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存道题诗蔡襄戒酒(李白和苏东坡诗歌上的共同点)

宋朝蔡襄（文忠公，公元 1012～1067 年）性好喝酒，酒量超乎常人。考中进士之后，日夜沉溺于酒中，也不听别人的劝说，没有人能制止他。当时，太夫人年岁已高，很为他担忧。有一天，山东贾存道拜访他，刚好蔡襄前夜酒醉尚未醒来，贾先生提起笔来，在墙上题诗：“圣君宠重龙头选，慈母深恩鹤发垂；君宠母恩俱报，酒如为患悔何迟？”蔡襄醒来看到之后，彻底觉悟，当天就痛下决心改正，一生都不曾再醉过。

李白和苏东坡诗歌上的共同点

李白诗
李白最擅长的体裁是七言歌行和绝句。李白的七言歌行又采用了大开大合、跳跃宕荡的结构。诗的开头常突兀如狂飙骤起，而诗的中间形象转换倏忽，往往省略过渡照应，似无迹可循，

太白风采（朱惟精创作）[7]
诗的结尾多在感情高潮处戛然而止。
李白的五七言绝句，更多地代表了他的诗歌清新明丽的风格。如《早发白帝城》、《送孟浩然之广陵》、《静夜思》等，妙在“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说诗晬语》上）
李白诗歌的语言，有的清新如同口语，有的豪放，不拘声律，近于散文，但都统一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之中。这和他自觉地追求自然美有关。他继承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以恢复诗骚传统为已任，曾说“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孟棨《本事诗·高逸》）他崇尚“清真”，讽刺“雕虫丧天真”的丑女效颦，邯郸学步。他的诗歌语言的自然美又是他认真学习民歌明白通俗的特点的结果，明白如话，通俗生动。
词
李白是否有词的创作至今仍然未有一致的定论，但是今传为李白词的作品，若不论其真伪及是否可归入词体，约有20余首，如《秋风词》、《竹枝词》、《白鼻靬》、《结袜子》等[8] 。就其开创意义及艺术成就而言，“李白词”在词史上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这一地位有如古代希腊神话在西方艺术中的地位，作为一种“不可企及”的规范，李白词成为人们心目中永远的偶像。李白在词体文本模式的形成，词的创作模式上均有重大贡献。
实际上，从五代《花间集》以来，所有的唐宋词选集、总集，在具体操作中，都不会忘
记李白，至少也要在序跋题记中提上一句；其他成就作为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大词人，虽然他只有很少几首著作权经常受到怀疑的词作，但却从来没有人对他表示过任何的不满或批评意见。如果评选天下第一词人，李白无疑将以全票当选“词王”。[8]
书法
《上阳台帖》为李白书自咏四言行草诗，也是其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纸本，纵28.5厘米，横38.1厘米。草书5行，共25字。款署“太白

李白《上阳台帖》
”二字。引首清高宗弘历楷书题“青莲逸翰”四字，正文右上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七字。
内容
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9]
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
后纸有宋徽宗赵佶，元张晏、杜本、欧阳玄、王馀庆、危素、驺鲁，清乾隆皇帝题跋和观款。卷前后钤有宋赵孟坚“子固”、“彜斋”、贾似道“秋壑图书”，元“张晏私印”、“欧阳玄印”以及明项元汴，清梁清标、安岐、清内府，近代张伯驹等鉴藏印。
剑术
李白不仅文采斐然，其剑术亦是十分高明。他“十五好剑术”，“剑术自通达”。

李白舞剑图
造诣非同一般。李白的诗，裴旻的剑术，张旭的草书合称唐朝“三绝”。虽然“三绝”中没有李白的剑术，但其剑术之高却仅位于裴旻之下，居唐朝第二。
据统计，《全唐诗》李白诗中“剑”字共出现了107次，除去作为地名的“剑阁”3次，“剑壁”1次，武器之“剑”犹有103次之多。属于剑的“铗”出现了1次、“吴钩”1次、“吴鸿”1次、“湛卢”1次、“干将”1次、“莫邪”1次、“青萍”2次、“秋莲”2次、“霜雪”2次、“匕首”3次、“龙泉”4次。总计，“剑”共出现了118次（统计时把“吴钩霜雪明”，“空余湛卢剑”，“剑花秋莲光出匣”，“拙妻莫邪剑”，“吾家青萍剑”分别计做1次），分布在106首诗中，约占全诗总数的10%。可见，李白是多么地钟情于剑了。
道术

