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一般认为是上世纪50年代“从前苏联引进”的。而史料记载中,在清朝我国就有类似的“劳教制度”,尤其是光绪年间出现的“迁善所”,更具“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色彩。
当时,在杭州较早出现的“迁善所”,关押着由府县衙门或保甲局送来的、够不上按刑律给予刑事处罚的人。鲜为人知的是,当时“杨乃武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出狱之后,也曾被送去“劳教”过。
1.迁善所,慈善之花结出的异果
“迁善所”的“迁善”,就是将“恶人”关进来,经过劳动改造,教化为“善人”。光绪五年(1879年),杭州城“迁善所”问世,晚清丁丙编撰的《乐善录》中有详细的记载。
光绪初年,杭州城百业凋敝,失业者众。因此,也衍生不少出白天在街头上讹诈、晚上潜入民居盗窃的无赖之徒,百姓深受其扰。这些无赖毕竟没有犯重罪,官府只能是屡抓屡放,无赖们却是屡放屡犯。
这些无赖“一日不讹索偷盗,即一日不能得生,邪僻之路由无恒业”。官方也觉得“其人可恨,其情可怜”,所以,抓了放,再犯再抓,杭城的治安乱象始终得不到根治。
只救助品德良好无污点的穷人,而不救助有污点有过错的人,是当时慈善界一直奉行的信条。但光绪五年,杭城慈善界的几位绅士,却破天荒地向官方提出了举办迁善所的申请,主张“凡无业游民、讹赖匪徒、掏摸小窃各犯,由府、县暨保甲局审明并无重情者,即送迁善所收管。酌予衣食,勒限戒除旧习。就其质性所近,令习手艺。劝勤惩惰,勉以自新” 。
时任浙江巡抚梅启照批准了此申请。随后,杭州百岁坊巷内的栖流所旧址改挂“迁善所”招牌,并按所定章程行事:
在迁善所四周加高围墙,内设宽字号、严字号牢房,犯人按案情轻重或牢中表现分别关押。只有最宽号的犯人,才有被保释资格。犯人由府县衙门或保甲局送入。因所押犯人大多吸食鸦片,故进行强制戒毒,由迁善所提供戒烟丸。
犯人每天给饭两次,并强制劳动,“巧者画扇;拙者糊冥洋、织草履、打草绳。勤者准其尽先保出,惰者威以夏楚”。逢初一和十五,犯人还须学习《圣谕广训》、《刑律》等。
犯人劳动,支付工资,其中30%用于狱中,70%由迁善所保管,待出狱时一并给予。迁善所每年所需经费,由杭州同善堂董事筹划。所关押犯人,若有亲友要求保释,由官府及保甲局分别审核。主管迁善所的委员(即所长),由官方任命的候补官员担任。
有了迁善所,官府便可将之前屡抓屡犯的无赖都送去“劳教”,杭城的治安因之好转。光绪六年(1880年)正月二十一日的《申报》报道说,浙省“小窃之患渐觉其少,即街市凶殴秽骂之案亦不多见”。
光绪九年(1883年)六月二十三日,浙江巡抚刘秉璋曾专呈奏折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推荐迁善所,希望朝廷能给予“立案,以垂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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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上,慈禧根本就不在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否真的有冤情,她只是想借此案敲打下隐约已经有些不可控的以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湘淮派官员而已。
清末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大半个中国,最危急时刻清廷连赋税重地江浙地区都被太平军占据。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在八旗、绿营都不堪重用的局势下,清廷只能是被迫启用汉族官员,并给予他们任人权、军权和财政全等诸多权利,务求他们替自己平定叛乱。在这种环境下,以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湘淮派异军突起,借着太平天国起义的东风,逐渐成为清末朝堂上可以左右朝堂局势,实力最为强悍的一股势力。
