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菜市口刑场：多少生命葬送在屠刀之下

菜市口刑场，在古代是不少犯上作乱的人的噩梦。菜市口刑场作为北京最大的一个刑场，里面隐藏着多少血腥故事？菜市口刑场的典故大家又了解多少？今天，小编搜集了相关菜市口刑场的资料，和大家一起揭开里面的风云岁月。

菜市口刑场，清代杀人的法场，设于今宣武区菜市口百货商场附近。北京的胡同多，街口就多，名气最大的当数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菜市口刑场名气大是因为那曾是杀人的地方，是刑场，有不少名人都是被斩首在菜市口。戏文中唱道“推出午门斩首”，其实是拉到菜市口刑场“出红差”，砍头!犯人被杀后，尸体被人运走，血迹即被黄土垫盖上，尔后便有人在此卖菜，菜市生意兴隆，故菜市口由此而得名。

菜市口刑场在京城的名气可是不小，一千年前的辽代，这里是安东门外的郊野，金代是施仁门里的丁字街，明朝时是京城最大的蔬菜市场，沿街菜摊菜店众多，所以四九城的许多人都来此买菜，并把菜市最集中的街口称为菜市街，清代时改称菜市口，此名一直沿用到今日。使菜市口刑场名声大振的主要原因，是清政府将杀人的刑场从明朝时的西四牌楼（当时叫西市）移至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

据说当年的刑场就设于今天的菜市口大街北侧十字路口附近（原宣武区菜市口百货商场旧址附近），每到冬至前夕对判为秋后问斩的囚犯执行死刑死囚在天亮前被推入囚车，经宣武门，走宣外大街到菜市口刑场，囚犯由东往西排好，刽子手手执鬼头刀也依次排列，头被砍下来后，挂在或插在街中木桩子上示众。

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夺得政权，实行首次垂帘听政时，受咸丰皇帝遗诏的八位赞襄政务大臣中的肃顺，就是在此被杀头的。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将谭嗣同、刘光弟等志士同仁杀害于此。据马芷庠编写的《北平旅行指南》记载：每逢秋后朝审，在京处决犯人众多之时，由东向西排列，刽子手执刀由东向西顺序斩决。

所用鬼头刀五柄、凌迟分尸刀十柄，现存于历史博物馆。旧时，犯人被押出宣武门（顺承门），过断头（魂）桥，经迷市，送往菜市口法场，就不可能有生还的希望了。犯人被杀后，尸体被人运走，血迹即被黄土垫盖上。以后菜市口刑场逐渐成为刑场的代名词。1911年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菜市口刑场被转移以后这一带逐渐成为宣外大街最繁华的商业街和交通枢纽。

传说：有这么一家裁缝铺子，就住菜市口刑场，由于手艺好，生意很旺盛。时间久了就远近都出了名。就说这有这么一年，夏景天儿，菜市口外砍死了一个乱X。当天晚上，裁缝铺掌柜的睡着正香，突然发现屋里有人走动，心里一想，八成闹贼。可又一想，这贼就让他闹吧，反正我这屋里一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就眯缝着眼睛瞅着，这贼摸索了一会，倒也懂事出门随手把们给关了。第二天，菜市口刑场掌柜的起床看看丢没丢什么东西，一收拾发现自己的针线笸箩不见了。就在这时外头有人喊：掌柜的快出来看看吧。掌柜的出门跟众人到荒郊一看，昨天那个斩首的人，脑袋和身子连在了一起。而且脖子上有一串细细的线痕，旁边就扔着裁缝铺的笸箩!菜市口斜对过儿有个鹤年堂，刀伤药出名。每次行完刑，夜里总有“人”拍门买刀伤药。后来，到鹤年堂买刀伤药也成了老北京的一句骂人俗话了。菜市口刑场老铺现在应该已经拆了。

北京与中国近代社会是怎样的？

在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后，中国已成为一个泱泱封建帝国。当世界历史进入公元17世纪，欧洲封建堡垒被新生的资产阶级攻破以后，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近代科学的诞生，让封建朝代的统治不能再以宗教神创的精神枷锁愚弄民众，科学技术的发展，新思想、新文化的不断涌现将人类的思想解放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历程。然而，沉眠在东方大地上的封建帝国，并没有被西方奋进的号角惊醒，而它的鼾声却被大炮的轰鸣打断，醒来见到的是封建末日的余晖在外来侵略的火光中支离破碎。

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史学家们断定在公元1840年。因为这一年一个重大的事件——鸦片战争发生了。英国侵略者驾驶着48 艘舰船，以武力相威胁，强行推销鸦片并要求清政府割地赔款。声言，如不同意它的要求将“必相战不息”。鸦片战争从1840年6月21日开始至1842年8月29日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为止，历时2年，又被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

