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交易的底线：戊戌变法中的袁世凯

为纪念戊戌变法115周年（2013年），新浪历史特邀请五位历史学家，共话戊戌变法的成败得失，还原115年前那场变法前后的权力角逐、理念碰撞。用那个时代、那些人的故事，来指引我们对百年来中国政治变革的反思。以下为学者李刚接受新浪历史采访的第二部分，谈戊戌变法中的袁世凯。

新浪历史：请您谈谈对在戊戌变法中的袁世凯的评价。

李刚：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与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共同隶属于直隶总督荣禄之下，并称北洋三军。

从变法观念上来说，袁世凯的主张与维新派非常接近(在立宪、议会制度以及对孔教的认可观念上肯定有区别)。他与康有为在政治上都属于活跃分子，虽然级别差别不小，但甲午之后，彼此有相互需要的基础。在1895年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后，袁世凯已经注意到康。当年康有为的第四次上清帝书，便是由袁世凯递交督办处(但是荣禄没有收)。强学会成立之时，据梁启超回忆：“袁公收捐金五百，加以各处募集得千余金。”(袁一个人的出资占到强学会最初募集额的近一半。)并且有证据表明，袁世凯的重要政治盟友——徐世昌在此时充当袁与维新派的联络人。此后徐致靖给光绪皇帝呈上的《保荐袁世凯折》就是康有为代拟：“臣闻新建军之练洋操也，精选将弁，严定饷项，赏罚至公，号令严肃”，袁世凯从三品按察使升为二品候补侍郎就是维新派推动的结果。据毕永年回忆，袁世凯对维新派是做过全力以赴的政治承诺的。由此可见，康、袁的接触是有长期背景的，维新派尽力保举袁世凯、袁世凯在军事上尽力保证维新派的安全，这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政治交易关系。

并且在谭嗣同面见袁世凯之前，也有其他人先期赴小站进行了沟通，甚至袁克定也参加了会谈。

与维新派走近就是靠近当今皇帝，而光绪帝是合法的皇帝，袁世凯无论从自我利益出发，还是政治伦理上，都有充足的理由说服自己与维新派合作。

但是，他有他的合作底线：对自己的政治生命没有负面影响。这个底线是撕毁与维新派合作协议的附加条件。这一点双方也心知肚明。

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充当了怎样的角色？目前以下说法越来越受到重视和承认：袁世凯向慈禧太后自我表功的《戊戌日记》系事后 “补记”，其告密其实发生在慈禧决定发动政变之后，而非之前，他在天津对荣禄的告密，已经来不及成为初六日早晨政变的导火线。杨崇伊的奏折才是慈禧政变的第一功臣。而初六上谕也只是拿办康有为，而非“康党”：“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如果慈禧得到袁世凯“围园劫后”的告密，一定会在诏书中体现出来，使她的政变会变得更加名正言顺。而事实上，到了八月初九日才有了新旨：“张荫恒、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因为袁世凯的告密，抓捕范围扩大，戊戌六君子于八月十三日未经审讯即被处决，在第二天宣示的罪状中，有“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等语。

其实，以上是旁证最多的一种说法，但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历史细节的谜，便是历史的魅力之一。

戊戌之变，无论是对袁世凯本人，还是对整个中国近代史，都有深远的影响，正如恽毓鼎在 《崇陵传信录》所说：“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帝国的天空，当需要改革的清风时，清风不能来，天地便是一片革命前夜的浑沌：上层无休止的逐权，下层无休止的杀伐。在历史面前，皆为无知者无畏。

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为什么不杀野心勃勃的袁世凯？

爱新觉罗载沣曾于1908年至1911年在清朝最后三年担任监察国摄政王。这一职位的设立是为了取代他的长子，当时只有三岁的宣彤皇帝溥仪处理政治事务。因此，载沣实际上是这三年的最高统治者。但这个职位让载沣感到非常痛苦和担忧，甚至可以说这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三年。因为他不仅要承受朝野的巨大压力，还要维护当时清政府岌岌可危的统治。


图片来自网络。


载沣当了国王，首先要处理的就是袁世凯的问题。袁世凯，一个在戊戌变法中出卖维新派而发家的官僚，深受在位慈禧太后的信任和宠爱。当时袁世凯掌握军政大权，排名军务大臣，在朝廷有很大的影响力。这引起了一些王公大臣的羡慕和担忧。其中，苏善贤亲王、镇国公宰则和孝公王普维共同秘密向载沣严敬请示铲除袁世凯的命令。而且，由于载沣的哥哥光绪帝曾留下“杀袁以除恨”的诏书，载沣着手杀袁世凯，但当时的重臣张之洞不同意杀袁世凯。此外，袁世凯在朝鲜还有许多亲信。一旦他下手，可能会引起军队的混乱。由于载沣自身的优柔寡断，他最终错过了杀死袁世凯的机会，而只是免去了他所有的官职。


