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1908年剃头三十文梳辫二十文

旧时，成都人称理发为“剃头”，称理发师为“待诏”，称理发店为“待诏厂子”，除了固定的“待诏厂子”外，还有可流动的剃头担子。

据《成都掌故》中介绍，旧时，成都人称理发为“剃头”，称理发师为“待诏”，称理发店为“待诏厂子”，除了固定的“待诏厂子”外，还有可流动的剃头担子。民国初年，剃头担子最集中的地方在东南西北四城门侧边及东较场、城隍庙内，还有一些剃头担子不时流动在偏街僻巷。剃头担子一头做了一个小口白铁的蓄水池，面上恰恰可以放一只洗脸盆，靠边竖立一根木柱，插在木头之中。另一头则是前来剃头的人坐的矮短凳和一把高条小桌、一个可装剃头用具的箱子。

在《成都通览》中记载:“理发即剃头铺也。据警局戊申年之调查，成都剃发铺共六百一十九家，每梳辫一次二十文、三十文，每剃发一次三十文、四十文不等。若小娃剃头，则十文可给。”按照推算，戊申年指晚清1908年，也就是说在当时，剃头需要三十文，梳辫需要二十文。

《神鞭》:留辫换服，都说移风易俗，背后目的你想不到

《神鞭》在1986年上映，想必大家都看过吧。故事讲的是，发生在清朝末年，天津城内的卖豆腐的老实人傻二(王亚为饰)与恶霸地痞玻璃花(陈宝国饰)记上仇恨，直较到八国联军之后，傻二参加义和团由神鞭变成神枪的事。

(《神鞭》是根据冯骥才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的。)

我们都很清楚，清朝时期都是留着长辫子和穿马褂的。然而在明朝，用的是汉族的衣冠服饰，汉人成年之后，都是不能剃发的，男女都把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顶。

而在清朝时期，民众被强行剃头穿马褂，就如同影片中傻二的那样子。

那问题来了，清朝统治时期的“剃头易服“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不是人们常想的不过只是移风易俗呢？

首先我们简单回忆一下清朝的统治历史:

清王朝始建于1636年。1644年入主中原，到1911年最后一位有皇帝下台，可以说统治长达267年。

清王朝入关前，他们长期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到16世纪才过渡到军事奴隶制社会。清朝统治时期的满族，在当时是一个人口相当少的民族。入关初期，总兵力10万，其中包括汉军和蒙古兵，真正可以披甲出征的满族军士不过几万人。入关之后，还长期保留着奴隶制。清朝大臣对皇帝始终以“奴才“自称，这种奴隶制的普遍性由此可见一斑。

(请注意，我们丝毫没有指责满族同胞之意，我们谴责的是清政府。)

清朝统治者强迫汉族男人剃头留辫子，就像影片中的傻二那样，顺治二年(1965年)多尔衮(gun)颁布剃发令，叫嚣:“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有许多汉族男人因为拒绝剃头留辫子而被当场惨杀。清朝统治者为何如此疯狂地强迫汉族男人剃头留鞭子呢？

也许有人会回答，不就是强迫汉族移风易俗吗。

完全不是这样子的，其实这里头 清朝统治者是有政治目的。

满族男的剃头留辫子，是因为信奉萨满教，这是一种原始的迷信;萨满教信奉天神，认为天神主宰大自然的一切变化，人世间的一切福祸都是天神的旨意，所以人应奉天神行事。萨满教认为头部是最接近天神的地方，因此要把男的头部前半截剃光去接近天神。

那留着辫子是什么意思？

保留头的后半部头发，意思是把天神的旨意，顺着光头流到头发里保存起来。但是乌达元的头发可以散乱。乌达元就是萨满教的教士，意思为天使，天仆，而信徒要一律扎成辫子，表示愿意接受乌达元的约束。这就是剃头留辫子的含义。

这么说来，清朝统治者要求的剃头留辫子就是要所有民众信萨满教吗？

不是的，清朝统治者不是让民众统一信仰一个萨满教。他们为什么不让和尚，道士一律改信赛满教？

这只清朝统治者征服汉族人民的一种手段。

那清政府。是不是要让所有人都剃头留辫子呢？

不是的。只是强迫汉族男的剃头留辫子，否则就杀无赦。

所以这不是简单的宗教信仰，而是让汉人与明朝，与祖宗，与黄帝划清生死界限。这样，清代的汉族人民就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一样。

