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代魏司马孚为何痛哭流涕

公元266年，司马炎逼魏元帝曹奂禅让，定国号晋，魏晋易代。司马孚作为司马炎的叔祖，告别曹奂时泪流满面地说：“ 臣到死的那天，也是纯粹的大魏之臣”。这位司马家族的长老已不是第一次令掌权者极为难堪。

早在司马师执政时，魏帝曹芳被废离宫，司马孚就旁若无人地放声痛哭。魏帝曹髦被司马昭手下杀掉时，朝廷百官都不敢去，司马孚却“枕帝尸于股，号哭尽哀”。司马孚为何屡次做出有损家族颜面、不符合家族（皇族）利益的举动？

司马孚是司马懿之弟，生于180年，以当时罕见的九十二岁高龄卒于272年，一生横跨汉末、曹魏和晋初三个历史时期。司马孚不仅参与了司马氏从地方儒学家族到曹魏权臣家族，进而成为新朝代领导者的完整历程，也见证了士大夫的代表性行为风范从砥砺名节、舍生取义向隐逸谈玄、放纵不羁的转变。

司马家族谱系（部分）

东汉中后期，士人扬清激浊、舍命不渝

西汉和东汉都存续两百年左右，但东汉进入中期之后就长期衰落，宦官和外戚轮流掌控朝廷，政治黑暗腐败。士大夫群体一方面大起清议，扬清激浊，以明邪正之道，一方面奋其智力，打击宦官和外戚，以挽救危局，东汉政权才得以勉强支撑，近百年倾而未颠，决而未溃。

在司马懿之父司马防时期（149-219年），司马家族已被视为儒学家族。司马防为人方直公正、近乎古板，对八个儿子的要求极为严格，“诸子虽冠成人 , 不命曰进不敢进 , 不命曰坐不敢坐 , 不指有所问不敢言”。

司马孚出生之时，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后期。168年，太傅陈蕃与大将军窦武欲诛灭宦官，事泄，宦官先发制人，两人皆被杀。宦官集团趁机诬陷党人，以皇帝名义大兴牢狱、缉拿士人，党锢之祸再起。七、八百名党人遭杀害、流徙和禁锢，党人的父子兄弟、门生故吏甚至五服以内的亲属，皆被罢免官职，禁锢终身，其中代表者是李膺、杜密和范滂等人。

李膺，是党人“八俊”之首，为人刚正不阿，而且“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担任司隶校尉期间，李膺严厉惩处阉宦子弟党羽，宦官对他又惧又恨。第一次党锢之祸时，李膺被捕入狱，后来免官还乡，士大夫都认为他道德高尚，足以为天下楷模。

李膺也没有辜负天下士人。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他本有机会逃脱抓捕，却慨然投狱自首，被拷打致死。汝南名士范滂也是主动投狱，同样视死如归：“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

杜密是李膺的颍川同乡，与李膺齐名，也名列“八俊”。第一次党锢之祸与李膺同时入狱，同样免官还乡。第二次党锢案，杜密又与李膺一起入狱，不愿再受拷打折磨，愤然自杀。东汉士大夫群体舍生取义的高蹈风范，今人为之击节。

汉灵帝年间，据估计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人只有4万左右，除洛阳的3万太学生外，还有1万人。两次党锢之祸直接迫害千余人，再加上株连的五族亲属和门生故吏，东汉士人精英几乎被收拾殆尽。

经此打击，不少士人对汉室心灰意冷，甚至有党人企图废掉当时的汉灵帝，但多数士人仍有较深的忠汉情节，并没有放弃汉室。这也是为何董卓之乱时，很多士人和官僚都积极参与谋杀董卓，而作为地方官员的士大夫也与武人军阀结盟讨伐董卓。

虽生逢乱世，但在家传儒学熏陶之下，司马防长子司马朗十二岁便通过经学考试而成为“童子郎”；司马懿也“博学洽闻，服膺儒教”；司马孚更像颜回再生，“箪食瓢饮、披阅不倦”。这三人都在少年时代完成儒家文化启蒙，士大夫秉持君臣大义、依仁蹈义之时代风范应该在他们成长过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汉献帝时期，士人明哲保身、趋利避害