但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面对全国各地的革命浪潮，为了挽救清政府的命运，袁世凯不得不再次被请出山，任命为宰相兼内阁大臣。不久，他辞去摄政王职务，退居北京秦春宫，不再过问政治事务。直到1951年他89岁时平静地去世。


应该说，载沣是想在摄政王的位置上有所建树的，但当时的清政府濒临灭亡，他缺乏治理国家事务的经验和手段，最终没能改写清朝覆灭的结局。


载沣为什么不杀袁世凯？


爱新觉罗载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因为他可以说是清朝最后三年，也就是1908年到1911年的最高统治者。当时的皇帝是他的长子溥仪，三岁的宣彤皇帝，载沣担任摄政王，为太年轻而不能处理政治事务的溥仪管理国家事务。在摄政王载沣的位置上，他努力试图挽救清朝的命运，但他最终失败了。究其原因，除了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之外，载沣没有趁机杀掉袁世凯，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图片来自网络。


1908年11月14日，载沣的哥哥光绪皇帝载_突然去世，因为光绪死时只有三十八岁，没有留下孩子。于是，在掌权一段时间的慈禧太后一手策划下，决定让载沣的长子溥仪继位。然而，由于溥仪只是一个三岁的孩子，他不能管理自己的事务，所以他任命载沣为摄政王，而不是溥仪来处理政治事务。


在当时的朝野中，袁世凯的影响最大。他担任军务尚书，可以说是手握军权，朝廷中党员众多，对清朝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另一方面，袁世凯曾经背叛了哥哥光绪帝大力支持的“戊戌变法”，所以光绪帝对袁世凯也是非常反感的。基于这些原因，载沣决定杀死袁世凯。但遭到了另一位重臣张之洞的反对。他认为现在光绪皇帝刚刚去世，杀死老大臣是不吉利的。而且袁世凯在朝廷有很大的权力和威望，任何杀他的行为都可能引起朝廷的混乱。载沣觉得他说的是对的，但他确实担心袁世凯的权力。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他终于迪


虽然罢免袁世凯不一定能阻止清朝的灭亡，但可能会对当时的政局产生重大影响，历史可能会被改写。但这毕竟只是假设，历史不可能重演。


载沣的晚年


爱新觉罗载沣，清朝末代皇帝宣彤皇帝的生父，1908年至1911年担任国家摄政王，实际上是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他的父亲是爱新觉罗奕_王子，他同父异母的兄弟是光绪皇帝载_。应该说，他的人生是幸运的。他虽然生在清末这样一个混乱的时期，在时局和人生经历的双重影响下，不得不做一些不得不做或者根本不想做的事情，但是他能够很快接受新事物，不像有些人那样迂腐保守。这一点从他后来的生活中可以看出来。


辛亥革命爆发后，由于全国革命情绪高涨，他被迫辞去监察国摄政王的职务。从此，他不再过问任何政治事务，过着平静祥和的生活。他唯一的要求就是维持对皇室成员有利的条件，不打扰他的生活就够了。在“张勋复辟”事件中，载沣对此根本不关心，自始至终没有参加任何活动，也没有对自己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和意见说一句话。后来，他的儿子溥仪受日本人之邀做了“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也多次要他一起去，但也许是因为他担任监国摄政王期间所遭受的痛苦和磨难，他始终无法忘记。他不相信溥仪说的话，最后也没有跟着溥仪走。


这种平静的生活在载沣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这期间不管外界怎么变，谁统治世界？住在皇宫里的载沣从未对此发出任何声音或意见。也许他一生最大的追求就是过安稳的生活。直到1951年，他安详辞世，享年89岁，一代太子平静度过余生。

袁世凯在维新变法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从革新派的角度来说，袁世凯扼杀了维新变法，背叛了革命；从当权派的角度来说，袁世凯延续了满清统治的时间，是大忠臣。

1898年（夏历戊戌年）中国维新派在清光绪帝支持下推行的革新运动。绪接受维新派改革方案，宣布变法维新。在103天里颁布数十条维新诏令。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逮捕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康广仁、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等“六君子”被杀害。新政全部取消，“百日维新”失败。