至1873年“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案发时,湘淮派已占据清末朝堂半壁江山,当时直隶总督李鸿章,陕甘总督左宗棠,两江总督李宗羲,湖广总督李瀚章,云贵总督刘岳昭,广西巡抚刘长佑,江西巡抚刘坤一,福建提督孙开华,江苏巡抚张树声,江西布政使刘秉璋,山东布政使潘鼎新,浙江巡抚杨昌濬等等皆隶属湘淮派。
想想看,清朝八大总督(排除光绪三十年设立的东三省总督),湘淮派就占据五席,且所占据的两江、直隶皆是清朝最重要的地方,两江是清廷的赋税重地,直隶则是清廷的政治中心,这是何等庞大的实力?尤其是在江浙地区,上至两江总督、江浙巡抚,下至县令,近乎三分之二被湘淮派所占,可以说他们就是江浙的天。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就是发生在湘淮派官员占据的江浙地区的一件冤案。
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十二日清晨,余杭知县刘锡彤突然收到差役提交的在豆腐店帮工的葛品连生母沈喻氏要求验尸的呈词,于是立即升堂查问。一番查问后,刘锡彤从葛品连的亲戚口中大致了解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原来十月初九日这天,在豆腐店帮工的葛品连在工作的途中,突感不适,接连呕吐数次,便请假回家。回到家后,其妻小白菜(名毕秀姑,因喜穿绿衣白裤,故人称小白菜)将其扶到床上休息,休息没多久,葛品连病情恶化,不但连连呕吐,还大喊发冷。
小白菜见此,并询问他怎滴?葛品连说可能是流火病(风热感冒)复发,补补身子即可治愈,并叫小白菜去弄一些桂圆和东洋参煎服。小白菜遵其所说,去药店购买了这些补药,并煎服给其服下。但是葛品连服后病情不但未见好转,反而是病情加剧,口吐白沫,此后其父为其请来医生来诊治,但也未见成效。就这样,挨到十月初十日下午申时,葛品连气绝身亡。
本来,其亲人对于葛品连的死是没有其他想法的,都是认为他是病死的。但是,在其死后的次日晚上,他的尸体口、鼻内突然流出血水(上火流鼻血很正常,口腔又与鼻腔相通,鼻血倒流至口腔也实属正常),其母沈喻氏见后并怀疑葛品连是中毒而死,便与众亲友商议,请求官府前来验尸,以验明葛品连是否中毒致死。若不是中毒而死就入殓出殡,而若是确系中毒致死则要求官府追究到底,还葛品连一个清白。
如此,这才有了十月十二日清晨,葛品连之母沈喻氏请求余杭知县刘锡彤验尸这么一出。
余杭知县刘锡彤接到呈词后,事关人命,不敢怠慢,遂赶紧准备带着衙役和仵作沈祥去现场勘验。正待他要出发时,当地乡绅陈竹山恰好来访,为刘锡彤诊病。陈竹山听说刘锡彤要去葛品连家查验,因他素来与杨乃武不和,随即就把街坊间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的风流传闻,添油加醋地向刘知县陈述了一番,并跟刘锡彤说葛品连不是病死的,邻居都说是杨乃武与小白菜合谋毒死的。
之后,在相处过程中,杨乃武与其妻詹氏就逐渐喜欢了聪明伶俐的小白菜。因葛品连经常在豆腐坊休息,不在家中居住,詹氏就经常叫小白菜与他们夫妇同桌共餐。而因小白菜对读书很有兴趣,杨乃武就经常如同师长般教育她识字背诗。起初,詹氏还健在时,小白菜与杨乃武的关系并没有遭人非议。但是随着詹氏因难产去世,而小白菜仍不避嫌疑地同杨乃武同桌共餐,秉烛夜谈,他们的关系逐渐遭人非议,此后邻里间就传出“羊(杨乃武)吃白菜(毕秀姑)”的谣言。
刘锡彤听后,遂立即派人前往查探,果然有杨乃武与小白菜因私通而合谋毒死葛品连的传闻。而刘锡彤本来就与杨乃武有私仇,杨乃武性情耿直,平日看到地方上的官吏欺压百姓,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为民做主,仗着此前秀才的身份,及现在举人的身份,经常是或到县衙据理力争,或将官吏违法之事编成歌谣、对联公之于众,而因其有功名在身,此前刘锡彤虽恨他,但却也无可奈何。此时,见杨乃武有可能牵扯到葛品连被毒杀一案,刘锡彤岂能放过这名正言顺公报私仇的机会呢?