董卓之乱后，东汉进入军阀割据混战时代，汉献帝被曹操玩弄于鼓掌之中，汉室名存实亡，士人群体对东汉皇权的态度发生了显著转变。

公元196年，曹操迎接汉献帝建都于许县。起初，曹操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征辟天下名士、沽名钓誉，比如名重天下的孔融和世家大族弘农杨氏的杨彪都于建安年间（196-220年）在朝廷做官。袁术、袁绍等军阀有篡逆之举或野心时，都遭到手下名士幕僚的谴责反对。

曹操统一北方、实力大增之后，不臣之心也逐渐暴露，士大夫被逼做出选择。孔融早就做出判断，曹操“终图汉室”。他上表反对“封建诸侯”，实际上就是针对曹操。孔融是士大夫阶层里鲜明拥护汉室、反对曹操篡逆的代表，208年被曹操杀掉。

荀彧是另一个支持汉室皇权的士人代表。荀彧试图借曹操之力匡振汉室，虽然他是曹操的首席幕僚，但官职却是东汉朝廷的尚书令。212年，董昭建议曹操进爵国公、加九锡，曹氏篡位企图公开化。在汉室忠臣和曹操谋士之间，荀彧坚定地选择了前者，明确反对。同年荀彧被逼服毒自尽，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士大夫对汉室态度的转折点。

东汉朝廷完全在曹操掌控之下，功劳最大的荀彧被逼死，中原士大夫基本不再存有幻想。荀彧死后仅一年，身为名士同时也是曹操谋臣的荀攸、陈群、王朗、华歆、钟繇、司马懿等纷纷上劝进表，其中荀攸、陈群、钟繇都出自诗礼传家的颍川儒学名族。这些名士本应为士人群体的良心所系、道义表率，但他们背弃了儒家的君臣大义理念，在强权胁迫之下明哲保身、趋利避害。党锢之祸时士人以身殉道的气节似乎早已烟消云散。

司马朗在196年就为曹操效力，司马懿却两次拒绝曹操辟召，他此时仍受儒家忠义观念影响，同情汉室，当然不欲屈节宦官之后的曹操。后来曹操威胁将其下狱，司马懿被迫出仕。不过，曹操对司马懿极具戒心，甚至打算杀掉他。幸亏司马懿早就结好曹丕，曹丕力保，司马懿也勤奋工作，才免于一死。由于这段可怕的经历，以及目睹曹操手下幕僚谋士的生死浮沉，司马懿的性格和政治理念都发生了重大改变。

司马孚在建安年间先是曹植府内僚佐，后来辅佐成为太子的曹丕。曹操病逝、曹魏权力真空之时，司马孚力劝曹丕节哀，并积极准备丧事，拥护曹丕继位。在司马孚看来，他的君父大节是基于曹魏皇权的。

曹操当上魏公、魏王（216年）之后，改朝易代已箭在弦上，却先后发生两次旨在推翻他的暴动。一次在东汉国都许县，一次在魏王都城邺城。发起参与和涉及这两次暴乱的，既有西汉、东汉名臣之后、献帝朝廷官员，也有曹操大臣的后代、现任僚属、甚至曹操家乡谯沛的青年名士。很可能是两次叛乱严重扰乱了曹操的篡位计划，所以他最终只做了“周文王”。

汉祚将移之际，两次暴动是东汉士大夫最后的反抗和挣扎，也是士人舍生取义精神的一次回光返照。

司马氏血腥杀戮，士人隐逸谈玄、放纵不羁

217年，司马朗死于疫病。汉魏禅代后，司马懿官职一路高升，战功卓著，政治威望无人能及。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废掉曹氏宗族曹爽，独掌军政大权。司马懿以儒家的“礼法”和“名教”装点门面，内里则是冷酷实用的刑名法术，崇尚武力和权术，为胜利不择手段。

司马懿和接替他掌权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都用极冷血的杀戮手段，对付政治异己势力、甚至是稍有敌对嫌疑和私人恩怨者。很多名士惨遭灭族，比如曹爽一派的何晏、夏侯玄、李丰、邓飏、毕轨、丁谧、李胜、桓范等皆被夷灭三族，嵇康、吕安等名士也死于司马氏之手。司马氏对士大夫群体屠戮之猛烈，汉末宦官集团和曹操都颇有不及。

