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左宗棠交情：地位高了面子却薄了

曾国藩论左宗棠：虽其求才太急，或有听言稍偏之时，措辞过峻，不无令人难堪之处。而思力精专，识量闳远，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

曾国藩：季子才高，与人意见时相左。
左宗棠：藩臣辅国，问伊经济又何曾？

曾国藩与左宗棠构隙，不在转战江南时，而在攻破江宁(南京)后。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认定洪秀全之子洪福瑱已经死于乱军之中，江南战事即将结束。可是没过多久，太平军残部窜入湖州，左宗棠侦悉洪福瑱仍为军中在职领袖，于是密疏奏报朝廷。曾国藩听闻这一消息后，怀疑左宗棠别有居心，因此十分恼怒，腾章加以驳斥，说左宗棠夸大其词，有故意邀功请赏之嫌；此时，闽浙总督左宗棠已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又岂肯无辜受责？他具疏自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愤，指斥曾国藩欺君罔上。这样一折腾，事情就闹大了，清廷正在用人之际，也不好出面评判谁是谁非，干脆降谕旨两相调解。

曾、左二巨头公然反目，一些小人乐观其争，好从中渔利，故而调和者少，挑拨者多，俨然形成两大水火不容的敌垒，矛盾越积越深，死结越打越牢。洪福瑱最终被江西巡抚沈葆桢捕杀，那一刀狠狠地切下去，太平军算是完了，曾国藩、左宗棠之间的恩怨却还没完。

身居高位，身享大名，只要彼此一言不契，一事不谐，就可能造成友情破裂。老朋友之间想要“毋负平生”，谈何容易。如此看来，动物比人更懂得友谊，为了一根肉骨头的所有权，它们同样会拼争，甚至会撕咬，但争过之后，咬过之后，它们很快就能够和好如初；人却做不到如此爽利，如此洒脱，一旦争过之后，咬过之后，创伤难以疗复，宿怨从此结成，他们再想保全友谊，就除非彼此都转世投胎才行。

曾国藩和左宗棠倒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清代的曾国藩和左宗棠是平定太平天国的两个功臣，当时人称他们是“曾左”。

之所以曾国藩在前面，左宗棠在后面，有三个原因：

一、因为曾国藩年纪较大，

二、因为曾国藩考的科名较高，

三、因为曾国藩进入仕途比左宗棠要早。

当曾国藩官居卿贰的时候，左宗棠还是个默默无闻的举人。之后，左宗棠进入仕途，担任浙江巡抚，独当一面，正是因为曾国藩的推荐。被人推荐，应该自谦是他的门生，但是左宗棠不愿意，无论在公开的场合，还是私人的书信中，左宗棠都和曾国藩以兄弟相称。

曾国藩主要影响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康乾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

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己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

左宗棠为何与曾国藩绝交？

曾国藩是晚清大儒，被誉为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位精神领袖。左宗棠年轻时怀才不遇，心意难平时常以诸葛亮自比。李鸿章为国事操劳一生，去世时还要说“临事方知一死难”。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儒家知识分子。

曾、左、李三人都是官场上的成功者。他们既不是情种也不是奸臣，他们的婚姻从容、淡定，但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却是剪不断、理还乱。

左宗棠、曾国藩均为晚清咸丰时期的一代名臣，都为同治中兴立下汗马功劳。他们对中国近代历史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二人共事10余年，交情甚厚，道德文章不分伯仲。然而自同治三年，湘军攻克天京，二人割袍断义，再无书信来往。此事正史多为之隐讳，甚至二人的年谱中，都从未提及。清末李伯元所著《南亭笔记》中对二人绝交经过有所记述。为证野史，笔者翻阅了曾左二人的全集、年谱、传记，对其中原委略作勾勒，进而试探其究竟。

曾国藩和左宗棠他们是湖南老乡。曾国藩比左宗棠年长一岁，科举比较顺，28岁就考中进士，此前的会试只失败过一次。左宗棠就没这么好运。他考举人倒还顺利，但那以后去参加会试，三考三败。心高气傲的左宗棠一怒之下干脆放弃科举，回乡教书去了。人比人气死人。到了中年之后，左宗棠要想出人头地（他从未放弃过这个愿望），就只好巴结曾国藩，但实在是心不甘情不愿。最后的结果是，形势迫使曾国藩不得不提拔左宗棠，左宗棠也不得不走曾国藩的门路，可一旦自立门户之后就与曾国藩翻了脸。两人后来都成为清廷的股肱之臣，却龃龉多年。可他们又惺惺相惜，钦佩对方的才华。