（一）焚烧圆明园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被侵略者的大炮强行轰开了。紧接而来的是愚弱的躯体被屠戮，血腥的空气里被浸泡着的是无辜、无助、屠刀下生灵的涂炭、火光中文明的支解。1856年，外国侵略者的淫威被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所刺激，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市场，获得更多的特权，侵略者蓄意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正是在这次战争中，圆明园被洗劫一空毁于大火。战争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迫签订的情况下结束，英、法、俄、美等国在露出刽子手狰狞的淫威中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而中国社会被进一步地推向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一个曾亲眼目睹英法侵略者焚烧圆明园的英国人曾说：“当着一个个的屋顶倾塌下来的时候，四面墙垣的烈火，也渐渐闷塞下来，喷出大大的一卷一卷的浓烟。……对于这个老大帝国的命运，这是表示一种愁惨的预兆，它内部的基础，既为自相残乱的内战销毁残蚀，……结果四面被包围着，无处求救，最后喷出一口浓烟，伏伏贴贴的降服，迷失在它从前的灰烬里面。”

1860年6月，英法舰船200艘，侵略军16000余人，闯关来到天津大沽口外。这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侵略，借口是护送英法公使赴京交换于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批准书。其目的，就是要武力威胁清政府，“给中国政府以直接的打击。”同年9月，英法联军直迫通州。此时，清文宗（咸丰皇帝）已躲至圆明园内避难，并在圆明园下达了截获英使巴夏礼等人的命令。9月21日英法联军分三路进攻八里桥，史称“八里桥之战”。“八里桥之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与英法侵略军的最后一战。此战清军以7万之众决战侵略军，最终仍是失利。第二天，也就是9月22日凌晨，曾下令要全国军民奋勇杀夷的咸丰皇帝，闻听八里桥战役失利的消息，仓惶出逃，奔赴热河。据史料记载，咸丰这次出逃极其狼狈，“銮舆不备，扈从无多，车马寥寥。”

咸丰跑了。咸丰的弟弟奕

在圆明园内设立公所，主持和局。

1860年10月6日，英法侵略军从德胜门、安定门杀入北京，此时的清军早已大乱，不战自溃。侵略军尾随清兵退至圆明园。钦差大臣奕

见状也闻信而逃。侵略军长驱直入闯进了圆明园。在侵略军的淫威面前，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跑了，受命的钦差也跑了，守护京城的清军跑了，拱卫御园的护军也跑了。在侵略军自鸣得意的时候，令他们想不到的是在圆明园贤良门内，遭遇到了20几名中华好男儿的英勇抗击。面对穷凶极恶的侵略者，这20余名男子汉自然逃脱不了被杀戮的命运，但他们以身抗敌的气概则令侵略者胆寒。带头抗击侵略者的是“八品首领”任亮，20余名男子汉是圆明园的“技勇”太监。“技勇”是担负在园内帝后寝宫附近巡更侍卫的责任。这些身份特殊的太监被特许在园内佩带军械行走。任亮等人英勇抗敌的行为被他们的同僚刻碑铭记，以昭后世。1983年这块墓碑出土，历史见证了这一英雄的壮举，也见证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气概。

圆明园，这座凝聚着中华民族高度智慧和血汗的万园之园，这座历时150余年修建，集古今中外建筑艺术为一身的宏伟艺术杰作，这座珍藏了数之不尽的珍宝和珍贵典籍、文物，堪称人类文化宝库之一的文化载体，在1860年10月6日至8日遭遇了空前的洗劫、焚烧。圆明园在侵略者的淫威中倒下了。时过3日京城西北仍然余烟未尽，它在历数着侵略者摧残文明灭绝人性的暴行；一座封建制度的大厦倒下了，余下的是火焰不能将其焚毁的石质残迹，它在惨烈的肆虐中留存下来，为历史而见证。我们没有必要去重复描述圆明园被焚时的状况，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不堪回首的一页。在这里，我们引用史料所记载的文字来看一看侵略者的嘴脸和行径：“当殷红的火焰映在从事放火的军队的面庞上，使他们看起来仿佛恶魔一样，虽是毁坏他们所不能恢复的东西，却洋洋自得，觉得很光荣。”法国伟大的作家雨果用他那犀利的笔，曾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大肆掠劫，另一个纵火焚烧。仿佛战争得了胜利便可以从事抢劫了……。他们手拉着手，笑嘻嘻地回到了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历史。我们欧洲人自称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他还说“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吉利。”

（二）戊戌变法人类社会的发展遵循着自然法则——落后被先进取代，愚昧被文明淘汰的适者生存的进化原则。近代中国演义的是封建社会衰亡的历史，也是摆脱愚昧，追求光明的历史。由于封建统治的腐朽没落，导致中国在世界近代历史的发展中，处于被瓜分、凌辱的地步。然而，这不能说明中华民族失去了血性、失去了斗志，自立自强知耻而后勇的民族精神无处不在地支撑着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发生在19世纪末年的戊戌变法就是清末资产阶级要求改革政治，抵御外侮，发展资本主义的一次维新运动。

