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总督刘于义，最后是怎么死的奏事时跪的太久导致的死亡

直隶总督刘于义，最后是怎么死的奏事时跪的太久导致的死亡

刘于义的故事大家喜欢吗?今天小编就为大家详细解读一下~

这几天重温金庸先生的几部武侠小说，在翻阅他那部不太出名的《鸳鸯刀》时，看到这样的情节：川陕总督刘于义委托陕西西安府威信镖局的总镖头、“铁鞭镇八方”周威信，将一对鸳鸯刀护送进京。于是就有了护镖途中的一系列故事……

众所周知，金庸先生写作武侠小说，喜欢采用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为蓝本，以此增强小说的可信度和知识性。那么，川陕总督刘于义是不是真实历史人物呢?

一查，清朝还真有刘于义这号人物，而且真的做过川陕总督。

一

刘于义，字喻旃，号蔚冈，江苏武进(今属常州市)人，生于1675年，于1712年考中进士，步入仕途。此后，刘于义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仕途长达36年，历任侍讲学士、山西学政、吏部侍郎、直隶河道总督、刑部尚书、川陕总督、吏部尚书、直隶布政使、福建巡抚、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等职，于1748年病逝，享年74岁(虚岁)。

从这份履历，我们可以看出，刘于义与清朝的名臣张廷玉、鄂尔泰、李卫、隆科多、田文镜、年羹尧、岳钟琪等属于同一时代的人。

在36年的履职生涯里，刘于义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实事。

二

1723年，刘于义出任山西学政。清朝时期，各省学政虽然只是负责管理一省的教育，但由于是皇帝派遣，不属于地方官员，戴着“钦差大臣”的光环，因而在地方上备受尊重。

刘于义任职山西学政期间，发现当地缺乏足够的粮食储备。在风调雨顺粮食丰收时，这样做没啥问题;但一旦发生洪涝灾情时，就很容易变成大饥荒。为此，刘于义奏报朝廷，每年从耗羡中拿出40000两白银，在太原、平阳、潞安、大同4地购买粮食，储存在粮仓里，作为后备粮食。

雍正皇帝收到刘于义的奏折后，大为赞叹，立即责令山西巡抚伊都立酌情办理。

中国古代官员，绝大多数都是在科举考试的独木桥上挤过来的。他们十年寒窗苦读，读的是四书五经，写的是道德文章，却很少接触实用技术，不擅长解决实际问题，比如：治河。

刘于义是少有懂得治河的官员之一。

1730年，刘于义奉命出任直隶河道总督，指导治河工程。在治河中，刘于义没有坐镇后方夸夸其谈，而是多次亲自深入治河工地，查勘实际情况，据此来作出判断，提出治河的方法。由于刘于义的治河办法务实有效，全部得到了雍正皇帝的同意。

三

刘于义是在什么时候担任川陕总督呢?

那是在1732年，刘于义由直隶河道总督任上调任川陕总督。1736年，因为受到部下私运侵帑的牵连，刘于义被革除川陕总督职务，还被责偿麦稞，价值3万多两银子。这就是说，刘于义一共当了4年川陕总督。

其实，在担任川陕总督期间，刘于义总体上还是尽职尽责，将川陕一带治理得井井有条，还提出了许多关于用兵、设防的建议，得到了雍正皇帝的批准。因而，刘于义尽管在1733年调任回京担任吏部尚书，也仍然兼任川陕总督一职。

如果是其他官员，在被革职后，很难东山再起、官复原职。可是，乾隆皇帝考虑到刘于义在治理西北边疆时作出的贡献，不忍将他“雪藏”，于1740年将他重新起用，任职直隶布政使。于是，刘于义开始了他仕途上的第二个春天，而且频繁升职，官至直隶总督。

四

1747年，刘于义已经72岁了。

进入仕途30多年来，刘于义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担任地方官，劳苦功高。乾隆皇帝考虑到这一点，便于当年将他调回京城，过几天安稳的日子。万万没有想到，此举反而“害死”了刘于义。