之后,刘锡彤就率衙役和仵作沈祥及沈彩泉前往葛家停尸现场勘验。仵作沈祥到达现场后,遂着手开始验尸,他验得葛品连尸身呈淡青色,其口、鼻内均有淡血水流出,身上起有大泡十余个,而这种情况与《洗冤录》(南宋法医学家宋慈编撰的验尸专著)所记载的服砒霜致毒身死的特征系牙根青黑并七窍迸血,遍身皆起小泡的状况并不相符。但是,当沈祥用银针去刺探尸身喉部时,银针却又呈现青黑色,擦之不去,而这现象又疑似是砒霜中毒(事后得知当时沈祥用来试毒的银针并未用皂角水多次擦洗,致使检测失误)。
因在验尸过程中,仵作沈祥在操作时出现错误,致使检测数据并不精确,原本若是负责的仵作,应该是再次进行严格的检测,防止冤枉好人,可是沈祥并不是一个负责的仵作,在明知检测有误的情况下,他依旧是不负责任的在验尸报告中填入“服毒身亡”的结论。
由此,本来葛品连因病致死这是事实上的历史真相,但在与杨乃武有旧怨的余杭知县刘锡彤的刻意为之下,及仵作的不作为下,“杨乃武与小白菜因奸情合谋葛品连中毒身死”这一起轰动全国的江南惊世冤案就此诞生。
之后,刘锡彤先是将小白菜押回县衙受审,为逼她招认,是用尽酷刑。据当年上海《申报》刊载,小白菜除了受拶刑夹指外,还惨受“烧红铁丝刺乳,锡龙滚水浇背”的酷刑,这等酷刑连男子都受不了,更何况是小白菜这位弱不禁风的女子呢?很快,小白菜熬刑不过,就被迫承认她与杨乃武因奸情毒死亲夫葛品连的诬告。
刘锡彤在如愿以偿得到小白菜的口供后,便立即传讯杨乃武。因杨乃武是新科举人,依清制是不能对其用刑的,于是刘锡彤就以小白菜的口供呈报杭州知府要求革去其的举人身份,杭州知府陈鲁收到刘锡彤呈报后,并将其转呈浙江巡抚杨昌濬,由他上奏朝廷,之后同治在接到奏报后,不疑有他,就在杨昌濬的具题上御批“杨乃武革去举人,其因奸谋死本夫情由,著该抚审拟。该部知道”,杨乃武举人功名遂被革去。
原本刘锡彤应该是需要等到上级批文下达后,才能对杨乃武用刑。但是,刘锡彤似乎是确定了杨乃武的举人功名一定会被剥夺,所以在第二次审问杨乃武时,就对其施以酷刑,可在酷刑下,杨乃武坚称与小白菜无奸情。
当然,因小白菜已经承认有其事,所以在杨乃武没有承认的情况下,刘锡彤依旧是将合谋害死葛品连一事扣在了杨乃武的头上,并将此案呈报上司杭州知府,交由杭州知府复审。杭州知府陈鲁是湘军出身,他向来就对读书人很是看不顺眼,在接到刘锡彤的呈报后,因偏见他就认定杨乃武是个不守本分的虚伪之人。
而就在陈鲁准备再审时,朝廷剥夺杨乃武举人功名的批文也同时到达,于是陈鲁随即对杨乃武严刑拷打:跪钉板、跪火砖、上夹棍、吊天平架……连续几堂惨无人道的酷刑逼供,杨乃武是再也熬不过,也只能是被迫承认了他与小白菜因奸情合谋毒死葛品连的诬告。
杭州知府陈鲁得到这一口供,自以为案情已经大白。于是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一月初六日,陈鲁以奸谋杀亲夫罪判处小白菜凌迟之刑,以授意谋害他人亲夫罪判处杨乃武斩立决,并上报浙江按察使蒯贺荪。
臬司蒯贺荪接案后,开始是颇觉案有可疑,同为举人出身的他,自觉前途无量的杨乃武不太可能会为一个农家女子自毁自己的前程。于是蒯贺荪就曾两次再次提审杨乃武、小白菜二人,但是此时经过多次酷刑折磨的他们,早已是心灰意冷,深怕自己不承认,蒯贺荪就会再次动用酷刑,所以均承认了此前刘锡彤对他们的诬告。
但是,就算是这样,蒯贺荪依旧是不放心,于是就又找来初审的刘锡彤和二审的陈鲁询问审判经过,是否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试想,这二人岂会承认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他们皆是信誓旦旦地说此案铁证如山,绝无冤屈。见此,蒯贺荪也就对此案再无疑问,只是哀叹一身杨乃武实在不该,遂将此案上报浙江巡抚杨昌濬。
浙江巡抚杨昌濬在接到此案后,谨慎的他,为避免有错,毕竟人命关天,自己若再上报,此案基本上就难以再翻案,只等刑部公文一到,杨乃武、小白菜就断无活命的可能。于是,杨昌濬就又委派候补知县郑锡滜到余杭县微服私访,查探此案是否真的如刘锡彤所说,是铁证如山。只是可惜,谨慎的杨昌濬却是用错了人,郑锡滜这人一到余杭,就直奔刘锡彤处,向他明说了来此地的目的,并接受了刘锡彤的重贿。
就这样,郑锡滜在余杭是什么也没干,好吃好喝几天后,就回杭州向巡抚杨昌濬覆命,说此案确实“无冤无滥”。杨昌濬得悉后也信以为真,认为此案确实无误,遂完成结案报告,认为杨毕一案证据确凿,维持县、府、臬司原判,上报朝廷。至此,此案似乎已是铁案难翻,只要刑部回文一到,杨乃武、小白菜就必死无疑。
