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沆锻炼君王

宋朝李沆（文靖）当宰相时，每天拿国内水、旱灾及盗贼的事情奏知皇上（真宗）。副相王旦认为，小事不必烦劳皇上知道。李沆说：“我主年少，应使他知道国内艰苦困难的事情。不然，血气刚强，不是留心声色犬马之事，那么就会大兴土木、兴兵动武、祈祷祭祀。我老了，看不到这些，这是参政（王旦）你未来的忧愁所在。”

李沆之人物评价：

总评

李沆作为北宋太宗、真宗两朝的名臣，有“圣相”之美誉。史赞其为相“光明正大”，李贽在《藏书》中将其列为“忠诚大臣”，王夫之称其为“宋一代柱石之臣”。他以清静无为治国，注重吏事，尤为注意戒除人主骄奢之心，这对于稳定宋初的内政外交、抑制奢侈、安定民心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历代评价

李炳：此儿异日必至公辅。

赵光义：① 李沆、宋湜，皆嘉士也。② 李沆风度端凝，真贵人也。

马亮：外议以大兄为无口匏。

赵恒：① 卿真长者矣。 ② 沆为大臣，忠良纯厚，始终如一，岂意不享遐寿！

王旦：李文靖真圣人也。

张咏：吾榜中得人最多，慎重有雅望，无如李文靖（沆）。深沈有德，镇服天下，无如王公（旦）。面折廷争，素有风采，无如寇公（凖）。

杨亿：圣作物睹，帝赉元辅。如鼎三足，犹天八柱。翊宣大猷，康济庶务。兖职有阙，仲山是补。显允相国，光弼大君。谟明亮采，师古经文。道类矢直，政无丝棼。百工时乂，九流洞分。公德如风，孰不霍靡。公言如兰，人斯服媚。文成典谟，学探《象》《系》。呜呼！彼苍胡不慗遗？公心如秤，重轻诚悬。公道犹龙，钻仰弥坚。功熙帝载，识穷化源。哀哉哲人，胡不永年，它人蹄涔，可以揭厉。公陂万顷，涵泳无际。它人陒垣，殆见室家。公墙数仞，德音孔遐。公掌大钧，平章百揆。思职忧边，匪躬尽瘁。哲人其萎，二竖生沴。桃茢临丧，礼优賵襚。公辅大政，高朗令终。易名赠秩，褒德显庸。十世犹宥，九原启封。卤簿赐葬，都城辍舂。马悲鸣兮车结辙，弩矢驱兮班剑列。灵輀驾兮祖奠彻，铭旌飘兮楚挽咽。伊人生之共尽兮，唯大名兮不灭。邙之麓兮洛之涯，泉台阆兮陇树微。宿草短兮朝露晞，苍烟暝兮夕鸟飞。苟逝者之可作兮，非我公兮曷归？

利瓦伊：往以硕望，宾于东朝；洎翊天飞，首登宰府。咸平之治，实着嘉谋。以方正端朝，以严重镇俗。始终待遇，冠于一时。

司马光：又闻昔李文靖公为相，治居第于封丘门内，厅事前仅容旋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奉礼厅事已宽矣。”...呜呼！大贤之深谋远虑，岂庸人所及哉！

欧阳修：宰相没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

苏轼：陈执中俗吏耳，特以至公，犹能取信主上，如李公才识而济之无心邪？

刘安世：① 本朝名相固多矣，然最得大臣体者，惟李沆丞相。 ②沆在政府，无补报国，惟四方所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之时，经变多矣。故所立法度，极是稳便。正如老医看病极多，故用药不至孟浪杀人。且其法度不无小害，但其利多耳。后人不知，遂欲轻改，此其害纷纷也。

胡安国：李文靖淡然无欲，王沂公（王曾）俨然不动，资禀既如此，又济之以学，故是八九分地位人也。

叶梦得：李文靖公沆为相，专以方严重厚镇服浮躁，尤不乐人论说短长附己。

王称：李沆、王旦相继相章圣（宋真宗），君臣俱欲无为，上则阴阳和风雨时，下则水土平草木茂，外则便鄙不耸，内则比屋可封，真得宰相之职矣，而沆犹日奏水旱盗贼之事，以防人主侈心，其先识远虑盖如此。