刘于义回到京城后，乾隆皇帝经常将他召进宫，询问朝政事宜。1748年2月的一天，乾隆皇帝又将刘于义召到养心殿。按照清朝皇宫的礼仪制度，大臣在面对皇帝奏事时，必须全程跪在地上，不能站起来，更没有椅子可以坐。对于年轻力壮的大臣来说，长时间跪着都是一种折磨，更别说已经年满73岁的刘于义了。

那天，刘于义跪得太久，搞得有些头昏脑涨。奏事结束后，刘于义站起身时，脚不小心踩到了衣袂，将身体摔倒在地上。紫禁城宫殿地板使用的砖头，质地十分坚硬。刘于义这一重重地摔下去，立即就人事不省，很快就辞世了。

在那以后，大臣奏事的效率高多了。皇帝问话时，尽可能简洁地回答，能不说就不说，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奏事，免得重复刘于义的悲剧。

雍正帝勤政务实在历史上是怎样记述的

历史上的雍正是一位勇于革新、勤于理政的杰出政治家，他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雍正的父亲康熙，可以说是雄才大略，平定三藩，统一台湾，稳定边陲，为大一统的清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康熙在晚年，由于“太平盛世”而滋长了政宽事省的思想，这时期他处理朝政的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由此，在朝野上下的官僚队伍中，虚诈、迎合、粉饰、浮夸等种种腐败之风严重泛滥，已经直接威胁着“盛世” 的存亡。于是，惩治腐败、整顿官场风气的重担就落在了雍正的肩上。
雍正执掌朝政的十三年，可以说，是以务实精神治天下的。雍正刚一即位，便针对腐败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的惩治与清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生平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这一“憎”一“恶”，鲜明表达了他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的批判态度。虚假不实的奏报，在封建官场上比比皆是。因为有那么一种所谓巧于仕宦的官员，往往能通过弄虚作假吹拍阿谀而获得那些好大喜功的君王的赏识，从中捞到好处。然而，这一套在以务实精神治天下兴邦国的雍正皇帝那里，却是行不通的。
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各省文武官员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地整顿，情况已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说见得太多，都看得厌烦了，“只可信一半。”
对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进行尖锐批评。雍正四年(1726)七月，巡视台湾的监察御史索琳上折说：台湾地方官兵严加操练，精益求精，可保海疆万载升平。看了这一言过其实的奏报，雍正警告说：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主管河南山东一带黄河河道的总督朱藻曾接到雍正这样一则谕训：地方上一点小事，“何用如此夸张”，你的奏报往往是虚浮不实，“朕甚不取”，“一处不实，则事事难以为信也”。雍正告诫百官，虚假奏报将会失去皇上日后的信任。
浮夸粉饰，在有关雨雪水旱农业收成的奏章中问题尤其突出。对此类失真奏报，雍正每每透过夸夸其谈的文字游戏挤出其中的水分。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八九。雍正通过查问河南的其他官员，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于是尖锐地批评石文焯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皇上，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可是，这个石文焯老毛病难改。他调任甘肃巡抚之后，依旧故伎重演。雍正四年(1726)夏天，甘肃大旱，七月下了一场小雨，石文焯赶紧奏报说：已是丰收在望，这都是皇上敬天爱民的结果。雍正看了很不耐烦，挥笔批道：“经此一旱，何得可望丰收？似此粉饰之言，朕实厌观。”雍正就是这样，一眼就能看出谁在说真话，谁在拍马*，对拍马*的人总是很不客气。