对儒家最注重的纲常——君臣大义，司马氏弃之如敝屣，恣意废立、弑逆曹魏皇帝，如本文开头所述。

历经党锢之祸、董卓之乱和军阀混战的士大夫，动辄死于非命，到建安晚期汉室名存实亡，大族名士都不得不明哲保身、趋炎附势。司马氏掌权后，血雨腥风的政治环境下，士人和朝廷官僚惶惶不可终日。除了极少数特立独行之士，大多数士人不敢挑战司马氏的高压统治和篡逆之举。忠君报国、舍生取义等儒家信仰被空前质疑，士大夫参与政治的热情消退，很多人热衷于从老庄哲学中汲取思想养料和精神慰藉，魏晋玄学大行其道。

政治黑暗恐怖和儒家价值观遭遇危机引起的焦虑、忧郁和苦闷，相当多士人隐逸、谈玄、服药、纵酒，以放诞不羁之举来缓解和发泄，其中最著名者是“竹林七贤”的嵇康和阮籍。然而在食药、嗜酒、求仙的表象之下，嵇康和阮籍都坚信儒家政治理想（不是说他们的哲学观点也是儒家的），只不过前者鲜明，后者隐晦。

对待司马氏篡魏的态度上，嵇康因与皇族联姻，完全站在曹魏一边。他尖锐激烈地抨击讽刺司马氏不忠、伪善和无耻，同时又表明绝不出仕的态度，为司马昭所深恨，被借故杀掉。

阮籍的政治立场比较隐忍。阮籍是“建安七子”阮瑀之子，高才远识，声名远播，司马昭极力拉拢。阮籍在司马氏府中，表面佯狂醉饮，实际谨言慎行。阮籍的痛苦来源是不得不与司马氏虚与委蛇，不能表现出对司马氏的鄙视厌恶，更无法践行其政治理念。行为与价值观上的冲突，情感上的矛盾，阮籍以放诞来自浊，用狂饮来麻醉，但这种自欺的行为更加重了阮籍的痛苦。

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并不如嵇康、阮籍那样愤激痛苦，也不彻底谈玄、放纵、避世，他和羊祜、魏舒等士人既能顺应时代潮流，保持放达超脱之姿态，也能积极从政、实现儒家传统的治国安邦理想。

司马孚则是正统的儒家信徒，为维护家族和曹魏国家利益，他屡屡发挥关键作用。高平陵政变时，司马孚与司马师一起控制京师；东吴诸葛恪围攻合肥新城，司马孚率军督战，化险为夷；蜀汉姜维击败雍州刺史王经，震动关中，又是司马孚前往坐镇、稳定局势。

成长于汉末激昂士风中的司马孚，又为曹魏建国、治国效力数十年，对曹魏天子的道义情感深厚。在家族伦理、利益与君臣伦理的两难困境中，司马孚所承受的煎熬是难以想象的。司马氏每次篡逆谋划，司马孚都未参与，而且他还全然不顾家族掌权者的颜面，屡次向曹室大表忠心。他这样做改变不了司马家族篡逆之实，却可以缓解内心的极度痛苦与自责，以求无愧于良知。

司马氏强调“以孝治国”，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都不敢逼迫司马孚，反而对这位家族之长礼遇有加。司马孚过寿时，司马炎以皇帝之尊向他行家人礼，司马孚死后，更是备极哀荣。司马氏为何只强调孝，而不忠孝并举？因为他们的天下是废君、弑君和逼迫禅让得来，若主张忠，岂不是自打耳光。

司马孚并非司马家族中的孤例，司马通有“大将军狂悖之弟”之名，指的就是他不与其兄司马懿合作。司马通之子司马顺更是对受禅的司马炎大加嘲讽，被流放至武威，不改其志而死。

魏晋之际，司马家族虽有个别忠义之人，但为夺权篡位，以刑名法术为师， 尽失儒家家风，其天下不能长治久安。西晋几十年就亡国，东晋司马皇权更是受制于高门士族，司马氏作为皇族大姓最终湮灭于南北朝的动荡混乱之中。汉末曾砥砺名节、慷慨就义的士大夫，在中国大分裂的乱世之中不只是谈佛论道、逃避政治责任，也以玄学探索、领悟人生和宇宙的终极道理。

