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曾遭顺治开除族籍乾隆时才恢复

只要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清楚，宫廷当中最激烈的斗争并非如穿越小说描述的那样是后宫嫔妃们的争宠，真正激烈的宫廷争斗还是关于皇权的归处，而且多数发生在兄弟、叔侄等血亲之间，与争宠相比，争斗也更为血腥和暴力。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佚名，原题：《多尔衮曾被开除“族籍” 乾隆年间才恢复》

清入关前，从无传位遗诏当上皇帝的皇太极开始，这种激烈的斗争直到乾隆以后才逐渐减弱，爱新觉罗亲族之间的恩怨在玉牒中也有所反映，典型表现就是“不入玉牒”。张虹说：“在每次清玉牒编修的序言中，都有关于哪些犯罪族人不入玉牒的说明，《清实录》中对这些情况也有很多记述。 ”早期不入玉牒的代表人物就是多尔衮，这位为清一统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的宗室，生前和死后境遇天壤之别，而且由于他本身又是清宫三大疑案之一“庄妃下嫁”的男主角，所以在清史中也是重要传奇人物之一。多尔衮指挥清军入关，先后受封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死后不仅被剥夺亲王封号，甚至被掘坟扬灰。所以在早期清玉牒中，努尔哈赤第十三子与第十五子紧密相连，压根就不提有第十四子。

直到乾隆四十三年为多尔衮恢复亲王称号和宗室身份后，才在乾隆五十二年以后的玉牒中重新出现努尔哈赤第十四子。

佟悦说：“我们查看了‘庄妃下嫁’的消息主要流传者，多是反清复明人士，所以有这样的说法，不排除当时明人在故意泼黑清统治者。 ”

散布“庄妃下嫁”的代表人物是反清人士张煌言，他在反清斗争中一口气写了10首诗对清宫这段悬案进行冷嘲热讽。

现在找到事实真相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不过翻看史料，多尔衮戎马一生的最大受益者是顺治，然而，他对这位亲叔叔的恨实在耐人寻味，给弄清真相增加了更多的变数。

至于清入关前后有多少爱新觉罗族人因为获罪被逐出玉牒，《康熙朝实录》有这样的记述：“查革退宗室内除原任和硕睿亲王多尔衮无嗣，无庸议外，其原任贝勒莽古尔泰、德格类，和硕英亲王阿济格……子孙共二百一十六人俱应给以红带，记黄档内，纂修玉牒时一并载入。又宗室阿尔通阿之子孙四人，现入觉罗红档，无庸另议，应将阿尔通阿之名补入黄档内，增载玉牒。其觉罗勒尔森、昂阿拉、吴丹等之子孙共二十九人，俱应给以紫带，记红档内，亦俟纂修玉牒时一并载入。 ”

被逐出玉牒的还包括康熙年间参与夺嫡，后来被逼改名的阿其那和塞思黑。张虹说：“玉牒中当然看不到这样的名字，这两个名字满语意思也不是部分学者认为的‘猪’‘狗’。简单分析，雍正即使再生气也不会让自己的亲兄弟改成这样的名字，不仅有辱自身，也是对他们的父亲康熙大不敬。 ”对他们后人的态度，到了乾隆年间也有了变化，《清实录》中记载：“从前阿其那、塞思黑不孝不忠，思乱宗社获罪，皇祖我皇考万不得已止令削籍离宗”，遵从康熙“若屏除宗牒之外，恐将来日久，则与庶民无异”的考虑，也采取康熙五十二年的做法，“将阿其那、塞思黑之子孙，给予红带，收入玉牒。 ”

当然，此后仍有犯罪爱新觉罗族人“不入玉牒”，不过再没有谋逆之类大罪。

记录在案有嘉庆年间的一例，《清实录》里这样记述：“又谕：刑部奏审明魁敏、窝什布图钦、图敏等私习西洋教，业经反复开导，该犯等仍坚不出教，请将魁敏等发往伊犁充当折磨差使等语，图钦、图敏俱系苏努曾孙。雍正年间，苏努因犯罪黜革宗室降为红带子，是该二犯本属罪人子孙，理宜安分守法，乃敢私习洋教，经该部再三开导，犹复始终执迷不悔，情殊可恶。图钦、图敏著革去红带子，并于玉牒末除名。 ”在这个案件中，获罪宗室成员被彻底除名。