所谓戊戌变法是指以1898年“百日维新”为重要标志的中国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因为1898年是中国农历的戊戌年，所以又被称为“戊戌变法”，也称为“戊戌维新”。这次由中国资产阶级发起的意在抵制外侮，振兴民族，发展资本主义的变法运动，从始至终在北京展开，因此，它与北京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外国列强在中国的掠夺、瓜分达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导致了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的严重。然而，当时的清政府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固守卖国、守旧的政策与以光绪皇帝为代表的倾向维新的帝党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想利用得到帝党的支持开展维新变革，改变中国的现状，这就为变法运动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光绪皇帝支持维新变法，固然有受到维新思想影响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说，光绪皇帝的目的是想通过维新在与后党的权力争夺中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一点维新派人士是没有看到的。

康有为曾在1882年和1888年两次为了应试来到北京，他目睹了京城所见，亲眼看到统治集团的腐败。为此，在1888年康有为以“布衣”的身份直接向光绪皇帝上书（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先后曾七次上书光绪皇帝）。他在上书中直言时局的危难，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在当时，布衣上书是要冒杀头危险的，康有为对此不屑一顾。在七次上书中，康有为的第三次上书到了光绪皇帝的手中。其实光绪皇帝在思想上还多少受到和接受了维新思想的影响。他曾学习英语，还读过一些维新主义思想家的著作。面对清王朝深陷内忧外患的局面，出于维护封建统治和在与后党的斗争中保住自己统治权力的动机，他要求总理衙门向他进呈西书和新书。面对国家屈辱的现状和慈禧太后权倾朝野的局势，从权力的争夺出发，光绪皇帝逐渐倾向于维新。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的名字在当时因敢于上书，且所言内容针砭时弊而在京师很有影响。1889年，康有为在北京结识了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的谋士张謇，由此与帝党的首领翁同龢有了间接的联系。同时，康有为还结交了京师的一些官僚士大夫，而这些人中很多都是帝党分子。所以康有为等人的维新变法主张，在当时的统治集团内部和京城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世纪末年，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内忧外患不断地加速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和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全国哗然，痛斥“汉奸”李鸿章的声音不绝于耳。当时有人写了“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一筹莫展，割地求和”的对联贴于皇城的端门壁上，表现了对清政府卖国求荣行为的无比愤恨。1895年春，各省举人聚集京师参加会试。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也应试来到京城。当《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之后，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义愤填膺。康有为遂联合十八省举人在松筠庵（遗址在宣武门外达智桥胡同12 号，系明嘉靖进士、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杨继盛故居）集会，商议联名上书皇帝。康有为被推举代为起草奏章。他在一天多的时间里起草了一份万言书，有600余人在万言书上签字。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在这份万言书中，康有为痛陈《马关条约》的危害，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他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份万言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其内容包括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要求，同时也包括了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要求。虽然万言书未能到光绪皇帝手中就被督察院拒绝了，但它的全文却辗转传诵，广为宣传。当时上海、广州等地还特地刊印了《公车上书记》，参加应试的各省举人也得到本省传播了维新的思想。为此，《公车上书》被认为是维新运动的起点。康有为也由此成为全国注目的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同年，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要闻》，同时以康有为首倡在北京成立了第一个政治团体《强学会》，并出版《强学报》。翌年，强学会被顽固派查封，维新派又创办了《时务报》。《时务报》在当时的变法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主笔是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1897年，德国借口“巨野教案”派军舰强行占领了胶州湾，并强迫清政府订立《胶澳租界条约》，把山东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康有为这时又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取法俄、日以定国是。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又向光绪皇帝上第六书，几天之后又上了第七书。

在维新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光绪皇帝被不断恶化的政局所迫，下决心利用维新派的力量，通过改革从后党的手中夺权。受维新高潮的影响，一些倾向变法的官员也纷纷呈上奏折要求变法，这也使光绪皇帝的决心更为坚定。1898年，康有为为帝党草拟奏章，由杨深秀、徐致靖等人上奏。康有为也呈交了《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于是，在1898年6月，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指出：“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至9月21日，在短短的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诏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光绪皇帝还在6月16日破例召见了康有为。光绪皇帝本有心重用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但由于后党顽固派的阻挠，只安排了康有为任总理衙门章京行走，专摺奏事。

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推行新政，到同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于瀛台致新政失败，共103 天。史称“百日维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顽固派，看到维新派与帝党结合，把维新运动推向高潮，他们极为恐慌和仇视。慈禧太后迫于形势，一方面对光绪皇帝颁行新政的作法任其“自酌”；另一方面则加紧谋划破坏新政，并择机发动政变。就在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后的第四天，慈禧太后强迫光绪帝接连下了三道谕旨：将光绪帝的老师，帝党的首要人物翁同龢革职，逐回原籍；明令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后必须到慈禧太后前谢恩；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统率甘军、武毅军和新建陆军三军。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下令捕杀维新派首领和维新志士。康有为由于9月20日已离京，乘船转赴香港而幸免于难。梁启超于22日乘日本轮船东渡日本也脱离虎口。而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弟、康广仁则先后被捕。被捕后谭嗣同等6人被关在刑部监狱。原定9月26日由军机大臣会同刑部、督察院对他们进行审讯，但这一程序根本就未进行。9月28日，未经审讯的6 人被直接押赴菜市口刑场处决。六位维新志士在刑场上大义凛然，面对刽子手，谭嗣同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豪言壮语作为绝命辞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后党发动政变的时候，有人曾劝谭嗣同避难外逃，但他谢绝了。他说：“不有行者，谁图将来；不有死者，谁鼓士气？自古至今，地球万国，为民变法，必先流血。我国二百年来，未有为民变法流血者，流血请自谭嗣同始。”在刑场上，六位仁人志士视死如归，浩然之气，气贯长虹。