后记：本文并非以舍生取义的道德标准来苛求汉末到魏晋的所有士人，果真如此的话，司马孚首先就是东汉的叛臣，与司马氏对抗的曹魏一派也多是东汉的叛臣降将，再推而广之，此后历代就没有纯正的国之忠良了。另外，本文主要考察中原名士对君权态度的转变，基本不涉及吴蜀等其他地区的士人。

魏晋之际高压残暴的统治，是忠烈不屈士大夫的不幸，但同时也成为士人反思儒家思想、追问生命本质、探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契机，他们终以晋玄学大大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曹魏最后的忠臣是谁，晋武帝司马炎不敢治罪，还得尊称他为爷爷？

曹魏最后的忠臣是司马孚，因为他觉得一天是曹操的臣子，那么一辈子都是曹操的臣子了，加上曹操对他很好，他感念曹操对他恩德，还有就是晋武帝司马炎是他侄子来的，所以他根本就不怕了。按照辈分晋武帝司马炎是要叫他爷爷了。

开国功臣司马孚

司马孚算是开国功臣之一了，他的身份是比较特殊，他的父亲叫司马防，他有一个二哥就是司马懿，看出问题来吧，他根本就是司马家族的人，只是开始跟随了曹操打天下，没有想到最后曹操的天下给自己家人拿了。

他就非常不乐意，觉得是自己家人对不起曹操，一直都是把自己归于曹魏，从来就没有想着帮自己的家族，虽然这个时候侄孙司马炎已经成功上位，也登上了最高的位置了。

曹魏灭亡

曹魏最后还是灭亡了，关键在于司马懿夺取政权，司马孚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结局，但是他不承认自己侄孙司马炎，还是坚持自己是曹魏的忠臣，就在曹奂搬金墉的时候，就只有司马孚敢去送曹奂，一点都不顾及晋武帝司马炎。

晋武帝司马炎知道自己的叔祖父脾气，也就随他老人家折腾了，毕竟也算是一个长辈，他再不乐意，天下都已经大定了，司马家族上位是板上钉钉，根本就没有办法更改，他老人想就给他想好了，自己应该给他的尊荣还是要给的。

265年11月12日，洛阳城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受禅仪式，魏主曹奂被迫禅位，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继承皇位，建立西晋政权。两天后，曹奂迁居到金墉城，昔日的满朝文武都成新朝臣子，自然不敢相送。然而有一个人却不怕，他拉着曹奂的手，痛哭流涕的说道：“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

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应该如何评价？

在诡谲多变的魏晋政治舞台上，各色人物粉墨登场，以忠臣或是奸臣的形象示人，而其中形象最为复杂的当属司马孚。他享年93岁，经历了东汉末年、曹魏兴衰和西晋建国三个时期，在许多历史事件上都扮演了关键角色，其各种作为我们很难用忠臣或者奸臣来进行简单划分。

他既是曹魏开国元勋之一，也为司马氏掌权立下功勋；他既是西晋宗室德高望重的族长，却自称“有魏贞士”与其他西晋宗室格格不入。司马孚如此复杂矛盾的形象自然格外引人关注，那么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第二个”司马懿说司马孚，就不得不说他和司马懿之间的关系。魏明帝曹睿曾这样说到，“吾得司马懿二人，复何忧哉！”可见在曹睿看来，司马孚好比“第二个”司马懿。实际上，两人不仅才干相近，而且形影不离，配合密切。

司马孚，字叔达，司马八达之一，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遗传了优良家风，自幼手不释卷，广涉经史，名声才干仅次于司马懿。后在曹操的征召下，司马孚跟着哥哥司马懿出仕，在曹植门下担任文学掾一职，面对负才陵物的曹植，司马孚多次直言规劝。不久，司马孚出任太子中庶子，同哥哥司马懿一同辅佐曹丕，成为曹丕的左膀右臂。