时过境迁，当争斗变成前尘往事，恩怨随同主人公化作飞灰之后，与当初的恩恩怨怨相比，后世爱新觉罗族人似乎更在意的是祖上都有哪些人，做过什么事。

在佟悦给记者翻看的爱新觉罗族人编修的《爱新觉罗宗谱》中，当年斗个你死我活的兄弟们又都恢复了原来名字，长幼有序、整齐划一地排列在了一起。

乾隆皇帝为何要为多尔衮平反，恢复睿亲王封号？

乾隆的自我感觉向来良好，自称十全老人，他在生前岂止是平凡过一个多尔衮，还有以胤禩为首的、当年和雍正对着干的众皇叔们，年羹尧案和隆科多案牵连的官员。为这些人平反都是他在对自己老爹的执政理念全面反思之后做出的决定，乾隆对于一切严苛的政策及时纠正，主要也是表现自己的胸怀宽广。还有就是为明朝将领袁崇焕的两次平反，在他晚年的时候，还发布诏书，决定将为大明殉国的将领称为?殉难明臣?，为他们恢复声誉。这一点也不难理解，乾隆想要以这种态度证实清朝取得天下的合理性。

那么他为多尔衮平反又是因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多尔衮担任顺治帝摄政王期间，因为独揽大权，自称顺治帝皇父，让少年顺治记恨在心。多尔衮暴毙一个月，在顺治的授意之下，议政大臣对多尔衮生前所为进行了弹劾，总结他有谋反之心。隐忍许久的顺治帝终于罗列了多尔衮的罪责，将他及其母亲的牌位扔出宗庙，抄了他的王府，还将多尔衮的尸体重新挖了出来鞭尸示众。

顺治是乾隆帝的曾祖父，多尔衮又死在一百年前，按道理和乾隆并没有什么交情。但是乾隆这个人呢，前文也说了自我感觉良好。祖辈父辈自然是要尊重的，但是大清朝到了他手上已经没有那么艰难了，要比过康熙和雍正大帝，他私心里总觉得要做一些非比寻常的事情，让自己达到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

再看康熙平反的这些人，多尔衮、豪格、鳌拜这些当年的重臣，实际上对大清的发展是有很重大的影响力和作用的。无论是顺治、康熙还使雍正，杀这些人或者打压他们都是为了政权。而乾隆再将他们恢复名声，也是为了拉拢人心，笼络宗室，巩固自己的政权。

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帝颁发了一纸诏书，告诉臣民虽然多尔衮在担任摄政王期间功高盖主，目无君臣之礼。但是他也为稳定京城、统一中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乾隆并没有急着给他平反，而是先试探了一下舆论，毕竟责罚多尔衮的决定是他曾祖父下的，他平反的过程还是需要慎重思考、缓慢进行。

乾隆四十三年，他终于找到一个平反的好理由。乾隆帝第二次下诏表彰多尔衮为大清所作出的贡献，对于曾祖父降罪多尔衮的决定，他的解释是当时的顺治帝毕竟还没有亲政，所有的决定都是当时的额议政大臣商量出来的，不能代表顺治帝的全部想法。就这样，乾隆在保全曾祖父的脸面的前提之下为多尔衮平反。

和雍正帝不同，乾隆在位之时一直想要缓和雍正时代皇帝和宗亲之间的紧张关系，所以刚开始不得不对宗亲抛出橄榄枝，为自己拉拢一些势力，也赢得一个好口碑。而到了乾隆晚年，因为继承雍正秘密立储的制度，所以太子的身份一直没有公布，乾隆的政治地位很难巩固，一直难以培植自己的势力。反正这些人早就死去，对皇权没有任何威胁，将他们家族拉拢过来平衡各方势力，也是乾隆心中的小九九，称不上是帝王术。乾小四对比雍正和康熙，还是差了那么一截啊。

多尔衮是怎样治理国家的？

多尔衮(1612～1651年)，爱新觉罗氏。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太宗时，封和硕睿亲王。世祖年幼即位，他以皇叔执政，独揽大权。顺治元年(1644年)统兵入关，利用汉族地主官僚，以武力镇压农民起义军和抗清义军；并创建清朝入关后的各项制度，受封为皇父摄政王。顺治七年十二月(1651年初)病死。死后被追尊为宗义皇帝。然世祖对他素怀不满，不久即加以谋逆的罪状剥夺爵位。乾隆时始恢复睿亲王封号。