但是,天不绝杨乃武、小白菜二人。就在此案等待刑部审批之时,在杨乃武姐姐杨菊贞的苦苦劝说下,曾经心灰意冷的杨乃武又重新燃起了生的希望,他将自己被屈打成招的真相悉数写了出来,然后让杨菊贞交给自己的妻子詹彩凤,由她向杭州各衙门申诉,但是因此时此案已被浙江巡抚杨昌濬上报刑部,若翻案,就等于是说杨昌濬判错了,因此杭州城没有一个衙门敢接受此申诉。
见杭州城没有一个官员敢接申述,杨菊贞决心上京告御状,但因京中无人,毕竟谁也不会平白无故地为一个已经定罪的杨乃武,去得罪一省的封疆大吏,因此首次告御状的结局可想而知,自然是以失败而告终。
就在第一次上京告御状失败后,与杨乃武同科中举的吴以同闻听此事,遂决心帮助其洗去冤屈。吴以同虽只是一个举人,但是他的身份却是不一般,他是当时红顶商人胡雪岩的亲信,胡雪岩这人不用多说,他是一个可以上达天听,与左宗棠、李鸿章等高官有着密切联系的能人。于是乎,在求得胡雪岩的帮助后,1874年,杨菊贞再次上京告御状,与在京中任刑部侍郎的夏同善搭上关系,在其指点下杨菊贞遍访了三十多位江浙籍的在京现任官,并向步军统领衙门、刑部、都察院投递了冤状。
在这三十多位江浙江籍官员中,尤以身为帝师,兼刑部右侍郎的翁同龢地位最高,也正是在翁同龢的操作下,此案才最终被两宫太后这二位清朝最高统治者所关注。
而当时慈禧在接到关于此案的奏报后,也自觉这或许是一次敲打势力已是隐约有些不可控的湘淮派的好机会,也希望借此案来提升下江浙系官员的地位,让其打压下湘淮系的嚣张气焰,来维持朝野中各势力的平衡。
就这样,慈禧太后下了一道谕旨,让刑部令浙江巡抚杨昌濬会同有关衙门重申此案,务得实情。杨昌濬接到谕旨后,遂将此案委派给湖州知府锡光与绍兴知府龚嘉俊、富阳知县许嘉德、黄岩知县陈宝善共同审理。因此案已经得到朝野上下的关注,这次审案他们皆未敢动用酷刑,因此杨乃武和小白菜都推翻了原有的有罪供认。
但是,正当此案有了翻案的苗头时,同治突然驾崩,此时清廷上下皆忙于先帝丧礼,及新帝登基之事,无暇顾及此案,故此案一再拖移无法结案。
至光绪登基后,刑部给事中王书瑞一份说杨昌濬等人“复审重案,意存瞻徇”的奏章,才将此案再次拉回到了世人的眼中。随后,慈禧恩准了王书瑞的奏折,钦命浙江学政、礼部侍郎胡瑞澜就近复审杨乃武案件。胡瑞澜这人从未担任过地方主官,对刑法是一无所知,加之其左右官员又皆被刘锡彤重金收买,在他们的撺掇下,胡瑞澜一开始就对小白菜使用酷刑,以严刑逼供。
小白菜因受不了这等酷刑,再次承认与杨乃武合谋杀害亲夫的诬告。随后,杨乃武亦受不了此等酷刑,也同样承认诬告。之后,胡瑞澜以为“案经反复推究,供词佥同,并无滥刑逼供之事”,遂与光绪元年(1875年)十月初三日结案,上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此案无有冤滥,拟按原审判定罪”。
但是,当胡瑞澜维持原判的奏章递上去之后,朝野上下是一片哗然。浙江地方上有些举人、生员及杨乃武好友汪树屏和吴以同、吴玉琨等30余人首先联名向都察院及刑部控告,揭露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经县、府、臬司、督抚、钦宪七审七决,都是严刑逼供、屈打成招,非事实真相,强烈要求朝廷彻查,昭示天下,以释群疑。
随后,十八名浙江籍京官亦也联名向都察院提交呈状,力陈此案查究中的许多可疑之处,他们一致请求由刑部直接审理此案。而翁同龢、夏同善及张家骧等江浙派系的皇帝近臣亦也一再在两宫太后面前为此案说话,强调“此案如不平反,浙江将无一人肯读书上进矣”,认为只有提京彻底审讯,才能澄清真相。
由此,在江浙士子,与江浙派系官员的努力下,慈禧太后下谕令“刑部彻底根究”杨乃武案。在重申的过程中,刑部官员发现余杭知县刘锡彤所勘验的葛品连中毒身死的尸体勘验结论值得怀疑,于是请旨并得恩准后又将葛品连的尸棺北运京城重新勘验葛品连的死因。光绪二年(1876年)十二月初九日,刑部尚书桑春荣率领刑部堂官六人、司官六人、仵作、差役40余人,以及全部人犯见证,在北京海会寺公开开棺验尸,此次验尸的结果唉“葛品连确属无毒系因病致死”。
自此,“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真相大白。
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十六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平反谕旨:“本案主犯杨乃武与葛毕氏俱无罪开释。但葛毕氏因与杨乃武同桌共食、诵经读诗,不守妇道,致招物议,杖八十;杨乃武与葛毕氏虽无通奸,但同食教经,不知避嫌,杖一百,被革举人身份不予恢复” ,杨乃武与小白菜俱侥幸逃过一死。