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在形势逼迫之下，曾国藩终于让左宗棠到自己帐下效力。曾国藩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一旦启用左宗棠就放手让他独当一面，左宗棠遂得以迅速崛起。打浙江时，曾国藩把一部分湘军划归左宗棠全权指挥，左宗棠很快领军攻克了杭州。曾国藩就向朝廷举荐，让他担任了浙江省长（巡抚）。

那时太平天国气数已尽。再过不久天京（南京）被克。就在这本该同饮庆功酒的欢乐时候，曾、左二人的交情却走到了尽头。事情起因于洪秀全的幼子洪天贵的下落。曾国藩向朝廷报告说洪幼主已死，左宗棠却报告说洪幼主逃跑了。两人在皇帝（太后）跟前打起了笔墨关系。曾国藩后来解释说，他最恼恨的是左宗棠影射他在撒谎，他一生最看重的就是诚信二字，怎么会撒谎？左宗棠却也不依不饶，说这件事自己的错是二三分，曾国藩的错是七八分，他太小心眼。左宗棠到晚年还动不动大骂曾国藩是个伪君子，以此为乐。

然而两人在表面友善的背后，并非毫无矛盾。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多次进京赶考却未及第，且始终特别敏感，稍被人怠慢或过分谦让，都可引起激烈的反应，而且言词辛辣，令人不快。有一次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出于谦让，用了“右仰”这样的客套话，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此话后来传到曾国藩耳朵里，嫌隙由此而生。此时曾左二人虽然关系上有裂痕，但还只表现在个性差异上。真正关系破裂还在天京城被攻克，两人就洪秀全的继承者幼主洪天贵福是否已死的问题，向朝廷打起的笔墨官司。

天京攻陷后，曾国藩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城破后，伪幼主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这就凸现了曾国藩对太平军有攻克全功。不想左宗棠也上一折，称据金陵逃出难民供出伪幼主洪天贵福于同治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曾国藩平生自认为以诚信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则无异于欺君罔上。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天贵福可能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尚存，这是古来常有之事等。言外之意，左宗棠虚张声势，不过是邀功请赏。左宗棠看到此奏后，又上书为自己辩解，对曾国藩言词激烈，口诛笔伐。至此曾左二人的关系已不可挽回，十几年的交情为了各自的名利而付诸东流。

此后左宗棠在出任陕甘总督过湖北遇见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时，曾谈到他和曾国藩绝交的原因，他说过错在曾文正者七八，而己亦居其二三。这话不无道理，曾国藩太看重自己的名声，而左宗棠一贯语无遮掩，这是他们关系破裂的根由。但同为一代名臣，始终不因个人恩怨而在公务上掣肘对方。曾国藩为左宗棠西征筹饷，始终不遗余力，而且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建功立业皆赖此军。因此后人评论说：文襄之功，文正实助成也。曾国藩在以后的所作所为上显然要比左宗棠显得更大度一些。曾国藩后来听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喜讯后，自叹不如左宗棠，认为左宗棠的能力天下无二。左宗棠平定新疆后，清廷拟封左宗棠一等公爵。慈禧太后认为从前曾国藩克复金陵，仅获封侯，左宗棠在新疆建立功立业所依靠的将领刘松山和湘军又是曾国藩所派遣的，于是封左宗棠一等恪靖伯晋二等侯，以示稍亚于曾国藩。所以左宗棠在晚年，逢人便骂曾国藩，经常是喋喋不休。

然而名臣毕竟是名臣，当曾国藩离世时，人们纷纷猜测左宗棠可能不会致祭，左宗棠却送来了他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这是左宗棠对曾国藩和他们两个关系由衷而作的评价。此后他在给儿子的家书中说：“从前我与曾国藩彼此之间的争论，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事寓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中，并非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誉，孩儿你应该知道我的心思。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有关军国大计方面不同的意见，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的。对那些心术不正、妄加评定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左宗棠的挽联使我们重新看到了其自身人格的完满，同时又衬托出曾国藩为人处世的情操决非等闲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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