多尔衮在清初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青少年时期便跟随其兄皇太极四方征战，英勇无比，军事，政治上日趋成熟。皇太极死后，他辅佐年仅六岁的顺治帝即位。他虽为摄政王，却是当时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是清军入关后政权的真正缔造者。作为一位久经考验的政治谋略家，他具有卓越的见识和胆量。这一点，在他完成统一中国大业上，表现得尤为充分。当然，多尔衮毕竟是一个封建统治者，他为了维护满汉地主政权的特殊利益，推行过一些落后的，民族压迫的政策，这也是无需掩饰的。

崇德八年(1644年)八月二十五日，六岁的福临继位，改明年为颐治元年。睿亲王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继而称摄政王。后来，多尔衮用计谋巧妙的将济尔哈朗的首席辅政退为第二辅政。这样，在短短的八个月内，他便集大权于一身。

多尔衮的这些做法，虽是个人的争权活动，但客观上对清政权的发展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避免了公开分裂和混战，使权力得以集中，指挥得以统一。这对下一步协调一致入关作战，夺取全国政权，提供了可靠保证。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明王朝灭亡。

四月初，多尔衮在权力争夺中获胜以后，征调大军，准备伐明。此时，他还不知道农民军已占领北京。四月中旬，多尔衮统帅清兵抵达辽河，方得知明朝已经灭亡的消息。明朝山海关总兵平西伯吴三桂向清军乞援，想以清军的力量击败李自成的农民军。

在这形势突然发生变化的时候，多尔衮显示了一个谋略家惊人的应变能力。他当机立断，马上改变策略，接受大学士范文程的建议，将这次出兵的目的由伐明改为进攻李自成农民军。四月十九日，多尔衮在进兵途中，致书吴三桂，对“崇祯帝惨亡，不胜发指”，这次进兵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必灭贼，出民水火。”并说吴三桂“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勿以向守辽东与我为敌，尚复怀疑。”若吴三桂“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落王。国仇可报，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明确表示要统一中国。多尔衮抓住时机，迅速完成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转变。

四月下旬，多尔衮率军抵达山海关，会合吴三桂，与李自成的大顺军正式接战。开始，大顺军将吴三桂部围困于山海关城内，经过激烈地炮战，吴三桂已危在旦夕。吴三桂为保住性命，在二十二日凌晨，率百骑突出重围，入清营拜见多尔衮，终于投降了清军。多尔衮为给明朝降将树立样板，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并令其率所部降军出关迎战李自成。吴三桂得多尔衮为援，挥军与大顺军死战，而多尔衮则蓄锐不发。经过一个上午的激战，双方死伤惨重。到了中午，多尔衮见吴三桂部不支，农民军也已十分疲劳时，派多铎、阿济格率数万骑兵，三声呐喊，由吴三桂阵的右翼冲出，直扑大顺军。这一战，由于多尔衮指挥得法，仅“一食之顷，战场空虚，积尸相枕，弥漫大野。”农民军败溃，主要将领刘宗敏负伤，李自成只好退回北京。

清军攻占北京之后，多尔衮面临一个异常复杂棘手的政治局面。当时的北京城，在很短的时间里，先为李自成所破，又为多尔衮夺取，变化之速，令人瞠目。在这瞬息万变的局势中，多尔衮显示了一个政治谋略家超凡的机智和才能。