除此,对于造成此冤案的官员余杭知县刘锡彤、杭州知府陈鲁、宁波知府边葆城、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郑锡滜,以及浙江巡抚杨昌濬和礼部侍郎胡瑞澜等,清廷也一概做出判决:罪魁祸首余杭知县刘锡彤,上谕认为他“因误识尸毒,刑逼葛毕氏、杨乃武妄供因奸谋毙葛品连妄坐重罪,荒谬已极。著照所拟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不准收赎” ,将其流放黑龙江。杭州知府陈鲁、宁波知府边葆城、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郑锡滜、浙江巡抚杨昌濬和礼部侍郎胡瑞澜均被革职查办。此案,被革职查办的官员多是湘淮一派的,可以说让湘淮派是颇受打击。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之所以能惊动慈禧,并得到慈禧的支持,这完全得益于江浙派系与湘淮派的争斗,加之慈禧又本就有想敲打湘淮派,平衡朝堂各方势力的念头,由此杨乃武、小白菜这才有翻案之机。说白了,杨乃武、小白菜就是清末朝堂各方势力暗中博弈的获利者。
杨乃武出狱后,遂侥幸逃过一死,但是因在释放时仍被加上一个“罪名”:“与秀姑同桌吃饭,不避嫌疑,有失士林体统,故被杖一百,已革举人不予恢复”故他此生也就再难入仕途。不过好在,杨家世代经营蚕桑业,加之又有胡雪岩相助,断了仕途的杨乃武索性就在家乡潜心研究蚕桑。经过数年的研究,杨乃武培育出了一种具有孵化率高、抗病率强、结茧层厚、色泽光亮等优点的蚕种(杨乃武为这蚕种取名为“凤参牡丹杨乃武记”),受到蚕农普遍欢迎,自此也算是衣食无忧。
而小白菜出狱后,虽也侥幸逃过一死,但同样也被定了一个“罪名”:“与杨乃武同桌吃饭、诵经写字,不守妇道”,被杖责八十。回到余杭县后,因无依无靠,又誓死不嫁,所以就入准提庵做了主持慈云老尼姑的徒弟,法名“慧宝”。在准提庵中她孤苦伶仃地度过了五十多个春秋,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圆寂,享年76岁,临终前留下一份遗言:“杨二爷蒙受天大不白之冤,受尽摧残,遭受终生之残,此时此事,终生难忘。均我所故,均我所害。二爷之恩,今生今世无法报答,只有来世再报。我与二爷之间绝无半点私情,纯属清白。后人如有怀疑,可凭此条作证”。
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其实本来的案情并不复杂,但是却因为清朝末年的特殊政治生态,使得此案成为了一个著名的奇案、冤案。
余杭镇人葛毕氏(小白菜)是葛家的童养媳,由于她长相靓丽,成了当地人关注的焦点。而当地举人杨乃武由于教葛毕氏识字与她过从甚密,于是坊间便流传起了羊(杨)吃白菜的传闻。
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七,葛毕氏的丈夫葛品的流火(丝虫病)旧疾发作毙命,由于口鼻有血水流出。葛品生母沈俞氏觉得有蹊跷,就到县衙去鸣冤告状。仵作在验葛品尸后确实验出了中毒反应,但是对于是哪种毒仵作当场就有分歧,有的认为尸体的毒素反应是葛品生前抽大烟造成的,而有的认为是砒霜。
余杭县知县刘锡彤早年与杨乃武就有过节,他也听说过羊吃白菜的传闻。因此当刘锡彤得知葛品尸体验出有中毒现象后,他仅以仵作模棱两可的验尸报告和坊间传闻,便一口咬定杨乃武与葛毕氏合谋毒杀了葛品,将两人全部拘捕到了衙门里。杨乃武当然不愿意被冤枉杀人所以拒不画押,刘锡彤眼见事已至此便一不做二不休,对杨乃武酷刑加身想要屈打成招。
杨乃武也是十分硬气,受尽酷刑拒不画押,于是刘锡彤趁杨乃武受刑昏死过去后,强行给杨乃武画了押。刘锡彤向上峰提报杨乃武和葛毕氏合谋毒杀葛品,判杨乃武斩立决、葛毕氏凌迟!为了掩盖自己是屈打成招,刘锡彤上呈的报告中还将葛品死状,从口鼻流血改成了砒霜中毒后的七窍流血。
案件交到了杭州知府陈鲁严的手中复审时,陈鲁严先入为主认为杨乃武和葛毕氏有奸,因为在复审时对杨乃武继续各种严刑强逼他认罪。实在是受刑不住的杨乃武,只得谎称自己从镇上的爱仁堂药铺买了砒霜给葛毕氏毒杀葛品。
如果只是一般的小民,在经过知府衙门复审后,杨乃武恐怕也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当了冤死鬼了。所幸杨家在当地也是一个比较有根基的家族,他家和兵部右侍郎夏同善相识,便请求夏同善出面营救杨乃武。由于夏同善的过问,杨乃武与葛毕氏的案子被军机大臣翁同龢关注,翁同龢在审阅卷宗后认为此案疑点重重,因此上书朝廷要求对此案重审。
于是清廷下诏,由浙江巡抚杨昌濬重审此案。随着杨昌濬出面,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已经上升成了省部级的大案,牵扯到案中的官员已经是一方封疆大吏。
