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仁,他是欧洲博士，不远万里来清朝工作

南怀仁,他是欧洲博士，不远万里来清朝工作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南怀仁的文章，欢迎阅读哦~

说起清朝，很容易给人一种“闭关锁国”的印象。其实在清朝前期，中外之间存在交流互动，甚至连皇帝都对西洋充满兴趣，许多外国传教士还在朝廷身居高位，南怀仁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比利时人，曾担任清朝的工部侍郎，还为康熙讲解过几何学与天文学。

一、比利时博士，不远万里来清朝工作

1623年，南怀仁出生于比利时，十二岁时进入耶稣教会读书，十七岁进入鲁汶大学艺术学院学习。

鲁汶大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教会大学之一，在此学习期间，南怀仁系统地学习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还涉及天文、地理、数学、历算等知识。

学完哲学课程后，南怀仁又在耶稣会学院学了一年数学和天文学，然后又花了两年时间拿到神学博士学位。这段学习经历，为他日后的中西交流打下知识基础。

作为教会工作者，南怀仁本打算去南美洲传教，但被西班牙王室拒绝。老天给他关上大门，却给他开了另外一扇窗。1654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回国述职，南怀仁与之交流后，受其影响，对大清产生心驰神往。于是，南怀仁要求前往清朝传教，并得到教会支持。

顺治十三年，南怀仁、卫匡等人由意大利启程，但出发不久就在路上遭遇海盗，所行物品被抢劫一空，他们不得不重新准备。第二年，南怀仁从里斯本出发，次年抵达澳门。

1659年，南怀仁进入大清内地，先是前往西安传教，过了段时间又被召入京城，担任汤若望的助理，在钦天监协助制订历法。

汤若望是一位著名的传教士，明末来华，后为清朝工作。清朝初年，汤若望多次向领导陈述新历法的优点，并用新历法准确预测了顺治元年的日食亏、食甚等天文现象，最终说服多尔衮，将新编纂的《时宪历》颁行天下。后来，汤若望担任了钦天监监正，深受顺治信任，还助力玄烨的胜出。

汤若望比南怀仁年长三十多岁，在华已经取得很大成就。南怀仁对这位长辈非常尊重，竭尽全力协助他工作。汤若望在写给同事的信中，对南怀仁评价道：

“他不仅掌握了这方面的科学，而且谦虚、坦诚。当他对这门学科从头到尾做了简明扼要的陈述后，我觉得无需再作任何补充了。”

二、经历挫折，却得到康熙的赏识

欧洲传教士来华，很容易与本土的传统儒家文化发生冲突，于是不得不改变传教策略，将教义与儒家学说相结合，因而传教士本身的工作也远超传教范畴。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们要传播西方科技，甚至进入仕途，进而影响皇帝。康熙心胸开阔，喜欢西方科技，所以康熙朝，西方传教士能够得到较好待遇，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清朝时，中西文化的冲突，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历法之争，这种冲突不仅超过科学文化领悟，甚至关系到民族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四年发生了著名的“历狱”。

康熙初年，敌视传教士的势力非常强大。康熙亲政之前，就出现过杨光先为代表的传统士大夫抗拒汤若望的极端行为。因顺治时，汤若望倍受恩宠，以杨光先为首的士大夫已经不满。待康熙继位，鳌拜便代表了这些人的意愿，对汤若望群起而攻之。

康熙三年，杨光先上书弹劾汤若望。紧接着，汤若望、南怀仁等人被关押审讯。汤若望当时年事已高，吐词不清，每次受审都由南怀仁代为答辩。在监狱中，南怀仁对这位长辈悉心照顾，甚至放弃自己出狱的机会。

康熙四年，辅政大臣们认为，汤若望大逆不道，应该千刀万剐，南怀仁等人应该拘禁与流放。这个时候，孝庄发话了，她认为：“汤若望向为先帝所信任，礼待极隆，尔等欲置之死地，毋乃太过。”

于是，汤若望、南怀仁得到释放。

康熙亲政后，汤若望与南怀仁得到平反。康熙八年春，在京城观象台，经过实测证明，南怀仁推算的太阳纬度与实测结果相同，从而战胜了鳌拜支持的杨光先。凭借天文历算方面的知识，南怀仁很快确立了自己的威望。

接着，康熙授予南怀仁钦天监监副的职位，并下令“历法天文，概第南怀仁料理”。从此，南怀仁深受康熙信任，后来还担任了工部侍郎。

三、担当多重角色，去世后受朝廷认可

在钦天监，南怀仁改造了观象台，重新建造了许多用于西洋新法的天文仪器。这些仪器不仅先进实用，同时也是典雅精美的艺术品，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硕果，至今仍然陈列于北京古观象台。

在制造仪器的同时，南怀仁将各种仪器的制作原理、安装和使用方法，详细记录，著成一本《新制灵台仪象志》。

康熙十三年，南怀仁绘制完成《坤舆全图》，该图系木刻、着色，由两个半球图组成。图的周围，分布着十四段注记文字，解释了许多自然现象。

除了在天文地理方面有所贡献，南怀仁的工作还涉及到监工、帝王师、翻译等多重角色。

清代，由于要到处平定战乱，康熙需要制造大量火炮。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质量、数量上，康熙年间的火炮都达到一个高峰。南怀仁对此作出过突出贡献，他所设计的火炮，有三种还被列入《钦定大清会典》。

由于大清本土翻译人才的缺乏，在同欧洲国家交往时，很容易出现沟通问题。南怀仁通晓多重语言，因而数次担任清廷翻译，成为中欧交流的桥梁。

康熙喜欢西洋科技，备受信任的南怀仁因而成了帝王师。他为康熙讲授几何学与天文学，还将《几何原本》翻译成满文，并陪同康熙观测星相。

1688年，南怀仁去世，朝廷为其举行隆重的葬礼，并赐谥号“勤敏”。

中国历史有名的天文家有哪些？他们各有什么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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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羲和，中国远古时代天文历法学家。