曹操去世后，司马孚稳定朝政局势，为曹丕顺利登基出力颇多，深得曹丕信赖，不仅加官进爵，还得以入宿皇宫禁地。224年，曹丕东征孙权，以司马懿统军留镇许昌，而司马孚则被曹丕外放为河内典农，以为平衡之策。曹丕临终前，以司马懿为托孤大臣之一，司马孚则继续留在外地为官。

曹睿即位后，重新启用了司马孚，以其为度支尚书，总揽全国财政经济。而司马懿则活跃在魏蜀前线，统帅西线大军与诸葛亮鏖战。为配合司马懿的军事行动，司马孚多次建议曹睿加强西线守备力量、兴办屯田水利，均被曹睿采纳。不久，司马孚升任尚书令，得以涉及政务，而司马懿则升任太尉，不久又率兵平定辽东公孙渊，最终和曹爽成为曹睿的托孤大臣。

此时，司马氏在曹魏的权力达到了新高度，不过他们也遇到了迄今为止最大的挑战。面对曹爽咄咄逼人的攻势，司马懿谨慎低调行事，司马孚更是不管杂事，与世无争。不过他们二人并不是坐以待毙，而是在积极谋划反击。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司马孚积极配合，带着侄子司马师控制了洛阳，在司马懿诛灭曹爽，乃至之后平定“淮南三叛”的一系列行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为司马氏掌控给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当局势稳定后，司马孚便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未有染指朝政。司马懿死后，面对侄子们对曹魏政权的步步威逼，作为长辈的司马孚不仅没有参与多次的废立，还走上了另一条分岔路。

曹魏最后的忠臣260年，曹魏局势已经到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地步。魏帝曹髦心有不甘，率内卫讨伐司马昭未果被杀。在当时严酷的政治氛围下，无人敢为曹髦奔丧。司马孚闻讯后立即奔赴现场，他将曹髦的头枕在自己的大腿上嚎啕大哭“杀陛下者臣之罪”。曹髦死后，很多人建议以庶人之礼下葬曹髦，但司马孚却力主以王礼将其安葬，并最终被采纳，时人无不感叹。

265年，司马懿之孙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贬其为陈留王，令其前往洛阳附近的金墉城就国。当曹奂一行驶出洛阳城外时，已是耄耋之年的司马孚拉着曹奂的手痛哭流涕的说道“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司马炎得知此事后不仅没有降罪于他，还对其大加封赏，并给予最高的礼遇。

在临终前，司马孚写有《遗令》这样描述其矛盾复杂的一生“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司马孚认为，他作为曹魏元老重臣，在曹魏生死存亡之时没有像伊尹、周公那样力挽狂澜，使社稷倾覆，略有遗憾。同时，他认为自己兼有曹魏重臣和西晋宗室的双重身份，在魏晋交替之际，也没有像伯夷和柳下惠那样偏激，在两者之间做到了最大的平衡，对于饱受经学熏陶的他来说，已经是“立身行道，终始若一”了。

司马孚是在“作秀”么？看到这里，或许有很多人对司马孚这种在忠臣和家族之间“找平衡”的心态是很不理解的。毕竟西晋是自己家族的天下，而当时身为司马家族的长辈，垂垂老矣的司马孚何必继续以曹魏忠臣的身份自居，很难说他这样做难免有“作秀”的成分。不过我认为司马孚这样做却是本色流露。

司马孚角色的转换始于高平陵事变，他在其中虽然扮演了关键角色，但这并不完全出于家族私心。曹爽专权后，大肆启用亲信，排除异己，奢华无度，触犯了包括司马氏在内的许多曹魏大臣的利益，引起众怒。而司马氏作为曹爽的直接敌人，双方矛盾不可避免。而政治斗争就是你死我活，司马孚为了家族利益帮助司马懿积极谋划，自是情理之中。而许多大臣也纷纷站在司马懿这一边，可以看出司马孚此举也是为了曹魏社稷着想，不能说司马孚完全出于私心。