复审很快的就发现了本案的疑点,杨乃武不愧是举人出身,他在给杭州府的供词中暗留机关,为自己将来洗脱冤屈埋下了伏笔。微服私访的御史王昕,很快便了解到爱仁堂药铺从未售卖过砒霜。然而面对如此明显的证据,杨昌濬却选择了视而不见,没经过相应的程序便武断地认定杨乃武和葛毕氏合谋毒杀了葛品,依旧维持了杨乃武斩立决、葛毕氏凌迟的原判。
杨昌濬的复审结果一出,江浙籍的官员随之大哗,纷纷上书弹劾杨昌濬、陈鲁严、刘锡彤官官相护。
为了平息汹汹舆情,清廷任命浙江学政胡瑞澜为钦差复审此案。胡瑞澜左右收了刘锡彤的巨贿,因此在复审时相关办案人员对葛毕氏施以酷刑,强逼她承认和杨乃武合谋谋害亲夫。胡瑞澜复审的结果,自然也是维持了杨乃武斩立决、葛毕氏凌迟的原判
杨家这时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能力,求得京中数十位江浙籍官员为杨乃武出头,在以翁同龢为首的江浙籍官员们群起努力下,杨乃武和葛毕氏处决被推迟。在案发两年多后的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浙江籍刑部尚书桑春荣亲自主持了对葛品的开棺验尸,结果所有仵作检验后都认定葛品并未中毒,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就此真相大白于天下,杨乃武、葛毕氏终得无罪开释。
如果只是看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过程,似乎只是官官相护。可是此案涉案的官员杨昌濬、胡瑞澜、陈鲁严、刘锡彤等等,全部都出自左宗棠的麾下,他们都是湘军两湖派出身。湘军系在江南这个清廷的赋税重地尾大不掉一直是清廷的心病,而力主重审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翁同龢,正是与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湘淮系在朝中敌对的中央系的首领。
就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发前三年的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发生了震惊天下的张汶祥刺两江总督马新贻案。此案幕后真凶清廷不敢追究到底,因此此案最终匆匆作结,清廷只是把张汶祥剐了泄愤。此案天下人都认为是湘军给了清廷一个下马威,所以六年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能翻过来,很可能是清廷趁曾国藩已死,借助天下舆论同情杨乃武和葛毕氏,对浙江的湘军系进行了一次大清洗扳回了一城。
作为湘军系在浙江的代表人物杨昌濬、胡瑞澜,清廷从一开始就料定他们会庇护底下的湘军系官员。所以翁同龢故意让这两人去复审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就是要借此机会将盘踞浙江的湘军系一锅端掉,杨乃武和葛毕氏就这样成了清廷内部斗争的牺牲品。
但是,湘军系这时已经不是一个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能扳倒的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看似一大批涉案官员被革职,其实这些人后来大多都被左宗棠借着督办新疆军务的借口重新启用了。像是随着案情大白天下,被革职的杨昌濬、胡瑞澜,其后两人又都被重新启用,杨昌濬官至陕甘总督加太子太保衔,胡瑞澜官至兵部右侍郎,官位都比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时无不更进一步。
只有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元凶首恶刘锡彤遇到了‘天降正义’,他在充军前恰到好处的死去,这让清廷难以对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继续穷追猛打下去了。
清朝四大冤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杨三姐告状、张文祥刺马案、淮安奇案
杨乃武与小白菜
