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家族狠毒。司马家族是一个奇怪的家族。老祖宗司马懿,父辈司马师、司马昭都是狠毒至极的人,偏偏到了孙子辈的司马炎却是一个仁慈大度的人。
一、对亡国之君仁慈
自古以来亡国之君大都没有好下场,让位之后,不免被新君赐上一杯毒酒,了结卿卿性命!但是这个不是我们司马炎的作风。我们司马炎同志是个好同志嘛!他的指示是:“要给他们留活路”!或说晋帝国一统魏蜀吴,受降的君主可真不少:蜀汉皇帝刘禅,曹魏皇帝曹奂,孙吴皇帝孙皓。要说这三位皇帝中除了“乐不思蜀”的刘禅,可有一位刺儿头儿——“孙吴皇帝孙皓”。据说这位亡国之君来见司马炎,曾有过如下对话:
司马炎:“朕设立此座等你很久了!”
孙皓:“我早南方也设立了一个同样的座位,也等着你呢!”
晋臣贾充(原魏臣):“听说你在南方凿人的眼睛,剥人的脸皮,这是什么样的刑罚呀?”
孙皓:“人臣有弑杀自己君主的,以及奸恶不忠的,就加用此刑啊(意思是象你贾充这种人世受魏禄,反而忘恩背主,是奸恶不忠的小人,就应该受此刑罚)!”
前边的对话就已经令人胆战心惊,后边的话简直直斥司马氏谋篡曹位。可是咱们司马炎同志的反应呢?“笑一笑,十年少”——就这样过去了?!
最后,刘禅亡于晋泰始七年,曹奂亡于太安元年,孙皓亡于太康四年,都善终!
二、对傻儿子仁慈
有人说,司马炎的太子司马衷(后来的晋惠帝)的傻,他老子不知道。我认为不然。
还记得司马衷的儿子司马遹怎么出世的么?司马炎害怕儿子不懂男女之事,把自己的妃子谢玖遂遣到东宫侍寝,由此有了身孕——司马遹出生那年是公元278年,那年司马衷19岁(他出生于公元259年),19岁了,竟然不懂男女之事?!这不是傻子是啥?他父亲派谢玖不就意味着知道儿子傻么?一般儿子傻也就罢了,这可是太子呀?!赶快换一个吧!
但是,父亲是好父亲,相信“你办事,我放心”,于是让儿子继续当太子!
三、对毒儿媳仁慈
太子司马衷有一个又丑又毒的媳妇儿,叫贾南风。父亲就是那位被孙皓问的哑口无言的贾充。
可能因为贾南风太丑了,所以很少获宠幸。因此贾南风很嫉妒其他受宠妃嫔,特别是有孕的嫔妃,竟然以戟打她们的腹部,令他们流产(人工流产砖家叫兽)。司马炎知道后大怒,想打算废掉贾南风,将她囚禁在金镛城。但赵粲、皇后杨芷和大臣杨珧都为贾南风求情,我们的司马炎也就只能“以观后效”!
四、对腐败的官僚仁慈
大家都知道石崇王恺斗富的故事吧?王恺是司马炎的舅舅,司马炎母亲文明皇后王元姬的弟弟。斗富的事儿不多说了,就点一句,据说石崇为了显示出自己富有,让美女敬宾客酒,如果并可不喝,就杀了美女。偏有那残忍之辈,连三个美女敬酒都不喝,石崇连眼睛都不眨杀了这仨美女!
腐败,杀人——这可都违反国法!可是呢,国家元首司马炎同志的态度呢?——“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你们这帮货斗富居然不带我?!真不够意思!”于是他也加入战团。他送给舅舅一尊珊瑚,让舅舅去斗。结果大家都知道,石崇一把砸了珊瑚,又送给王恺一尊更大更好的!
那位小盆友说了,砸了御赐之物可是死罪!嗨,谁让碰上的是司马炎呢!
五、对骂自己的人仁慈
要说司马炎只对亲朋好友仁慈,那还真不对。司马炎的仁慈是广大的。他对直言劝谏的大臣也是仁慈的!有以下一段对话:
司马炎:“刘毅(刘毅,字仲雄,东莱掖县人。魏晋时期名臣),刘爱卿,你说我能比得上古代哪位君主呀?”
刘毅:“要我说呀,您也就比得上汉灵帝(东汉著名昏君,以卖官鬻爵著称)。”
司马炎:“啊?怎么只能与他相比?!”
刘毅:“嗨!人家汉灵帝卖官儿,得来的钱全部入国库。您卖官儿所得,全揣进您自己的腰包。要我说,您还比不上汉灵帝!”
司马炎:“。。。”
司马炎:“。。。”
等了老半天,司马炎同志才憋出一句话:“哎,我至少有一条比汉灵帝强。我仁慈!不然,你说这话,不早就被杀掉了?!”
真是个好人!
可是,对人家劝谏的事表个态呀?
