。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早有防范，使齐君想用武力劫持鲁君之预谋未能得逞，并运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齐侵占的郓、灌、龟阴之田。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为加强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提出“堕三都”的计划，并通过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实施。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与其家臣的矛盾，季孙氏、叔孙氏同意各自毁掉了费邑与后邑。但孟孙氏被家臣公敛处父所煽动而反对堕成邑。定公围之不克。孔子计划受挫。

孔子仕鲁，齐人闻而惧，恐鲁强而并己，乃馈女乐于鲁定公与季桓子。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政治抱负难以施展，遂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有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是年孔子已五十五岁。先至卫国，始受卫灵公礼遇，后又受监视，恐获罪，将适于陈。过匡地，被围困五天。解围后原欲过蒲至晋，因晋内乱而未往，只得又返卫。曾见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卫灵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后卫国内乱，孔子离卫经曹至宋。宋司马桓魁欲杀孔子，孔子微服过宋经郑至陈，是年孔子六十岁。其后孔子往返陈蔡多次，曾“厄于陈蔡之间”。据《史记》记载：因楚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围孔子，致使绝粮七日。解围后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卫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问曰，为政必以“正名”为先。返卫后，孔子虽受“养贤”之礼遇，但仍不见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冉有归鲁，率军在郎战胜齐军。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孔子遂归鲁，时孔子年六十八。

孔子归鲁后，鲁人尊以“国老”，初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育。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

孔子终生热衷于从事政治，有一腔报国之热血，也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但最高统治者对于他始终是采取一种若即若离、敬而远之的态度。他真正参与政治的时间只有四年多, 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他干了不少事，职务提升也很快。但终究因为与当权者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了。此时他已50多岁，迫于形势，他离开了鲁国，开始了被后人称之为周游列国的政治游说，14年中，东奔西走，多次遇 到危险，险些丧命。后虽被鲁国迎回，但鲁终不用孔子。(左图为孔子夹谷会齐王)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 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 孔子由此结 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

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 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 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 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做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 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卒。
孟子是中国战国时期哲学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遇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最后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经》、《尚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百家争鸣，“扬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站在儒家的立场加以激烈抨击。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政治思想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企图在统治与服从的政治关系上，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外衣,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象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象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

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所谓“民为贵”，是说人民是国家的基础；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他的仁政的各项具体措施就是以这个总的思想为指导制订出来的。

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被当作自己的父母一样来爱戴，纷纷跑来归附。如果发生战争，本国的人民会奋不顾身地拿起木棍去抵挡强国的坚甲利兵；强国的军队也不情愿去攻打这种象父母一样仁慈的国君。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

孟子所说的仁政也叫做“不忍人之政”，它建立在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但是，这种同情仁爱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爱”，而是从血缘的感情出发的。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要求统治者推己及人，把这种血缘的感情运用到政治上来。如果最高统治者不这样做，孟子认为，大臣应该去纠正他的思想，“格君心之非”。对于贵戚之卿来说，如果君主不听规劝，则有权把君主废黜，另立一个理想的君主。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程序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孟子认为，无论统治者或被统治者，都应该重视道德修养。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他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他说：“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为了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的思想。他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人性却是同一的。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这里，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这种探讨适应于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进。孟子认为人类不同于禽兽的地方，就在于人有这种道德而禽兽没有。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的道德是天赋的。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良能”。他说：“仁义礼智根于心”，“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孟子主张性善，认为人人都有“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称为“四端”;有的人能够扩充它，加强道德修养,有的人却自暴自弃,为环境所陷溺，这就造成了人品高下的不同。因此，孟子十分重视道德修养的自觉性。

孟子的性善说是一种道德先验论。宋代以后，为理学家们普遍接受，成为正统的人性论思想，影响深远。

孟子极力追求尽心、知性、知天的精神境界。为了达到这种境界，他提出了一套道德修养的方法和认识论的思想，强调主体的自觉、向内追求，认为如果达到了这种境界，可以产生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这种思想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成为孟子本人自命不凡的精神支柱。他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由此也引申出他的英雄史观。

