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厉王的财政改革：开资源使用收费的先河

周厉王具有两大突出的性格特点：贪婪与粗暴。他的贪婪倒是事出有因，只不过借助无限蓬勃的潜力而登峰造极，世人皆知。

周朝自昭王开始，就已经走下坡路了，到了穆王，虽有所振兴，可无休止的出游亦给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甚至入不敷出。而随后的共王、懿王、孝王、夷王也只能勉强维持局面，所以交到厉王手里时，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面对的是一个空荡荡的国库。

而这个时候，周厉王苦恼的并不仅仅于此，还有一批落井下石的小人。

蛮夷。尤其是淮夷和匈奴。

这两个部落可以说与华夏民族向来剪不断理还乱，反正只要你一有空隙，他们就会拼了老命地过来凑热闹。

边疆告急。

周厉王正在想退兵之策，还没等想成熟，淮夷和匈奴已经攻到了国都附近。

势如闪电，这就是他们的打法。和大举侵伐不同的是，他们所注重的并非是土地，而是直接掠夺财货和人口。所以，轻装上阵，快速捣入。

欺人不可太甚。周厉王拍案而起。

这话他是对老仇人荆楚说的。因为，荆楚的做法比淮夷和匈奴更加恶劣。

如果说淮夷和匈奴只是小打小闹的强盗的话，那么荆楚则已公然挑战周政府的立国根基。

不说设计害死周昭王的前仇，单是目前的恶劣行径已让人忍无可忍：他们竟公开自立为王。也就是说，从此刻起，他们要成为与周比肩的政权。

天无二日。如果周厉王再对此不闻?问，天下怕很难再姓姬了，那将是一个对列祖列宗都无法交代的滔天大罪。

周厉王必须采取主动策略。

将领不缺，士兵不缺，缺少的只是支使将领和士兵的银子。

皇帝不差饿兵。周厉王愤怒了，他是这个国家的王，可他现在穷得揭不开锅。

物极必反。人，尤其是。

周厉王决定做一个富人，一个钱多得世世代代花不光的富人。

他原本就是一个贪在骨子里的人。

钱从何来?自己不能挣，只能从别人口里抢。周厉王把目光盯向了一个人：荣夷公。

荣夷公不懂经济理论，可他却偏偏被周厉王任命为财政部长。荣夷公只擅长捞钱，他很讨厌那些口沫飞溅只能用来忽悠人的主流经济学家。

周厉王很欣赏他的作风。因为，人以群分，粗暴者总是和粗暴者臭味相投。当然，在他们眼中，这叫做执行力的高效。

荣夷公可以有很多方法捞钱，比如课以重税，比如扩大王畿的田亩，可是，荣夷公都没有采用。并不是这些法子不好，而只是这些法子有些慢。

荣夷公走了条让人咋舌的捷径：专利。完全垄断性的专利，超级托马斯。他只宣布了一条法令：把山川林地全部收归国有，凡想使用者，必须交钱。

所以，你如果想进山砍捆柴，要先买门票;如果想过条河，要先缴交通费;如果更不幸，想盖个房子，那么就要先买门票，再缴来回的交通费。

而在从前，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荣夷公很好地普及了一条法治精神，那就是一视同仁。不但平头百姓要交钱，贵族亦同样受此剥削。

吃鱼从此变得奢侈起来，全国民怨的沸腾可想而知。因为你已被断绝生产的路，生产资料全已国有化。

钱源源不断地进入了周厉王的口袋，周厉王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他亲率六师将淮夷、匈奴这?个蟊贼打得落花流水。接着，挥师直逼荆楚，他要一洗前世的耻辱和仇恨。

荆楚此时正在一片慌乱之中，因为楚王终于意识到，他碰到了一个硬头的茬。对于这种粗暴者，你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避让，因为他们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

