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了汉武帝的一些故事,欢迎阅读评论。
班固的《汉书·西域传》记载:汉武帝制匈奴,通西域,“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这就是历史上有关于的轮台罪己诏记载。汉武帝在自己执政的晚期,突然改变了政策,不再向外发兵,而是转向内部休养生息。政策的转折出现于征和四年(前89),也就是汉武帝死前二年。这一年,汉武帝所颁布的轮台“哀痛之诏”,是中国古代帝王罪己以收民心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它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
细细考察汉武帝的功过,会发现武帝的全部事业,几乎都是在光二年至太初三年(前133—前102)这三十二年中完成的,其中除四出征伐外,还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的意识形态的改革,还有如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等项政治、军事制度的改革,还有如统一货币、管盐铁、立平准均输制等项经济制度的改革,等等。河决瓠子夺淮入海,为害武帝一朝达二十余年之久,也是在这个时间之内修复的。
如果细细考察汉武帝在这三十二年中完成的每一项事业的具体时间,我们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事项都是元狩(前122—前117)、元鼎(前116—前111)年间做成的;有少数完成于元封年间(前110—前105);只有伐大宛一件事在元封以后,而伐大宛虽然事出有因,但并不是必要的。如果不计伐大宛这件并非必要之事,那么汉武帝在元封年间已经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从此着手实行政策的转折,应当说正是时候。
汉武帝认为自己该办的事都已经或都即将办完,可以说已经到了“功成治定”的时候,才于元封元年举行封禅大典,并使用元封年号。这就是说,在元封年间实行政策的转变,应当是汉武帝考虑过的。元而且封年间已经出现了较大的社会险象,也就是流民问题 。《汉书·石奋传》附《石庆传》:“元封四年(前107),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適(谪)之。”从这里看来,武帝在元封年间改变政策以安百姓,也完全是形势所必需的。
转变政策既然早已有必要又有可能,汉武帝对此也有所认识,为什么他要迟到征和末年自己临死前,才在轮台诏中确认这种转变呢?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从史籍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只能从事态发展中探寻迹象,进行分析。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汉武帝对开边之事心里无数,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适可而止;另一个原因是,汉武帝与卫太子的矛盾制约着转变政策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汉武帝在完成积极事业的过程中,该止步的时候没有止步。只是到了最后时刻,他才下决心颁布轮台“哀痛之诏”,力图挽回将颓的局势。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汉武帝的目的应当说基本达到了。班固所做“仁圣之所悔”的评论,对汉武帝来说大体上是合适的
《轮台诏》下于征和四年,来龙去脉可见于《汉书·西域传下》。
汉武帝晚年有没有对执政期间,连年劳扰天下苍生表示过悔意?一直到当代,很多历史学家对于汉武帝晚年登泰山,在臣下面前坦言“罪己”,随后颁发“轮台之诏”的真实性深信不疑,正因为此,汉武帝的历史形象似乎变得更为高大。“朝闻道夕死可矣”,试想哪个皇帝会对臣下坦承自己“向时愚惑”、“所为狂悖”?
史家认定汉武帝晚年“罪己”认错,十分不合逻辑,与“轮台之诏”颁布前汉武帝仍然执迷于求仙的举动,更显矛盾。汉武帝“罪己”之说,在《史记》、《汉书》、《盐铁论》中也找不到记载,仅存于千余年后的《通鉴》。历史上,汉武帝的托孤诸臣,如霍光、桑弘羊、上官桀等,事实上都延续了武帝方针,并没有出现改弦易辙,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武帝“罪己”说的可信度不高。有趣的是,正是从赵宋王朝起,历代文人官僚才开始热衷援引汉武帝“罪己”说,用以劝谏帝王止戈收兵,与民休息,当然也不要进行一些挑战利益集团的激进改革。而这种观点恰恰就是《通鉴》作者司马光的核心政治观点。司马光奏请宋帝废除王安石新法时,就将王安石新法中的富国强兵政策,与汉武帝敛财于民、用兵于外和为一谈,“要是汉武帝自己能够翻然悔悟,一改前非,那样会更符合司马光的心意”。
由于长年的四处征战,百姓已经是民怨四起,武帝这才意识到太子生前决策的正确,于是便下令颁布《轮台罪己诏》,向天下人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任命太子亲信田千秋为丞相,封为富民侯。
意义:汉武帝时候,西汉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上实现了大一统,开始进入鼎盛时期。
历史影响:汉武帝吸取了前几代皇帝执政的经验教训,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多方建树,合理适时地调整了统治政策,西汉出现了政治、经济、文化大一统的局面,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得到巩固和加强。
汉武帝是中国封建王朝中最杰出的君主之一,奠定了汉王朝强盛的局面,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还开辟了辽阔的疆域,奠定了汉地的基本范围。
汉武帝开创了空前的丰功伟绩,但晚年的穷兵黩武和巫蛊之祸为其留下负面的污点,不过之后敢于直面自已的过失,重拾汉初的息兵养民、轻徭薄赋的国策,为之后西汉极盛之世的孝宣中兴奠定了基础,可谓善始善终。
扩展资料: 汉武帝在位期间(前141年-前87年),在政治上,创设中外朝制、刺史制、察举制,颁行推恩令,加强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在经济上,推行平准、均输、算缗、告缗等措施,铸五铢钱,由官府垄断盐、铁、酒的经营,并抑制富商大贾的势力。
文化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设立太学。对外,汉武帝采扩张政策,除与匈奴长年交战外,还破闽越、南越、卫氏朝鲜、大宛,又凿空西域、开丝绸之路,并开辟西南夷。此外,还有创设年号、颁布太初历等举措。
但他崇信方术、自奉奢侈,兼以穷兵黩武,引发统治危机,晚年爆发巫蛊之祸,后因对外扩张受挫而颁《轮台诏》。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崩于五柞宫,享年70岁,葬于茂陵。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刘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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