戊戌变法失败了。在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夜，封建统治的余威在历史的风雨中发出回光返照的狞笑。谭嗣同等六位志士，以流血见证历史，为维新变法献出了生命。他们被后人尊敬，称其为“戊戌六君子”。

（三）义和团运动在北京资产阶级维新派所进行的变法运动失败了。但它的影响对封建统治的动摇和冲击作用是巨大的。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1900年，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兴起，北京又成了这次声势浩大的反帝斗争的中心。义和团由义和拳、梅花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社团和秘密宗教白莲教组成。参加义和团的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脚A、水手、渔民和其他劳动群众。由我国下层民众组织的义和团在19世纪末期，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形势下，组成一支强大的力量，汇成为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没有统一的组织和统一的领导。其组织按照中国的八卦八卦：《周易》中筮占所用的8种基本图像。成书于战国末期的《易传》，以“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采取分析说理和逻辑论证方法解释卦像，探讨万物本原和物质世界运动的一般规律。认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一切事物都两两相对，互相作用，并以阴阳对立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体现着朴素的唯物辩证观点。因而，八卦不但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很大影响，而且在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研究中，亦给人们以很多启示。分为8个系统，每个系统又分总坛、和坛。坛的首领分别称为大师兄、二师兄等不同的称呼。妇女则有红灯照、青灯照等组织。坛与坛之间各自独立，互不统属。义和团的活动口号是“扶清灭洋”，打击对象直指教会等外来侵略势力。1900年，义和团在华北、东北各地迅速发展，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区形成强大的声势。据统计，当时仅在北京城内的坛厂就有800余所。

义和团运动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近代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情况下群众性的反洋教斗争的产物。在清代，自康熙、雍正以来实行了禁教政策，除了在京城居职的西方天主教士外，其余的外国教士是不得在中国传教的。然而，自鸦片战争后，外国在华势力不断扩大，1844年中法签订的《黄浦条约》，恢复了法国传教士在五口五口：1842年8月，清政府代表耆英、伊里希与英国代表璞鼎查在南京下关签订了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内容有十三款条约。其中有：开放沿海城市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人寄居贸易。地方的传教权，并规定中国政府必须保护教堂和法国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从此，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而逐渐“合法”化并日益猖獗。

西方传教士根据不平等条约享有种种的特权。法国政府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赔偿的军费中拨巨款重修了北京的东、西、南、北4个教堂。1886年，在扩建三海3工程时，位于蚕池口的北教堂迁到了西什库，为此清政府还专门以皇上的名义钦颁谕旨，并为修建教堂钦赐库银。这些献媚的行为无疑为外国传教士的活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870年，天津望海楼法国天主教堂内附设的育婴室有三四十名幼童死亡，同时天津地区不断有拐迷幼童的事件发生，在抓获拐犯的供词中都言及此事涉及天主教堂。为此，数千名群众聚集望海楼说理。法国驻天津领事要求中国官方派兵弹压，并持枪威胁清政府官员，打死天津知县的随从。由此激怒了在场的群众。他们当场打死了法国领事，救出幼童并火烧了望海楼及其美国、英国的教堂和法国领事馆，打死了外国传教士、商人、官员20名。这就是著名的“天津教案”。当天津“火烧望海楼”事件发生后有人星夜传信到北京，北京的居民也要闻讯行动。由此看出当时在北京地区民教相仇的情况也是十分严重的。

1900年6月，大批的义和团众由京郊州县涌入京城。在此之前的4、5月在民间就有传说在温泉山煤洞中挖出一块石碑，碑文说：“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原忍至今，羽翼洋人，趋炎附势，肆虐同群”。这个传说无从核实，但从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义和团的斗争锋芒直对外国侵略者，并指向清政府的祸国殃民的统治。义和团入京城后，围攻城郊各处教堂，内外城区不少教堂被团民焚毁，杀死传教士及其为非作歹的教民和奸细。他们还焚毁洋行、洋货店，外国人修建的洋楼、跑马场、坟茔等也被焚毁。