他们从不怕头破血流，而你怕。

楚王熊渠卑躬屈膝地给周厉王上了一道疏，磕头认罪，自愿去除伪王号，并保证安袭臣命，世世朝贡不绝。

周厉王正在趾高气扬，他的人生从没像今天这般丰满过。自荆楚叛立以来，周朝对荆楚的斗争也从没像今天这样大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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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那些值得我国借鉴

摘要：如果把财政政策比作经济腾飞的左翼，那么货币政策无疑就是它的右翼。无论是西方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日益重视二者的合理配置，我国最高决策层对此也达成共识。近几年来，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引起了世界瞩目。加强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合理配置的研究，完善宏观调控，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两大重要经济政策，两者无论是在微观经济领域还是在宏观经济领域都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变政府预算调节社会总需求，其运用工具主要是税种、税率、支出预算、公债、补贴等；货币政策通过运用存款准备金、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调节货币供应量、利率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作为现代宏观经济管理中的核心政策，实现两者的最佳配置并使其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针对性，对于实现我国经济目标和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过去20多年，由于受货币主义的影响，西方各国普遍推崇货币政策，轻视财政政策，担当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任务的是各国的中央银行。近几年来，西方各国开始强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以使货币政策产生更好的效果。宏观政策的这种调整不仅在各个国家、集团之间得到加强，而且得到IMF等国际组织的鼓励和支持。
目前，我国正在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效果，但从扩大内需的总体要求看，两者之间仍需进一步地协调并加大力度。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合理配置的意义
（一）独立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在理论上实际并不存在。
我们知道，政府预算是政府支出G和税收收入T之差（G－T）。如果G－T>0，为政府预算赤字；G－T<0，为政府预算盈余。在出现预算赤字时，政府一股有两种方法维持平衡：一是发行政府债券；二是增加货币供应。即G－T＝（B+（M.
这一公式便是政府预算恒等式。由它可知政府应付赤字的办法，一是通过借贷获得债务收入（B，二是通过增加货币发行征收通货膨胀税（M.假定（M=O，也就是说货币供应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即在没有货币政策配合的情况下，任何财政扩张政策（即增加政府支出G）都只能靠借贷（B来维持。假定单独使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不变，即公式等号左边为零，就有：0=（B十（M，即CM=一（B，货币供应增加的数量（M必须正好等于公众手中的政府债券减少（即中央银行买入）的数量一（B.由此可见，财政政策（G－T）和货币政策（M之间并不相互独立。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配置可以取长补短。
如果单独使用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会马上见效，使总需求增加，从而总产出上升，但由于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将使得利率上升。由此直接产生两方面的副作用，其一是影响国内的投资环境，使中小企业投资下降，而中小企业是提供就业机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用财政政策不能有效地改善失业状况；其二是利率上升会导致汇率上升，从而使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货币政策通过货币增加，使得利率下降，不会产生财政政策的副作用，从而在刺激经济时能改善整个经济环境，对投资和净出口都有利。但由于货币政策不能直接导致总产出的提高，用它来对付经济衰退时就有可能难以把握准确的操作时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单独实行各有利弊，只有把两者合理配置使用才有可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合理配置的取向
（一）充分发挥国债经济“蓄水池”的功能与作用。
国债作为连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惟一纽带，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是调节经济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我们应充分加以利用。一方面利用国债具有“金边债券”的独特优势，推动国民高额储蓄从间接融资渠道流向直接融资渠道，从金融领域转移到财政领域。另一方面应解除政策限制，扩大机构主体尤其是广大金融机构持有国债的规模水平。据报载，在当今各种类型市场经济国家中，商业银行持有各种国债大都占其资产总额的10％左右，而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持有政府债券都在50％以上，与之相比，我国60％国债依靠居民购销，国有商业银行只持有5％的低比率，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距甚远。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国债的另一调节功能，也是中央银行最灵活的货币政策手段——公开市场业务对经济、金融的调节作用。

