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论舆论监督(周礼的形成演化)

宋代开国皇帝宋太祖曾立下誓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但宋人普遍感到舆论监督不给力，于是议论道：上古之时，人人都可以议论朝政，而现在只有御史、谏官之类的监察官才行。如果一般人有所劝谏，就是侵官、犯分，议论天子就是“指斥乘舆”，谈论时政就是“诽谤朝政”。

周礼的形成演化

周朝建立伊始，周公旦将从远古到殷商时的礼乐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改造，使其成为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从而形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化，即礼乐成为一套遍及政治、教育、信仰等各领域的重要文化结构，并在其统辖范围内全面推行礼乐之治。《礼记·明堂位》记载：周朝初年，“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诸侯朝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
从周初开始，礼乐“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于山川鬼神”；礼乐文化典籍，如《易》、《诗》、《书》、《礼》、《乐》，包括神、天与人文，典章制度、仪表仪规与文化素养、思想风范等等；以此为基础，礼乐文化发展成为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政治伦理的标准。周公的“制礼作乐”标志着礼乐文化的形成，也标志着在此之前很长历史时期对礼乐文化的“自发”遵行转变为对礼乐文化的“自觉”意识。从此，中国文化从神守时代发展到社稷守时代。
武王伐殷、周代商立、制礼作乐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代表了两种不同文明间的兴衰更替。
傅斯年所著《夷夏东西说》认为：三代及三代前，古族有东西二系，夏与周属西系，夷与商属东系。殷周间的剧烈变革“盖民族代兴之故”，是两个民族，两种文明之间的交替。
殷商王朝强调自己“天命神授”，但代表神意的殷王朝却被无情的推翻，这个事实给周初统治者以深刻教训，使之逐步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对传统的宗教神学作了深刻修正。其重要标志是提出了“德”，强调“敬德保民”，认为“德”体现上天意志，“敬德”即“敬天”。从“天命神授”到“敬天保民”，体现了中国神权政治观的发展和演变，统治者重视总结历史教训，借鉴前代统治经验。
周人并非生来就是无神论者，他们也信神鬼，只不过采取了“事神敬鬼而远之”和不为神鬼所惑的理智态度，周人的这种态度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神权”让位于“政治”的历史规律。
周人灭商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以周族极少的人口来统治广袤的中原大地，面临的是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而非人与神鬼之间的宗教关系。因此，周人首先在政治上实行了封侯建国制，即分封制，在所封诸侯中，姬姓宗族约占三分之二的比例，这是“周人贵亲而尚齿” ，试图用血缘关系来划定贵族的等级地位，维护宗周统治的一种政治措施。上至周天子，中至诸侯卿大夫，下至士和庶民，各有其等级尊卑秩序，各安天命。
与这种政治措施相应的，周人在意识形态领域方面对传统礼乐进行了改造：将各种礼仪和音乐作了严格的等级规定，并且，各种礼仪所用的音乐主要是“雅乐”——即宗周丰镐的京畿之乐。对礼乐作如此改造，其目的是要用周人的标准来规范各族和各代礼乐的内容，并通过制度的形式推行到各个不同等级的统治阶级中去；其意义在于扩大周文化的影响，加强周人血亲联系和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其本质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 。这同样是一种政治手段，是从意识形态方面对周族小宗和外族实行统治的一种治国方略。
此即所谓——“礼乐治国”。周朝初期的礼乐为氏族贵族所专有，礼乐传授在官府，亦“学在官府”。到了春秋时代，这种“礼不下庶人”的制度逐步遭到破坏，即《汉书·武帝纪》所载的“礼坏乐崩” ，并由此引发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的兴起。老子和孔子是推动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兴起的主要代表。老子和孔子以后又有庄子、孟子，还有墨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在礼乐文化的思潮中从各种不同角度反思周朝“礼坏乐崩”的深刻原因，并系统阐述礼乐文化的内涵及其重大意义，史称“百家争鸣”，共同推动礼乐文化的发展和礼乐制度的转型。