“啊?!。。。朕累了。你下去吧。。。”
公元290年5月16日,仁慈的司马炎病逝。
一年之后,“八王之乱”爆发。
二十六年之后,西晋灭亡,享年五十一年。
作者:牛奕达
历代评说晋武帝司马炎
何曾:①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②主上开创大业,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道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
刘毅: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
陆云:世祖武皇帝临朝拱默,训世以俭,即位二十有六载,宫室台榭无所新营,屡发明诏,厚戒丰奢。
曹毗:于穆武皇,允龚钦明。应期登禅,龙飞紫庭。百揆时序,听断以情。殊域既宾,伪吴亦平。晨流甘露,宵映朗星。野有击壤,路垂颂声。
干宝:至于世祖,遂享皇极,仁以厚下,俭以足用,和而不弛,宽而能断,掩唐、虞之旧域,班正朔于八荒,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乐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干而变难继起。宗子无维城之助,师尹无具瞻之贵,朝为伊、周,夕成桀、跖;国政迭移于乱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无钧石之镇,关门无结草之固。戎、羯称制,二帝失尊,何哉?树立失权,托付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
谢灵运:世祖受命,祯祥屡臻,苛慝不作,万国欣戴。远至迩安,德足以彰,天启其运,民乐其功矣。反古之道,当以美事为先。今五等罔刑,井田王制,凡诸礼律,未能定正,而采择嫔媛,不拘华门者。昔武王伐纣,归倾宫之女,不以助纣为虐。而世祖平皓,纳吴妓五千,是同皓之弊。妇人之封,六国乱政。如追赠外曾祖母,违古之道。凡此非事,并见前书,诚有点於徽猷,史氏所不敢蔽也。
虞世南:武帝平一天下,谁曰不然,至於创业垂统,其道则阙矣。夫帝王者,必立德立功,可大可久,经之以仁义,纬之以文武,深根固蒂,贻厥子孙,一言一行,以为轨范,垂之万代,为不可易。武帝平吴之後,怠於政事,蔽惑邪佞,留心内宠,用冯紞之谗言,拒和峤之正谏,智士永叹,有识寒心。以此国风,传之庸子,遂使坟土未乾,四海鼎沸,衣冠殄灭,县宇星分,何曾之言,於是信矣。其去明主,不亦远乎?
房玄龄: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于人;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静四方。承魏氏奢侈革弊之后,百姓思古之遗风,乃厉以恭俭,敦以寡欲。……临朝宽裕,法度有恒。……平吴之后,天下乂安,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章紊废,请谒行矣。爰至未年,知惠帝弗克负荷,然恃皇孙聪睿,故无废立之心。复虑非贾后所生,终致危败,遂与腹心共图后事。说者纷然,久而不定,竟用王佑之谋,遣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关中,楚王玮、淮南王允并镇守要害,以强帝室。又恐杨氏之逼,复以佑为北军中候,以典禁兵。既而寝疾弥留,至于大渐,佐命元勋,皆已先没,群臣惶惑,计无所从。会帝小差,有诏以汝南王亮辅政,又欲令朝士之有名望年少者数人佐之,杨骏秘而不宣。帝复寻至迷乱,杨后辄为诏以骏辅政,促亮进发。帝寻小间,问汝南王来未,意欲见之,有所付托。左右答言未至,帝遂困笃。中朝之乱,实始于斯矣。
李世民:武皇承基,诞膺天命,握图御宇,敷化导民,以佚代劳。以治易乱。绝缣绝之贡,去雕琢之饰,制奢俗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刘毅、裴楷以质直见容,嵇绍、许奇虽仇雠不弃。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于是民和俗静,家给人足,聿修武用,思启封疆。决神算于深衷,断雄图于议表。马隆西伐,王濬南征,师不延时,獯虏削迹,兵无血刃,扬越为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祯祥显应,风教肃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业大矣。虽登封之礼,让而不为,骄泰之心,因斯而起。