李白赏月
李白从少年时起，常去戴天山寻找道观的道士谈论道经。后来，他与一位号为东岩子的隐者隐居于岷山，潜心学习。他们在自己居住的山林里，饲养了许多奇禽异鸟，做了动物饲养员。这些美丽而驯良的鸟儿，由于饲养惯了，定时飞来求食，好像能听懂人的语言似的，一声呼唤，便从四处飞落阶前，甚至可以在人的手里啄食谷粒，一点都不害怕。这件事被传作奇闻，最后竟使绵州刺史亲自到山中观看鸟儿们的就食情况。这位刺史见他们能指挥鸟类的行动，认定他们有道术，便想推荐二人去参加道科的考试。可是，二人都婉言拒绝了。当时有名的纵横家赵蕤也是李白的老师，此人于开元四年（716）就著成了《长短经》十卷。那时李白才十五岁。赵蕤这部博考六经异同、分析天下形势、讲求兴亡治乱之道的纵横家式的著作引起了李白极大的兴趣。他以后一心要建功立业，喜谈王霸之道，也正是受到这部书的影响。
苏轼
词作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 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 “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苏轼小像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 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 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 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 “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19]
诗作
苏轼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 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躁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19]
文章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次，苏轼心目中的 “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寺夜游》，全文仅八十馀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19]
艺术成就
书法
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他曾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这说明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帖。[21]
绘画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21]

《黄州寒食诗帖跋 黄州寒食诗帖》[22]

商贾不通,财用自困什么意思

“商贾不通，财用自困。”
——宋仁宗
商品经济是历史的重大进步。商品经济是农产品商品化到一定程度的经济表现，纸币是商品交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两者都是时代的重大进步。北宋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南宋则推广了纸币的使用范围。

二 宋朝的财政看似很高，其实非常吃紧
古代征收的是 实物税 ，单位是：贯石匹束两。宋代的财政收入来自三方面：农税、商税和征榷，征榷也就是后世的专卖制度，从唐朝中期开始，中国的茶、酒、盐、铁等商品都是专卖制度。宋代中期的财政收入维持在6000至7000万贯（1贯=770文）之间。

由于《宋史》不会每年都披露财政收支表，能整理出的财政收支情况不多。接下来，以天禧五年（1021年，真宗驾崩、仁宗登基之年）和治平元年（1064年，宋英宗年号）为例，分析宋代的财政收支情况。
财政收入看似很高，但非常吃紧 。宋仁宗登基之年，便出现了3490万贯的巨大赤字，当然真宗驾崩、仁宗登基，花费巨大是正常情况。实际上宋仁宗前期的财政并未恶化，分水岭是宋夏战争，不但物价上涨，财政支出也连年增加，并开始出现每年超过300万贯的 赤字 ，一直累计到宋神宗登基，进而引发了王安石变法，敛财手段增加，造成党争和朝堂混乱。

宋朝最大的财政开支是军费、官员工资，仍以仁宗朝的情况为例。军费和官吏的总开支达到5800万贯，占财政收入的90%，极大的增加了财政负担。

关于军费支出，估算为5400万贯。根据前面的军队数量图，仁宗时期是军队扩张最快的阶段（宋夏战争），军队数量最多达到126万人，其中禁军83万、厢军43万，按禁军50贯/年、厢军30贯/年的开支计算，军费开支高达5440万贯。
关于官吏开支，约400万贯。《宋史》对仁宗时期的官吏开支有记载，三司使蔡襄提及官吏的开支时，翻译过来是这样的：“正俸，钱96万贯、银62万两、金14870两；正俸之外另有恩赏数万两、钱百万贯。”加起来，单金钱支出就300万贯（1两银=1000文、1贯=770文，1两金=10两银），加上绢布和粮食的支出（一般3比1），每年官员总工资差不多400万贯，那时才2万官员，平均每个官员的财政开支200贯。
说明一下：这个数与前面提到的官员平均收入400贯，并不矛盾！官员的总收入包括职田的200贯，占比约50%；国家财政支付钱、粮、布等，约200贯。
宋英宗继位后，开始裁撤军队，财政收支开始改善。但“三冗”问题并未完全改善，军队数量降低了，官员数量又开始增加。英宗在节流上面下了功负，军费支出缩减到3600万贯，盈余也才140万贯，仍然填不上仁宗朝的窟窿。财政问题持续到神宗朝，结果宋神宗比较猛，在节流和开源上同时开刀，军队数量缩减到80万，同时支持王安石变法，市易、青苗、坊场等敛财手段都用上了，虽然增加了官府收入，却透支了民力。

三 宋朝百姓的生活如何？
1
生活成本
先了解宋代的人口结构。宋代百姓分成主户和客户，又依据田产的数量，将主户分成五等，根据《宋史》、《宋会要·食货》和《中国人口通史》的记载，将宋代人口划分如下：

可以看到，由于宋代的土地兼并，无产阶级（土著佃农、流动佃农、城市客户）的人口占比达到45%，而占人口8%的地主阶层拥有65%的土地，可见贫富的差距。
再看宋代的物价。宋代的物价以1040年宋夏战争为分界点，之前的物价稳中略升，之后物价上涨较快，特别是专卖的抽成一直提高。