雍正对笼统含糊的奏章也不放过。雍正十年(1732)四月，直隶总督刘于义奏报说，所属地方三月份雨水充足。雍正览后批评他“所奏甚属含糊”，“不明不实”，指示他日后将各州县雨水情况细加分别上报，不可一笔糊涂账。同年闰五月，江西巡抚谢旻有两个折子，一个说冬雪颇足，春雨亦调；一个说麦收情况不如往年。雍正仔细看过批复道：既然雨水一直充足，麦收为何减产，二者必有一处不实，着明白回奏。雍正厌恶虚套形式，对地方官员进呈“瑞谷”，他多次下谕禁止。雍正十年(1732)秋，广东新宁县产有两株一茎两穗的稻谷，海关监督毛克明专折呈报，雍正批评他：朕屡有谕旨，凡是嘉禾瑞谷，既不必进呈，也不用奏报，你为何专务此等虚而不实之事？
清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员，无不存在着欺上瞒下的虚假劣习。为杜绝官场上的欺瞒互骗，雍正反复提醒内外大员，凡事要躬亲办理，不可轻信属员下手。雍正三年(1725)秋，湖北沔阳遭受水灾，巡抚法敏将分设篷厂煮粥施赈之情奏报，雍正告诫他：“此等事只要勤实办理，万不可听信属员下役之欺隐。”清代刑罚，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多比照旧案，由于案例灵活多变，办案人员便可随意比附，稽查档案的书吏接受请托、收受贿赂后，往往是断章取义，或删去前后文词，只摘中间数语，或避重就轻，随手高下。针对这种弊端，雍正谕令刑部衙门，一切“稿案”由司员“亲自主稿”，以免被书吏造假欺骗。
当康熙晚年，清政府的朝中大员官僚习气相当严重，这些人身居高位，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对皇帝指令商议的事件，文武大臣们往往一味附和，并不拿出主见，很难看到直言详议据理力争的场面。雍正在藩邸生活四十余年，对朝臣这种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连钟都撞不响的苟且偷生恶习看得十分清楚，他刚刚即位不久就颁发谕旨，严加整饬此风，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现今朝中九卿大员坐班，每当商议事件，往往是“彼此推诿，不发一言”，有的假装打瞌睡，有的海阔天空地闲谈，等到需要拿出主意的时候，便鼓动一两个新来的科道官员发言表态，然后大家便“群相附合，以图塞责”。似此朝臣议事，何益之有？雍正指令朝中重臣，商议事件务要各抒己见，不得观望附和。
雍正认为，官场上流行的八面讨好、圆滑世故的习气最为可恶，指出这种劣习实为“国家之大蠢，妨政败俗莫此为甚”。训导文武大员做官要有骨气，要果敢刚直。雍正四年(1726)六月的一天，雍正将在京的文武大员召到勤政殿，训谕说：现查朝臣所议定事件，大多并不合情理，究其原因，不外乎“议事理中各怀私心”，其身为王子者，以现有众臣，我等不必先说；那些刚提升的大臣，又以现有老臣，何需我等班门弄斧而闭口不言；而资历深厚的老臣，深知枪打出头鸟，自己不拿意见，最后还落得个“从公议论”尊重别人的美名。
为彻底改变这种彼此观望的劣习，雍正宣布，即日起将议事的亲王大臣分为三班，凡遇应议之事，分头酌议，每人都拿出自己的意见，最后，如果所议意见相符一致，就照这一意见定稿启奏；若是意见不完全一样，由诸位大臣另行商议。“如此，不但不致互相推诿，而且亦各能出其主见。”雍正试图建立一种分班议事制度，让议事者必有所言，不得不言，从而使投机者失去附和的机会。

康熙晚年国库中仅有家底700万两银，堂堂大清帝国，竟是一副空架子。经过雍正励精图治，骤增到5000万两，这正是雍正“振数百年之颓风”，整饬吏治的成果。而奠定“康乾盛世”真正经济基础的，起到承上启下中间最核心的关键人物自然是雍正。我们从凝聚着雍正大量心血的谕批中可见全貌。
奏折是清代特有高级官员向皇帝奏事进言的一种机密文书，皇帝亲自朱笔批示后发回呈奏者执行。这是一套严密的行政指令传达制度，始于康熙二十年前后，当时总共才有137名亲信官员有此资格，所奏内容十分局限，因而没有形成严格的奏折制度。雍正朝，扩大范围，有资格写奏折的官员达1200以上，所奏之事无所不具。雍正在位期间共处置各种题本192000余件，平均每年达14700件，亲自朱批41600多件奏折，有的批语，竟1000多字，比奏折本身内容还要多。他在奏折中所写下的批语字数达1000多万字。他几乎每天都劳作到深夜，一年只有在他生日那天才休息，可谓日理万机。他曾说：“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于左右。”雍正把他批阅过的奏折选择一部分编成《雍正朱批谕旨》，装订的线装本足有半米厚，收录奏折7000余件，这是一代勤勉之王勤于政务的真实记录。纵观整个历史长河，从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到康熙这些君主，勤勉这方面没有一人能和雍正PK。