见土地之广,谓万弃而无虞;睹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不知处广以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于升平,行先迎于祸乱。是犹将适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觅路,所趣逾远,所尚转难,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难乎!况以新集易动之基,而久安难拔之虑,故贾充凶竖,怀奸志以拥权;杨骏豺狼,苞祸心以专辅。及乎宫车晚出,谅闇未周,籓翰变亲以成疏,连兵竞灭其本;栋梁回忠而起伪,拥众各举其威。曾未数年,网纪大乱,海内版荡,宗庙播迁。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县,翻成被发之乡。弃所大以资人,掩其小而自托,为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于前,所以贻患于后。且知子者贤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则家亡,臣不忠则国乱;国乱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圣人闲其端。而世祖惑荀勖之奸谋,迷王浑之伪策,心屡移于众口,事不定于己图。元海当除而不除,卒令扰乱区夏;惠帝可废而不废,终使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轻,拯天下者功之重,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况乎资三世而成业,延二孽以丧之,所谓取轻德而舍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圣贤之道,岂若斯乎!虽则善始于初,而乖令终于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无慷慨焉。
徐惠:昔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亡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恃大,弃德而轻邦;图利忘害,肆情而纵欲?遂使悠悠六合,虽广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祸。
刘仁轨:晋代平吴,史籍具载。内有武帝、张华,外有羊祜、杜预,筹谋策画,经纬谘询。王濬之徒,折冲万里,楼船战舰,已到石头。贾充、王浑之辈,犹欲斩张华以谢天下。武帝报云:‘平吴之计,出自朕意,张华同朕见耳,非其本心。’是非不同,乖乱如此。平吴之后,犹欲苦绳王濬,赖武帝拥护,始得保全。不逢武帝圣明,王濬不存首领。
苏辙:武帝之为人,好善而不择人,苟安而无远虑,虽贤人满朝,而贾充、荀勖之流以为腹心,使吴尚在,相持而不敢肆,虽为贤君可也。吴亡之后,荒于女色,蔽于庸子,疏贤臣,近小人,去武备,崇藩国,所以兆亡国之祸者,不可胜数,此则灭吴之所从致也。
司马光:至于晋武独以天性矫而行之,可谓不世之贤君。
孙承恩:帝资弘裕,明达好谋。纂述先志,混一九州。礼优三恪,忠厚之道。贻谋弗臧,识者所少。
李慈铭:晋武帝纯孝性成,三代以下不多得。
蔡东藩:①彼如马隆之得平树机能,未始非晋初名将,观晋武之倚重两人,乃知开国之主,必有所长,不得以外此瑕疵,遽掩其知人之明也。②武帝既知太子不聪,复恨贾妃之奇悍,废之锢之,何必多疑,乃被欺于狡吏而不之知,牵情于皇孙而不之断,受朦于宫帟而不之觉,卒至一误再误,身死而天下乱,名为开国,实是覆宗,王之不明,宁足福哉?
宋仁宗初名赵受益,是宋真宗赵恒的第六子,即民俗演义《狸猫换太子》中的太子。在位42年(1022-1063),赵在北宋九个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12 岁继皇帝位,53岁病死。虽然这时的北宋皇朝与辽、夏的几次战争都遭失败,宋不得不称臣,每年送给辽、夏大量金、银、绸、绢等,以换取边境上的安定,但是 42年无战争,少有的国泰民安,经济文化和科技出现了自唐以来的第二次繁荣。宽厚仁慈的皇帝赵的为人,受到古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一致好评,称赞他性情宽厚,不事奢华,是可以追比唐太宗的明君。史载,有一天他处理事务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羊肉热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向厨房索要。第二天皇后知道了此事,就劝他:"陛下日夜操劳,千万要保重身体,想吃羊肉就随时吩咐御厨好了,怎能忍饥,使陛下龙体受亏?"