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记载上说咸丰皇帝的这两份遗嘱均出自八大臣之一的杜翰之手。此人即是咸丰皇帝的“师傅”杜受田之子,在八大臣中才具仅次于肃顺。咸丰皇帝临终之际口宣末命,其实只说到令八大臣“尽心辅弼”一句,而杜翰在“承写”的时候擅自加了“赞襄一切政务”六字,以为日后揽权提供法理依据。
这个说法应该不会是空穴来风:首先,“赞襄一切政务”六个字的利害关系太大了,等于将八大臣的权力无限扩大。这样一来,一旦八大臣里面真的有人心怀不轨,局面就必然发展到不可想象的地步。咸丰皇帝就算对肃顺等人再信任十倍,从一个帝王的基本常识上来讲,也不可能说出这几个字。
其次,事实上咸丰皇帝早在此之前,就曾分别授予皇后“御赏”印章一枚、皇长子“同道堂”印章一枚(咸丰皇帝的书房名“同道堂”),以作为行使君权最终有效的凭证,其意当然也在于裁抑八大臣可能的“不臣之心”(其时载淳年幼,“同道堂”印章自然由其生母懿贵妃替他“保管”),可见他对八大臣并非完全的放心。
再次,当时的情形是皇帝时昏时醒,神明虽然未衰,毕竟也是垂死之人,即便是发现杜翰“承写”的遗诏与自己的意思有很大出入,仓促之间恐怕也没有精力去纠责了,以致于让杜翰看准了这点而钻了个不小的空子。
不过,平心而论,无论这六个字是不是出于咸丰皇帝的本意,总之是经过他最后批准认可了的,应该都是有效的,强行算作“矫诏”,实在也有些说不过去。
第三,咸丰皇帝托付后事之时,除了八大臣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作证。首先,我同意多数研究者的看法,相信这份“顾命”的名单是咸丰皇帝此前就曾经与载垣、端华、肃顺等人、至少是和肃顺研究过很多次才最后敲定的。里面没有恭亲王等皇室近支亲贵,本身就很不合理。当然这主要是因为皇帝对恭王的不信任,这与早年的兄弟失和密切相关。其次是肃顺等人抓住了皇帝的这个心理,加以利用,有意排斥恭王。
当时“随扈”在避暑山庄的近支亲贵还有道光皇帝的亲兄弟,咸丰皇帝的胞叔,人称“老五太爷”的惠亲王绵愉、皇帝的五弟惇亲王奕誴、七弟醇郡王奕譞等。按说这些人纵然不在顾命之列,作为皇帝的叔父弟兄,这么重要的时刻也应该在场。
但反过来分析,若这些人在场,则一旦发现顾命大臣的名单里没有恭王,就算奕誴、奕譞兄弟或因避嫌不敢、或因无用不能提出什么异议,那么绵愉以皇帝亲叔父而齿德俱尊的身份,也必然会站出来“主持公道”。但是这在皇帝和八大臣来讲,都是极不愿意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在关键时刻将这些人排除在召见之外,目的就是为了不让恭王进入顾命辅政大臣的行列。
早年经历:
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道光十一年(183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圆明园,为道光帝第四子,母为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
道光二十六年,道光帝用立储家法,书名缄藏。道光三十年正月丁未,道光帝不豫,宣召大臣示朱笔,立其为皇太子。宣宗逝世后,己未,咸丰帝即位,颁诏覃恩,以第二年为咸丰元年。
登基为帝:
奕詝即位后,面临内忧外患的统治危机。其时,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于广西,不久,进军湖南、湖北,咸丰三年 (1853年)三月攻克南京建都,改称天京,与清政府分庭抗礼。西方列强以“修约”为名,准备对中国发动新的侵略战争。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兴师动兵,强占中国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
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咸丰帝颇思除弊求治。他任贤去邪,企图重振纲纪。重用汉族官僚曾国藩,依靠其训练指挥的汉族地主武装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提拔敢于任事的肃顺,支持肃顺等革除弊政。同时,他罢斥了道光朝任军机大臣二十余年、贪位保荣、妨贤病国的穆彰阿,处决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主持和局、臭名昭著的投降派官员耆英。
咸丰六年(1856年),英法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占广州。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舰队攻陷大沽炮台,进迫天津。咸丰派桂良、花沙纳往天津议和,与英国、美国、法国、俄国分别签订《中英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列强不满足于《天津条约》规定的权利,蓄意重新挑起战争。咸丰帝命清军加强大沽口防务。咸丰九年(1859年),在英国蓄意挑起的大沽口冲突中,英法侵略军被击败。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两国再次组成侵华联军,大举入侵。英法联军进攻北塘,咸丰帝在清军与英法联军激战之时,竟令清军统帅离营撤退,大沽再次沦陷。
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天津,随即向北京进犯。咸丰帝派遣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往通州与英、法议和。英法联军以和谈为掩护,继续组织对北京的进攻,在通州八里桥击败清军后,进攻北京,圆明园、清漪园等处被焚掠。咸丰帝自圆明园仓皇逃亡热河(今承德市),命恭亲王奕欣留京议和。奕欣代表清政府与英、法、俄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并批准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在《中俄北京条约》中,承认了咸丰八年(1858年)沙俄迫使清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的《瑷珲条约》。
驾崩托孤: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五日,咸丰帝在热河行宫病重。十六日,咸丰在烟波致爽殿寝宫,召见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景寿、协办大学士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杜受田之子)、焦祐瀛等。咸丰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又谕:“皇长子载淳现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以上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顾命八大臣”或“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等请咸丰帝朱笔亲写,以昭郑重。而咸丰帝此时已经病重,不能握笔,遂命廷臣承写朱谕。咸丰在病逝前,授予皇后钮祜禄氏景云“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掌管)。十七日清晨,咸丰帝病逝。
1、咸丰皇帝是因病重而逝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五日,咸丰帝在热河行宫病重。十六日,咸丰帝在烟波致爽殿寝宫,召见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
2、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1831.7.17—1861.8.22),清朝以及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有实际统治权的皇帝,是清宣宗道光皇帝第四子,生母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被立为储君。道光三十年(1850年)即位,即位后便勤于政事,大手笔的对朝政改革。
3、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咸丰皇帝颇思除弊求治。他任贤去邪,企图重振纲纪。重用汉族官僚曾国藩,依靠其训练指挥的汉族地主武装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提拔敢于任事的肃顺,支持肃顺等革除弊政。同时,罢斥了道光朝军机大臣穆彰阿、耆英等。
4、但此时的大清帝国内忧外患不断,最后以签定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收场。咸丰朝以后也因企图重新扭转对内交外困的局面而开启洋务运动。
5、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五日,咸丰帝在热河行宫病重。十六日,咸丰帝在烟波致爽殿寝宫,召见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
6、咸丰帝下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又谕:“皇长子载淳现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以上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顾命八大臣”或“赞襄政务八大臣”。
7、咸丰皇帝在位十一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驾崩于承德避暑山庄,享年三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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