王十朋：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圣，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质、赵普之徒，相与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时，有若李沆、王旦、寇凖。在仁宗时，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与守我宋之家法者也。

叶逋：①故李沆、王旦在真宗时谨守资格...以谨守资格为贤，名重当世，...而李沆十数人者，以守资格得名，而其时亦以治称。②守资格以用人，无若李沆、王旦、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琦、司马光、吕公著之为相，然考其功效，验其人才，本朝以资格为用人之利也决矣。

洪迈：李文靖以中外所陈一切报罢，云：“以此报国。”此六七君子，盖非扬己取名，瞭然使户晓者，真名世英宰也！岂曰不事事哉？

《朱子语类》：① 李文靖只做得如此。若有学，便可做三代事；真宗晚年岂有如此等事！② 谈苑说李文靖没口匏事，极好，可谓镇浮。然与不兴利事，皆落一偏。胡不广求有道贤德，兴起至治也？

吕中：① 盖自李文靖（李沆）、王文正（王旦）当国，抑浮华而尚质实，奖恬退而黜奔竞，是以同列有向敏中之清谨，政府有王曾之重厚，台谏有鲁宗道之质直，相与养成浑厚朴实之风，以为天圣、景祐不尽之用。虽缙绅之议论，台谏之风采，道学之术，科举之文，非若庆历以来炳炳可观，而纪纲法度皆整然不紊，兵不骄，财不匮，官不冗，士不浮，虽庆历之盛，亦有所不及也。 ②而宋朝之指目为小人者，自钦若（王钦若）、丁谓始...故当时知二子之奸者，王旦、李沆而已。 ③灵州之议，当以辅臣之言为是，而李沆、杨亿之言为非。

脱脱：李沆为相，正大光明，其焚封妃之诏以格人主之私，请迁灵州之民以夺西夏之谋，无愧宰相之任矣。沆尝谓王旦，边患既息，人主侈心必生，而声色、土木、神仙祠祷之事将作，后王钦若、丁谓之徒果售其佞。又告真宗不可用新进喜事之人，中外所陈利害皆报罢之，后神宗信用安石（王安石）变更之言，驯至棼扰。世称沆为“圣相”，其言虽过，诚有先知者乎！

敖英：呜呼！二公（李藩、李沆）可谓能执大臣吁（阙）弗之义矣。

邵经邦：①愚观引烛焚诏之事，未尝不叹文靖之风烈也。夫封还犹美事，补缀亦盛典，而况於焚之乎。非其存心之廓然，太公所见之确然不易，未有不以利害动于中者也。且刘氏何为者，以其族则至微也，以其艺则至卑也，以其姓则至远也。扁扁之石履之卑兮，帝盆不思耶。而赋性警敏通晓书翰，于政之渐肇基于此。沆之先见，岂惟阴却履霜之微，而且明拒如纶之旨。他日李迪之不肯从谈，杨亿之不从草制，是皆闻风而起者。熟谓一时之举措不足，以关一伐之得失耶。 ②此李沆之论（指李沆论密奏之事），万代所瞻仰也。

归有光：人主为之改容，奸萌为之弭息，四夷闻之而不敢窥伺，此正直之臣也。其在于古，若排闼、折槛、引裾、坏麻之类，皆可以言正直也。其大者，如汲黯、萧望之、李固、宋璟、张九龄、陆贽、李沆、范仲淹、李纲之徒是也。

李贽：李仆射真阅历世故之人。

王夫之：① 三代以下之材，求有如顾雍者鲜矣。寡言慎动，用人惟其能而无适莫；恤民之利病，密言于上而不炫其恩威；黜小利小功，罢边将便宜之策，以图其远大。有曹参之简靖而不弛其度，有宋璟之静正而不耀其廉。求其德之相若者，旷世而下，唯李沆为近之。② 自开元以后，河北人材如李太初、刘器之（刘安世）、司马君实（司马光）者，盖晨星之一见尔。③ 周莹、王继英之尸位中枢，不足责也。张齐贤、李沆之咎，又奚辞哉？沆之言曰：“少有忧勤，足为警戒。”此士燮内宁外患之邪说也。沆者，宋一代柱石之臣也，而何是之述焉？ ④ 李文靖自言曰：“居位无补，唯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可以报国。”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此可以当之矣...文靖之及此，迥出于姚元之（姚崇）、陆敬舆（陆贽）、司马君实之表，远矣。...唯文靖当国之下，匪徒梅询、曾致尧之屏息也；王钦若列侍从而不敢售其奸；张齐贤、寇凖之伉直而消其激烈；所以护国家之元气者至矣。文靖没，宋乃多故，笔舌争雄，而郊原之妇子，不能宁处于枲园瓜圃之下矣。