赵却回答说:"宫中的随便索取,外面就会看做是惯例。昨夜我如果吩咐吃羊肉,厨下以后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就要数百只,若形成定例,日后,宰杀之数更不堪算计,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于心实在不忍。因此我甘愿忍一时之饥"。又有一次,他在朝堂上要给宠妃张氏的伯父加官进爵,御史中丞包拯坚决不同意。包拯激昂陈辞,犯颜直谏,唾沫飞溅到赵的脸上,赵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表示接受他的建议,丝毫没有怪罪这个铁面无私的人。有一次,出使北方的使者报告说高丽的贡物越来越少了,要求出兵。仁宗说:这只是国王的罪过。现在出兵,国王不一定会被杀,反而要杀死无数百姓。所以最终置之不理。以上三例,就足以表现出这位帝王修心养性的真诚,确实相当贤德,这在古代郡王中也是很难得的了,就是现在一般做官的人也很难有他那样的度量。因此,以往历史学家们称誉他为"守成贤主"。驾崩四海内外同悲赵身体胖大,一年四季只穿很薄的衣服,平时在宫里连鞋袜也少穿,常常光着脚,他时常闹病。一年,他患了腰疼病,卧床不起多时;又有一年,他病昏迷,终日昏昏如睡且不能言语。幸亏一位针灸医生,用针刺入他的后脑,才使他恢复了语言能力。至和年间(1054-1056),他又犯病,突然口吐白沫从座位上晕倒地下,侍从人员赶忙用手指伸入他的口中,抠出痰块,才救活过来,不过,语言却发生了障碍,说话困难,"语无伦次"。此后,即使是朝会接见大臣之时,也说是 "拱嘿不语"。大臣向他奏报事情,他也是"可即首肯,不即摇首",不再多言。嘉佑八年(1063)二月眩晕病又发作,虽经医生精心治疗,仍不能痊愈。三月初一那天,他感觉病情有所好转,也有了许多精神。谁知夜里一更天气,心头突然疼痛,赶忙叫人进药,又派人去叫皇后。当曹皇后赶到时,看到赵直直地睁着无神的眼睛,已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手指着自己的胸口。又停了一会儿,就停止了呼吸。这位"贤主"的死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自动停市哀悼,空巷聚哭,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西京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州普安县(今四川剑阁)时,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当讣告传到北方的辽国时,辽道宗皇帝耶律洪基也十分难过,亲自指示将赵送给他的御衣"葬为衣冠冢",岁岁祭奠,以表示他的哀悼之意。可见他颇受时人的尊敬。永昭陵兴衰赵帧一生节俭,不饰奢华。虽然宋朝很富有,但是他从来不好大喜功,不耗费民力。活着时没有为自己建造陵园,死前还主张后事从简。赵死后,停丧于宫中福宁殿,然后派宣庆使石全彬等赴巩县勘定陵址,选中的地方有两个。一永安县城区,即今芝田镇。二孝义堡。当时大臣集议,认为以永安县城区建陵需要搬迁成千上万的民户,工程量太大,时间紧迫。恐怕不能按期完成,于是决定建陵孝义堡(即今葬地)。永昭陵建成后,有人说,这不是一块吉利地方,因为"地名和儿原,非佳兆",果然不到三年,他的继位宋英宗赵曙就晏了驾,应了"和儿"的谶语。永昭陵完全依照永定陵的规模修建,除了政府正式拨款外,又从内藏库(所谓的财政"盈馀库")拨款150万贯,丝绸250万匹,银50万两作为营陵补贴,修陵使用的军土、民夫、工匠、杂役人等,每天有46700人之多。工程从三月开始一直进行到十月才完成,十月六日赵的灵车从东京启运,十七日安葬,上庙号 "仁宋"。朝野上下都认为赵的一生实践了儒家的最高理想"以仁治国",所以称其为"仁宗"。这也是古来第一人得此殊荣。当赵的陵墓修好后,有人在陵殿墙上题诗道: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更不能。
四十二年如梦觉,春风吹泪过昭陵。永昭陵修建得非常宏丽,陵下埋藏着许多珍贵的殉葬品,陵上建有上宫、下宫和寺院宫观等多种建筑,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世事的变迁,这些建筑受到自然的和人为的不断破坏。元朝时,北宋各陵遭到了一次洗劫,被尽犁为墟,一代文物设施毁坏殆尽,十分可惜。今天的永昭陵曾处于一片菜地之中。陵丘上长满了荆棘和小灌木,周围还散布着许许多多已不可考知的大小坟丘,只有陵前的两长列石刻雕像倾立于斜阳残照之中。永昭陵于1998年开始修复,2007年,基本竣工。现为巩义市的宋陵公园。永昭陵中心是一座孤零零的坟冢,四周东西南北整齐的分布着文官、将士冢,公主王子冢等等。陵园里石刻尤其多。永昭陵历经近千年风雨而留有遗迹,最后被修复,或许是苍天的眷顾,仁宗的德行始终要被后世传颂敬仰。