面对西周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的传统，以及春秋时期“礼乐崩坏”的局面，作为周朝守藏史官的老子不能不对此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思考。他将礼乐的核心精神与其道论联系起来，以其道论来解释周朝礼乐的精神价值，同时又以礼乐的内在意义来解释其道论的价值内涵。具体来说，老子一方面继承周朝礼的秩序和质朴的精神，同时继承乐的和谐和宁静的特质，另一方面又以道来给予这种精神和特质以新的解释，因此，以道论来诠释西周礼乐的内在意义，既有继承也有创新，由此形成其深刻反映礼乐文化精神的道家学说。道家的礼乐思想主要反映在《道德经》中。
与老子同时代的孔子则从具体的礼乐规范中探寻和揭示蕴涵于礼乐之中的内在精神实质以及它对于社会、政治和人生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进而形成高于具体礼乐规范的“仁道”的思想体系，并将其作为礼乐的理论基础，使礼乐由政治上层的外在规定，变为包括为政者在内的所有人的自觉追求。他还删述礼乐文化经典，由此创立儒家学说，成为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由于出生于礼乐文化最盛的周朝第一封国——鲁国，因而对周朝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情有独钟。他不仅在理论上系统阐述礼乐文化，而且将他所阐述的礼乐文化普及于民众。他开创学习礼乐文化的私学学派，并有弟子三千。他教弟子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教），而以礼乐为先。儒家的礼乐思想主要反映在《礼记·乐记》及其它相关文献和典籍中。
道家和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中兴起的两股主要的思想力量。这两股思想力量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来中国的历史发展，甚至世界思想史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的兴起和“百家争鸣”的结果表明，“礼坏乐崩”只是周朝封建宗法制度的“崩坏”，并不意味着礼乐文化的崩溃。所以，有研究者认为，自春秋以来，礼崩乐坏，表面上是诸侯僭越、破坏制度，实际上却是社会发生变革，要求礼制进行适应性的调整。经过这次礼乐文化思潮和“百家争鸣”，不仅彻底改变了“礼不下庶人”的局面，而且经过老子、孔子等诸子百家的争鸣和解释，礼乐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更进一步为人民所掌握。因此，这次礼乐文化思潮和“百家争鸣”进一步确立了礼乐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核心地位。从秦朝开始，中国进入长达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帝国时代。在这两千多年间，礼乐文化始终是中国历朝历代治理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中华各族人民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秦汉之际是中国大一统帝国时代礼乐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秦朝以前的春秋战国和秦朝初期更信奉法家，实行“霸道”。汉朝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逐步实行礼乐之“王道”之术。汉朝初年主要遵循老子道家的礼乐学说，到汉武帝时期又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将孔孟儒家的礼乐文化思想确立为其治国理政的统治思想，由此推动礼乐文化在大一统帝国时代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从此以后，经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洗礼的礼乐文化就正式成为大一统帝国时代的主流思想。