义和团的活动虽然是分散没有统一领导的，但矛头所向直指外国侵略者，使西方列强极端仇视。6月10日，英、法、日、俄、德、美、意、奥八国组成2000余人的侵略军，由天津出发，乘火车进犯北京。6月17日侵略军强行在大沽登陆，继而向天津、北京进犯。6月15日至8月14日，1万多义和团民围攻西什库教堂。6月20日至8月14日，清军和义和团民又对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发动攻击。8月14日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慈禧太后携带光绪皇帝等一批王公大臣仓皇逃奔西安。八国联军攻占京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义和团运动在八国联军的镇压下失败了。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清政府被迫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从此，清政府成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秩序完全确立。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这次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权，抵御外辱的民族精神。

（四）“五四”运动在北京百年中国近代史，在中国历史上是灾难深重的一页。腐败的封建统治，在丧权辱国的卑劣行径中，以屈膝媚外的卖国行为将中国的主权拱手让给帝国主义列强，而外国侵略者则贪婪而疯狂地瓜分中国，无情地咀嚼着用强暴而获得的散发着血腥的口中之物。然而，中国的命运是不能由他人来主宰的。中华民族在无情的蹂躏中始终没有屈服，反而在痛定思痛中更挺直了身躯，高昂起了不屈的头颅。

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英、美、法、意、日等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当时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也以“战胜国”资格派代表出席会议，并向和会提出了列强应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取消“二十一条”将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直接归还中国的要求。这些要求遭到了参加和会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拒绝。然而，中国军阀政府的代表竟然据理不争准备在和约上签字。这个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起全国的激愤。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要求严惩卖国贼。而后，学生们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到东交民巷西口时竟遭到外国卫队的阻拦，队伍改道直奔赵家楼曹汝霖（当时任交通总长，“二十一条”的签字者）的住宅，痛打了正在那里的章宗祥（当时任驻日公使，是将山东权力让给日本的签字者），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面对爱国学生的正义行为，北洋政府出动大批军警，抓捕了30多名学生，驱散了游行队伍。第二天，全北京的学生总罢课，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通电发出后，天津、上海、济南、广州、长沙等地的学生和海外华侨等纷纷响应，由此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6月3日和4日，北洋政府又逮捕了近千名学生，引起了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上海、唐山、长辛店等地的工人也加入到运动中来，相继举行政治罢工，工人阶级成了运动的主力军。在人民运动的压力之下，北洋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的学生，撤消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当时任币制局总裁，签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的职务，并于28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深刻的原因和社会基础的。北京作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与“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出现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有着直接的关系。

谈到新文化运动首先要提到的是先进知识分子的作用。而李大钊则是北京地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

李大钊 李大钊（1889～1927），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字守常。直隶（今河北）乐亭人。1913年冬留学日本。1914年春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参加反对袁世凯的运动。1916年春，撰写长篇论文《青春》，是当时革命民主主义的代表作。同时主编《民彝》杂志，宣传民主和自由。同年回国，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1918年始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和《新青年》杂志编辑。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深入学习和探讨马克思主义，在1918年7月和11月先后发表《俄国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文章，歌颂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同年底和陈独秀共同创办《每周评论》。1919年支持和领导了“五四”爱国运动，同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错误思潮进行斗争。同年5月，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原理，这是他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同年9月，在北京发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劳动者》周刊，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列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后，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创办《工人周刊》，开展工人运动。中共二大、三大、四大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22年在杭州西湖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随后到上海会见孙中山，说明中共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率先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6月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回国后负责中共北方区委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发展力量，扩大革命统一战线。1927年4月6日被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遗著编有《李守常文集》、《李大钊选集》。在1916年时担任《晨钟报》总编辑。他主编的《晨钟报》发表了有关揭露北洋军阀政府反动统治和关于时局及政论的文章；还开辟了“新思潮”、“新智海”等栏目。他任该报总编辑只有短短20天的时间，但影响巨大。8月15日，在该报创刊号上，他撰文《“晨钟”之使命》一文，提出了要创造“青春中华”的思想。所谓创造青春中华，表现了他当时作为一位民主主义的革命者要建立民主、自由和具有现代文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这种观念和思想在当时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此外，北京大学自1917年蔡元培任校长之后，改革教育，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这就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创造了适合的土壤和环境条件。蔡元培任用了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学者，如请陈独秀担任文学院的院长、请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等。由此，北京大学清新的空气吸引了一大批具有理想、追求真理的知识人才。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北京的《晨钟报》报道了这个消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带来了希望。李大钊最先写文章介绍了十月革命的意义和性质。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进步青年渴望了解建立了社会主义新政权的俄国，渴望了解世界。《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是反映这些新思潮，影响进步青年的重要宣传阵地。应该说，“五四”运动之前，这些传播进步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的作用为反帝爱国运动的出现做了思想上的准备。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尤其是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之后，许多先进的青年很快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此，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曙光。