甘德，战国时代天文学家。

石申，战国时期魏国天文学家。

贾逵（30～101），东汉时天文学家、经济学家。

张衡（78～139），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

刘洪，东汉末天文学家。

何承天（370～447），南北朝时代天文学家。

祖冲之（429～500），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

刘焯（544～610），隋朝天文学家。

李淳风（602～670），唐代初期天文学家、数学家。

一行（本名张燧，683～727），唐代著名天文学家和佛学家。

曹士为（生卒年不详），历法家，活动于唐德宗建中年间。

梁令瓒（），唐代天文仪器制造家。

苏颂（1020～1101），宋代天文学家、数学家。

杨忠辅（生卒年不祥），宋代天文学家。

郭守敬（1231～1316），元代天文学家。

王恂（1235～1281），元代天文学家、数学家。

邢云路（），明代天文学家。

徐光启（1562～1633），明末杰出科学家、天文学家。

薛凤祚（1600～1680），明末清初数学家、天文学家。

王锡阐（1628～1682），明清之际民间天文学家。

梅文鼎（1633～1721），清代天文学家、数学家。

李善兰（1811～1882），清代天文学家、数学家。

张衡

张衡，别号平子，南阳西鄂人，（就是现今河南省南阳县人），县城之北，有一鄂城寺，就是汉朝西鄂的故址。他出生于汉章帝建初三年，也就是民前1834年。

他的学术思想是多方面的，从他的著作中来看，有哲学、有政治、有历史、有地理、有数学、有训诂，还有文学等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两篇天文著作，一是「浑仪」，一是「灵宪」。而成为我国古代千余年中「宇宙观」的正宗学派。

张衡的家世，出于春秋时代晋国大夫的张老，他的曾祖父及祖父都很富有，到了他的父亲却很贫穷。张衡自幼聪颖好学，多才多艺，且善绘画，尤其喜欢天文阴阳历算，后来也引起皇帝对他才华的注意。派他当一名「郎中」。他的创作天才，逐渐开展。制造「三轮自动车」、「自飞木雕」、「指南车」、「土圭」等器具。他对于天文历数的嗜好，也有心得，进而研究天文、历法、数学等之自然科学。他的成绩为当代的人所钦佩。四年后升为「太史令」。掌管「天时」、「星历」。凡岁之将终之时，启奏新历。国家祭祀丧娶之事，掌拜良日及时节禁忌。这就是后代「钦天监」的职务。直到清朝采用外国官员担任钦天监时，如南怀仁之辈也不例外。他虽然不懂中国星相这一套，可也不能推辞不干，至于纪录瑞应灾异，在普通的见解，也许认为无聊。但国史上却是一份异常宝贵的资料。 我国古代保有最古的日食纪录。以及最丰富的流星陨石纪录，这些都是科学史上重要的资料。

六年后出任「公车司马令」，这个职位作用现代语解释，应该是管理「人事」或「公共关系」的官员。他对这职位甚感头痛，他的朋友还讥笑他不长进。他扼要答复数句是「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可见他是个多么宁静淡泊的人。

后来又恢复太史令工作，居八年之久，在这期间创造「候风地动仪」，就是近代的地震仪，为中国史上，最科学化的仪器。这时顺帝终于把他调为「侍中」，这是皇帝的机要秘书，从此就被宦官嫉忌，终于在五十九岁离开了机要重地，出任「河间相」，张衡到任后，严整法度，收擒奸党，上下肃然。做了三年之后，大家都佩服他的政绩。张衡辞去支河间相后，改官为「尚书」，但不久就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二岁。

落下闳

落下闳,中国西汉民间天文学家。生卒年不详，活动在公元前100年前后。字长公，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人。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前104年）为了改革历法，征聘天文学家，经同乡谯隆推荐，落下闳由故乡到京城长安。他和邓平、唐都等合作创制的历法，优于同时提出的其他17种历法。

汉武帝采用新历，于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颁行，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新历因而被称为《太初历》。汉武帝请落下闳担任侍中（顾问），他辞而未受。

落下闳是浑天说的创始人之一，经他改进的赤道式浑天仪，在中国用了两千年。他测定的二十八宿赤道距度（赤经差），一直用到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才由一行重新测过。落下闳第一次提出交食周期，以135个月为“朔望之会”，即认为11年应发生23次日食。 他知道《太初历》存在缺点：所用回归年数值（356.2502日)太大，有预见地指出“后八百年，此历差一日，当有圣人定之。”（事实上，每125年即差一日，到公元85年就实行改历。）

虞喜

虞喜（公元281--356年），字仲，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东晋天文学家，宣夜说的继承和发展者。

虞喜于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出生于刚刚亡国的孙吴官宦世家。父亲虞察，是孙吴的征虏将军。族曾祖虞翻，是吴国的名士，训注《易》、《老子》、《论语》、《国语》。族祖虞耸，在吴国曾任越骑校尉、河间太守，入晋以后，为河间相，著有《穹大论》。胞弟虞预，在东晋成帝（公元326--342年在位）、康帝（公元343--344年在位）、穆帝（公元345--361年在位）时曾任著作郎、散骑常待等官，进爵平康县侯，好经史，著有《晋书》、《会稽典录》等。