（二）积极探索研究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的总需求管理规律，从而为实现政策目标提供高效优质服务。
目前，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面临着以市场为轴心的结构性调整，引导市场主体居民和工商企业实现有效需求，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总需求管理理论赋予我们的使命。西方国家曾经运用直接大量增加财政投入刺激经济、恢复市场信心而取得阶段性成果应该是对我们有益的启示。但是这一政策的实施，应当建立在财力较充足的情况下进行，特别是政府支出投入上，要在正确合理选项上下功夫，防止重复投资。
（三）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综合协调，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与需求始终是市场的平衡力量，在某一时点上应寻找最佳平衡点（当然是相对的）。当前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需要刺激的重点是消费需求。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提供需求，但它能否提高经济效率，是由最终消费的状况来决定的。因此，在当前情况下，充分运用货币政策手段对资本的流向和流动性进行适时调节以及运用财政政策手段对有效规模进行合理调整，以增强国内需求为目的，把增加投资和生产与刺激最终消费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四）正确分析和认识经济状况，合理把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力度，防止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到来。
纵观我国20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高通货膨胀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震荡和痛苦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近两年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向扩张实施力度较大，加之在当前体制转轨尚未完成、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还很不健全、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如果片面强调和实施全面松动的总量扩张政策，特别是长期使用，很有可能诱发新一轮通货膨胀。因此，我们必须把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松紧力度，引导国民经济走健康发展之路。
三、结束争论，开辟未来
在经济学界，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争论由来已久。两者之争表面上是不同的政策主张之争，实质是主张市场调节多一点还是政府干预多一点的理念之争，相信市场的人一般偏向于货币政策，相信政府干预的人一般偏向于财政政策。美、日、德等国政府都是号称财力庞大且管理有效的政府，但对运用财政政策普遍深怀戒意。
我国的公共投资效率之低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完全消除，大规模使用财政政策的最大危险莫过于有可能强化计划体制，导致体制复归。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依赖财政政策而排斥货币政策或者完全依赖货币政策而排斥财政政策的主张都是不足取的，必须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快地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财政部长项怀诚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分别撰文指出：两年来的实践证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维护了社会稳定，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从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来看，这项政策还需要保持必要的力度，以最终实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目标，为国民经济在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中高质量、高效益发展提供保障。
因此，合理配置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选取最优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达到调控经济的目标，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在宏观调控中所追求的，也是我国经济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两者的合理配置，是我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这不仅提高了我国驾驭宏观经济的能力，也必将对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大有裨益。

周厉王的“改革”

周厉王的“改革”

中国有确切文字史以来的商、周时期，四大昏君为桀、纣、幽、厉。即夏桀王、商纣王、周幽王，周厉王。奇怪的是，周幽王是周厉王的孙子，周厉王是周幽王的爷爷，二人却并称“幽厉”而不是“厉幽”。孙子在前，爷爷在后，成为历史上一大奇观。

原因为何？周厉王的“昏”不象其他三位的“昏”，周厉王的“昏”是改革“昏了头”，他是中国有信史以来的第一位“改革家”，不过，他是“改革”失败的典范，上得罪贵族公卿，下得罪平民百姓，结果弄得天怒人怨，被放逐到了一个叫“彘”的地方。彘是猪的意思，这名字起的，厉王被放逐到“猪圈”里去了。

周厉王的老爸是周夷王姬燮（读“机械”），他在位时期，周朝走下坡路，许多诸侯不来朝贡，而且互相攻伐，扩大自己的地盘，蛮夷之地，也柿子捡软的捏，常常侵略周朝国土。表现最突出的是楚国的第六任君主楚熊渠，不但不朝贡周夷王，反而攻打庸国（今湖北竹山县）、扬越（今湖北中部）、鄂国（今湖北鄂州、武汉一带）并占领之，僭越封长子熊毋康为句亶王、次子熊挚红为鄂王，少子熊执疵为越章王。

姬燮虽非无能君主，也曾征讨太原之戎，获战马千匹；也曾烹杀齐哀公吕不辰，改立齐王；也曾在黄河边上接受蜀国、吕国朝贡，显天子之威；也曾社林打猎，捕获犀牛……，但终究难以挽住周朝的颓势，忧病而死。