谷应泰：宋臣李沆之言曰：“人主当知四方艰难，不则土木祷祠，次第并作。”而伊尹之训太甲，亦曰：“酣歌恒舞，时谓巫风。”此皆豫大之良规，嗣王之炯戒矣。

《历代群英歌》：潘美征伐多绩，李沆先见知人。

蔡东藩：灵武为河西要塞，岂可轻弃。何亮一疏，言之甚明，而张齐贤、李沆等，俱主张弃地，实书生畏葸迂谈耳。

黎东方：咸平诸相中，李沆为相时间最长，也最受信任。...咸平时期，外有契丹的骚扰和西夏的攻略，内有益州王均率领的士兵叛乱，已非年号所显示那样的一切太平。但真宗在咸平初政时，没有任用小人，朝廷也没有大折腾，这应与在咸平时期始终为相的李沆有密切关系，他去世不久已有“圣相”之誉。李沆以清静无为治国，却有可取之处。

王瑞来：宋代的君臣合作下的宰辅专政，实由李沆肇始。

宋真宗赵恒是否是一个贤明的君主？

宋真宗赵恒的评价问题过去比较有争议，偏向于负面，主要原因肯定是有点屈辱色彩的澶渊之盟，包括后来的封禅和迷信天书。

但是，这种批评虽然不能说完全不对，但对赵恒本人也不够客观，赵恒的全面分析，笔者有关于刘皇后的文章涉及过，这里简单说一下他的具体面对的时代环境。

赵恒的能力肯定不如父辈赵匡胤和赵光义，所以有后来的议和，包括推皇后出来主事，按说都在情理之中，只要了解赵恒的个性和为人就知道一点不奇怪。幸运的是他身边有能臣，比如寇准、王旦、之前李沆、吕端，包括被认为是比较反派的丁谓，能力都很强，甚至叫嚷逃跑的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三兄弟，都不算真的无能之辈，陈尧叟虽然喊着避难到成都，主要因为赵恒和刘皇后的关系，刘皇后、杨淑妃全是四川人，实际赵恒决定出征以后，陈尧叟还是在军马方面做了一些支持，并非不识大体。假如宋朝当真因为君主能力差，大臣大多比较糟，畏惧胆怯，寇准一个人也成不了事，以契丹辽军当时气势鼎盛，兵强马壮，结局可能就不是什么澶渊之盟的问题了。

赵恒面对的环境比太祖太宗复杂得多，外部主要当然是辽军鼎盛，赵光义五次收复燕云，基本是全部失败，大宋最初的精锐基本耗光了，包括最后到处加税，所以四川茶农出现王小波、李顺。需要了解赵恒上位遇到的是什么大环境，辽军处于巅峰，太后和圣宗都极为出色，身边大将、能臣也根本不亚于宋朝，甚至军事基本远超宋朝，这个时候辽军南征，幸好有寇准、王旦主持大局，度过澶渊之盟，宋军凭借顽强后盾和真宗亲征带来的精神力量，这个情景下议和，并非完全是失策，今天所谓地缘性质，后人基本也都能接受，不算多么屈辱的事。

何况当时契丹对燕云的占据和大量汉人百姓的加入辽方，实际正统话语和平等倾向已经形成，所以后来辽宋一直互称兄弟之邦，直到徽宗时期海上之盟，宋军撕毁盟约想要和女真联合收取燕云，结果居然仍然失败。

再看赵恒面对的内部，之前大宋赵匡胤和赵光义号称转型文治，科举兴盛，尤其赵光义军事败绩，加上得位不正，加大科举选拔文人，年年科考，张其凡就认为他是刻意收买人心，掩饰他的种种问题。反过来，大量文人挤进官僚队伍，自然就派系林立，出现种种互相针对，这个现象一直延续到著名的王安石引发的纷争达到顶点。

