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评李世民纵囚

公元633年，唐太宗李世民下令让将近400重犯回乡一年，次年秋，犯人一个不差地全部归狱。李世民很是高兴，当场赦免了所有犯人。欧阳修评论说，对回来的囚犯，“杀之无赦”，然后再放一批，他们还回来的话，这样才可以知道是被恩德感化所致。（欧阳修《纵囚论》）

《纵囚论》原文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xíng lù]①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②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③，录大辟[dà pì]④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⑤，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⑥其必来以冀[jì]免⑦，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⑧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⑨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⑩。

《纵囚论》注释

①刑戮：刑罚或处死。
②苟：只图眼前。
③唐太宗之六年：632年（唐太宗贞观六年）。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有一定作为的皇帝，他在位年间，国势强大，社会较安定，史称“贞观之治”。
④大辟：死刑。辟，法。刑法。大辟意为最重的刑罚。
⑤罪大恶极：罪恶大到了极点。
⑥意：估计。
⑦冀免：希望赦免。
⑧贼：用作动词，窃，私下行动，引申为窥测。
⑨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他们都是儒家崇拜的古代的明君。
⑩干誉：求取名誉。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后面的题目。纵囚论欧阳修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

1．D
2．B
3．B
4．D
5．（1）宁愿为坚持道义而死，不苟且侥幸活着。
（2）不标新立异来自称高明，不违背人情来求得好名声

1、/ 贼：揣度，揣摩。
2、/ B若：均作连词，表假设。A于：前句的，介词“到”，后句的，介词，“在”。C以：前句的，连词表目的，译为“来”。后句的，连词去修饰，相当于“而”。D乃：前句的，判断词“是”，后句的，副词“才”。
3、“而又纵之，而又来”是作者对君王施恩考量所作的合乎情理的推断。
4、/ 君子与小人在难易之间，而没有说小人不可能做到，表达过了。
5、略，见译文
[参考译文]
对君子讲信义，对小人施刑罚。刑罚定成死罪，是罪恶到了顶点，这又是小人中最厉害的了。宁可为了信义而死，不愿苟且偷生，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这又是君子中特别难以办到的。
当唐太宗贞观六年的时候，选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释放了让他们回家，并约定时间叫他们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用君子难以做到的事，希望最坏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终于自己回来，竟没有一个失约的：这是君子难于做到的事，小人却轻而易举的做到了。这难道是近于人情的么？有人说：“罪大恶极，的确是小人了；但是等到对他施加恩德，就可以使他变成君子。因为恩德进入人心很深，能很快改变人们的气质，所以出现了象这样的情况。”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求得这种声誉啊。这样看来，哪里知道放囚犯回去，不是预料他们一定再回来以希望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呢？又哪里知道被释放回来的囚犯，不是预料自动回来一定能够赦免，所以才再回来的呢？料想囚犯一定回来才释放他们，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们才再回来，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我只见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来造成这种声誉，哪里有什么布施恩德和懂得信义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这时已经六年了，还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恶极的事；然而一天的恩德，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保存信义，这又是讲不通的理论啊。”
既然这样，那么怎样做才好呢？我说：“释放了回来的，把他们杀掉而不赦免；然后再释放一批，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能知道是布施恩德所造成的。然而这是一定不会有的事啊。至于释放了能够自动回来再加以赦免，只能够偶然试一试罢了；如果屡次这样做，那么杀人犯就都不会死了，这能够作为天下经常的法律么？不能作为经常的法律，难道是圣人的法律么？因此，尧、舜和三王治理天下，一定根据人情，不标新立异来显示高尚，不违背人情来求取名誉。

唐太宗纵囚事件，是对死囚的怜悯，还是对大唐司法的校正呢？

虽说贞观年间国富民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是天下那么大总有点恩怨仇杀之类的事儿，这天唐太宗李世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审案审累了，心血来潮地宣布了一条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旨意:把等待秋后问斩的这些犯人都放回家去看望亲人，但是约定第二年秋天都回到长安来赴死。

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唐代可能没有这句话来做鸡汤，可是从玄武门之变杀出一条血路的李世民不可能不懂这个道理。但是他就是这么去做了。令人颇感意外的是，第二年，当这些没有衙役看管，不带镣铐的罪犯竟一个不少回到了长安，李世民略有些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在感慨一番后，高兴的他当场就赦免了所有这些罪犯。

这个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出名的，史称?太宗纵囚?，我第一次看这个故事感觉不可信，但是如果记载于《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多少还是有点史学依据的。而且之后通过仔细阅读，发现《资治通鉴》对这个事情其实给出了自己的解读，让我有茅塞顿开之感。整个事件虽然记叙起来比较复杂，但是内容还有很有意思的准确地说，这是李世民对当时司法标准的一次校正。我们必须通过前后的对比，才能通晓事情的来龙去脉，了解一代帝王的内心独白。

贞观四年，唐朝全国被判死刑的只有29人，而贞观六年唐太宗纵囚的时候，是390人，贞观四年的10倍。作为每个案件最后的复核人，李世民是清楚这一数据的，也难怪他会提出自己的疑问从贞观四年到贞观六年，短短两年时间，而且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是整个社会欣欣向荣的阶段，为什么死囚人数上升这么快呢？

李世民很自然就想到了一年前的张蕴古案。

贞观五年，时任大理丞的张蕴古经手了一个案子，犯人名叫李好德，因为口出妖言获罪，依照《唐律》应当处以绞刑。但张蕴古提出，李好德犯有疯病，不应对他治罪。而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却向太宗报告说，张蕴古籍贯相州，而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当时担任相州刺史，张蕴古是在讨好和放纵李好德，他关于李好德有疯病的奏报并不属实。李世民勃然大怒，下令斩杀了张蕴古。

张蕴古案的实情其实是张蕴古确实与李厚德交好，但是李好德也确实有神经病，张蕴古是被冤杀的。案情明了之后李世民非常后悔，催生了对唐朝乃至后世影响深远的死刑五复奏制度。但是，这件事对当时的唐朝司法界却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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