更不是影片中，清政府发现二傻的长辫子的神鞭作用。当然也从这个荒唐事件中突现出了清朝政府愚弄民众的可笑行径。

剃头留辫子由乌达元来执行。每个乌达元领导剃头士。剃头士就像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务员，由政府发工资。他们的剃头担子挂着刀，不肯剃头就立即砍头。

因此，电影《神鞭》里的民间剃头匠王老六给傻二剃头留鞭子，不符合历史情况。

还有影片中卖化食丹的戴爷，吃生牛肉的表演，在那个年代牛肉是民间不能随便杀来吃的，更不可能公开表演，要吃牢房的。

再说一下易服是怎么回事？

所谓的马褂，就是满族男的骑马打仗的服装，强迫汉族男穿马褂，就是让汉族男的准备当炮灰。

所谓的旗袍，就是限制女的进行激烈运动的枷锁。如今的旗袍下摆开叉直达屁股，好像能快步走。但是正宗的旗袍下摆开叉不能超过半尺，女的穿了旗袍不能深呼吸，不能快步走，不能锻炼身体。

所以说清朝的剃头易服是有政治目的的。

也许会有人说在清统治的近300年间，满汉不是同化了吗？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强行把人家的头发割去，在汉族传统意识中，那是忤逆所致，丢脸尽显，是示众惩罚的标志。清朝统治者这样做是对无辜老百姓的侮辱，而且这样的我受辱一生一世还要代代相传。汉族原来有自己赏心悦目的服饰，然而却让清朝统治者强行穿上陌生的自己不喜欢的异样服装，犹如囚徒换上号衣，而且这样的受辱一生一世还要代代相传。清朝统治者对人民精神上的这种肆无忌惮的打击摧残，在人类发展史上绝无仅有！

应当指出，清朝统治者这种反人性的行为，不仅让民众丧失了尊严，而且对人格和人格力量的腐蚀非常严重。民众迫于独裁者的淫威，忍声吞气，不敢怒也不敢言，长此以往，灵魂性格产生扭曲。这种扭曲可能导致的双重性格，两面人，在整个中国文明发展史上屡见不鲜，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能低估。

一个不允许其它族群发展，还长期打压与奴隶，那这个以满族为中心的清政府留给当时的是什么？

就是无数个小村庄，技术落后，人口众多，人口素质低下，全国几千万人口吸食鸦片，90%以上是文盲。

最后，清政府也自食其果。清朝末年，对外战争屡战屡败，如同影片中的八国联军事件。从1840年到1911年，清政府就赔款就高达7亿5千万两白银，而国家年收入仅1亿两上下，不算利息，关税，连盐税都通通交给列强作为担保。还让英国人赫德当上中国海关总关长。而地方收入就靠卖鸦片维持。

回到影片来，我们都很清楚，这部影片可以说是零特效，全是真人真动作上的，在那个年代是很好了。最重要的是寓意:“祖宗的东西再好，该割的时候也得割“。

确实，祖宗不利于社会和个人发展的陋习应该抛弃，比如，辫子，跪拜礼，裹小脚等。

但然，祖宗也有很多精髓，比如，处世文化，治病的药方等。

最后，以一首小诗结束本篇:

长辫变神鞭荒唐，移风易俗盖真相。

异族不容谈同化，清风要倒辩真假。

清末狂飙突起的剪辫运动

清末狂飙突起的剪辫运动

□闵 杰

1910年冬，在资政院第一届常会上，议员罗杰、周震等分别提出
剪辫易服的议案，经资政院议决通过。此事如一声炸雷，使酝酿数年
的剪辫运动陡起波澜，蔚成一场南起广东北至黑龙江席卷全国的群众
运动。

资政院是全国最高民意机关，剪辫议案的提出和议决，反映了民
心的倾向，时势的必然。

剪辫易陋俗，海外为先导
自从1645年（清顺治二年）清廷颁布剃发令后，男子剃发蓄辫就
成为满族贵族统治中国的重要象征，剪辫被视为叛逆。经过一场“留
头不留发”和“留发不留头”的抗争后，以汉族的臣服而告终。年深
日久，人们对剃发蓄辫早已形成习惯，安之若素了。

鸦片战争后，经过中西风俗习惯的对比，人们才重新认识到200余
年来的蓄辫习惯不适应近代社会生活的需要，但当时清政府在人民心
目中威信尚在，发辫作为一种政治统治的象征，勿论国内人士，即使
是定居海外的侨民，也少有贸然敢将发辫剪除者。