寇准本身就个性极强，和诸多大臣不团结，他能力很强，但容忍之量非常有限，喜欢开玩笑，有时还让人下不来台，实际性格又不适合做宰相。赵恒和赵光义性格是完全不同的，赵恒本来就能力较弱，寇准又往往吃准这一点咄咄逼人，所以实际赵恒很不喜欢寇准。假如身边一直是吕端、李沆、王旦这种性格没那么强的人，赵恒当一个守成君主是没什么的。偏偏关键时刻寇准立下大功，又过分自傲，所以赵恒最终认同刘皇后赶走寇准。当然这实际还牵扯寇准和刘皇后的矛盾，寇准是坚决反对刘氏为皇后的，这是第一，其次，寇准同样坚决反对刘皇后出面主事，甚至希望推太子出来监国都不愿意刘皇后主事，这是第二，所以刘皇后根本容不下寇准，只不过对付寇准，是让丁谓充当一把刀，丁谓成了标准的小人。

赵恒反感寇准，宠信刘皇后，器重丁谓，除了内外局势的复杂超出他个人能力，实际都和他的性格有很深关系，赵恒的崇道是发自内心的，他喜欢清静无为，实际喜欢与世无争，正如本来他不该出来当太子，太子本来按说属于他的同母哥哥赵元佐。

随着朝臣纷争的问题，各种动辄安危的问题，赵恒很疲惫，很厌倦，所以反过来加深他对修道的爱好，然后才有刘皇后出面帮助他理事，一切都是有因有果。丁谓和他有共同爱好，这一点好比唐玄宗和李林甫。天书迷信虽然扯淡，但换一个角度，这是当时道家思想的一种流行风俗的反映，毕竟距离唐朝还不远，而且宋初赵匡胤、赵光义和华山陈抟这种道家高人都是关系密切的，道家影响在宋朝几乎相伴始终，并不见得比唐朝逊色多少。

所以笔者总结宋真宗赵恒的问题，就是需要全面和客观来看，他是一个比较平庸的凡人，在非常严峻的内外环境下，基本还是守住了朝局，加上有一个非常能干的刘皇后，实际宋朝在他后期，包括仁宗前期，基本还是上升趋势。什么封禅和天书，基本就是强化宋朝还是中原正统，虽然有点讽刺和滑稽，但并不算特别糟糕，影响民生的坏事，比如还不如赵光义对茶农的伤害。

宋仁宗多得人心？誉为“千古第一仁君”，死后敌国皇帝放声大哭

中国 历史 上的皇帝，名头最大的，除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外，论名声好、名头大、名望高的，则非宋仁宗赵祯莫属。他13岁登基，54岁去世，在位42年，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42年间，为政宽简，为君宽宥，为人宽仁，政治经济文化持续发展，尤其爱惜人才如命，奖引后进不遗余力，使许多聪慧而贫寒的子弟脱颖而出，共同奏响了文化和 科技 的华章，将宋朝的文化盛世推向了巅峰。明朝大诗人邹智曾评价宋仁宗：“宋之英主，无出仁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那么，宋仁宗这个皇帝，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宋仁宗的仁慈是十分有名的，有人称为“千古第一仁君”，虽然貌似过誉，但以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生杀予夺的权威，再观察他工作中和生活中的一些细节，你会发现，这也并非过誉。

比如，作为皇帝，宋仁宗对天地和自然充满着敬畏之心。有一天晚上，工作至深夜的他肚中饥饿，特别想吃烧羊肉，但考虑到民间总以宫中的需要而风动，担心他晚上吃了烧羊肉后，老百姓会天天杀羊，便忍了。第二天，与近侍闲聊此事，近侍说为何不让人做了送来？仁宗说 ：“我若不忍一时之饥，便会引起无穷杀戮，此为暴殄天物。” 在自己需要时，却首先考虑的是对天地自然的敬畏，这样的皇帝少之又少。