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最小的儿子司马炽被封为豫章郡王。不过,司马炽的这个豫章王是遥领的,没有到封地去。这就导致八王之乱爆发后,司马炽根本就没有实力去参与,只能不交宾客,不问世事,一心攻读史籍。然而他这么做,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两大效果:一个是得到了舆论的好评,另一个效果是八王之乱后,司马炽成了幸存的司马炎的三个儿子之一(另两个是晋惠帝司马衷、吴王司马晏)。
光熙元年(306年),东海王司马越毒死惠帝,选中司马炽继位,次年改元永嘉。司马炽就是晋朝的第三个皇帝, 历史 上称晋怀帝。
司马炽和永嘉时代就这么被推上了 历史 舞台。司马炽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处在傀儡这个身份之下的,朝政全由司马越把持。司马越以太傅身份辅政,兼任了华北六州的刺史州牧,并拉拢大世族王衍为太尉,在朝野到处安插亲信。这让本就没有任何根基的司马炽更没有可能施展拳脚了。
司马炽即位前,和中庶子缪播关系很好,即皇帝位后任命缪播为中书监,缪胤为太仆卿,此外还叫来舅舅、散骑常侍王延和尚书何绥、太史令高堂冲协助自己处理机要事务。这是司马炽好不容易能够拼凑起来的班底。不过,司马越对这个力量微弱的小帮派也不能容忍,在心腹刘舆、潘滔等的劝说下诬陷缪播等人“谋反”,派将军王秉率领3000兵士进入皇宫,当着司马炽的面逮捕缪播等十余人。司马炽眼巴巴看着自己的班底被一网打尽。
司马越觉得屡次变故的根源在于宫殿侍卫力量的人心向背。为了将司马炽彻底控制在手掌中,司马越决将有侯爵身份的宫廷侍卫全部罢免。然后让右卫将军何伦、左卫将军王秉带领几百名东海国的士兵担任皇宫禁卫,将司马炽看管了起来。
司马越个人权力是巩固了,但洛阳城的形势却不太妙。八王之乱导致晋朝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洛阳府库空虚,而匈奴、羯族等少数民族武装纵横黄河南北,晋朝地方郡县望风披靡。洛阳城就好像是一艘华丽却缺乏水手和给养的大船,周围全是凶神恶煞般的小船。现在司马越考虑的不是晋朝该往什么方向走的问题,而是如何保证洛阳不被异族武装攻陷的生存问题。他想到的办法就是派出羽檄征调地方军队入援京师,号召藩镇和地方将领们勤王。
在这个问题上,皇帝司马炽和权臣司马越的利益是一致的。使者临行前,司马炽叮嘱使者们,要他们转告地方守臣:“现在增援,洛阳可能还有得救;晚了,洛阳就没有了!”华北、西北的部分州县,南方的大部分州县都还在晋朝官吏的手中,但是他们势孤力单(高度的中央集权和连年战争的结果),而且自顾不暇(异族武装或者农民起义的问题)。山涛的儿子、镇南将军山简镇守襄阳,有心报国,派出一支小规模的部队前往洛阳,不想走到宛城的时候被当地流民武装消灭了。而派出援兵后,山简的自身力量削弱了,只能闭城自守,后来干脆弃城南逃。另一个有心增援的人是荆州刺史王澄,但当山简失败的消息传来,王澄害怕步其后尘,赶紧召回部队,一心保境安民。其他地方官员,情况也大都类似。所以,几乎是没有一个援兵进入洛阳。
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过了3年多,洛阳的情况更加不妙了。异族武装力量越来越强大,朝廷能控制的郡县越来越少。永嘉四年(310年),司马越阵营意识到这样下去迟早要完蛋,就有谋士建议道与其在洛阳坐以待毙,倒不如集合城里尚有战斗力的军队,向外发展,也许能打开一片天地。司马越接受了这个带有冒险性的建议。
当年十一月,司马越孤注一掷,集合在洛阳城内外的4万军队,声称讨伐石勒,向许昌开拔。太尉王衍担任军司,与司马越同行。洛阳官民见司马越军队要弃城而去,人心惶惶,多数人都想搭上司马越这艘救生船,各显神通往军队里面挤。到最后,4万军队膨胀成人数超过10万的逃难大军,里面包括洛阳各级官吏、家眷、富翁和其他关系户、难民等等。当然,司马越也没有完全放弃洛阳——毕竟它是帝国的首都,毕竟晋怀帝司马炽还有政治号召力。他留下了王妃裴氏、世子司马毗在洛阳,并留亲信龙骧将军李恽、右卫将军何伦率少量军队守卫城池,以防万一。
等庞杂混乱的出征部队都消失在了远处的尘土中,洛阳城顿时变为了一座死城。官署中的大多数官吏、军营中的大部分士兵,都随司马越走了,衙门没有人守卫,治安没有人维持,最恶劣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都没有人去埋葬。每天都有人逃离死城。不愿意走和不得不留下的人,也忙于掘壕沟筑工事,以求自保。