清末,余杭士子杨乃武应乡试中举,摆宴庆贺。房客葛小大妻毕秀姑颇有姿色,人称"小白菜"。她本是葛家童养媳,曾在杨家帮佣,与杨乃武早有情愫,碍于礼义名份,难成眷属,只得各自婚娶。余杭知县刘锡彤曾为滥收钱粮敛赃贪墨,被杨乃武联络士子上书举发,断了财路,心怀怨隙。他儿子刘子和用迷药奸污了毕秀姑,又把她丈夫葛小大毒死。刘锡彤为保住儿子性命和发泄私愤,便"移花接木",把杨乃武骗至县衙,严刑逼供,以"谋夫夺妇"定拟,问成死罪。杨乃武和其胞姐杨淑英、妻子詹氏不服,屡屡上诉,历时二年,前后几十堂,皆因刘锡彤上下疏通贿赂,以致官官相护,依旧判定死罪,并详文刑部。詹氏也因上告失败而获罪被拘,幸同科举人汪士屏联合士绅上书刑部辨冤,刑部侍郎夏同善驳回详文,并请得谕旨命浙江三大宪会审。杨淑英为救弟弟,怀抱侄儿去省城探监,求秀姑据实翻供,毕秀姑深觉愧疚,当即应允。谁知浙江巡抚杨昌浚为保住自己面子和众多参审官员顶子,依仗拥兵边疆左宗棠之势,会同藩台、臬台蓄意抗命,不准毕秀姑翻供,复以"通奸谋命"定拟,上奏。杨昌浚此举激起浙江士绅公愤,杨淑英在他们支持下,至狱中让杨乃武写冤状,冒死赴京,滚钉板告状。光绪帝生父醇亲王痛恨杨昌浚蔑视朝廷,又怕各省督抚仿效,决意替杨乃武翻案,以示警饬。正当杨乃武看透黑暗吏治,与秀姑欲以鲜血、头颅祭告天下:"大清百姓盼望青天"之际,得到了醇亲王"大清有青天"的回答。出狱之日,杨乃武目击毕秀姑奉懿旨,被押解尼庵削发为僧,自己虽保住了命,却已一身伤残,几为废人,连举人功名也不准恢复,不禁黯然自问:"我这冤案是昭雪了么?大清真有青天么?……"一曲冤歌传百年,长伴遗恨说青天!
名伶杨月楼冤案
杨月楼是某京剧戏班演小生的名伶,由于演技扮相俱佳而名噪一时,时誉赞其玉立亭亭艺兼文武。同治十一年年十二年年期间他在上海租界著名戏园金桂园演出倾倒沪上男女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就在同治十二年
年冬天杨月楼因与一商家女子的姻缘而引发了一场官
司。杨月楼在金桂园连续演出表现男女之情的梵王
宫等剧,一广东香山籍茶商韦姓母女共往连看三天韦女名阿宝年方十七,对杨月楼心生爱慕。归后便自行修书细述思慕意欲订嫁婚约,连同年庚帖一并遣人交付杨月楼约其相见。杨月楼且疑且惧不敢如约,韦女遂病且日见沉重。其父长期在外地经商未在沪,其母即顺遂女意遣人告知杨月楼,令延媒妁以求婚。月楼往见遂应约,倩媒妁具婚书,行聘礼订亲并开始准备婚事,但事为韦女叔父所知以良贱不婚之礼法坚予阻拦谓,惟退。
韦母遂密商杨月楼仿照上海民间旧俗行抢亲,韦女叔父即与在沪香山籍乡党绅商以杨月楼拐盗罪公讼于官。于是正当其在新居行婚礼之日县差及巡捕至执月楼与韦女,并起获韦氏母女衣物首饰七箱据传有四千金,在将韦女解往公堂的路上,据记小车一辆危坐其中,告天地祭祖先之红衣犹未去身也。沿途随从观者如云。审案的上海知县叶廷眷恰亦为广东香山籍人痛恶而重惩之当堂施以严刑,敲打其杨月楼胫骨百五。女因不仅无自悔之语反而称嫁鸡遂随鸡决无异志而被批掌女嘴二百。二人均被押监待韦父归后再行判决。此案一出立刻传遍街衢舆论轰动杨月楼是红极一时!人人皆知的名优犯了这样颇富戏剧性的风流案自然格外引人注目。同时优伶一向被视为贱民而韦姓茶商则不仅属良家且捐有官衔,是有一定身份!家资小富的商人杨月楼以贱民之身而娶良家之女违反了良贱不婚的通行礼法,此外韦杨婚姻有明媒正娶的正当形式而乡党则以拐盗公讼于官县官又以拐盗而予重惩,这种种不合常规的事情也引起人们的兴趣因而一时众论纷纷。最后为案澄清冤屈的人是慈禧太后。不过,杨月楼案却是糊糊涂涂的了断。参与制造此案的人都未受到一点影响,照样高高兴兴当官搂钱。而杨月楼的妻子韦阿宝,亦被其父逐出家门不知下落。杨月楼忧愤改名为杨猴子,自取辱名,以表其对官场黑暗及当时戏子社会地位低下处处受欺的不满。
张汶祥刺马列案
太平天国失败后,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但是,如今太平军被“荡平”了,她能允许曾国藩在江南坐大吗东南卧着一只虎,她睡觉也不安心。于是她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
江宁是湘军攻下来的,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他们在那里经营了数年,岂能轻易让给马新贻。马新贻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自己的军队,了然一身来到江宁,如入龙潭虎穴。马新贻被刺,朝廷心中明白,为了不致激起兵变,动摇清王朝的统治,赶紧调曾国藩回莅江宁坐镇。从此,两江总督宝座长期掌握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问津。