狱中题壁的故事！！！！！急！急！急！急！急！急！

(看后几段）清朝晚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变法运动失败，慈禧下令镇压，康、粱外逃,而其余的主要人物: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弟、康广仁和杨深秀等六人被捕，并于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刑场。这六个人，史称“戊戌六君子”。六个人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谭嗣同，因为他原来完全有机会逃走，他事先已获悉自己将被捕的消息，而他的好友“大刀王五”及当时日夲驻华使馆中的几个日夲友人，也都表示愿意邦助他出逃，但他都一一拒绝，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在被捕之前，他做了三件事:第一是将自己所有的文稿、书信等物整理好后，交给当时避住在日夲驻华使馆的梁启超，请梁保管和处理。第二件事是与他的武功老师又是至交的大刀王五诀别，把随身佩带的“凤矩”宝剑赠送给王五，并希望王五能继承他的改良事业。第三件事是在自己的居住地给自己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以他父亲的身分而写，信中都是责骂自己的话，什么大逆不道，什么不忠不孝，什么变法改良是逆天行事……并最后表示要与他脱离父子关系。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他的父亲免受牵连。果然，后来就由于有了这封信，他的父亲仅被撤职了事，家属也未受连累。待信写好不久，清兵即来到他的住所将他逮捕，时为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仅隔三天，即到了九月二十八日，他就血洒菜巿口，年仅三十三岁。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一八六五年三月出生于北京。他的家庭世代为官，他出生时，他的父亲谭继洵已官至户部员外郎，又过了几年，转任甘肃省巩、秦、阶道道台。
谭嗣同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就是在甘肃度过的。由于出生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因此，谭嗣同从五岁起就开始接受教育，苦读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典籍。但是，他生性厌静好动，所以他又喜欢习武。在少年时代，谭嗣同拜了两位师父，一文一武，文的是他的同县人欧阳中鹄，武的即是大刀王五。从此，谭嗣同既习文又练武，空余时间更欢喜与家丁或同伴们去山野森林练习骑射打猎。对于这样的一段生活，十九岁时的谭嗣同曾作诗述志:
“策我马，业我裳，天风终古吹琅琅!何当直上昆仑巅，旷观天下名山万迭来苍茫!”
从诗里可以看出，谭嗣同并不满足于读书、练武和射猎，他不是那种想做官发财或玩物丧志的人，他心中藏着“天下”，他有他自己的抱负和追求。
两位老师对谭嗣同的一生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思想上当然是欧阳中鹄起了主导作用，因为他是教文的，而他夲人又十分钦佩明末清初两位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和黄宗羲，因此也就间接地把这种思想传授给了谭嗣同，在谭嗣同的身上播下了要求改良和变法的种子。再说欧阳中鹄曾在北京的一个衙门里做过一阵子官，见多识广，这对年轻的谭嗣同增长知识也有好处。而大刀王五则来自于民间，原在镖局任镖师，因武艺高强，声名鹊起，特别在北方，“大刀王五”这个名词几乎无人不知，而对他的真名:王正谊，知道的人反而不多。王五为人豪爽，因与镖主起矛盾，遂脱离镖局，浪迹天涯，行侠仗义，后被人请去在一私人武馆任教师，又经人介绍得识谭嗣同，谭遂拜其为教武功的师父。由于王五来自于民间，了介民间的疾苦，这对于出身于世代为官家庭的谭嗣同来说,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使他了介到许多他原来毫不知晓的发生于民间的事,也使他简接地了介了老百姓的艰难困苦。谭嗣同也是一个豪爽之人,因此两人一见如故,,虽是师徒关系,竟成了忘年之交(王五比谭嗣同大10多岁),到后来又发展成生死之交。
上面已经说过,谭嗣同是个厌静好动之人,对功名利禄又淡如秋水,因此他虽然读过不少书,却对于参加科举考试非常不积极,一开始还参加了几次,由于态度消极,准备又不充分,自然几次都名落孙山。到了后来,他甘脆不再参加考试,彻底放弃了这条通过科举考试慢慢往上爬的做官道路,二十岁以后,他开始漫游全国,时间长达十年?在这十年中,谭嗣同看到了祖国壮丽秀美的河山,:有宏伟的崇山峻岭,有一望无际的旷莽原野,有秀丽妩媚的江南风光,有小桥流水的农舍田家。这使得他感觉到祖国的河山有多美好,增强了他对祖国的热爱。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亲眼目睹了各地普通老百姓的穷困苦难的生活。有一天,谭嗣同行进在陕甘道上。那一年黄河下游闹水灾,清朝政府不管人民死活,依旧是课捐重税,大肆盘剥。山东、河南二地的灾民,携儿带女,成群结队地往西北逃荒,肌寒疲困,沿途还有饿死及病倒不起的,其状惨不忍睹。谭嗣同问灾民到什么地方去,灾民们回答说:“到有荒地的地方开荒去”,谭嗣同又问:“是你们自已要去吗?”灾民们回答说:“故乡已是汪洋一片,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了,还能留恋吗?”谭嗣同想:在这种时候政府应当站出来邦助灾民,至少应给予车辆、粮食及医务上的帮助,怎么能够不闻不问呢?天下太平时,这个捐那个税,农民们一分不能少,等到天灾人祸,农民们无家可归时,政府却不管了。谭嗣同的心中对清政府非常不满意。总而言之,十年的漫游生活使得谭嗣同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并结识了一些与他志同道合的人。更为重要的是他认识了社会,感受到了民间的疾苦,他觉得清政府的很多做法不合理,需要改良。通过十年漫游,他深切的感到:中国的河山如此壮美,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却如此悲苦,实在不相称。