山东兖州知府吴关杰奉到一道谕旨，令他为政勤慎实心任事。吴把皇上的谕旨奉为至宝，找工匠把谕训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门上。他请皇上命令各省一律刊刻谕旨，使圣旨高悬。雍正对这等刻意奉承之徒批道：“你本不是什么超群之才，料理好你份内的事就足可以了。此等迎合之举皆不必，此等多事朕皆不喜。”广东巡抚年希尧奉到雍正一道口传谕令，年希尧写折子奏谢说，皇上所颁谕旨不仅周详备至，而且料事如神。雍正看后批道：“写来套话，何常有一句你心里话。”福建学政黄之隽写折子称颂“皇恩浩荡”。雍正回批：“凡百只务实行，不在文字语言。颂圣具文，朕实厌览。”
湖广总督杨宗仁兴办社仓等事上折，雍正朱批：“各省风俗民情不一，如何一样行得来？总在尔等实心任事，相机而行。”给湖北巡抚马会伯的朱批中说：“朕凡所谕，皆因人因事，权宜而发。臣工不可随朕一时谕他人之谕，来惑自己主见”。巡视台湾的监察御史索琳上折说：台湾地方官兵严加操练，可保海疆万载升平。雍正警告说：“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
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八九。雍正通过查问察觉到奏报不实，遂严厉地批评说：“你不是在欺骗皇上，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这个石文焯调任甘肃巡抚之后，依旧故伎重施。雍正四年甘肃大旱，一场小雨后，石文焯赶紧奏报已是丰收在望。雍正看了很不耐烦，挥笔批道：“经此一旱，何得可望丰收？似此粉饰之言，朕实厌观。”
陕西巡抚马尔泰奏报说风调雨顺是仰赖皇上洪福。雍正用朱笔在“洪福”二字旁画线，批道：“仰赖洪福，这类套话实在没味。朕已再三告诫内外百官不要做迎合虚文，已是口干舌燥了，你竟仍务此道，难道没长耳目吗？”刘应鼎升任四川布政使后写折子谢恩，说见识短浅。雍正批道：“似此心口相违之空文，朕实厌而恶之。”陕西降雪，巡抚武格没有及时奏报。当皇帝追问时，武格回奏说“臣等愚昧，实难辞咎。”雍正用朱笔将“愚昧”二字划去，十分恼怒：“朕深恶此等虚诈俗谈。若把你这个愚昧之人用为封疆大臣，那么朕的愚昧又怎样讲？还是诚实一些好，这样的空文再也不要有了。”