又如，他对身边的侍从仆众极仁慈。有一次吃饭，吃着吃着，突然牙齿一阵剧痛，咬到沙子了，侍吏赶快问怎么回事，仁宗说咬了沙子了，然后赶紧对侍从说，千万不要说我吃饭咬到沙子了，否则对厨师不利。

有一次，他在御花园散步，回来后赶快对侍女说，快拿水给我喝。侍女边倒水边说，外面没喝水吗？不是有管茶水的侍从吗？仁宗喝完后说，我散步时找了好几次，没看到当值的侍吏，又不好向其他人询问，否则侍吏会因此受罚，所以只好忍渴而回。一个皇帝，凡事不是以自己的方便需要为要，而是先考虑别人的后果，替人着想，殊为难得。

宋仁宗不仅对侍从仁慈，对大臣和读书人更是宽厚包容到让人诧异。对于国家大事和人事任免，他都采取朝堂公议的公开程序。有一次，他想提拔自己宠幸的张美人的伯父张尧佐为宣徽使，先同宰相们提议后，然后拿到朝堂上公议，结果提拔的方案刚一提出，御史包拯头一个站出来反对，说无论口碑和功劳，张尧佐都不可能如此提拔重用，这是“超拔”，而且，包拯反对时义愤填膺，态度十分激昂，讲话时唾沫四溅，溅了宋仁宗一脸，让他又羞又恼，然而，面对包拯的反对，作为皇帝的他也只好忍气吞声，放弃了这个提议。回到后宫，张美人兴冲冲前来询问，宋仁宗好没气地说： “你只知道要宣徽使，难道不知道包拯是御史？！” 他就是这样，不霸道，不盛气凌人，不倚权压人，更不仗势欺人。

宋仁宗爱才，如饥如渴。他首先在科举中发现人才。宋朝如唐朝一样重视科举，而在仁宗朝为最盛。宋朝最有名的那些文人，很多都是在宋仁宗朝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然后才慢慢声名昭彰以至名扬千古的。像苏轼、苏辙兄弟和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曾巩、宋祁这些文坛巨星，像富弼、韩琦、文彦博、范纯仁这些传世名臣，像理学家程颢，写过“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的张载，像科学家苏颂、沈括，像画家文同，书法家蔡襄，全部都是宋仁宗通过科举发现并使用的人才，像柳永，本来是个穿行于烟花柳巷的浪子，宋仁宗在科举中因为柳永那句“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亲自批评他“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的，但到了最后还是宋仁宗亲自点名，让年近五十的柳永顺利过关，考上了进士，步入了仕途。

其次在工作中提拔人才。宋仁宗一朝，是宋朝涌现名臣最多的一朝，像上面通过科举入仕经过一番历练后因宋仁宗重用而成为名臣的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范纯仁（范仲淹的儿子）、包拯、蔡襄、苏颂这些人外，那些不是宋仁宗朝考上进士的晏殊、范仲淹、种世衡、狄青等人，他们或为名臣，或为名将，皆是名重一时。而且，看上面的名单你会发现，著名的“唐宋八大家”，除了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宋朝的六人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全部出现在宋仁宗一朝，其中除了苏洵没考上进士外，其他五人全部是宋仁宗通过科考录取的进士，你不能说，这与宋仁宗没啥关系。

还有，宋仁宗还在“恩荫”中提拔人才。《辞海》对“恩荫”的解释是 ：“谓遇朝廷庆典，官员子孙承恩人入国学读书并入仕。此制始于宋初，是门荫制的扩充。” 这个“始于宋初”的制度，到了仁慈的宋仁宗当皇帝时，被高频率、广泛地使用，很多名人没考上进士，却通过“恩荫制度”步入了仕途，实现了人生抱负，像理学大师周敦颐，与欧阳修并称为“欧梅”的大诗人梅尧臣，便都是在仁宗朝通过“恩荫”入仕的，宋仁宗真是“仁”到了骨子里。

所以，仁宗以他的仁慈给了很多人恩惠，让很多人对他感恩戴德，念念不忘。而其仁慈之名亦天下共知，老百姓视若神明，据邵伯翁《邵氏闻见录》记载，仁宗去世后， “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者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 同时，“ （洛阳）城中军民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泣，纸烟蔽空，天日无光。” 当宋朝将仁宗去世的消息送到辽国，据说“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曾为“宿敌”的辽道宗耶律洪基都握住使者的手禁不住放声大哭说： “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 那如丧考妣的架势，是仁宗皇帝“千古第一仁君”之誉的最好注脚。