进入北京之后，多尔衮断然拒绝了阿济格“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的野蛮建议，不失时机地采取了一系列笼络明朝士人和安抚民心的措施。先是为崇祯帝，后发丧，接着改变了对明王室成员的态度，他下令对“明诸王来归者，不夺其爵。”同时，他将数万大军“尽屯骑兵于城外”，只带千骑入城宿卫，并严申“凡军兵出入城门者，有九王标旗方得出入。”规定“军兵出入民家者，论以斩律。”对于一些违反禁令，“毁伤民间，动用家伙者”，则“悉置重典。”这些措施的严格实行，对笼络明朝士人，安定民心，起了巨大作用，对以后的统一全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多尔衮在清兵初入北京，面临复杂局势的情况下，以无畏的气概，力排一切困难，决策迁都，使清王朝把统治中心从偏远的沈阳转移到北京，在统一中国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顺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迁都北京以后，摄政王多尔衮便着手进行以武力统一全国的战略部署。但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农民军李自成部和张献忠部，共有兵力四十余万；而刚建立起来的南明弘光政权，汇集江淮以南各镇兵力，亦不下五十余万，并且雄踞长江天险。清军多尔衮所部的满、蒙，汉八旗军，不过二十万人。如若在辽阔的中国腹地同诸多对手作战，兵力明显不足。况且初入中原，人心不稳，很可能顾此失彼，造成腹背受敌的窘境。

顺治元年七月，多尔衮先安抚南明政权的计策，收到了明显效果。对农民军的进攻取得了很大进展，后方也亦趋稳固。见最后消灭南明的时机已经到来，多尔衮便先致书南明，令福王“削号归藩。”指出：如不削号，便是天有二日，就是我大清的死敌。这样，我将拨出西征的精锐部队，转旗东征。对南明弘光政权进行威胁。十月，他又命发布檄文，严申“擅立福王”是“王法所不赦，”定将兴师问罪。十二月，多铎所部清军在潼关重创大顺军，转年正月十八，清军攻占西安。二月，多尔衮在清军平定陕西全省之后，命令多铎率军直扑南京。

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中旬，多铎大军围攻南明扬州，经过十天的激战，扬州城破，明大学士史可法死于兵难。清军在扬州大肆屠戮，酿成“扬州十日”的空前劫难。五月六日，多铎挥师渡过长江，南明守军不战溃败。十四日，清军顺利占领南京，不久便俘获福王，南明政权的大批文武官员纷纷向清军投降。至此，清朝的统治很快扩展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

清军在南方的暴行和一系列高压政策，激起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严重阻碍了继续统一南方的行动。在这个紧要关头，多尔衮又灵活地改变了策略。七月间，他将南方人民最为痛恨的多铎召回北京，改派汉人大学士洪承畴“招抚”江南。

多尔衮这个以汉人治理汉人的办法，在关键时刻收到了实效。洪承畴坐镇南京之后，先后招降了大部分反清力量，轻而易举地攻下浙江，进而平定了福建。在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以他谋略家的气魄和智慧，除了东南沿海和西南一隅，基本上完成了清朝在全国的统治。

顺治四年(1647年)二月，多尔衮以“府第腧制”的罪名，罢免了济尔哈朗的辅政大臣；转年三月，他又旧账重提，以在继嗣问题上包庇豪格为由，革去济尔哈朗的王爵，降为郡王。对待政敌豪格，多尔衮更是无所不用其极。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豪格击破张献忠农民军回到北京，多尔衮立刻罗织罪名，把他逮捕下狱，三月便折磨致死。不久，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下嫁多尔衮，他便由“叔父摄政王”尊封为“皇父摄政王”。

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设立了六部汉尚书、都察院汉都御史。在此以前，这些部的正职都由满人担任，汉人只能担任副职。

顺治六年(1649年)，多尔衮进一步明令贵族不得干涉国政和限制汉宫行使职权。对诸王“有干预各衙门政事及指责汉宫，谓某贤能应升，某劣应降者，不论言之是非，即行治罪”。同时规定：“各王有以衙门事，私行传呼各衙门官至府者，罪在王。听其传呼而去者，罪在各官。”从而剥夺了贵族干预国家政务的权力。顺治元年(1644年)，宣府巡抚李鉴劾奏赤城道朱寿贪酷不法，多尔衮下令议察。朱寿得知以后，十分惊慌，便贿赂满臣绰书泰，求托英亲王阿济格代为说情。阿济格派绰书泰和总兵刘芳名往见巡抚李鉴，胁迫李鉴为朱寿鍪开脱罪行。多尔衮得知这些不法行为后，立即将绰书泰，朱寿等人斩首弃市，将刘芳名夺职入旗，将阿济格降为郡王，并罚银五千两。

多尔衮在削弱王权的过程中，注意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满汉关系，并且比较开明和公正，是难能可贵的。他主张“满汉一家”，提倡满汉人民通婚，较之清朝其他统治者确实高出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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