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可能是中国商业富豪们的祖先,为什么呢?因为他被尊为“商祖”和“商圣”。白圭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此人生于东周时代,长于东周都城洛阳,不仅经商有道,对水利工程还有独到的造诣。
魏惠王拜白圭为相,由于魏国的都城大梁紧靠着黄河,所以经常经受大水灾,民不聊生,魏惠王十分头疼。白圭在治理水患这方面能力突出,他还觉得大禹的治水本领都不如他呢!所以魏惠王就把治理水患的任务交给了白圭。
白圭很仔细的检查了堤坝,他认为很多堤坝之所以挡不住大洪水,就是因为它们当中藏着很多小小的蚂蚁窝,所以熟悉白圭的人都知道,不管蚂蚁窝大窝小,都要除掉,否则大人就要拿他们开刷的。
像白圭这种干实事又有些清高的人,根本就不适合官场,更何况是越来越腐败的官场呢!眼睁睁看着魏国的水变得越来越浑浊,白圭毅然决然辞官了。辞官以后,白圭并没有闲着,而是游历各国。他去过中山国和齐国,两个国家的国君都听说了白圭的才干很高,于是白圭就收到了两位国君对他抛出的橄榄枝。
白圭该不该接受呢?他该接受哪个国君的邀请呢?当大家都在替白圭为难的时候,白圭却做了惊人的举动,他婉言拒绝了两个国君。有人十分好奇,白圭至少也该选择其中的某一位国君啊,为什么要同时冒着得罪两位国君的风险而拒绝他们呢?白圭则认为,中山国和齐国都没有前景,一看就是个短命的样子,所以他才不会让自己陷入泥沼呢!
告别了中山国和齐国以后,白圭也曾到过秦国,但是他并没有留下来。好了,这下子大家又问白圭,秦国不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国家么?你为什么也不留下来呢?
白圭又说,商鞅那个家伙在秦国大搞商鞅变法,他变法我不拦着,但是他重农抑商我就看不过去了,凭什么商人就比农民更下等呢?不都是凭着本事吃饭的人么?
离开秦国,白圭又游历了好几个诸侯国,最后白圭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弃政从商!
白圭从小生活在工商业发达的洛阳城,所以对商业有着极为敏锐的眼光,投身于自己感兴趣又在行的商业,那是再好不过了。
可商业也分三六九等,战国时代下,不光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战乱频繁,就连民间百姓,商人与商人之间都不能分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有的人靠放高利贷发家致富,有的人囤积货物大范围垄断牟利,有的则公平买卖。于是,时下人们就将商人分为了三类:诚贾、廉商、良商,白圭就是良商的代表人物。再说了,像白圭这种不喜欢污浊政治的人来经商,你觉得他会坏到哪里去,一看就是良商。
白圭没有选择已有的行业,如珠宝、服饰、客栈酒楼等,他开辟了农副产品贸易这一新行业,是不是很有想法。当时的政策大多都是重农抑商,既然这样,白圭就看出了随着农业发展起来,农副产品的巨大市场。哪个人能不吃饭呢,农副产品是人人都有需要的商品,虽然利润小,但是买的人多,产出又高,又不害怕没有人买,所以以量取胜还是有很大的钱可以赚的。
白圭坚持“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商之道,把客人视为上帝,处处为顾客考虑,这种商人可不多啊。这样的人,老天爷都不好意思让他落得个坏的结局,所以白圭这一生挣了很多钱,寿终正寝。
白圭,名丹,战国时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专家。《汉书》中说他是“天下言治生者祖”,即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
白圭提出了农业经济循环说,即农业的丰收和天时有关,认为12年为一个周期。在此基础上白圭提出了一套“治生之术”,即经商致富的原则,其基本原则是“乐观时变”,主张根据丰收歉收的具体情况来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个既简单又高明的理论,对秦汉以后各代的贸易方式产生了极大影响。
白圭强调商人要有丰富的知识,同时具备“智”、“勇”、“仁”、“强”等素质,要求既有姜子牙的谋略,又要有孙子用兵的韬略,否则经商是很难有大成就的。
白圭为达到理财富国的目的,对各种市场信息极为重视,绝不错过任何一次良机。同时,他还能克勤克俭,身体力行,精心创业,是一个自制力极强的人,绝不会因为赚了钱就去挥霍浪费。
白圭为国理财,常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在经营上从不嫌弃小惠小利,也从不靠诡计进行欺诈。他将货物流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既能使经营生财,又使生产有利其发展。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地方盛产蚕茧,就购进这些产品,而用谷物等其他当地缺少的东西去换。如果一个地方粮食丰产,就去购进他们的粮食,然后用丝、漆等类必需品去和他们交换。这样就使全国的货物得到流通,既利于人民生活,又能从中赚取利润,可谓一举两得,利国又利民。
白圭还注意提前储备粮食物资来救灾救荒,辅民安邦。在丰收之年就趁粮价低时大量买进,等灾荒发生时就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低价卖出,帮助人民度过灾荒。白圭说,如果为了省钱而买谷物自己吃,就买差一些的谷物,如果是为了做种子来年丰收,那就请买上等的种子。他不但处处为顾客着想,还计划得合情合理,既要节俭,又要丰产,可谓是最有效的最让人钦佩的经商策略。
白圭还将经济的重要性等同于政治和军事,他认为经商也需要大智大勇的素质,更要有仁义之心,这和治国统兵要求同样高,需具有一种谋略家的头脑。
春秋战国六位著名商人是: 白圭,子贡,吕不韦,管仲,弦高,范蠡
富甲陶朱--范蠡(前536-前448年)陶朱公就是范蠡,春秋时期越国的大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公元前四九六年前后入越,辅助勾践廿余年,在越国被吴国灭亡时,是他提出降吴复国的计策的,并随同越王勾践一同到吴国为奴,千方百计谋取勾践回国,成为辅助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官拜上将军。但当勾践复国之后,他了解勾践是一个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同安乐的人,于是他急流勇退,毅然弃官而去,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史记》中载“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但他仗义疏财,他赚了钱,就从事各种公益事业。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业的楷模。
儒商鼻祖——端木子贡(前520——?)端木赐,字子贡,名赐,姓端木.春秋末期卫国人,今属河南省鹤壁市浚县。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也是“孔门十哲”之一。子贡虽出儒门,却懂经商之术。多年的经商活动使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为孔子与其门徒的周游列国活动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历史上多用“端木遗风”来表经商致富之人,即源于此。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古代宗庙中盛生黍的祭器,常用来比喻有立朝执政才能的人)。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为孔子弟子中首富。
智慧商祖——白圭(前463年———前385年)白圭,名丹,战国东周洛阳人,梁(魏)惠王时在魏国做官,后来到齐国、秦国。《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即“天下言治生者祖”,先秦时商业经营思想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诸如“人弃我取”、“知进知守”等经商理论至今对现代理财有指导意义。
营国巨商——吕不韦(约前292年~约前235年)吕不韦,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史载“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但一生最得意的一笔大买卖却是:结识秦流亡公子赢异人并资助其回国即位,从而成功实现个人由商从政的历史性转变。他以“奇货可居”闻名于世,曾辅佐秦始皇登上帝位,任秦朝相国,并组织门客编写了著名的《吕氏春秋》,也是杂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弦高是春秋时期郑国商人,经常来往于各国之间做生意。在国家危难之时,他临危不惧,机智用计骗了秦军,为救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管仲是齐国人,年轻时很贫困,为了谋生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却失败。后被齐桓公赏识为相, 在任内大兴改革,即管仲改革,富国强兵,重视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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