随着一次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不思改革进取、顽固守旧的清政府
的威信愈降愈低。甲午惨败后，海外华侨为与当地社会同风俗，开始
有剪辫行动。

据冯自由云，寓日华侨中最早剪辫者为其父冯镜如，时在《马关
条约》签订后。

1898年，新加坡华人中的年轻人在老人们的一片反对声中战战兢
兢地剪除了发辫，表明直到此时，在海外华人中剪辫仍未形成风气。
事实上，直到1906年，在华侨最集中的地区旧金山，因大地震而破坏
了海外华侨中长期存在的帮派、宗族关系，剪辫才形成风气，表明华
侨的剪辫风气并不比国内早多少。据当时《大公报》转载《中西日报》
报道云：

金山大埠未遭火劫以前，华人剪发店已有三间，其时剪辫者已渐
多矣。自经火劫以后，华侨四散，播迁各埠，然以寄寓屋仑者为最多。
近日屋仑华侨剪辫者不下数百人。夫青年剪辫不足奇也，其足奇者，
有一般旅美数十年之老客，今亦把其数十年之老辫，一旦割去。

暂居海外的华人（主要是流亡的革命者、维新派及留日学生）的
剪辫行动，在时间上与华侨差不多，约始于1895年，至1905年前后进
入高潮，但在目的上则带有明显的反满倾向。

被称为“兴中会四大冠”的孙中山、陈少白、尤烈、杨鹤龄，前
二人均于1895年在日本剪除发辫。冯自由回忆道：“乙未，余随父居
横滨，时年十四。一日，见有久未剃头之长衫客二人来访余父，谓有
密事相谈，良久始出。后乃知来客为孙总理、陈少白。盖余父素以任
侠好义闻于时，总理初识船上行商陈清及洋服商均昌号主人谭发，复
由陈、谭介绍来见余父。不数日，总理、少白同在余店解除辫发。”

军、学界成为得风气之先者
留学生归国后，带回了剪辫的风气，1903年时，江南一带，青年
学生剪辫者已不乏其人，且官方并不严禁，表明清政府统治的衰弱。
但剪辫毕竟为不合法行动，故遇有科举考试，应试者仍需戴上假发辫，
1903年的乡试中便出现这种情况：

江南之新学国民及留学生多剪去辫发，以为不如此则形式上有缺
点也。乃今年乡试而伊等又复假装辫发，依然入场乡试。然伊等称自
由讲平权者，实不敌其功名心也。

官方虽不严禁剪辫，但若有人一旦犯事，则一并问罪。

而遇有革命党起事，清廷实行大搜捕，则民间倒霉者，首先是剪
辫之人，黄花岗起义后，清吏“搜查之最注意者，一为无发辫之人，
凡城门之出入，旅馆之住宿，对于无发辫者必极力盘查，一再诘问”。

国内剪辫者日众而得不到法律的保障，资政院的议决案就是要从
立法上确保人民的剪辫自由。

随着20世纪初年清政府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蓄辫与一些新规矩
的矛盾越来越大，发辫之碍事已成众所周知的事实，清廷的一些开明
派也不再坚持蓄辫，这是资政院敢于作出议决并能到支持的重要原因。

1904年9月，报章喧腾政府将允许剪辫。此事缘于练兵处正打算仿
照外国军服改变中国军队的服装式样，而官兵头盘发辫则无法适应新
式军服，于是“依照日本剪发易服”一说首先议行于军队。此时，适
有“日本卒业回华之某君”上一条陈，极言发辫之害，大意为：“兵
士之战，现在多系伏腰于地，打枪相攻，兵士背上有种种背负物，已
将及顶。际各国兵士当伏地鸣枪时，头仰刚贴于背负物，我国兵士有
辫结，则因为辫结所碍，头不能仰，则万不能战。”

清政府练兵处中不乏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出于军事改革
需要，练兵处对于易服的同时实行剪辫很感兴趣；由于练兵处掌管全
国新编陆军，权力甚重，消息传出，各报刊以为清廷将实行断发，纷
纷宣传，一时剪辫者甚众。以致1905年出洋考察政治大臣端方、戴鸿
慈随员40余人中，“剪辫者已居其半”，其中“有翰林，有道府，有
教员，有武员，一切皆有职衔者”。此时国内剪辫者已不限于学生，
可见风气所至，浸及政府官员。这些人是早已剪辫还是为出洋而剪，
不得而知，即使是出于后一原因，也表明清朝官员不像开关初期会见
洋人时那样，以补服、顶戴、发辫而傲视“群夷”，斥西方服饰为野
蛮了。