中国 历史 上的“仁君”太少了，使得宋仁宗是如此的光彩夺目，名扬万古。

也确实，皇帝手掌至高无上的权柄，一言九鼎，杀伐决断不过一念之间，能做到宋仁宗这样既敬畏天地自然，又对文人士大夫关怀备至，甚至对地位卑微的侍从奴仆都留心尊重，在古代，这样的官吏都极少见，何况九五至尊的皇帝？因此，他的仁慈显得极其难得，也因此而让那么多优秀的人才呈井喷式出现，成就了文化上的“灿烂星空”，明朝文学家李贽便认为宋仁宗一朝： “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 这是宋仁宗真正的功绩所在。

然而，在我浏览了厚达40册的《宋史》（元朝脱脱著）和《全宋笔记》（傅璇琮等主编）中很多野史笔记后，在我对两宋 历史 长达十多年的浸淫后，在我写作并发表了近200篇有关宋朝的 历史 随笔后，在我对北宋和南宋灭亡的原因一再钩沉追索后，我有一天终于喟叹宋朝 “与文人士大夫共治天下” 的政策实在是有其潜伏危机的一面，令人的是，与此同时我越来越感觉到，宋仁宗这种皇帝中绝无仅有的“仁慈”，实在有“遗患无穷”的一面。也就是说，宋仁宗虽然是个“仁君”，但却不是个特别出色的政治家，更绝非一流政治家。

我们中国，自秦始皇开始， “百代皆行秦政法” ，基本上都是皇帝君主一言堂。自秦始皇以来，出现了数百位皇帝君王，其中有过明君也有过昏君，有过仁君也有过暴君，但真正堪称政治家的皇帝却凤毛麟角，十分稀少。真正的政治家当然应该仁慈，但光有仁慈却远远不够，真正的政治家最闪光的地方不能是仁慈，而应该是有理想、有远见、有胸怀、有决断、有是非、有规矩，有仁而非妇人之仁，有勇而非匹夫之勇，有决断而非和稀泥之断，有眼光而非井蛙之眼。

宋仁宗有许多优点，但他的优点往往又伴随着缺点，潜伏着后患。就拿他的“仁慈”来说：

仁而无断： 宋仁宗也曾经是一个雷厉风行的皇帝，当年重用范仲淹开启“庆历新政”之时就是这样。宋朝有几个问题一直影响着朝局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这几个问题自宋真宗一朝已经显现，到宋仁宗初年已暴露无遗，什么问题呢？一是收入太少，二是冗员太多，三是军备太弱。收入少，财政入不敷出。冗员多，朝廷不堪负重。军备弱，老打败仗，只得“花钱买和平”，只得盘剥百姓，朝廷和百姓更加不堪负累，形成恶性循环。当这介问题在仁宗朝积成沉疴之后，宋仁宗决定改革，火烧火燎将在延州（今陕西延安）与西夏作战的范仲淹和韩琦调回，并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改革，开启“庆历新政”。所谓改革，实际上就是针对上述三个问题开药方，无非三种途径：找钱、减员、强军。范仲淹在宋仁宗支持下，在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的配合和帮助下，提出了 “明黜陟、精贡举、抑侥幸、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覃恩信” 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开始推行改革。尽管范仲淹的这些改革措施远没有“王安石变法”措施的全面深入，远没有那么触动既得利益者的痛点，但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调整，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既得利益者的既得利益，范仲淹的措施“明黜陟”和“择官长”都是针对冗员的，都会影响人一部分人的升迁进步，故得罪了一批官员。“抑侥幸”是针对靠“恩荫入仕”的那些人，既针对名不配位者，更针对“恩荫”滥赏的行为，又得罪一批官员。“择官长”旨在澄清吏治，涉及地方大员的考核和黜陟，任何一个因此下台的都会对范仲淹恨之入骨，又得罪一批。因此，这些被影响了前途和利益的官员便通过上书告状、御史弹劾、谣言诬告等等一切可用的管用手段围攻范仲淹，因为宋仁宗仁慈，耳朵又软，凡事三个人说“不”他就会罢，或停。于是，官员们一番对范仲淹和“庆历新政”的谣诼中伤之后，只想着息事宁人的宋仁宗叫停了改革，将范仲淹调离了京都，他那首鼠两端、苍黄反复的性格在事件中暴露无遗，一场有可能改变宋朝国运、至少可以缓解一下朝廷困局的改革，就在宋仁宗那表面似“仁慈的决断”而实际“仁而无断”的决断中草草收场，一切照旧。