姬燮的名字读作“机械”，他的儿子即位后可能觉得老爸执政太“机械”了，墨守成规，于是施行“改革”，妄想“杀出一条血路”。这位“改革家”的名字叫姬胡，死后谥号为“周厉王”。周厉王姬胡重用三位“改革”副手，其一为荣夷公，主管财政；其二为虢公长父，主管军事征伐；其三为卫巫，负责监察。

姬胡的“改革”手段，一是敛财，国库没钱怎么行？敛财的办法之一，是以国家名义垄断山林川泽，强行缴纳赋税；二是卖官鬻爵，史载那时侯“爵以贿成”，没钱想当官，没门。用金钱出卖爵位以解决王室经济的困难。以国家名义垄断山林川泽的“改革”，颇有点“社会主义”的味道，和后世的王莽差不多，疑似穿越过去的人物。爵以贿成，好象现在改革开放的“副产品”，你看现在中纪委查出来多少贪官污吏啊，这些无耻的官员，遭到人民的极力反对。

买来的官员，想收回买官时的“成本”，能不盘剥人民吗？山川林泽，本来是各级贵族地主的，你收他们的财产，你收他们的赋税，触动他们的利益，他们能不反对你吗？所以姬胡的“改革”遭到了从上到下的反对。对于沸沸扬扬的反对声，姬胡的办法是“维稳”，派卫巫负责的“监察部”执行，凡反对“改革”的严惩不殆，禁止以“言论自由”为名反对“改革”。于是国人闭嘴，(本文来源：历史春秋网）乃至到了见了面只能点点头的地步。

军事上姬胡也没有闲着，凡不来朝贡及无故入侵周朝国土者，军事打击。姬胡在位期间，调“西六师”和“殷八师”及大臣武公的私家兵车百乘，厮御二百人，徒兵千人发动了“攻噩之战”；在虢公长父为帅屡战不胜的情况下，御驾亲征发动了“淮夷之战”，全部取得了胜利。姬胡军事上的胜利极大地震慑了四方诸侯，就连自命不凡的楚国国君熊渠也畏惧周厉王的强大，恐其伐楚，自动取消了“句亶王”、“鄂王”、“越章王”的王号。

在强大的军事压力及“维稳”压力下，周厉王姬胡的“改革”冒似取得了极大成功，但人们对于他的“改革”并不是心服口服，大臣芮良夫谏责姬胡“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当代文豪鲁迅曾说过一句话，“惨象，以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总觉得鲁迅先生不象是在纪念刘和珍君，反而象是在对周厉王姬胡说话似的。终于有一天，公元前841年，物极必反，周朝发生了“国人暴动”，姬胡被赶下台，逃到一个叫“彘”的地方去了。

周厉王的谥号名副其实，他是真的挺“厉害”，内，国人不敢言。外，楚王取消王号；姬胡的名字也名副其实，他的改革简直是“胡”来，开创了有周朝特色的山川江泽“国有化”先河，开创了公开“卖官鬻爵”先河，开创了“防民之口”不许言论自由强行“维稳”的先河。

“国人暴动”并没有对姬胡赶尽杀绝，姬胡在彘地呆了十二年才去世，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姬胡不象其他昏君一样罪大恶极。姬胡的“改革”因为不顺从民意，最终失败了，他的“改革”为后世人民敲响了警钟，尤其对现在的改革具有极大的警示意义。改革如果只有国库获利，只有少数人获利，那不叫“改革”，那叫以国家名义盘剥；改革如果只注重军事力量的强大而不注重“军魂”的塑造，不会成为真正的长胜之军；改革如果不能畅通底层人民的上升渠道，而固化贵族阶层，必使国家统治僵尸化；改革如果使卖官鬻爵成为公开的潜规则，必贪官污吏遍地，后果不可收拾；改革如果限制言论自由，使人民敢怒不敢言，则必如鲁迅所预言，愤怒终有一天在沉默中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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