虞喜博学好古，少年老成，年轻时就有很高的声望，受到人们的赞扬。西晋帝（公元307—313年在位）诏他出任官职，他坚辞。东晋元帝（公元317--323年在位）时，诸葛恢任会稽太守，强迫虞喜充任他手下的功曹，对他 *** 很大，下决心以后终生不仕。东晋明帝（公元323--326年在位）和成帝都多次诏他做官，都被一一拒绝。成帝时，内使何充曾称赞虞喜“博闻强识，钻坚研微，有弗及之勤”，成帝则下诏嘉奖他“守道清贞，不营世务，耽学高尚，操拟古人”。可见虞喜安贫乐道，一生惟做学问而已。

虞喜不愿做官，便在家中做学问，他“释《毛诗略》，注《孝经》，为《志林》三十篇”，主要还是偏重于对经典著作的阐释和训注，但他从古代史志书中，发现汉代最初沿用古历，以冬至起于牵牛初度，太初历制定时根据实测，以牵牛西斗宿中央附近的建星为冬至点，刘款对冬至点西遇的现象甚为疑，最后犹豫其辞，认为“冬至进退牛前四度五分”，贾逵才明白他说冬至在斗。不过，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们对于冬至点移动的记录都存而不论，没有把“周天”（恒星年）和“周岁”（回归年）区分开来。

事实上，由于月球、太阳和行星的引力影响，使赤道部分比较突出的椭形地球的自转轴绕黄作缓慢的移动，相应的春分点治黄道以每年50.24分速度西退，差不多71年西移1度，大约26000年移动一周。

虞喜当时虽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上述道理，但是他从古代冬至点位置的实测数据发生西退现象的分析中，得出了太阳一周天并非冬至一周岁的结论，即天自为天，岁自为岁。冬至一周岁要比太阳一周天差一小段，虞喜将之命名为“岁差”，这就发现了回归年同恒星年的区别。

更进一步，虞喜根据《尧典》记载“冬至日短星昴”，而当时实测冬至点在“东壁中”，即壁宿九度。从昴宿经胃宿十四度、娄宿十二度、奎宿十六度，至壁宿九度，合计退行五十多度，虞喜估计唐尧时代相距“二千七百余年”，由此可求得岁差值为约“五十年退一度”。

岁差的发现，是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虞喜发现岁差，虽然比古希腊的依巴谷晚，但却比依巴谷每百年差一度的数值精确。而且自南北朝祖冲之将岁差引进《大明历》后，隋刘悼《皇历》、宋杨忠辅《统天历》和元郭守敬《授时历》的岁差值日趋精确。而当时的欧洲，制历家们还在墨守成规地沿用百年差一度的差数据。两相比较，相形见绌。

虞喜对宇宙理论也颇有研究。他对汉代以来的盖天说、张衡的浑天说、郗萌的宣夜说三家进行分析比较，认为盖天说“天象盖笠，地法复盘”(大意：天像个斗笠，地像反盖的盘子)太粗疏；浑天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大意：整个宇宙就像个鸡蛋，大地就像是蛋中的黄。天大地小，天的表面和内部都有水，天和地的关系就像蛋壳和蛋黄一样。天和地都是由气组成的，且都是飘浮在水上。)虽比盖天说先进，但仍非至善；于是在成帝咸康中（约公元340年）乃著《安天论》。

虞喜说：“天高穷于无穷，地深测于不测。天确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静之体。当相覆冒，方则俱方，圆则俱圆；无方圆不同之义也。其光耀布列，各自运行，犹江海之有潮汐，万品之有行藏也。”(大意：宇宙是无边无际的，却也相对安定；天和地无方圆木同之理；所有天体都有自己的运动周期，以自己的轨道运行，并不是附着在一个固定的球壳上。) 《晋书·天文志》称：“虞喜因‘宣夜’之说作《安天论》。”的确，虞喜的《安天论》既否定了天圆地方的盖天说，又批判了天球具有固体壳层的浑天说。他信仰主张宇宙无限的宣夜说，并予以继承和发展，这在天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英国著名的研究中国科学史的李约瑟博士，这就样评价过“宣夜说”：“这是宇宙观的开明进步，同希腊的任何说法相比，都毫不逊色。”

张遂（法号一行）

和尚天文家张遂，生于唐代高宗弘道元年（即公元683年），是唐初张公谨的曾孙，原藉甘肃省敦煌，后迁河南省南乐县，这里就是张遂的诞生地。生后不久，遭遇武后政变，唐朝几乎灭亡。他的父亲，也做过几任县令，很早就去世。留下遗孤，过着贫苦的生活。他自幼至长，好学不倦，最喜欢研究历象及阴阳五行之说，再进而研究有关天文、历法的学问。

有一天他去元都观借书，认识元都观中的一位道士，名叫伊崇。伊祟一见张遂，就和他交上朋友，两人过从甚密。伊崇借给他「太玄经」，是一本很难了解的书，张遂却很快读完，并且把所绘的图，所写的书，通通交给伊崇看，伊祟看后，惊为天才。于是到处对人传说。他的名声传遍了长安城。不幸被武后的侄子武三思知道，就多方设法拉拢，张遂无计可施，而有遁世出家的打算，入嵩山崇阳寺（河南省登封县）削发为僧，改名敬贤，法号一行法师，从此张遂的名字，渐渐埋没。后世人只知一行，不知张遂。

张遂出家之后，除了研究佛学外，又研究天文、历算。并且 *** 各地，实现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想。到了天台山国清寺（即今浙江省天台县）修行多年，直到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才回到嵩山崇阳寺，就在那一年，朝廷派员到嵩山征召张遂出山为国服务，他托病谢辞，后来又作第二次出游，到了荆州当阳县玉泉山（今湖北省当阳县）就在那里研究佛学及其它学识不再回嵩山了。