1905年6月，新编陆军实行改服制，一些官兵为便于戴军帽，将发
辫剪去一束；同时，最早实行警察制度的天津，警察也已“剪去发辫
三分之一”。至1906年5月，由于“军界中人纷纷截落发辫者不可胜数”，
而清廷又只允军易服不许剪辫，练兵处不得已下令禁止军队剪辫，命
将发辫盘于帽内。

新军中多留日学生，本有去辫之志，改军服只不过为他们提供了
一个痛除发辫的借口而已。因此，禁剪辫令虽下，而军中剪辫风不减。
1907年江宁督练公所不得不札饬各标营长官，重申禁令，但不敢得罪
军官们，故语气缓和得像师长在劝戒弟子而不似官长命令下属。

当时任何人都明白：“中国之发辫有百害而无一利……时至今日，
军人之服制已改，而此一团烦恼丝犹视若千钧之所系，而为国粹之仅
存。”经过几十年中西文化的冲突碰撞，发辫是唯一未受到严重冲击
的“国粹”，清政府明知其害而必欲保存，是害怕人民“日久忘弃祖
制”，借发辫“以存体制而正人心”。

由于清政府已威信扫地，令行而禁不止，剪辫风气从新军扩展到
学堂，百姓对剪辫者已见怪不怪，而校方对此亦不强行干预。例如，
1906年2月16日，“岭南学堂之学生，同日剪辫者数十人。近日剪辫之
旅客由外洋回乡，行游城市，见者不唯不惊为奇，且赞之曰时尚”。
同年，顺天府中学堂数名学生剪辫后，该校监督表态：“辫发有无，
虽属无关轻重，然此事尚未奉有明文，故已饬令诸生暂缓办理。”

1907年5月6日，鉴于学界和军界剪辫成风，经学部奏准，严禁学
生和军人剪辫。其中学生“一经查出，即当咨明学部，分别惩处”。
军人“如有不遵定制，改用他装，以及剪去发辫等事，无论官员、兵
丁，均即斥革”。这是清中央政府关于剪辫的第一道严厉禁令。令下，
各地官府采取了一些行动，如山东提学使发布告示：“除留洋学生外，
有割辫洋装者，无论何项学堂之学生，一律惩办。”剪辫之风稍杀。

朝堂诸公支持剪辫
1908年慈禧死，摄政王载沣重用一批青年亲贵以为党羽，朝廷内
部剪辫之议出现新机。

前此，除练兵处有意实行剪辫外，出洋考察政治大臣载泽、戴鸿
慈等归国后也分别呈请剪辫，均为慈禧压下。1906年，“泽公归国后，
已有奏请官员剪发之折，两官深滋不悦”。不久，“戴少怀侍郎召见
时，面呈削发之利便，皇太后但笑而不言，未蒙允许”。其后，清廷
在商讨立宪事宜时，曾有人提及剪辫事，但一批亲王及王文韶、世续
“力争不可，因之暂作罢议”。

慈禧死后顽固党失去依恃。1909年光绪的两位弟弟载涛（时任军
谘大臣）、载洵（时在外洋考察，归任筹办海军大臣）分别提出：
“非剪发易服，不足振起全国之精神，恳请明降谕旨。”著名立宪派
人物、江西提学使（未到任）汤寿潜也对摄政王提出，请“易服削发，
一新天下耳目”。虽然朝廷中反对剪辫者仍占多数，但载涛等人的提
议，至少得到了陆军部尚书荫昌、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外务部尚
书邹嘉来的支持，加上原本支持剪辫的出洋考察政治大臣、时任度支
部尚书的载泽、法部尚书戴鸿慈，朝廷中已形成赞同剪辫的一股势力。
因此，载涛有恃无恐，于1910年秋开始纵容京城禁卫军剪发。

军队是清政府控制最严密的地方，军人剪辫不禁，何能禁民？因
此，资政院剪辫易服议决案一旦形成，不管清政府是否批准，民间的
剪辫运动已如火如荼开展起来。

各地剪辫子的盛况
1910年10月3日资政院第一届常会开幕，此届常会共开了100天，
至1911年1月11日闭会。开会不久，议员罗杰便提出了《剪辫易服与世
大同》的议案，其后周震麟又提出《剪除辫发改良礼服》议案，资政
院议决时认为：“两案之主旨，皆以中国辫装妨碍运动，朝廷整军经
武，非剪除辫发，改制冠服，不足以灿新天下之耳目，改除骄奢之习
惯。”从而以大多数议员赞同获得通过。民间闻讯，大受鼓