不过此后事态的发展却不在他的掌控之中。眼见局势稳定和司马懿日益专权，司马孚则渐渐淡出一线。而后司马师、司马昭乃至司马炎的废立行为，司马孚也不加参与，毕竟此时他不能掌控事态发展。在曹髦被弑、曹奂被贬无人敢问时，司马孚还能以曹魏忠臣自居，为其主的悲惨遭遇恸哭不已，这不仅体现了他对“道义”的坚守，也需要过人的勇气。时曹丕篡汉，曹丕的妹妹身为汉献帝的皇后怒摔玉玺，斥骂使者，其心境想必和司马孚是一般的，是本色流露，与政治作秀无关。

坚守道义可以选择激烈抗争，也可以选择平衡立场。东汉末年的党人以激烈行为反抗宦官专权，不仅伤及自身，也动荡了国家根本。汉献帝臣子面对曹操的控制也做出过激烈反抗，但在大势之下于事无补。司马孚面对的也正是这样一个大势，他虽然身为曹魏元勋，但在司马懿死后已经成为家族族长，面对侄子、侄孙的行为于情于理没有必要激烈抗争，寻求平衡最为妥当。

结语西晋建立后，身为宗室族长的司马孚受到了司马炎的极高礼遇，被封为安平献王，食邑四万户，其封国规制为西晋藩王之最。272年司马孚去世，司马炎以东汉东平献王的礼制予以安葬，并成为西晋藩王下葬的最高标准。

但是司马孚去世后，其后世封国却迅速衰落，不仅地盘大为缩水，食邑甚至被削减至一万户，地位大不如前，而这很大程度上与司马孚始终以曹魏忠臣自居是有很大关系的。这或许也从侧面印证了司马孚并非作秀，而是真正的曹魏忠臣。

司马炎篡位时，大封家族成员为王，为何却把一位堂叔流放呢？

265年，经过三代人几十年的努力，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终于将曹操的孙子曹奂赶下台，建立了西晋王朝。司马炎在成为皇帝后，在加封文武百官的同时，还对自己的家族成员进行了封赏，其中许多人都被封为王。司马炎吸取前朝教训，给这些宗室王爷们很大的权力，结果引发来了后来的“八王之乱”。

然而，在司马炎给宗室封王的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情，他的一位堂叔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封赏，反而还惨遭流放，最后死在流放之地凉州。前面说了，既然司马炎已经吸取曹魏的教训，厚待宗室成员，为何还要将自己的亲堂叔流放呢？在这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司马炎的这位堂叔名叫司马顺！原来司马懿的父亲名叫司马防，总共有八个儿子，因为他们的表字中都有一个达字，所以被称为“司马八达”，分别是长子司马朗、次子司马懿、三子司马孚、四子司马馗、五子司马恂、六子司马进、七子司马通、八子司马敏。而司马顺的父亲正是司马通，而司马昭与司马顺是堂兄弟，也就是说司马顺是司马炎的堂叔。

西晋建立的时候，司马通已经死了，不过他有三个儿子，分别是长子司马陵、次子司马顺、三子司马斌。司马炎对自己的家里人很大方，刚做皇帝就封了几十人为王，其中就包括司马陵、司马斌。根据史料记载，司马陵最初被封为北海王，食邑为四千七百户，司马斌被封为陈王，食邑为一千七百一十户。

早在曹魏统治时期，司马顺就已经有爵位了，是习阳亭侯。如今，大哥司马陵封王了，三弟司马斌也封王了，按理说司马顺也应该被封王，但是现实却没有！司马顺不仅还被削去了习阳亭侯，还遭到了流放，“由是废黜，徙武威姑臧”，最后死在了凉州。那么，司马炎为何这么对待司马顺呢？

事情与司马炎篡位有关！司马炎虽然是篡位的，但却采取了禅让这种非常古老的方式，来掩人耳目。司马顺虽然是司马家族的成员，但却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对堂侄篡位表示不满，他叹息道：“事乖唐虞，而假为禅名！”意思是说，司马炎的篡位行为完全无法与尧舜相比，却还假称禅让之名！

说完这句话，司马顺还流下了眼泪，“遂悲泣”。从这段记载，我们不难发现司马顺的政治态度，他虽然是司马炎的堂叔，但却反对篡位的行为。与司马顺态度差不多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司马孚。魏主曹奂被废后，司马孚在给曹奂送行时，拉着曹奂的手，痛哭流涕，悲不自胜地说道：“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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