东汉研究《周礼》的著名学者有卫宏、班固、马融、郑玄等人，其中，以东汉末郑玄的成就最为显著。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而为《周礼》作注，在融会杜子春、郑兴、郑众、卫宏、贾逵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搜博稽，训释经文，阐述礼制，纠正衍误，对前人的《周礼》研究做了第一次认真的整理和总结。针对汉末社会动荡不安、封建礼法崩坏、农民起义蜂起云涌的混乱局面，郑玄认为“为政在人，政由礼也”，“重礼所以为国本”，因此在《周礼》的阐释中，他着重强调了“定名分，序尊卑之制，崇敬让之节”的思想，以达到维护封建等级制的目的。自郑玄《周礼注》问世后，他书皆废。郑玄《周礼注》得失兼有，他注《周礼》最大的错误在于“笃信《周礼》为周公所作，从而笃信《周礼》为周制，而以他经如《礼记·王制》等不与《周礼》同者，为殷制或夏制。实际上，这是党与古文家立场的毫无根据的臆说”。杨天宇《论郑玄〈三礼注〉》，载《文史》第二十一辑。魏晋时期，经学衰而玄学兴，玄学是用老庄思想改造儒学的产物。在这一时期，声韵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最为先进的反切注音法广为推广，受此影响，音义之学大兴。音义，即为古书注音释义。当时出现了许多《周礼》的音义之作，如晋干宝、刘昌宗、徐邈、李轨、聂熊等都撰有《周礼音》。
众所周知，标榜纯古文经学的王肃所代表的“王学”是西晋时期的显学。王肃攻击郑玄所代表的“郑学”破坏了古文经学的家法，与郑学对立，排斥郑注经传，他依据马融的经说为古文经重作注解，在《周官礼注》十二卷中，对《周礼》作了全面系统的阐释。此书已亡佚。西晋朝廷虽以王肃礼学为主，但郑玄礼学仍为学者所言，尤其在进入东晋后，郑玄礼学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
南北朝时期，经学有南学、北学之分，然礼学则同遵郑玄。这一时期，南朝雷次宗、崔灵恩、戚衮，北朝沈重、熊安生等，在《周礼》研究方面有较高成就。沈重撰有《周官礼义疏》、熊安生撰有《周官义疏》。隋唐之际，是中国大一统帝国时代礼乐文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其突出特点就是礼乐文化思想和体制的“系统性、完整性与丰富性”，并使两汉时期开始从印度逐步传入中国的释家佛学与老庄道学和孔孟儒学一起，形成“三教并立，共同发展”的局面；甚至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老庄道学和释家佛学的地位优胜于孔孟儒学：南北朝和唐朝初年的“尊孔读经”，不足以与当时兴盛着的老子道学和释家佛学相抗衡；唐朝太宗年间皇帝支持玄奘“西天取经”和佛学的广泛传播和影响远远大于儒学。但无论偏爱儒学，还是偏爱道学或佛学，都没有从根本上影响礼乐文化思想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隋唐时代对“三代”以来礼乐发展的成果进行全面总结和创新，使礼乐文化发展到又一个高峰。
隋唐两朝结束了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相继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为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政府在思想学术上也进行了统一，将南北经学归于一统，从文字和义疏方面为五经确立了标准本，颁行天下，成为开科取士的标准教材。
《周礼》研究在这一时期较为冷清，但出现了贾公彦这样的礼学大师，他的《周礼疏》是继郑玄《周礼注》之后，又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研究《周礼》的著作。他以晋陈邵《周官礼异同评》、北周沈重《周官礼义疏》为基础，集魏晋六朝之说阐释郑玄注，旁征博引，增益阐发，对汉以来的《周礼》研究成果做了一次总结性的整理。朱熹称“五经疏中，《周礼疏》最好”。然而，其考证仅局限于九经诸纬，而且由于文字、音韵、训诂学术水平有限，因此对于郑玄音读、训诂、校勘体例的发挥较为疏略。由于贾公彦的《周礼疏》推本郑《注》，使郑学益有独尊之势。五代十国和宋、元时期，是中国大一统帝国时代礼乐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其突出特点就是儒、道、佛三家成为并立承载中国礼乐文化思想的主要流派。这三个并立的流派在礼乐文化思想的范畴内“争鸣”和“交流”，促进礼乐文化在更深的层面上继续向前发展。从宋明“理学”到明清“朴学”、“实学”或启蒙思想，孔孟儒学在总的方面要优胜于老庄道学和释家佛学的地位。从地域范畴来看，这个时期礼乐文化发展的重心逐步南移。从五代十国到南宋立国，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其礼乐文化发展的重心也从北方转移到南方。这一时期的儒学大家如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和王阳明以及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继承并发展了长期植根于北方地区的礼乐文化体系，并使其具有鲜明的南方特色。礼乐文化重心的南移，形成了中国大一统帝国时代礼乐文化发展的第三个高峰。
宋代经学家反对已经僵化的汉学，他们对汉以来的经文训诂义疏都以怀疑的目光加以审视，一扫汉唐旧疏，结合时代的需求，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宋人对儒家经典的阐释是训诂简明而更注重义理之学。义理之学是宋代经学的主流，对《周礼》的研究也突出表现在这一方面。