宋代城市的生活成本， 年收入2.45万文，32贯，维持温饱 。在宋朝的物价水平下，一户5口之家，生活在城市、没有土地的手艺人，需要赚多少钱才能维持温饱生活呢？
关于粮食的消耗，宋代的说法是：“丁男每日2升，中男1.5升，小男1升”。宋代1升=700毫升，大米堆密度为0.7公斤/升，1升米重约1市斤，一家人每天吃米7市斤。盐人均日消耗15克。布料消耗，宋代1匹布约8.3平米，人的体表面积约2平米，假定每人每年添1至2件衣服，布料制成衣服损耗30%，全家每年需要2匹布。

2
无产者的生活

禁军的年收入50贯，可以满足；厢军收入低，约30贯，勉强支撑。如果钱不够用，高太尉横空出世，他掌管军队期间，经常拉着厢军接私活，为商人修修庄园、建设院子啥的，自己吃肉，厢军也能多捞几个。
手工业者艰难度日，商贩和军器监工匠相对富足。根据丁学姣硕士论文《宋代手工业者生计研究》的统计，大部分工匠的日收入为50文，年收入1.83万文，艰难度日。而小商贩（类似武大郎）和朝廷军器监的工匠收入较高，超过100文，能够维持较体面的生活。

3
有产者过得好吗？

自耕农生活很好，年入49.5贯。宋代自耕农的总收入为4.11万文，其中粮食2.52万文，绢布1.59万文，扣除农税3000文，净收入3.81万文，约49.5贯。自耕农在古代是真正的中产阶级，拥有田地和房产，后世的中产阶级还有房贷，呵呵。

佃农，生活艰难，年入28贯。宋代王炎（江西人）在《双溪集》描述佃农时“有牛具耕种者，主客以四六分，无牛具者，又减一分。”古代佃农只能拿到60%的收入，没有耕牛和农具，只能拿50%。因此，佃农的毛收入为2.47万贯，税收会转嫁给佃户，净收入为2.17万贯，约28贯，艰难度日。古代农民起义的根源便是这群人，佃农收入低微，月光族，稍有天灾便食不果腹，不造反才怪。
四 商业发达，为什么百姓不富？
古代商业的本质是什么？ 不过是产出到消费价值链上的吸血虫而已 。宋代商业主要是什么？大多数是做粮食、盐铁、茶叶和酒水生意，因为城市消费力强，他们把粮食、布帛从农村转卖到城市，漕运可以赚钱，搬运工可以挣钱，国家可以收到商税，商人赚大钱，最终这些成本都反应到粮食价格上面，羊毛出在羊身上。正是因为宋代城市有大量军队、官员和地主，商业才能发展，而每个环节赚的钱都反应在物价上，自然推高了物价。古代帝王为什么抑制商人，因为他们认为商人做转手贸易，推高物价，是动乱的根源。
商业的精髓是促进分工、专业生产，提高生产效率 。古代帝王对这点认识不足，商业兴起后，百姓会追求更好的生活，既然养蚕和种茶比种地赚钱，为什么我不多养蚕和种茶？所以，江浙地区就出现了养蚕和种茶的专业户。北方气候干燥，亩产量低，可是高粱酒好喝！为什么不多种高粱呢？宋代粮食的主产区转移到江南地区，也是这个道理。从宋代粮食亩产量的提升便能看到。

所以商业本身不产生价值，但商业会提升社会产出效率，最终反应到生产上。商业不过是参与社会总产出的分配而已，而且链条越长，物价还会越高。如果没有总产出，做生意赚谁的钱？天下掉下来吗？居然有人可笑到抛开GDP，来讲商业，简直搞笑，不能对应产出的商业只会不断推高物价。
再说一个很多人谈到的青楼。歌妓们怎么赚钱？不就是文人、士大夫给的钱吗？他们的钱从哪来，工资和佃租呗！她们有什么产出？产出私生子么？其实后世把服务业纳入GDP的核算，是因为有着先进科学支撑，而古代无法核算增加值（词曲可以算产出）。不过谈到这点，我都感到羞耻，这种青楼文化很自豪吗？金国打过来的时候，那些文人怎么不吟诗作词把别人吓走？百姓生活的更好才值得骄傲！
小结

宋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朝代，处在经济结构转变的节点上。宋代的GDP雄踞全球。宋代供养大量的军队和官员，拉动了商品的流通，促进了商业经济的繁荣，是了不起的进步。

宋代的财政收入在6000至7000万贯，财政收入看似很高，但是“冗兵、冗官、冗费”问题严重，从仁宋朝开始入不敷出，从而引发王安石变法，激发了社会矛盾。
宋代是士大夫的天堂 ，官员的人均收入400贯，可以经常逛青楼，文化繁荣。可是百姓却过得不好，由于土地兼并，社会存在45%的无产者，而且大多数的收入低于温饱线。
总体上，宋代以较小的国土面积勉强养活了1亿左右的人口，粮食亩产量提升，算是不错的成绩，但也就那样，封建王朝的和平期也是这种成绩，远远谈不上多富。
所以宋代是某些人眼中的天堂，可是你们这些人在宋代就能成为士大夫么？或许你在宋代也不过是河北某地的平民百姓，等着被辽、金、蒙等民族欺凌。作为平民百姓，只希望得个温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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