唐玄宗时，政治复上轨道，社会繁荣，史称「开元之治」。就在这个时期，皇帝下诏求贤，派礼部郎中张洽（张洽是张遂的族叔）力邀张遂回京，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回到长安，皇帝立即召见，安排在光太殿居住。不久让他在华严寺和印度来华的僧侣，翻译多部佛经，传导密宗的教义。皇帝时常召见。垂询安国抚民之道，深得玄宗信任，张遂由和尚而变为皇帝御前最高顾问。

自唐玄宗开元九（公元721年）开始，接受天文科学工作任务，建议改革历法，创造天文仪器为开端，我国古代农耕与历象、节气关系密切，因此历代帝王无不重视天文。唐开元初年，还沿用「麟德历」逐年发生误差。预测日月食多不准确。张遂奉旨改革历法工作，从实测天文着手。可是那时太史监所存天文仪器，都已破旧，不堪使用，只好重新计画制造。就在皇宫丽正殿当作工场，制造黄道游仪的最初模型，然后奏请皇帝用铜铁铸造。于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制造成功。第二年制造水运浑仪的结构，再用铜铸造成功。该仪结构复杂，而且奇巧，可以反映日、月、五星运行规律的浑天仪。又是一个自动定时器，利用水力推动，每时辰自动击鼓，每一刻自动撞钟。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早的第一台天文时钟。

张遂发动大规模观测队，先于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召集测量人员于丽正殿书院开会，分配工作，校正尺度，取黄河之南北平原为中心，曾在阳城建立一座八尺日规，并立一个石表（即石柱）上刻周公测景台，成为我国科学史上一个光荣古迹。测量二分、二至正午时日影的长度，而定回归年的长度，张遂自己坐镇京师，各地测量按时报告结果，向京城奏报，由于观测队所发生的作用，主要有下列成果：

（一）提供编着新历法最可靠资料。

（二）证明日影差数，和地面距离的关系。

（三）测定子午线每度弧长。

张遂制造天文仪器，进行大规模观测之后，开元十二年开始编写新历法，尽量参考从前历法优点，从上古六历，汉代太初历，甚至唐朝麟德历，又经四年长时间过滤，才告成功，名为「大衍历」。他于脱稿的同年九月，就病倒华严寺，十月初稍愈，力疾随侍玄宗皇帝往新丰镇，这时他的精神已颓丧，不欲说话，就在那天晚上，溘然归西，享年四十五岁。

祖冲之

祖冲之(429-500)的祖父名叫祖昌，在宋朝做了一个管理朝廷建筑的长官。祖冲之长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就读了不少书，人家都称赞他是个博学的青年。他特别爱好研究数学，也喜欢研究天文历法，经常观测太阳和星球运行的情况，并且做了详细记录。

宋孝武帝听到他的名气，派他到一个专门研究学术的官署“华林学省”工作。他对做官并没有兴趣，但是在那里，可以更加专心研究数学、天文了。

我国历代都有研究天文的官，并且根据研究天文的结果来制定历法。到了宋朝的时候，历法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祖冲之认为还不够精确。他根据他长期观察的结果，创制出一部新的历法，叫做“大明历”（“大明”是宋孝武帝的年号）。这种历法测定的每一回归年（也就是两年冬至点之间的时间）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只有五十秒；测定月亮环行一周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不到一秒，可见它的精确程度了。

公元462年，祖冲之请求宋孝武帝颁布新历，孝武帝召集大臣商议。那时候，有一个皇帝宠幸的大臣戴法兴出来反对，认为祖冲之擅自改变古历，是离经叛道的行为。 祖冲之当场用他研究的数据回驳了戴法兴。戴法兴依仗皇帝宠幸他，蛮横地说：“历法是古人制定的，后代的人不应该改动。”祖冲之一点也不害怕。他严肃地说：“你如果有事实根据，就只管拿出来辩论。不要拿空话吓唬人嘛。”宋孝武帝想帮助戴法兴，找了一些懂得历法的人跟祖冲之辩论，也一个个被祖冲之驳倒了。但是宋孝武帝还是不肯颁布新历。直到祖冲之死了十年之后，他创制的大明历才得到推行。

尽管当时社会十分动乱不安，但是祖冲之还是孜孜不倦地研究科学。他更大的成就是在数学方面。他曾经对古代数学著作《九章算术》作了注释，又编写一本《缀术》。他的最杰出贡献是求得相当精确的圆周率。经过长期的艰苦研究，他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成为世界上最早把圆周率数值推算到七位数字以上的科学家。

祖冲之在科学发明上是个多面手，他造过一种指南车，随便车子怎样转弯，车上的铜人总是指着南方；他又造过“千里船”，在新亭江（在今南京市西南）上试航过，一天可以航行一百多里。他还利用水力转动石磨，舂米碾谷子，叫做“水碓磨”。

郭守敬

郭守敬，字若思，元朝邢台人。他的父亲敦荣，精通五经，尤善算术以及水利之学。守敬承受父亲家业，并且师事刘秉忠学有专长，元世祖对他非常器重。他曾经修复西夏、滨河、五洲这几条河流。然后复命其修治历法，如是参考诸历，昼夜测验，推算极为精确，修成历法后，授予太史官。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太史郭守敬奉命制造天文仪器有十三件。有简仪，高表，候极仪，浑天象，玲珑仪，仰仪，立运仪，证理仪，景符，窥几，日月食仪，星晷，定时仪等十三器。到了明朝定都燕京（北京），将这一批仪器迁往江南，陈列于鸡鸣山观象台。清康熙七年钦天监请修浑仪，找到元郭守敬所制仪器于江南，康熙五十二年至五十三年之间，尚见观象台下所遗仪器甚多，刻有王恂、郭守敬监造人姓名。康熙五十四年，西人纪利安奏制地平经纬仪，将台下所遗元明代旧仪器，尽作废铜充用，古代法物一扫而空，诚为我国天文学界一大不幸。