晋怀帝司马炽对司马越的冒险出征,义愤填膺。司马越前脚刚走,司马炽就给东边的青州刺史苟晞发去密诏,任命他为大将军讨伐司马越。此时的晋朝已经是分崩离析,大的势力,在黄河以北主要是并州刺史刘琨和幽州刺史王浚,在江南主要是琅琊王司马睿,在关中地区主要是南阳王司马模,苟晞是晋朝在黄河中下游硕果仅存的地方实力派,也是司马炽讨伐司马越的唯一人选。苟晞的青州刺史是司马越任命的,司马越还封他为郡公。两人的关系一度很好。如果能够深入合作,司马越有可能借助苟晞的实力,在黄河下游站稳脚跟。遗憾的是,两人的关系在司马越出洛阳前,不幸破裂了。司马越的亲信潘滔、刘望等人诬陷苟晞,可能是想夺苟晞的官职;苟晞生气了,向司马越要潘滔等人的脑袋,又向司马越建议了几项人事变动,司马越一概没有答应。苟晞就生气了,认为司马越为宰相,却没有平定叛乱,我应该诛国贼,尊王室。他移告诸州县,公布司马越的罪状,宣布和司马越决裂。司马炽正是看中这一点,让苟晞去讨伐司马越的。主观上,苟晞有讨伐司马越,甚至取代司马越的心思;可惜他在客观上已经自顾不暇。因为流民武装领袖王弥所属的曹嶷部队之前大举进入青州,苟晞抵抗得很辛苦,节节败退,部队日渐零落,完全没有力量讨伐司马越,两面作战了。他能做的,就是在文字上积极响应司马炽的号召,对司马越口诛笔伐。
而司马越在离开洛阳后,日子也不太好过。所谓的讨伐石勒,不过是逃离的借口而已。全军上下,从司马越到普通士兵,都没有战胜石勒的信心。不幸的是,二月,石勒大军从汉江北上,朝着司马越部队的方向冲杀过来。司马越匆忙躲避,向东方逃去。当月,石勒占领了重镇许昌。三月,司马炽又公开发布诏书,讨伐司马越。司马越还截获了苟晞和朝廷往来讨伐自己的文书。在石勒、司马炽、苟晞三方的巨大压力下,东海王司马越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对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心力交瘁加上急火攻心,死在了项城。司马越死后,官民们要推举太尉王衍为首,率领大家谋出路。王衍不敢担当如此大任,他要推举随军的襄阳王司马范为新首领,司马范坚决不答应。最后实在没办法,王衍心不甘情不愿地继承了司马越的位置。
王衍当了东海王部众首领后,有三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就是回归洛阳,和司马炽汇合;第二条路是与其他晋朝势力汇合,比如与苟晞的青州势力抛弃前嫌合兵一处谋求自保,或者继续往东南方向发展,渡过长江去与司马睿的势力会合;第三条道路是就地占领郡县,准备后勤和工事,以之为根据地防御敌人、谋求发展。应该说,这三条路都不失为现实的选择,在石勒军队逼近的情况下都具有危险性。然而,王衍做出了匪夷所思的选择:对司马越的死秘不发丧,扶着灵柩向东海进发,准备在司马越的封地安葬他。
石勒亲自带人追赶东海王的部队,最终在苦县追上了。石勒的部队只有两万人,而王衍统帅的有10万之众,可这10万之众抱着逃难的心离开洛阳,中途又经历首领更迭,漫无目的地在河南游荡,士气越来越消沉。将军钱端勉强出兵与石勒作战,战死,引起了全军大崩溃,十几万人被石勒的军队围困住了。石勒指挥军队射杀晋军,将一场决战简化成了屠杀。十多万西晋的官吏、军队和家眷就这么消失了。只有王衍等几十名权贵成了俘虏,石勒把这些人都叫到跟前。除襄阳王司马范神色自若拒不畏死外,其余的人都纷纷哀求石勒饶命。石勒倒没有马上大开杀戒,而是询问王衍许多朝廷往事。王衍说了西晋败亡的原因,但解释跟自己没关系,并说自己根本就不喜欢参与政事,只想避祸保身。石勒对王衍强言狡辩、卑躬屈膝的行径极为不屑,不屑于用刀杀他,就命令士兵在半夜里推倒墙壁把王衍等人压死了。据说王衍临死前,终于忏悔道:“我们虽然赶不上古代贤人,但如果平时不崇尚浮华虚诞,勉力来匡扶天下,也不至于落到今日的下场。”
另一边,留守洛阳的司马越王妃裴氏和党羽何伦等人,听到司马越去世的噩耗后,仓皇无措,竟然弃城南逃。洛阳最后一丁点武装力量被他们带走了,洛阳的情势危如累卵。苟晞看到洛阳无兵无粮、敌人兵临城下,势必陷落,上表奏请迁都,还派出由数十艘船只组成的船队,运送了500名士兵、上千斛谷米进入洛阳。同行的苟晞使者请求司马炽前往仓垣(今河南开封东北)避难。这也许是挽救朝廷免于覆亡的最后机会。司马炽非常愿意迁出洛阳。但公卿大臣们坚决反对,他们有的担心迁到苟晞的地盘后自己官爵不保,朝廷可能被苟晞控制;有的则舍不得洛阳的府邸家财。结果,司马炽和大臣们争论了好久,没有马上就走。几天后,形势越来越紧张,司马炽不想再争论了,决心逃亡。他找不到车子,就徒步出宫,身边只有几十名官员、宫人跟从。君臣一行人在洛阳大街上竟然遭遇盗匪抢劫,狼狈异常,只得返回宫殿。没有一定的力量保护,司马炽君臣是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逃出洛阳城去了。城外,刘曜、王弥、石勒各部正不断逼近。