扩展资料：

由于通过变法看清当务之急在于效法日本从根本处着手，在思想、学术层面吸收西学，中国知识界在20世纪初兴起了大规模赴日留学热潮，东渡学人逐年增加、介绍西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思想的书籍以日本为渠道，潮水般涌入中国。

推动着中国的“向西方学习”迅速突破了以往的“器”层面，转向“道”的领域追寻，进入了讨论“形而上学”的最高阶段。

袁世凯的“投资”讲述的是什么？他与李莲英有何关系历史名人

在正常情况下，人一生交往的关系人是10—30—60，什么意思呢?你遇到危难的时候，能借钱的对象不超过10个人。每天你都可以想一遍，谁能够借钱给你，就算是把亲戚、朋友、父母都加上，你到那时候能张口借钱的对象也不超过10人。人这一生，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关系就能应付得了。

投资人的聪明之处就是重点做极个别人的长期投资，历史上有一个最成功的例子，就是 袁世凯 做 李莲英 的投资。

在戊戌变法前后，有一天慈禧召袁世凯在颐和园议事，袁世凯看到慈禧身后站着的李莲英不时在老佛爷耳边嘀嘀咕咕，对她影响很大，就知道这个李公公很重要。但是他不便直接去接触，就开始在李公公身上投资。怎么投呢?非常简单，逢年过节送点礼，再简单不过了。

开始李莲英也不知道，说也不大熟悉这个人，怎么会送礼呢?但是他也习惯了，因为巴结的人太多了。关键是袁世凯坚持若干年，不断地送，越送越大。终于有一天，李莲英觉得不安了，心想这人怎么送了好些年礼，而且越送越大，为何就是不提要办什么事呢?

于是他就老想见袁世凯，心想见了以后，帮着办件事，这事就算平了。但袁就是不见，说没有什么事，只是对公公表示敬意。终于有一天，袁世凯主动通过人来约，要跟李莲英见面，李莲英特高兴，说终于能见，见了就把事给平了，把这么多年欠的人情给还了，而且想，估计是个棘手的大事了。

袁世凯约的时候，手下人都不解，都说，那么如日冲天的大总管李莲英，咱跟他也没什么往来，咱能约出来吗?袁世凯很自信，就吩咐手下去传话，几日几时在哪儿见面。下边的人说，那不行吧?袁世凯说：“你别管，肯定行，就这么办。”

李莲英一听袁世凯约见，心头既不安又高兴：憋这么多年了，赶紧得见。见了以后，以为肯定有大事，结果没想到，袁世凯又给了20万的银票，意思就是这银票是管这次帮忙，前面的人情你还欠着。李莲英收了这张银票后问：“大人有什么事情吗?”袁世凯说：“很简单，下官也没什么事情，就是想请公公费心，在宫里散布点消息。”袁世凯要在宫里造个谣。

造什么谣呢?造袁世凯政敌的谣。具体就是印一份假的报纸给慈禧看(那时候宫廷里有一份报纸，专门给皇上看的，叫《邸报》)，在这份作假的报纸上造谣说袁的政敌要干坏事。这活看似简单，其实一般人还干不了。而这对李莲英太容易了，不就放个小话，然后拿一张假报纸嘛!

后来李莲英就用这种办法，借慈禧之手帮助袁世凯把政敌给扳倒了。所以投资于人这件事情，时间越长、越隐蔽，回报就越高。

所以投资于人的回报，特别是在安全上的回报，远高于一般的投资或者存银行。比如我有60万元存在银行，遇到麻烦会是个什么结果呢?第一，兵荒马乱中到银行去取钱，银行可能说不上班;第二，真出事了，要吃粮食，银行不能变出粮食，存在里边的钱也不能变成粮食;第三，这个钱还贬值，还收利息税。但如果投在6个人身上，一人10万块钱，只要有一个人相对比较成功，或者一直关系不错，那么遇到危机的时候，他肯定先打电话问有什么事，或者冲过来直接帮忙了。万一他发达了，10万或者50万块钱，对他也不是大事，不用你到银行，他就直接给送过来了。所以投资在人身上是值得的。

本文地址:http://www.dadaojiayuan.com/lishitanjiu/91465.html.

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本站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转载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通知我们(管理员邮箱：douchuanxin@foxmail.com)，情况属实，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谢谢!

上一篇: 李鸿章小儿子李经迈简介李经迈最后怎么···

下一篇: 《延禧攻略》历史上高贵妃出身如何,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