谁能把论语 前几句 翻译出来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启示: 人生下来原本都是一样，但从小不好好教育，善良的本性就会变坏。所以，人从小就要好好学习，区分善恶，才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译文】人生下来的时候都是好的，只是由于成长过程中，后天的学习环境不一样，性情也就有了好与坏的差别。
苟不教 性乃迁 教之道 贵以专
启示: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要想使孩子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必须时刻注意对孩子的教育，专心一致，时时不能放松。
【译文】如果从小不好好教育，善良的本性就会变坏。为了使人不变坏，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专心一致地去教育孩子。
昔孟母 择邻处 子不学 断机杼
启示: 孟子所以能够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大学问家，是和母亲的严格教育分不开的。做为孩子，要理解这种要求，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译文】战国时，孟子的母亲曾三次搬家，是为了使孟子有个好的学习环境。一次孟子逃学，孟母就割断织机的布来教子。
窦燕山 有义方 教五子 名俱扬
启示: 仅仅教育，而没有好的方法也是不行的。好的方法就是严格而有道理。窦燕山能够使五个儿子和睦相处，都很孝敬父母、并且学业上都很有成就，是和他的教育方法分不开的。
【译文】五代时，燕山人窦禹钧教育儿子很有方法，他教育的五个儿子都很有成就，同时科举成名。
养不教 父之过 教不严 师之惰
启示: 严师出高徒，严格的教育是通往成才之路的必然途径。对孩子的严格要求虽然是做父母和老师的本份，但做子女的也应该理解父母和老师的苦心，才能自觉严格要求自己。
【译文】仅仅是供养儿女吃穿，而不好好教育，是父亲的过错。只是教育，但不严格要求就是做老师的懒惰了。
子不学 非所宜 幼不学 老何为 启示: 一个人不趁年少时用功学习，长大后总是要后悔的。每位小朋友都记住这样一句话：“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要趁视自己生命的黄金时刻。
【译文】小孩子不肯好好学习，是很不应该的。一个人倘若小时候不好好学习，到老的时候既不懂做人的道理，又无知识，能有什么用呢？
玉不琢 不成器 人不学 不知义
启示: 一个人的成才之路如同雕刻玉器一样，玉在没有打磨雕琢以前和石头没有区别，人也是一样，只有经过刻苦磨练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译文】玉不打磨雕刻，不会成为精美的器物；人若是不学习，就不懂得礼仪，不能成才。
为人子 方少时 亲师友 习礼仪
启示: 学会亲近好的老师、好的朋友，并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有益的经验和知识。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头脑。
【译文】做儿女的，从小时候就要亲近老师和朋友，以便从他们那里学习到许多为人处事的礼节和知识。

你所不知的山东齐鲁文化

齐鲁文化，确切地说，齐鲁文化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统称，春秋时期的鲁国，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而东临滨海的齐国却吸收了当地土着文化（东夷文化）并加以发展。两种古老文化存在差异，相对来说，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两种文化在发展中逐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齐鲁文化。

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
刚健自强是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它像源头活水，给齐鲁文化以无穷的生命活力。齐鲁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姜太公、管仲、晏婴、孔子、孙子、墨子、孟子等，以他们为代表的儒、墨、管、兵等家学派，都是积极入世、救也，充满刚健进取、自强不息精神的。管仲重功名，尚有为，不拘小节，富国强兵，相齐桓公，霸诸侯，成就了齐桓公的首霸事业。

孔子重“刚”，把“刚”作为仁的德目之一，积极进取，“为之不厌”，“好古敏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孔子的这些思想，在《易传》中有所发展。《彖传》提出“刚健”观念，赞扬刚健’精神云：“刚健而文明”（《大有》），“刚健笃实辉光”（《大畜》）。

《象传》提出“自强不息”原则。云：“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乾卦》）。孙子兵家，为安定天下，统一天下，主张用正义的战争制止不义之战。墨家比儒家在进取有为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救世救民，推行其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牵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其他齐鲁诸子，虽观点不同，但在刚健进取方面，则是一致的，齐鲁文化这一基本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充分发扬，成为我们民族的基本精神，对我们民族的自强、自立、发展、壮大，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
气节即志气和节操，指的是为坚持正义和真理，宁死不向邪恶屈服的品质。气节之中，民族气节为重。民族气节是爱国主义的道德基础，它以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在这一点上齐鲁诸子是有共同特点的，是他们共同铸就了齐鲁文化尚气节的爱国精神，但是最突出的还是儒家。儿子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的名言，孟子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公孙丑》）的壮语。孔、盂是说到做到的。孔子周游列国，到处碰壁，穷于宋、困于郑、呃于陈蔡之间。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继续弹琴唱歌。在强暴面前，孔干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如公元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齐有司黎弥以献舞乐为名，欲劫持鲁君（定公）。在千钧一发之际，孔子“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以礼严辞痛斥齐国君臣，挫败了齐人的阴谋，保卫了鲁君安全，维护了鲁国的尊严。

（见《史记，孔子世家》）在真理面前孔子是“学而不厌”，“敏以行之”。他创办私学授徒三干，整理文化遗产，进行思想文化的创建，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建设，作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孔子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其思想永远闪烁着爱国主义的光辉。

孟子则善养“浩然正气”，以充塞天地的气概，推行其王道主义，把治理天下作为己任，提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五下》）的主张，为追求真理，维护正义，可以舍生忘死。管仲，自古有争议。他与召忽辅佐公子纠，公子纠死难后，召忽死之，管仲不，反事其仇公子小白，也就是齐桓公。因此，有人非议他。孔子的学生子路、子贡就提出管仲“非仁乎？”的问题。孔子对管仲以仁许之，说：“如其仁！如其仁！”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论语宪问》）管仲自己解释这件事，不死于公子纠之难，是因为他“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史记，管晏列传》）管仲的“功名”是与治天下连在一起的。他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尊王攘夷，救邢，存卫，立曹，北逐戎狄，扞卫了中原和平和文明。这与死于一人、一姓的主人相比，是大局，是民族国家的大节。孔子以仁许之，正是对他这种大节的肯定，故管仲的爱国主义是深层的，一般具有忠君忠主思想的人是不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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