六月十一日,刘聪的军队攻入洛阳城,将官署、宫殿的珍宝、美女抢劫一空。司马炽在宫殿中被俘(一说在逃往长安的路上)。皇太子司马诠、吴王司马晏、竟陵王司马楙、尚书左仆射和郁、尚书右仆射曹馥、尚书闾丘冲、袁粲、王绲、河南尹刘默等被杀,百官士庶死者3万余人。史称“永嘉之祸”。洛阳城经过八王之乱和此番洗劫,成为一座废墟。
永嘉之祸的发生,是西晋开国以来种种矛盾累积的恶果。晋武帝司马炎时期的大臣何曾曾悲观地预测王朝很快就会覆灭,因为在司马炎君臣聚会的时候,都是谈家长里短、谈如何享受,没有一个人在关心国计民生。如果没有八王之乱这样的内乱,西晋可能还能多维持几年,八王之乱的爆发,大大加快了王朝的灭亡。永嘉三年(309年),匈奴人判断 “不出三年,必克洛阳” ,他们果然做到了。
司马这个家族,为了权利勾心斗角,弑军杀父,臭名远扬,司马炎怕司马昭把皇位给其弟弟司马攸,就歹毒的把他的父亲亲手毒死了,在临死之前,司马昭的手一直指着罪魁祸首司马炎,大臣们却以为司马昭想把皇位寄托给司马炎,都说你放心好了。最终司马昭含冤死去。
争夺王位
司马炎,字安世,是晋王司马昭的长子。按照封建时代立嫡以长的成规,他本该是当然的王位继承人,但司马昭似乎忽略了这一位长子,而对另一个儿子司马攸更感兴趣。司马昭把司马攸过继给自己的哥哥司马师为子,并打算立之为世子,他每次见到司马攸,便拍着晋王的宝座对他说:“这是桃符(司马攸的小名)的座位。”宠爱之情可谓溢于言表,但这实际上暗示了对司马炎这位合法继承人的废黜。因此,司马炎虽身为王室长子,但命运向他展现的并非簇拥鲜花的路径,而是一条等待开拓的长满荆棘的艰辛之途。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不甘寂寞的司马炎开始了他争夺王位的活动。
登基为帝
司马炎在位期间,封同姓诸王,以郡为国,置军士,希望互相维系,拱卫中央。司马炎采取一系列经济措施以发展生产,屡次责令郡县官劝课农桑,并严禁私募佃客。招募原吴蜀地区人民北来,充实北方,并废屯田制,使屯田民成为州郡编户。太康年间出现一片繁荣景象。晋武帝鉴于曹魏末期为政严刻,风俗颓废,生活豪奢,乃“矫以仁俭”?,不能自存者赐谷人五斛,免逋债宿负,诏郡国守相巡行属县,并能容纳直言。还重视法律,亲自向百姓讲解贾充等人上所刊修律令,并亲身听讼录囚。
八王之乱
灭吴后,司马炎逐渐怠惰政事,荒淫无度。他为了巩固皇权而大封宗室,使得诸王统率兵马各据一方。然而,在晋武帝死后,诸王为争夺中央权力,内讧不已,形成16年的内战,史称八王之乱。
去世
太熙元年(290年),司马炎病重,没有将国家大事托付给重臣,开国功臣都已去世,朝臣惶恐不安,无计可施。而国丈杨骏(杨芷之父)排斥公卿大臣,亲自在司马炎左右伺候,并趁机随意撤换公卿,提拔自己的心腹。司马炎病情稍有好转,见杨骏所用之人不当,就严肃地对杨骏说:“怎么能这样做呢!”于是给中书下诏,召汝南王司马亮与杨骏共同辅助王室。杨骏恐怕失去权柄与宠信,从中书那里借来诏书看,并把诏书藏起来。中书监华_恐惧,亲自找杨骏要诏书,杨骏不给。过了两天,司马炎病危,杨芷奏请让杨骏辅政,司马炎点了点头。于是杨皇后便召华_与中书令何劭,口头传达司马炎的旨意,让他们作遗诏。遗诏写成后,杨芷与华_、何劭共同呈给司马炎,司马炎看了以后不说话,于两天后驾崩,享年55岁,葬于峻阳陵。
首先是司马皇室,晋武帝司马炎一脉,基本就彻底绝嗣了;其次是士族,没跑掉的多成了胡人刀下鬼;再三是百姓,胡汉之间死命相杀。
但,这事也不能全怨在胡人身上,因为司马家自己杀自己,也不比胡人仁慈。所以,西晋灭亡的场景,得从八王之乱的死命相杀讲起。
01.司马皇室自相杀
司马炎众建司马王的主要目的,就是压制士族。这伙人的实力太强。自己活着都镇不住,就别说自己死掉以后了。所以,西晋是马下取天下,却必须马上治天下。
但是,司马家的子嗣不仅不能拱卫皇室,而且从权力游戏一直干到战争搏杀。
先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外戚势力,司马炎的皇后杨芷、司马炎的岳父宰相杨骏一系。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在公元291年发动宫廷政变,把杨氏三族屠戮殆尽。宰相杨骏、其弟尚书令杨珧、其弟太子太傅杨济一起都被族诛了。皇后杨芷被押到金墉城冻饿而死。
8年后,也就是公元299年就是持续了7年之久的八王之乱,这时候死的人就主要是司马家的王爷们。
丑皇后在干掉太后杨氏一党后,再又出手,一气送走了两个司马王,分别是楚王司马玮和汝南王司马亮,其中还有一个遭殃的大臣尚书令卫瓘。其中楚王司马玮是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五子,而汝南王司马亮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叔叔、晋宣帝司马懿的第四子。