郭太史生于公元1231年，即元太宗三年。卒于公元1316年，即元仁宗延佑三年。

王恂

王恂〔公元1235-1281〕字敬甫，中山唐县〔今河北省唐县〕人，元代数学家、天文学家，幼年在家随父学习数学、天文，后与郭守敬一道从刘秉忠学习数学和天文历法。至公元1276年奉命改历，和郭守敬一道组织太史局，王恂任太史令，负责天文观测和推算方面的工作，在《授时历》的编制工作中，其贡献与郭守敬齐名。

徐光启

徐光启，别号文定，生于明朝世宗嘉靖四十一年，就是公元1562年。这时倭寇年年作乱，国势日衰。到了徐氏入主翰林，授礼部尚书，入阁参政时，满州独立称帝，流寇大乱。这时已进入明末的时期。

文定公从政后，对于农政、国防、水利、财政、建设都极为关心。认为农政乃民生大事，着有一部「农政全书」流传至今，他肯接受西洋文化，其中以改革历法最为重要。

当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之间，西方宗教家来华传播教义，输入了西方优秀的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最主要的是历算之学。而中西方最先接触的人，就是徐光启和利玛窦。利玛窦是一位艰苦卓越的传教士，他深知中国人对历法的重视，就献其所学，博取华人的信仰。公元1600年左右，利玛窦写信给罗马教会，再三请求，派遣几位天文专家来华。利氏自认对历学所知甚少，若有专家来此，必能大开中国门户。

徐光启是典型的中国读书人，而且见识通达，笃信宗教，与利玛窦交谊甚深。认为几何「几何之学」，西洋确有远胜于中国者，所以急于与利玛窦合作译书，以其精心杰作之「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六本为重。徐、利二氏深知一切自然科学，非几何立其基础不可。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五月朔，日食，钦天监推算又见失准，而光启推算应验。于是九月十三日由皇帝明令徐光启修历。徐氏立即设局于宣武门外，专事翻译历书，保举龙华民，邓玉函参预修历。汤若望、罗雅谷授制仪器及演算诸事。徐氏授命修历之后，对于翻译十分积极，其时由洋人主译，而由华人笔述，既定计划后，立刻分期完成。自祟祯四年（公元1631年）正月起至祟祯七年（公元1634年）十一月止，分五次进呈皇帝，总共137巷。其中最后两次进呈时，徐光启巳不幸病故，由其指定继承人李天经递补。书名「祟祯历书」，题名徐光启督修。本书内容：分太阳、太阴、恒星、五纬、交食诸事、各有历理，有历数、有推法、有算表、有星图，并兼有几何测量应用之法，可算是天体力学兴起之前最完备的一部历学巨著。不久明室倾覆，改历之事，没有正式实行。至清朝统一后，采用新法，定名「时宪」，其实就是徐氏所修之历法。时宪历法虽以「历象考成」为底本，其实亦不过「新法历书」之改头换面而已。

李之藻

李之藻，别号振之，字我存，又号存园寄叟。明嘉靖四十四年（西历1565年）出生于浙江杭州仁和。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时年三十考取举人，三十四岁中进士。万历三十八（1610年）十一月朔日食，钦天监推算有误。礼部因奏：翰林院检讨徐光启及南京工部员外郎李之藻.，精通历理，可与西洋人迪莪、三拔等人同译西洋历法。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之藻改御南京太仆少乡，是年先生上书推荐庞迪莪、龙华民、熊三拔、阳玛诺等翻译历算书籍，以供修历参考。之藻译有「新法算书」、「几何」、「天学初函」、「同文算指通编」、「浑天盖天通宪图说」等书，又译「名理探」一书，为各学之最新译本。祟祯三年（1630年）九月二十七日逝世，享年六十五岁。

清代“钦天监”的一把手，为何大都都是由洋人来担任？

钦天监又叫司天监，顾名思义在古时候主要负责观察天上的星象，咱们都知道我国古时候的星象学说可以说已经能够与玄学化成等号了，但凡有点儿什么大事儿，紫微星和天狼星就得轮流出马，所以古时候的天文知识是没有系统的，而当这些洋人进入我国，他们带来了先进并且系统的天文知识，让清朝的君主感到十分的震惊，所以才会不断的重用他们，因此钦天监大多数的一把手都是洋人，后面咱们说一说钦天监都有哪些名人。

一、顺治红人汤若望清朝钦天监第一任洋人应该是汤若望，汤若望在历史上特别出名，他在当时带来的不仅是天文学方面的知识，他还带来了医学甚至是科学方面的思想，所以顺治帝当时特别的重用他，不过最后因为基督教扩展太快的原因，清朝放弃了汤若望。

二、康熙重臣南怀仁南怀仁和汤若望相比，在天文学方面就比较专精了，他在当时帮助康熙帝写了一本儿《康熙永历年法》，甚至在我国提出了经纬道的概念，虽然说当时并没有受到怎样的重视，但是这算是一次清朝天文学跨时代的进步，不过还是因为基督教这方面的原因，他也受到了清廷的忌惮最后病死在了北京。

三、天文学家戴进贤戴进贤来到清朝的时间最晚，但是它带来的技术也是最先进的，他在清朝写下了《黄道总星图》，这本书主要的内容是修改了清朝以前某些星图的错误，不过他最牛的是另外一本书《历象考成》，这本儿书的内容在当时的世界上都算是最先进的，咱们可以看看这本书当中都引用了哪几个人的知识，分别有开普勒，牛顿、卡西尼，这几个人绝对是大牛中的大牛。