宋代的《周礼》研究呈现出较为繁盛的局面，研究整理《周礼》的著作约有一百多部，其中王安石的《周礼新义》在当时影响较大。王安石作《周礼新义》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现实政治、思想的需要。王安石通过解释《周礼》，附会时事，为其变法服务。王安石的《周礼新义》问世后，颁为试士标准，影响了当时一批学者。其后，王昭禹《周礼详解》、王与之《周礼订义》、林之奇《周礼讲义》都祖王安石之说以释《周礼》。
王与之的《周礼订义》是宋代重要集解之作，以宋代诸儒之说为主，附存宋以前旧说，是书共采五十一家之说，其中唐以前仅有六家，其余四十五家为宋人之说。宋人论《周礼》之精华集于此书。。
以图解的形式注释《周礼》，是宋代《周礼》研究的特点之一。主要有王洙的《周礼礼器图》、陈祥道的《周礼纂图》、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等。此外，还出现了对《周礼》进行专题研究的著作，主要有：周必大的《周礼庖人讲义》、夏休的《周礼井田谱》等，林亦之的《考工记解》、曹叔远的《周礼地官讲义》、魏了翁的《周礼井田图说》等等。
元明时期，虽然对《周礼》的研究也并未停止，研究整理的著作约有一百多部，但株守宋儒之说，故多无所发明。清代文人迫于政治高压政策，回避思想政治，埋头没有风险的学术研究，皓首穷经，故而在经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这一时期经学研究的特点是：反对宋学，继承、恢复汉学，以训诂考据见长，规避思想义理。
《周礼》研究在清代最为昌盛，名家辈出，著作宏富，约有二百五十余部。从清初到清末，疏解整理《周礼》的主要著作有：方苞的《周官集注》，惠士奇的《礼说》，江永的《周礼疑义举要》，任启运的《田赋考》，沈彤的《周官禄田考》，庄存与的《周官记》与《周官说》，王鸣盛的《周礼军赋说》，戴震的《考工记图注》，段玉裁的《周礼汉读考》，程瑶田的《沟洫疆理小记》与《考工创物小记》，钱坫的《车制考》，阮元的《考工记车制图解》以及《附释音周礼注疏》（附校勘记），王聘珍的《周礼学》，宋世荦的《周礼故书疏证》，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刘师培的《周礼古注集疏》等。
其中，段玉裁的《周礼汉读考》是其治经学、小学集大成之作，此书以郑玄《周礼注》为底本，由声音通训诂而明证汉读，以有力证据证明汉人作注的读音体例有三：一曰读如、读若；二曰读为、读曰；三曰当为。前二者既正字音，又明通假；第三者“当为”则专定“字之误、声之误而改其字也”。段氏认为以此法读汉人注《礼》之作，才能明晓其义。此书是初学《周礼》的重要典籍。
阮元的《附释音周礼注疏》及其后附的《校勘记》，是阮元搜校各本及陆德明《音义》而成，最后由阮元统稿，是清人校勘《周礼》的最佳版本。
孙诒让的《周礼正义》是清代《周礼》学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凡86卷，约230万言，成书于清末。该书代表清人经学新疏中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周礼》学的必备参考书。 20世纪较为重要的《周礼》研究著作有：郭沫若的《周官质疑》 ，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 ，林尹《周礼今注今译》 ，钱玄《三礼名物通释》 ，钱玄《三礼通论》 ，钱玄、钱兴奇《三礼辞典》 。重要的《周礼》索引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周礼引得附注疏引书引得》 ，野间文史《周礼索引》 。
中国大一统帝国时代礼乐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再加上“三代”时期礼乐文化的形成阶段，中国礼乐文化形成和发展共有四个大的阶段，并有四个高潮：西周时期，秦汉之际，隋唐之际，宋元明清之际；还有四个低潮：春秋战国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四个阶段共有四千余年历史。“三代”以前的巫祝文化就是礼乐文化的前身。因此，一部中华文明史实际上就是礼乐文化发展史。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出自哪里

出自北宋柳永的《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是写酒醒后的心境，也是他飘泊江湖的感受。这两句妙就妙在用景写情，真正做到“景语即情语”。“柳”、“留”谐音，写难留的离情；晓风凄冷，写别后的寒心；残月破碎，写此后难圆之意。这几句景语，将离人凄楚惆怅、孤独忧伤的感情，表现得十分充分、真切,创造出一种特有的意境。难怪它为人称道，成为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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