福建巡抚黄国材在奏折内表示要“实力奉行”，雍正在这四字旁批道：“全在此四字”。雍正在给江苏巡抚张楷的一条朱谕中写到：“为官者要有所作为，‘惟以实心行实政，重公忘私，将国事如身事办理”。朝庭在全国各州县设立“讲约所”，每月初一召集农民宣讲《圣谕广训》。河南山东两省总督田文镜据实陈奏不同意见，说农事繁忙，按月宣讲实在有所不能，他建议在农闲时酌情召民宣讲。他对皇帝已经批准的事说了“不”。雍正挥笔批道：“此奏可嘉处不胜批谕。”
尽管雍正器重田文境，但因其奏折频繁而责他：“你差人奏折太勤了，何必费此无益盘缠，况朕日理万机，亦觉烦索。”雍正给宁夏道员鄂昌的朱批中明确批示：“遇有应该呈报的事情，就是在一个月内上奏几次也是应该的；如果没有什么可奏报的，哪怕是几年没有折子送来，朕也不会怪罪你的。”主管漕粮运输事务的总督张大有希望朝廷准许用驿站马匹奏报漕运事务。雍正答复：“若有要紧奏折，可乘驿马送来；一般寻常的奏报，像某船经过某闸之类，不但不应当骑驿马，而且可以免去不奏。”广东巡抚年希尧具呈三件折子，雍正看后发现，折内所谈之事早就曾经上报各部了，遂批道：“已经报到部里的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是不是你广东省内没事可报而又非找事上奏才好，这么远的路途，专门派人送来这等无用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
贵州巡抚石礼哈奏请陛见，希望当面奏报地方事务，聆听训旨，雍正批示：“道路甚远，不必无益之往来。便再来陛见，亦不过朕批来之旨教勉你耳。若能实力遵行，胜来陛见十次也。”广东布政使甘汝来奏请陛见，雍正简直要急了说：“所奏实属无知，‘朕指示汝莫务虚名，莫务小惠’，‘实力实心，勇往办事’，此类谕旨已是多次，你不实力遵行，而总是请求觐见图虚荣，如此来往万余里，旷职奔走道途，实不解汝是何意。”
对没有确切把握的事情，雍正常常让熟悉情况的地方官员讨论决定。两广总督孔毓珣就田地使用问题具呈奏折向皇上请旨，雍正在折子上写到：“朕不洞知地方情形，难以悬谕。”岳钟琪统兵讨伐叛乱的准噶尔部就如何进军用兵等问题请示皇上，雍正严厉批评他说：“朕在数千里之外，怎知道当地具体情况，这都是你大将军因时因地酌情办理之事，朕怎么可能神机妙算、给你下命令呢？”
　 云贵总督鄂尔泰对不完全适合本地情况的谕旨敢于变通执行，提出不同意见，雍正称赞他说：“鄂尔泰是为国家做官。”而云南巡抚沈廷正则一味迎合谕旨，雍正严厉斥责他：“沈廷正乃为沈廷正做官。”
雍正曾任命一个叫周英的人到西藏统领军队，后来发现这个人平庸浮躁，便很坦率地对大臣说：“此事用此人大错了，这实在是朕的过错。”浙江有个叫王钧的道员要捐四万两银子修筑西湖工程。雍正批示：“让他捐，他若是不捐，朕便不会轻易地放过他，他这些年做官的名声太差了，让他出钱消灾好了。”当雍正发现自己张冠李戴后，作了世人难以想到的批示：“岂有此理，朕大错了！朕错记名字，王钧做官名声好得很，把他当成马钟华了。朕的过错，惭愧，惭愧。”

雍正的朱批绝不是都这样盛气凌人的口吻。有许多奏折他体谅宽宥令人感动。青海平定之后，雍正给年羹尧的折子批复说：“尔之真情朕实鉴之，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台湾总兵蓝延珍因自己名字犯讳上奏改讳，雍正朱批，“不必。你的名字朕甚喜欢。”年羹尧倒台后，孔毓因为年办过事怕受牵连而上折请罪。雍正批复：“此等小过，朕岂有不凉之理？朕不怪尔也。年的罪过是皆朕识人不明，误宠匪人。朕自引咎不暇，何颜累及无辜也？”
雍正还常常在臣工请安的折子上批复一句：“朕安。卿好吗？”“朕躬甚安好，你好吗？”有的批复让你都不敢相信这是九五至尊皇上说的。“李枝英真不是个人。大笑话，大笑话。”“该！该！该！该！”“传口谕给他，朕笑的了不得，真武夫也。”“好事好事。读此奏书之后而不高兴嘉奖的，除非不是皇帝。”也有发牢骚的，“朕之愤懑气郁，其苦亦不可言语形容也，奈何。”“朕之苦衷何待言喻。”雍正在古代帝王中虽不能说是圣君，但他常人一样的喜怒哀乐，表现地更为淋漓尽致。