公元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五年,中、日之间发生战争,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甲午战争”。结果中国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中割地赔款,使中国丧失了大量主权。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仅不检讨自己,反而把战争失败后的损失转嫁到全国的老百姓身上,加重了各种课捐杂税,加紧搜括民脂民膏,由于赔款数额巨大,几乎家家户户都得作出贡献。由于《马关条约》的签订,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卖国的本质暴露无遗,这使得谭嗣同悲愤无比,由原来的不满发展到了反感,在给亲友的信中,他指责清政府“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并表达了希望能摆脱清朝满族人的统治。这种思想,在他所著《仁学》一书中也有所发挥。《马关条约》签订后,悲愤的谭嗣同写下了一首七言诗: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七年,谭嗣同完成《仁学》一书。当时的谭嗣同正处于十分苦闷的心境之中,因此他如痴如狂地研读佛经,希望能在佛教的学说中找到一些答案。加之他学过西方的知识,及王夫子、黄宗羲等人的著作,还有过去所学的儒家、墨子等思想,他吸收其认为合理的部分,再加上自己的想法,进行融会贯通,写成此书。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谭嗣同所设计的“救世”方案;二是对于封建专制的抨击,即所谓的“冲决网罗”。谭嗣同的“救世方案”虽然有人说是唯心主义,但他的目的是为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而设计的。至于“冲决网罗”,则是代表了当时属于先进力量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权利,向压迫它、束缚它发展的封建专制主义进行宣战。《仁学》一书中的某些言论,在清末思想界中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在谭嗣同写《仁学》期间,维新运动也正在各地开展。一八九五年,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后来又多次上书,提出变法的要求和主张。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又在北京、上海、天津和广东等地创办报刊,成立学会,大力宣扬变法。这时的湖南巡抚是陈宝箴，他是唯一支持变法的地方大官，而黄遵宪、唐才常等人此时也正在湖南，因此湖南省成了全国变法运动声势最大的地方。唐才常等人还创立了《湘学报》，与上海的《时务报》、澳门的《知新报》并立，被称为“三足鼎立”。一八九七年上半年，陈宝箴、陈三立、唐才常和谭嗣同等人，在湖南创办了时务学堂，这是为了培养精通中外和拥护维新的人才。这个学堂，虽然只办了二年(在戊戌政变后被撤销)，却培养了不少人才，其中有些人后来转向了革命。梁启超、唐才常和谭嗣同等人，经常到该学堂讲学，成为他们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重要场所。但是，湖南的变法运动也绝非一帆风顺，新旧两派斗争激烈，旧派势力顽固异常，而新派中却有知难而退半途脱逃者。而谭嗣同却与唐才常等人一起，坚定不屈地反击顽固派的进攻，成为湖南维新运动中的骨干。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接着，沙俄强占旅顺、大连，法国强占广州弯……。中国成了一大块任人宰割的肥肉。在这种形势下，康有为又两次赶往北京，上书给光绪皇帝，全面地提出维新变法的具体内容。光绪皇帝也深感各国列强的咄咄逼人，如果再不变法图强，不但国家不保，连自己的皇帝之位也摇摇欲坠……。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的诏书，正式宣布变法。从这天起，到九月二十一日止共一百零三天，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百日维新”。(维新运动仅仅维持了一百天就被钲压了，何况是在皇帝领导下的运动。许多爱国志士被砍了头，皇帝自己也遭软禁……可悲呵，当时的执政者，为什么在外国列强面前如此不堪一击，而对自己人却这样凶残呢?提出维新变法，目的也无非是希望国强民富，不再受外人欺凌，可能会触及你的一点私利，但这也值得你挥起屠刀大开杀戒么?你们从小读的四书五经，你们对古贤的教导: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你们都读到那里去了?综观世界各国，凡在皇帝领导下的改良变法都能成功，而且不流一滴血，如沙俄的彼得大帝，如日本的明治天皇，但一旦到了中国就不行了。可怕呵，中国的旧习惯和旧势力。)
根据康有为的建议，光绪帝决定起用一些新人来推行新法。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二日,光绪帝下令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湖南巡抚陈宝箴,速派黄遵宪和谭嗣同上北京接受新职。由于当时的交通落后,谭嗣同在路上花了近二十天,于八月二十一日才到达北京。