宫廷政变随即演变为更大的流血屠杀。这一次的导火索是贾南风杀掉太子司马遹,也就是傻皇帝司马衷的长子。司马炎当初立司马衷为继承人,也是看上了第三代司马遹足够聪明。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司马炎的这个好孙子直接被贾南风干掉了。然后,司马懿第九子赵王司马伦、司马炎的侄子齐王司马冏联合发动宫廷政变,直接干死了人丑心黑的贾南风,同时把皇后一党杀了个干干净净。
权力游戏终于演变为举国战争,晋武帝司马炎的堂兄弟河间王司马颙、司马炎第十六子成都王司马颖,与齐王司马冏,组成了三王联盟,进攻主政洛阳的司马伦。三王起兵打了两个多月,死了十几万人。最后司马伦兵败被杀,权归三王。
但是,三王也不消停,因为大家谁也不服谁、谁都想当老大。于是,司马懿四弟东武城侯司马馗之孙、东海王司马越,司马炎的第六子、长沙王司马乂,也搅和了进来。于是,五王混战,正式开杀。同时,朝中和地方的士族们也纷纷站队,西晋爆发了举国大战争。杀到最后,乱世八王只剩下了一个东海王司马越,而晋惠帝也在乱战后一命呜呼。
02.五胡乱华杀遍一切
刘渊山西起兵,挑起了大汉的旗帜。但四子刘聪继位后便改汉为赵,登基为帝。刘聪向洛阳进攻,而主政的司马越直接带着主力部队逃跑了。于是,还没等匈奴人怎么样,洛阳立即陷入无政府状态,甚至攻击皇宫、淫虐宗室。但是,洛阳内乱没持续多久,刘聪的匈奴战士就杀入洛阳,匈奴兵大肆屠戮官员、抢掠百姓,光司马宗室就抓了3万多人,晋怀帝和羊皇后也一起做了俘虏。刘聪俘虏晋怀帝之后,晋武帝司马炎之孙司马邺在长安为帝。但没过几年,匈奴兵又杀到了长安,晋愍帝司马邺也被杀掉。
而出逃的司马越也没什么好结果,晋怀帝司马炽下令西晋诸侯讨伐司马越,同时胡人石勒也带着兵向他杀了过来。这种架势直接把司马越给吓死了。而司马越的十万大军遭遇石勒铁骑的反复践踏和弓箭射杀,几乎全被屠戮殆尽。
至于西晋的那些士大夫们呢?领兵征战但打不过,于是被杀掉一波;守在洛阳、长安但城破之后,于是又被杀掉一波;跟谁东海王司马越而兵败的,于是再被杀掉一波;跟着晋怀帝和晋愍帝一切投降的,又被当成前朝余虐再被杀掉一波。但士族是杀不尽的,因为这伙人的力量足够强。即便胡人当政,也得仰仗士族统治地方。但能够左右西晋朝堂的那些豪族大臣们,肯定都没啥好结果。
虽然是司马王搞乱了西晋天下,但这些豪门士大夫们就没有一点儿责任吗?
司徒王衍被石勒所俘,不仅不能为国尽忠,反而劝说石勒称帝,一点士大夫的气节都没有。甚至连胡人石勒都看不下去了。
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
我石勒虽为胡人,却从未见过如此无耻之人,于是半夜下令推倒墙壁把王衍压死。临死之际,王衍倒还说出一番实话:
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所以,八王之乱的始作俑者是晋武帝司马炎,乱世操刀的是贾南风与司马皇室,但豪族士大夫们也没起一点儿好作用。这伙人被杀也没什么可惜,胡人对他们不会心慈手软,被杀被赶也算罪有应得。
03.西晋是不是罪有应得
至于西晋灭亡中百姓被杀,那就数不胜数了。
公元300年前后,西晋北方人口大约在2450万人。待到前秦灭燕统一北方的时候,北方人口大约在1300万人。而这期间的人口损失肯定很大。但先后六次南迁高潮,也是北方人口大量减少的重要原因。因为西晋和东晋的政权力量很弱,所以人口损失没法给一个确切数字。
但是,基本能够确定的是:始作俑者晋武帝司马炎一脉基本被干掉了。司马师与两个妻子没有剩下儿子,所以司马师一脉早就没了。而司马师和司马昭的同母弟司马干,其子嗣在刘聪灭晋的过程中被屠戮殆尽。司马昭之子司马炎一脉,司马炎的第二十五子晋怀帝司马炽,司马炎第二十三子之子晋愍帝司马邺,先后都被前赵皇帝刘聪杀掉。而东晋称帝的司马睿,是司马懿第三子司马伷一脉,在南方勉强支持。至于司马炎的其他子嗣,要么在八王之乱中被自己人杀掉,要么在五胡乱华中被胡人杀掉,几乎找不到剩下的子嗣。
北方的士族们,大多流落到了南方,而且多是举家迁移。留在北方的一些士族,成了胡人政权的重要依靠。后期的南北竞争,表面上看是胡汉之争,但也是南北两大士族集团的竞争。因为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央帝国的底层社会形态就是豪族与部曲的模式。胡人死命的暴力输出也改变不了这个社会心态。
那么,西晋是不是罪有应得呢?
司马炎愚蠢,但笨人也不见的就一定要死。关键是自东汉以来的两个问题始终解决不了。一个是内部的士族问题,已经改变了社会形态,王朝政权根本就凝聚不了力量;另一个是外部的胡人问题,胡人已经进来了,但怎么解决这伙人,也就是实现胡汉融合的问题,始终没有方案。所以,内外两个问题的交相叠加、事势激荡,是西晋惨烈灭亡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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