中国四大发明是什么

四大发明 百科名片
四大发明四大发明是指中国古代对世界具有很大影响的四种发明。即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此一说法最早由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提出并为后来许多中国的历史学家所继承，普遍认为这四种发明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且这些发明经由各种途径传至西方，对世界文明发展史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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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历史起源
详细介绍指南针
简介
历史沿革
装置方法
火药
简介
历史沿革
造纸术
发明人
发明地点
活字印刷术
简介
方法
推广
历史记载
世界影响世界影响
中国科技馆展览重新定义四大发明
谷歌新logo简介
历史起源
详细介绍 指南针
简介
历史沿革
装置方法
火药
简介
历史沿革
造纸术
发明人
发明地点
活字印刷术
简介
方法
推广
历史记载
世界影响 世界影响
中国科技馆展览重新定义四大发明
谷歌新logo

[编辑本段]简介
中国四大发明[1]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是中国成为文明古国的标志之一。5世纪后的千余年里，欧洲处在封建社会之中。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在向前发展。到了十五、六世纪，由于欧洲摆脱天主教控制以及自由主义的诞生，使欧洲思想和学术界彻底解放，欧洲的近代自然科学才得以诞生，突飞猛进，超越中国，领先于世界。从此，中国的科学发展就一直落后于西方国家。以至于最后，西方列强利用中国发明的指南针，火药，直接打到了中国。在清朝，强迫中国割地赔款，使中国成为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编辑本段]历史起源
尽管中华文明有很多重要的成就都以“四大”“五大”等命名，如四大美人、四大古典小说、四书五经，四大发明的概念却来源于西方学者，并在之后被中国人接受。 最早的说法是“三大发明”，“三大发明”最早由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 后来被麦都思、马克思等学者认同。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 英国汉学家麦都思指出：“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很早就表现在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航海罗盘，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 马克思评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来华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最先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加入造纸术，他在比较日本和中国时指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他们(指日本)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这个发明清单被后来的著名英国生化学家、历史学家和汉学家李约瑟发扬光大。 我国的新四大发明：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复方蒿甲醚。
[编辑本段]详细介绍
指南针
简介
指南针是用以判别方位的一种简单仪器。前身是司南。主要组成部分是一根装在轴上可以自由转动的磁针(俗称吸铁石)。磁针在地磁场作用下能保持在磁子午线的切线方向上。磁针的北极指向地理的南极，利用这一性能可以辨别方向。常用于航海、大地测量、旅行及军事等方面。
历史沿革
指南针的发明是中国古人在长期的实践中对物体磁性认识的结果。古代中国人接触了磁铁矿，开始了对磁性质的了解。人们首先发现了磁石引铁的性质。后来又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经过多方的实验和研究，终于发明了可以实用的指南针。 指南针辗转传入欧洲后在航海大发现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科学家清楚，最早解答“指南针为何能够指南”问题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科学家吉尔伯特。那么，中国发明指南针后对指南针理论作过什么样的探讨？吉尔伯特的理论是否及时传到了中国？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又对我国指南针理论的发展有过哪些影响？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关增建从2003年起开始着手研究这些基本上还是空白的问题。 “中国最早的指南针理论，是建立在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上的‘感应说’。”关增建介绍，11世纪中叶时我国大科学家沈括还对指南针感到匪夷所思，他的《梦溪笔谈》介绍了指南针的人工磁化方法、磁偏角的发现和指南针的架设方法，但对指南针为什么会指南却没有一点概念——“磁石之指南……莫可原其理！”随后，文人学者们从阴阳五行学说出发，结合当时人们对大地形状的认识，提出各种指南针理论。例如，最晚成书于宋代的《管氏地理指蒙》，首先提出如下逻辑： “磁针是铁打磨成的，铁属金，按五行生克说，金生水，而北方属水，因此北方之水是金之子。铁产生于磁石，磁石是受阳气的孕育而产生的，阳气属火，位于南方，因此南方相当于磁针之母。这样，磁针既要眷顾母亲，又要留恋子女，自然就要指向南北方向。” 关增建表示，从近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蒙氏理论”完全异想天开，但从事物的属性出发解释其行为，在东西方科学史上都是常用的做法。