一八九八年九月五日,谭嗣同与杨锐、刘光弟、林旭等四人,受光绪帝召见,光绪帝授四人以四品官衔,任命他们在军机处章京上行走,参与对新政的筹划。四品的官衔和军机章京的职位,并不显赫,但光绪帝在他们的职位上特加上“参与新政”四个字,这是仿照唐朝的“参知政事”一职,使四人的位置近似“宰相之务”。此后,这四人实际上成了光绪帝的主要助手,并承担光绪帝和康有为之间的联系人。
就在光绪帝及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首的改良派在努力推行新法时,反对变法的势力也在紧张的活动,他们准备以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以慈禧太后和荣禄为首的反对新法的旧势力,他们手中掌握着兵权,因此,他们决定在秋季的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罢黜光绪帝,废除所有新政。这个消息传到改良派那里,使他们惊恐不安。他们想方设法,商讨对策。康有为建议光绪帝建立皇帝亲自统率的军队,改国号,迁首都……这些建议虽然合理,奈何光绪帝根本办不到,何况时间上也来不及。当时驻扎在京津一带共有三支武装部队,由袁世凯、聂士成和董福祥分别统领。聂士成和董福祥是荣禄的人,肯定不会听你改良派的,而袁世凯则态度不明朗,但平时对变法显得颇“热心”,且加入过康有为建立的“强学会”。何况三支军队中以袁世凯统领的一支为最强,是一支有七千人的新建陆军,当时也是清朝军队中最强的一支。在情急之下,虽然也担心袁世凯不一定靠得住,但还是把希望寄托在袁的身上,希望袁看在光绪皇帝的面上,能站出来“救驾”,从而也能挽救维新派的命运。那么谁去袁那里做这个说服袁能够“救驾”的工作呢?谭嗣同自告奋勇去当说客,要说服袁世凯举兵杀西太后的亲信一一直隶总督荣禄,并派兵包围西太后的住地颐和园,救出光绪皇帝。
九月十八日夜,谭嗣同独自一人前往北京法华寺一一当时袁世凯的住地,袁世凯很客气地接待了他。双方寒暄一番之后,谭嗣同就直奔主题:说当今圣上正面临危险,说荣禄欲借阅兵之机废黜皇上,现在唯一能救皇上的只有他袁世凯了……最后,谭嗣同说:“您愿意救,就请救之,如不愿意救,就请现在将我缚了送去给西太后,您也可以立功领赏了。”说毕,伸出双手,准备给对方捆绑。
“您把我袁某当作什么人了?”袁世凯一脸严肃并且大声地说,“皇上是我们共同的恩主,救护皇上,不仅是您的责任,也是我的责任。您有什么要我做的,尽管对我说好了。”谭嗣同见袁世凯如此忠诚激烈,当即信以为真,就将他们的计划和盘托出,为保险起见,又故意用了一个激将法,他对袁世凯说:“荣禄是个奸雄,您要对付他恐怕不大容易吧?”袁世凯一脸怒容地说:“只要有皇上的命令,杀一个荣禄就象杀一条狗一样,有什么难的?”这样,谭嗣同与袁世凯的会见算是有了“圆满”的结果。谈话结束以后,他就赶回去向康有为等人报告“喜讯”。
事隔二天,即到了九月二十日,袁世凯赶到天津,把谭嗣同他们的计划全部告诉给荣禄。荣禄当晚即乘专车到北京,下车后直奔颐和园,向西太后告发。第二天,即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西太后下令软禁光绪皇帝,接着,又宣布自己再次“临朝听政”,并开始大肆搜捕改良派和所谓的“帝党人物”……“百日维新”中颁布的一切新政,均被推反。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戊戌政变”。(谭嗣同及改良派都给袁世凯出卖了。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象袁世凯这样卑鄙狡诈的小人,在历史上也并非绝无仅有,得志者也不胜枚举,为什么?因为君子斗不过小人,所以君子谭嗣同会上当受骗于袁世凯。人类是在不断进化的,人的道德也应当在不断进化,希望象袁世凯这样的人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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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五日,谭嗣同在自已的住所浏阳会馆被捕。被捕后,谭嗣同在狱中只关了三天。他回顾往事,,将自己的遭遇与汉朝的张俭和杜根作比较,觉得有相似之处。他想到自己能逃而不逃,甘愿引颈就刎,是否符合圣贤所说的“杀身成仁”这一条……他又想到康有为和大刀王五,他们两人一个已逃离北京,一个还留在北京,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去完成未曾完成的维新变法事业。想到这一切时,他从地上拾起一块煤屑,在牢房的墙壁上写下一首诗: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时,谭嗣同在北京菜市口刑场慷慨赴死。临刑前,他叫监斩官刚毅走过来,说:“我有一言要对你说!”但刚毅不予理睬。谭嗣同口中念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而就刑……。
谭嗣同死时,北京没有他的亲人,他的亲人都在湖南。而朋友们则是死的死,跑的跑,也没有什么人了。这时,总算还有一人挺身而出,亲自为谭嗣同收尸埋葬。这人就是大刀王五。第二年,王五又与谭嗣同的家人一起,把谭嗣同的骨骸运回湖南浏阳老家,造墓于城外的一处石山下面。至于大刀王五其人,他今后的遭遇如何,最终结局怎样,则众说纷纭,难以统一。曾有人将他的事迹写成长篇小说,可见他的一生也不平淡。但笔者只记得一种传说:在谭嗣同死后第三年,大刀王五离开中国前往南洋,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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