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他们比土匪还要凶残,明目张胆地肆疾抢掠。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后,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参加了哥老会,有些人本来就是哥老会成员。湘军裁撤扩大了黑势力,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
那个曾给孙衣言透过口风的颜士璋颇有心计,他写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赴宁的全部过程。据他的曾孙颜牧皋说,日记中写道:“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张汶详刺杀马新贻,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一扑而中。马新贻被刺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而且正值乡试,安徽学政殷兆镛出试题,竟然寓其讥讽,乔松年也来凑热闹,写了一首歪诗作证,湘军将领给张汶详立碑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刺马案是一件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谋杀事件。从案件的实施,到舆论的有力配合,以及对审案的精心策划和对结案的精明设计,都说明它出自高人之手。
淮安奇案
清嘉庆十三年(1808)淮安水灾,官府赈济,李毓昌奉命至山阳县查赈,住在善缘庵。知县王伸汉要李多开户口,以中饱私囊。李不从,王惧事泄,买通李仆毒死李毓昌。知府王毂亦受王伸汉赂银4000两,验尸时即以自缢报案。李叔从遗物中发现血迹,开棺验见服毒状,赴京告状。山东抚臬奉旨复查如实,就把王伸汉等拘至刑部严讯。一讯得实,王侵贪赈灾银23000两,同知林永升1000两,其余数十人各得不等。王伸汉处斩刑,知府王毂处绞刑,江督铁保、同知林永升均革职,遣戍乌鲁木齐,江苏巡抚汪日章革职,留河工效力, 李的随从是在李的墓前凌迟处死 皇帝老儿真发怒了其余佐贰杂职获徙流杖责者8人。此为清代四大奇案之一。
这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奇案导致上百名官员掉帽子的原因,一是清政府为了整顿地方吏治,二也是为了削弱湘军体系在地方上的控制力。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杨乃武小白菜这个案件的流程。杨乃武本身乃是杭州余杭县人士,身有举人的功名,虽不是高门大户,但也家境殷实。而小白菜原名毕秀姑,因喜好穿绿色大褂,系白色围裙,得名小白菜。小白菜与做豆腐的葛品连乃是夫妻。
两人租住在杨乃武的房子中。杨乃武与小白菜夫妻关系相当不错,作为文化人的杨乃武,还时常教小白菜读书认字。因为丈夫得起早贪黑外出卖豆腐,家里就只剩小白菜一个人,时常遭到市井流氓的调戏。
作为房东以及家里唯一男人的杨乃武,就经常驱赶这些市井流氓。到后来,市井传言两人有不正当关系。而当这些消息传到葛品莲耳中之时,只能做出搬家这一选择。但离奇的是,葛品莲夫妻搬家不久之后,葛品连便中毒身亡。
审理此案的县衙,了解到杨乃武与小白菜之间的风言风语之后,便认定杨乃武有毒杀嫌疑。先将小白菜屈打成招,上报至知府一级。而知府一级在此基础上也认定两人有毒杀嫌疑,大刑伺候,最终判决杨乃武谋杀罪名。
罪名成立后,杨乃武的家人并不认同。于是在胡雪岩的支持下,杨乃武的姐姐和杨乃武的妻子上京告御状,甚至惊动了当时的慈禧太后,太后将此案发还重审。即便是太后发话,相关官员依旧使用重刑伺候,导致维持原判。
但是当时的江浙人士都是认为此案必有冤屈,于是联名上书要求重审。慈禧太后在此背景之下,将此案调到北京再次重审。而经刑部官员勘验尸体,发现存在问题。葛品连乃是病死,并不是中毒而死。如此杨乃武与小白菜得以沉冤昭雪。这场案件过后,浙江官场发生大震动,连同浙江巡抚在内共100多名官员因此案丢掉了官帽,且永不录用。
因为这场奇案在当时的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清政府不得不使用重手段,清理官场不作为之官吏,以此来惊醒震慑当时胡作非为的地方官员。但是裁撤的的这批官员,大部分都是当时经历太平天国之后由湘军任用的官员。甚至有人士认为,借由这起案件,清政府对地方势力发难。削弱了湘军对地方的控制力,增强了清政府的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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