舞，剪辫者“一时风发云涌，大有不可遏制之势”。各地概况如
下：

广东：是为最早行动的省份之一，资政院尚未议决剪辫易服案，
当地已成立了“华服剪发会”：“粤商何乐琴发起华服剪发会，伍干
簪、谭教五、苏尧臣等应之，赞成者已有多人，订会章二十条。”并
决定于12月31日实行全体会员剪辫。

京津地区：1910年11月23日，天津广帮商人首先剪发，“以为商
界提倡”。他们是恒兴泰号陈直臣、义生发号陈进民、永利盛号黄芹
香、恒丰盛号区拔元、源安公司周云甫。其后天津“工商学界实行者
几于无日无之”。至12月初，“京师学界剪发之事刻已盛行”，至当
年年底，“京津各界之剪发者不下数千人”。

东三省：受京津地区的影响，龙兴之地的奉天也出现了剪辫运动。
《大公报》报道云：“近来剪发风气已渐次开通，唯东省则依旧闭塞。
前有杨铁宾君与其弟铸民氏，因在天津，耳濡目染，见闻较广，毅然
将发剪去。日前铁宾回至沟帮子，极力提倡，一时望风剪发者有陈君
善宝、邓君宗墀、吴君昆生、唐君达三、梁君少英、郑君伯良、王君
沛霖、朱君秀山，均在铁路上充当上等差事，其余机厂工匠不下数十
人。又营口《营商日报》主笔胡君子骏、施医院长郭君虞扬、医官邓
君凤岐，因送友至沟，见杨君业已剪发，比及回营，立即剪去。”至
12月中旬，黑龙江“商，学、军、警各界稍知时务者，均相率剪剃”。

上海：剪发最热闹的，当数风气最开通的上海。1911年1月15日，
由前刑部侍郎、出使美秘墨古大臣伍廷芳发起，上海各界在张园举行
了规模空前的剪辫大会，参加人数据《中外日报》云有“四万余人”，
据《大公报》云，未开始时“聚集已逾二万余人”。伍廷芳事先已剪
辫，当日因故未到会场，特致函云：“侍郎发辫，已于昨晨在寓所剪
去。”当日会场“中设高台，旁列义务剪发处，理发匠十数人操刀待
割。其时但闻拍掌声，叫好声，剪刀声，光头人相互道贺声，园主叔
和观察谓：‘自开园以来，未有如斯之盛举，亦未有若今日来客之拥
挤。’”当日剪辫者有千余人。

香港：受内地影响，香港6名80岁以上老翁（人称“香港六老”）
出面提倡，港人剪辫运动风起云涌。至1911年2月，“香港剪发之华人
竟达一万一千之谱”。

仅留下一点掌故
在这场剪辫运动中，有多少人去除了盘在头上的这“一团烦恼丝”
是个无法搞清楚的问题，但经过这场运动，人群中的无辫人已占有一
定比重则是不争的事实。在风气开通之地，这些人可以和有辫人一样
自由地出入公共场合。据1911年7月8日《时报》所载《上海之今昔观》
云：“前三年华人之剪发者尚寥若晨星，今则剧场茗寮之中触目皆是
矣。”开放的上海市民社会最善于根据时尚的变化发明新的俗语，剪
辫之后，上海出现了一句新的骂人话，叫作：“你这人真是辫子！”
有人诠释其意义云：

（一）辫子者，最无用之物也，故骂人辫子，犹骂人饭桶也。

（二）辫子者，但有害而无利之物也（如捉奸也，相打也，被巡
警拘捕也，皆有害者也），故骂人辫子，犹骂害人精也。

（三）今日国民心中，欲割辫者居多数，将来势必人尽割之而后
已，故骂人辫子者，犹骂人杀胚也。

（四）辫子之为物尾也，唯禽兽类皆有尾，故骂人辫子，犹骂人
禽兽畜生也。

这类俗语的流行，表明民众已厌弃发辫。武昌起义后，清政府不
敢再拂逆舆情，终于下令断发。

（本文节录自《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浙江人民
出版社199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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