我国古代阴阳学说昌盛，用阴阳学说阐释指南针指南及“常微偏东”的原理，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特别是，该理论认为磁石不同端面有不同属性，它们决定磁针的指向，这种说法很容易启发人们发现磁石的两极，并进一步联想到磁极与磁针指向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正确认识这一问题找到可能的途径。 南宋人的指南针原理，仍认为“指南针之所指，即阳气之所在”，只是围绕磁偏角现象，立论依据更多转向地理方位的坐标系统——中国古人认为地是平的、大小有限，这样地表面必然有个中心，过该中心的那条子午线就是唯一的南北方向。南宋人曾三异等认为，一旦测量地点不在这条南北线上，指南针所指向自然“少偏”。到明代，有人假托南唐人著作指出，指南正针由大地方位系统决定，而偏角则由天体方位划分系统所决定。关增建认为，这种说法“体现了传统指南针理论在阴阳感应学说和磁偏角的存在这一矛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窘迫”。 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传教士来华，带来西方的指南针理论、地球学说以及相关科技知识。受其影响，中国学者开始从新的视角探讨指南针理论问题，在此过程中，阴阳五行的作用不断淡化，力学角度的分析不断增加，但吉尔伯特1600年提出的科学理论连西方学界都没统一，更谈不上入主东土。传教士中，1658年抵华的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的指南针理论最系统，但他认为决定磁针指向的是地球的地理南北两极本身，理论仍然局限在古代科学的范围，而不像吉尔伯特认识到地球本身存在一个磁体。南怀仁理论在中国影响深远，直到19世纪中叶，我国仍有学者用它解释指南针问题。而此时，清末来华的传教士已开始着手把西方近代磁学知识介绍给中国了。 先秦时代我们的先人已经积累了许多这方面的认识，在探寻铁矿时常会遇到磁铁矿，即磁石（主要成分是四氧化三铁）。这些发现很早就被记载下来了。《管子》的数篇中最早记载了这些发现：“山上有磁石者，其下有金铜。”其他古籍如《山海经》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磁石的吸铁特性很早就被人发现，《吕氏春秋》九卷精通篇就有：“慈招铁，或引之也。”那时的人称“磁”为“慈”他们把磁石吸引铁看作慈母对子女的吸引。并认为：“石是铁的母亲，但石有慈和不慈两种，慈爱的石头能吸引他的子女，不慈的石头就不能吸引了。”据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咸阳附近修阿房宫，宫中有一座门是用磁石做成，如果有人身穿盔甲，暗藏兵器，入宫行刺，就会被磁石门吸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就掌握了磁学知识。 汉朝以前人们把磁石写做“慈石”，是慈爱石头的意思。 既然磁石能吸引铁，那么是否还可以吸引其他金属呢？我们的先民做了许多尝试，发现磁石不仅不能吸引金、银、铜等金属，也不能吸引砖瓦之类的物品。西汉的时候人们已经认识到磁石只能吸引铁(现在我们知道磁石还可以吸引镍)，而不能吸引其他物品。 当把两块磁铁放在一起相互靠近时，有时候互相吸引，有时候相互排斥。现在人们都知道磁体有两个极，一个称N极，一个称S极。同性极相互排斥，异性极相互吸引。那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个道理，但对这个现象还是能够察觉到的。 到了西汉，有一个名叫栾大的方士，他利用磁石的这个性质做了两个棋子般的东西，通过调整两个棋子极性的相互位置，有时两个棋子相互吸引，有时相互排斥。栾大称其为“斗棋”。他把这个新奇的玩意献给汉武帝，并当场演示。汉武帝惊奇不已，龙心大悦，竟封栾大为“五利将军”。栾大利用磁石的性质，制作了新奇的玩意蒙骗了汉武帝。 地球也是一个大磁体，它的两个极分别在接近地理南极和地理北极的地方。因此地球表面的磁体，可以自由转动时，就会因磁体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性质指示南北。这个道理古人不够明白，但这类现象他们很清楚。 指南针的始祖大约出现在战国时期。它是用天然磁石制成的。样子象一把汤勺，圆底，可以放在平滑的“地盘”上并保持平衡，且可以自由旋转。当它静止的时候，勺柄就会指向南方。古人称它为“司南”，当时的著作《韩非子》中就有：“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端朝夕”就是正四方、定方位的意思。《鬼谷子》中记载了司南的应用，郑国人采玉时就带了司南以确保不迷失方向。 春秋时代，人们已经能够将硬度5度至7度的软玉和硬玉琢磨成各种形状的器具，因此也能将硬度只有5.5度至6.5度的天然磁石制成司南。东汉时的王充在他的著作《论衡》中对司南的形状和用法做了明确的记录。司南是用整块天然磁石经过琢磨制成勺型，勺柄指南极，并使整个勺的重心恰好落到勺底的正中，勺置于光滑的地盘之中，地盘外方内圆，四周刻有干支四维，合成二十四向。这样的设计是古人认真观察了许多自然界有关磁的现象，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和经验，经过长期的研究才完成的。司南的出现是人们对磁体指极性认识的实际应用。 但司南也有许多缺陷，天然磁体不易找到，在加工时容易因打击、受热而失磁。所以司南的磁性比较弱，而且它与地盘接触处要非常光滑，否则会因转动摩擦阻力过大，而难于旋转，无法达到预期的指南效果。而且司南有一定的体积和重量，携带很不方便，这可能是司南长期未得到广泛应用的主要原因。 司南由青铜盘和天然磁体制成的磁勺组成，青铜盘上刻有二十四向，置磁勺于盘中心圆面上，静止时，勺尾指向为南。 指南针是磁铁做成的。磁铁能吸铁，通常称为“吸铁石”，古代称为“慈石”因为它一碰到铁就吸住，好一个慈祥的母亲吸引自己的孩子一样。后来，人们才称它为“磁石”。 每块磁铁两头都有不同的磁极，一头叫S极，另一头叫N极。我们居住的地球，也是一块天然的大磁体，在南北两头也有不同的磁极，靠近地球北极的是S极，靠近地球南极的是N极，也正是因为地磁极和地理两级不完全重合，才出现了地磁偏角现象。我们知道，同性磁极相斥，异性磁极相吸引，所以，不管在地球表面的什么地方，拿一根可以自由转动的磁针，它的N极总是指向北方，S极总是指向南方。 