仁而无矩： 任何一个成熟而优秀的政治家，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必须是最遵法度、最守规矩的，无法则乱政，无矩则乱心。宋仁宗确实“仁”，但他“仁而滥赏”，在位期间，他每年用于赏赐文臣的钱物高达百万钱之巨，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五载：“宋制，禄赐之外，又时有恩赏。李沆病，赐银五千两；王旦、冯拯、王钦若之卒，皆赐银五千两。”时任谏官的司马光觉得这样横恩滥赏不妥，曾三次上书规劝说 ：“国有大忧，中外窘乏，不可专用乾兴故事。若遗赐不可辞，宜许侍从上进金钱佐山陵。” （脱脱《宋史?司马光传》）意思是说，在这内外交困、财政紧张之际，不宜过度赏赐，实在必要的，应准许大臣们将赏赐的钱，捐献营建山陵之用。然而，宋仁宗拒绝了司马光的提议，继续大把施恩。皇帝乃一国之主，他的任何一个决策几乎都是全国性的，全局性的，他的赏赐行为也是如此，面向的是所有官吏，涉及到公平，涉及到人心，一旦滥赏，必有不均，这就坏了规矩，乱了人心，结果便会带来小人的攀附和仕途的奔竞之风，“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容易造成“只谋人，不谋事”现象的发生，遗害无穷。

仁而好名： 如果以那么“不君子”的思路去揣度宋仁宗，他这个皇帝是极好名的。当然，实话实说，宋仁宗的确重视科举，他通过三年一届的科举考试招揽了无数英才，使他这一朝人才辈出，群星灿烂，造成了 历史 上少有的“人才奇观”现象。但对于人才的吸收，宋仁宗在做法上又太“不拘一格”了。比如，当时，成都有一个举子给知府献了一首诗，中有 ：“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 ，意思是只要守住剑门关，用火烧掉入川必经栈道，就能割据一方，与朝廷分庭抗礼。这自然是考生因屡试不第想走“捷径”而出的招数，但这首“反诗”吓坏了成都知府，他连忙把举子捆绑至京，请求宋仁宗治罪。宋仁宗了解情况后却哈哈一笑说 ：“这不过是老秀才急于求官而做出的荒唐事，不足以治罪。可安排他去偏远小郡，出任司户参军一职。” 写反诗的不但没受到惩罚，反而在皇帝那谋得了官职，这一方面反映了宋仁宗心里的明白通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的宽容大度，对言论的宽松态度，但同时也反映了他因“好名”而滋生的“滥赏无度”，处事随意，毫无规矩可言。在个案上如此，在决策上他也是如此。宋太宗时，科考政策规定，考生凡过了六十岁后就不能再参加科举考试，哪怕考中了也不能授官，到了宋仁宗手里，政策就调整为 ：只要年满六十岁，无论考中与否，全部授官。 这不仅带来了虚报年龄的问题（官员的年龄常常有“实年”与“官年”之分），更带来了规矩之乱和冗员增多的问题。

所以，宋仁宗“仁”的背后，也有碧水下的沉渣和鲜花下的污泥，不能一美遮十丑，“好心办坏事”与“好人办坏事”的现象也并非孤例。而且，宋仁宗之所以有“千古第一仁君”美誉，其实也与他优待文人士大夫无所不用其极的“仁慈”和“好心”是密切相关的，因为， 历史 毕竟都是文人记载的。蔡东藩在《宋史演义》一书中评价宋仁宗说 ：“仁宗之驾驭中外，未尝不明，而失之于柔……仁宗以仁称，吾谓乃妇人之仁，非明主之仁。”

话虽悫直，但却是知人识人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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