“在中国章奏制度史上，雍正一朝是最为多姿多彩的时代，而帝王对朱批运用的巧妙和有效，雍正做到了前无古人。”读雍正谕批，读出了一个真正的雍正，了解了一个真正的雍正。

清史学者孟森赞誉：“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又说“其英明勤奋，实为人所难及。”“雍正一朝无官不清。”这样说太绝对，也无法令人信服，却是对雍正治国一种由衷地评价。

看雍正谕批的折子，纵观雍正执掌朝政的十三年，可以说，他是以务实精神治天下的。“自古圣贤为治，皆尚实政，最恶虚名。”雍正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充分体现了他务实的思想。雍正深谙“上行下效”这句古话，他的一生一直以身作则振作朝纲，呕心沥血继往开来。这不仅在清朝十帝中首屈一指，就是在古代二百多位皇帝里也是首当其冲。雍正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他这种安邦治国务实求真的精神，为乾隆初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康乾盛世”虽无“雍”字，但绝不能无视雍正实实在在存在的独特作用，非常贡献，雍正才实为盛世的缔造者。由是可以说，“康乾盛世”绝对要说成“康雍乾盛世”才公正。

清朝的刘于义，在养心殿奏事时为何会突然死去？

清朝的刘于义之所以会在养心殿奏事的时候突然死去。那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刘于义年纪大了，在养心殿奏事跪的时间太长，起来的时候头晕摔倒了，脑袋碰在坚硬的地面上，最后不省人事。?

第一，先了解一下刘于义的生平。

刘于义是江苏人，是在17 12年的时候正式的踏入仕途，先后经历过康熙，雍正，还有乾隆三个朝代，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曾经担任过很多重要的职位，而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也为百姓们做了很多贡献，比如说他在山西的时候，发现那里的储备粮食不足，于是奏报朝廷，为当地屯粮。要知道那个时候很多的官员都是只会说不会做的花架子，然而刘于义不同，他对很多事情都很懂，而且做事情的时候亲力亲为。

第二，刘于义的起起落落。

刘宇一的职业生涯一直都还算稳定，只是在1736年的时候，他被牵涉到了一起案件中，被革职了，但是因为他在职期间，一直兢兢业业，贡献突出。所以后来乾隆君王再次启用他，而他的事业也迎来了第2次巅峰。

第三，刘于义之死。

刘于义为了清朝鞠躬尽瘁，勤勤恳恳的工作了30多年，可谓是劳苦功高，而乾隆君王也是一个体恤臣子的君王，他考虑到那个时候的刘于义已经70多岁了，于是想给他一个安稳的生活，就一直调令把刘于义调回了京城。可谁曾想这反而加速了刘于义的死亡。原来自从刘于义回到京城以后，乾隆君王就经常与他一起探讨国事，而按照那个时候的礼仪，臣子在和君王议事的时候是要跪着的。试想一下，就算是一个年轻人，长期跪着都会受不了，更何况刘于义已经70多岁了。所以当事情结束，刘于义起来的时候，突然觉得头昏脑胀，一头栽倒在地上，很快就死了。

刘于义的人物生平

雍正四年（1726年）刘于义出任仓场侍郎。 然而仓库官吏以次米偷换好米，并将好米盗卖进而赚取私利，这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积习。自身清正廉洁的刘于义不吃这一套，并对此加以严厉整顿。刘于义严格检查出、入米的数量，并随时抽查余米定数，不给倒买倒卖者任何可乘之机。一时间，仓场多年的陋习弊病得以彻底整治。
雍正八年（1730年）刘于义调任吏部侍郎。 在任上，刘于义奉命同侍郎牧可登一道，到山东检查赈灾情况。到了山东之后，刘于义认真核查各项赈灾进展，并同时任山东按察使唐绥祖一道，弹劾济南知府金允彝袒护邹平县知县袁舜裔亏空一案，最终二者都受到相关制裁。 乾隆十三年（1748年），刘于义在养心殿奏事，由于跪得太久，起立时误踩衣袂，摔倒而逝，年六十五，谥文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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