指南针是利用磁铁的特性做成的，那么，世界上哪个国家最早发现磁铁和它的特性的呢？ 二千多年以前，也就是春秋战国时候，我国已经用铁来制造农具了。劳动人民在寻找铁矿的时候，就发现了磁铁，并且知道它能够吸铁。 我国古书《管子》上有这样的记载：“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铜金”就是一种铁矿。《管子》这部书产生在公元前三世纪，这说明我国最迟在公元前三世纪就知道磁石能够吸铁了。 秦朝时候，还有这样有趣的传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在陕西咸阳造了一个很大的阿房宫，阿房宫中有一个磁石门，完全用磁铁造成。如果有谁带着铁器想去行刺，只要经过那里，磁石门就会把这个人吸住。 另外，根据古书记载，汉武帝时候，胶东有个栾大，献给汉武帝一种斗棋。这种棋子一放到棋盘上，就会互相碰击，自动斗起来。汉武帝看了非常惊奇。原来来大的棋子是用磁石做的，所以有磁性，能互相吸引碰击，只是汉武帝不懂这个道理罢了。 古代民间常用薄铁叶剪裁成鱼形，鱼的腹部略下凹，像一只小船，磁化后浮在水面，就能指南北。当时以此做为一种游戏。东晋的崔豹在《古今注》中曾提到这种“指南鱼”。 北宋时，曾公亮在《武经总要》载有制作和使用指南鱼的的方法：“用薄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型，置炭火中烧之，侯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向午也。”这是一种人工磁化的方法，它利用地球磁场使铁片磁化。即把烧红的铁片放置在子午线的方向上。烧红的铁片内部分子处于比较活动的状态，使铁分子顺着地球磁场方向排列，达到磁化的目的。蘸入水中，可把这种排列较快地固定下来，而鱼尾略向下倾斜可增大磁化程度。人工磁化方法的发明，对指南针的应用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在磁学和地磁学的发展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另一种人工磁化的方法：“方家以磁石摩针锋，则能指南。”按沈括的说法，当时的技术人员用磁石去摩擦缝衣针，就能使针带上磁性。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利用天然磁石的磁场作用，使钢针内部磁畴的排列趋于某一方向，从而使钢针显示出磁性的方法。这种方法比地磁法简单，而且磁化效果比地磁法好，摩擦法的发明不但世界最早，而且为有实用价值的磁指向器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梦溪笔谈》是沈括(1031—1095年)所著的有关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著作，书中谈到磁学和指南针的一些问题。他在《梦溪笔谈》的补笔谈中谈到了摩擦法磁化时产生的各种现象：“以磁石摩针锋，则锐处常指南，亦有指北者，恐石性亦不……，南北相反，理应有异，未深考耳。”这是说，用磁石去摩擦缝衣针后，针锋有时指南，也有时指北。从现在的观点来看，磁石都有N和S两个极，磁化时缝衣针针锋的方位不同，则磁化后的指向也就不同。但沈括并不知道这个道理，他真实的记录了这个现象并坦白承认自己没有做深入思考。以期望后人能进一步探讨。
装置方法
关于磁针的装置方法，沈括介绍了四种方法： 1.水浮法——将磁针上穿几根灯心草浮在水面，就可以指示方向。 2.碗唇旋定法——将磁针搁在碗口边缘，磁针可以旋转，指示方向。 3.指甲旋定法——把磁针搁在手指甲上面由于指甲面光滑，磁针可以旋转自如，指示方向。 4.缕悬法——在磁针中部涂一些蜡，粘一根蚕丝，挂在没有风的地方，就可以指示方向了。 沈括还对四种方法做了比较，他指出，水浮法的最大缺点，水面容易晃动影响测量结果。碗唇旋定法和指甲旋定法，由于摩擦力小，转动很灵活，但容易掉落。沈括比较推重的是缕悬法，他认为这是比较理想而又切实可行的方法。事实上沈括指出的四种方法已经归纳了迄今为止指南针装置的两大体系——水针和旱针。 南宋陈元靓在《事林广记》中介绍了另一类指南鱼和指南龟的制作方法。这种指南鱼与《武经总要》一书记载的不一样，是用木头刻成鱼形，有手指那么大，木鱼腹中置入一块天然磁铁，磁铁的S极指向鱼头，用蜡封好后，从鱼口插入一根针，就成为指南鱼。将其浮于水面，鱼头指南，这也是水针的一类。 指南龟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新装置，将一块天然磁石放置在木刻龟的腹内，在木龟腹下方挖一光滑的小孔，对准并放置在直立于木板上的顶端尖滑的竹钉上，这样木龟就被放置在一个固定的、可以自由旋转的支点上了。由于支点处摩擦力很小，木龟可以自由转动指南。当时它并没有用于航海指向，而用于幻术。但是这就是后来出现的旱罗盘的先声。 指南龟发明年代不晚于1325年。木块刻成龟型，龟腹部中心嵌以磁体，木龟安放在尖状立拄上，静止时首尾分指南北。 要确定方向除了指南针之外，还需要有方位盘相配合。最初使用指南针时，可能没有固定的方位盘，随着测方位的需要，出现了磁针和方位盘一体的罗盘。罗盘有堪舆用的罗经盘和水罗盘、旱罗盘。 方位盘仍是二十四向，但是盘式已经由方形演变成圆形。这样一来只要看一看磁针在方位盘上的位置，就能断定出方位来。南宋时，曾三异在《因话录》中记载了有关这方面的文献：“地螺或有子午正针，或用子午丙壬间缝针。”这是有关罗经盘最早的文献记载。文献中所说的“地螺”，就是地罗，也就是罗经盘。文献中已经把磁偏角的知识应用到罗盘上。这种罗盘不仅有子午针（确定地磁场南北极方向的磁针），还有子午丙壬间缝针（用日影确定的地理南北极方向）这两个方向之间的夹角，就是磁偏角。 盘面周围刻二十四方位，内中盛水，磁针横穿灯草，浮于水面。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地球的两个磁极和地理的南北极只是接近，并不重合。磁针指向的是地球磁极而不是地理的南北极，这样磁针指的就不是正南、正北方向而略有偏差，这个角度就叫磁偏角。又因为地球近似球形，所以磁针指向磁极时必向下倾斜，和水平方向有一个夹角，这个夹角称为磁倾角。不同地点的磁偏角和磁倾角都不相同。成书于北宋的《武经总要》在谈到用地磁法制造指南针时，就注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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