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戊奇荒为什么没有农民起义

清光绪初年，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发生了持续数年的旱灾。一时间，饿殍遍野，瘟疫肆虐，史称“丁戊奇荒”。“山西九十余州，饥民八百万余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内外交困，国库空虚，灾民难以救济。自光绪二年(1875)以来，丁戊奇荒，一场空前的天灾席卷了直隶、山东、陕西、山西、河南、甘肃、四川等地。

持续了4年的这场天灾人祸，真实的情景，更远胜过李鸿章曾国荃口中所说的“冷酷”：清朝笔记中所写的天灾人祸，全是“日日有饿死之人”“饥寒交迫，死者不胜屈”之类的描写。据灾害调查部长阎敬铭估计，有几个受灾省份，每一个省份每天都有饥民死亡，恐怕超过千人。

为何这次大饥荒没有出现农民起义？

为什么在这次饥荒中没有引起大规模的起义和反叛，一个是体制问题，一个是人事问题，很少有人想到，国外的问题。清王朝作为封建专制政权，虽然受到不少人的抨击，但在这种天灾人祸面前，它具有绝对的压制力。

虽然没有现代社会救济制度、保障制度，但清廷在应对这类饥荒时得心应手。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面对灾荒，动员能力很强，一个庞大的帝国可以迅速运转，迅速派官员救济灾民，减免灾民的税收，并平息人心。

李鸿章是钦差大臣，慈禧派他到灾区负责赈灾放粮。并且在他的统筹下，安定了灾区人民的生活，进一步防止了饥荒的蔓延。先从江南调运粮食，低价卖给灾民，同时成立粥厂，收运流民，并安排他们回家。

此外，他还光明正大地“卖官卖爵”，不过他卖的都是荣誉爵位。以这些虚伪的东西换取财富，最终扑灭了饥荒的火焰。经过他的救济，很快灾区开始重建家园，人们也慢慢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其中最出乎意料的原因，其实还是与西方传教士有关。在江南士绅的眼里，这些传教士的行径却成了一种无礼的觊觎之举，以为是为争取民心。

为与西方传教士对抗，江南的士绅们联合起来，只要传教士一出现，江南的士绅们就会跟着去。布道者放粮食赈灾，他们也出钱出粮。于是在两个团体的动员下，全国掀起了一股捐赠粮食的热潮，这样的结果虽然是好的，但也值得我们反思。

为何如此惨痛的天灾人祸，民国史上竟鲜为人知？因祸得福，仍是人之祸。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笔的抗灾救灾资金被挪用，甚至在洪灾发生时，当时的湖北省主席何成浚竟仍在打麻将，听闻洪灾发生后也只是淡淡一句“没关系，看着办吧”。这样冷淡的态度，正是这场天灾人祸的黑手，也生动地说明了“黄金十年”期间的“南京国民政府”，那种可怜的执政能力。

清末“丁戊奇荒”到底有多可怕呢？

在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当中，历史上除了难破300年的魔咒之外，其实在王朝末期都有一个类似的现象，那就是自然灾害，元末明初之际，中原除了战乱之外，洪灾、蝗灾、旱灾连年不断，为推动中原生产力，就出现了永乐大移民。

明末清初之际同样是灾害不断，甚至还爆发了一场神秘的天灾，“王恭厂大爆炸”死者皆裸，因此位列三大自然未解之谜，不过最大的一场旱灾饥荒，是清末年间的“丁戌奇荒”。

丁戊奇荒，是清朝光绪元年（1875年）到光绪四年（1878年）之间的一场罕见的旱灾饥荒，这场灾害波及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省，造成1000余万人饿死，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称之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奇灾，是因为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洋务派为发展“洋务运动”紧急的增加税收，在此之前又爆发了一场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从全国调兵，犒赏三军，农业失去了劳动力。

加上税收和战火，粮食不断的减产，而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并没有杜绝鸦片流通，地方官员为中饱私囊反而公开允许种植鸦片，为满足省内粮食需求，官员规定只得进口，不得出口粮食。

1875年，大旱灾拉开序幕之后，各省纷纷隔岸观火，导致灾情进一步扩大，就连京师也遭到了波及，华北地区灾情更加严重，曾国荃在奏折当中说：“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奇灾，古所未见。

而朝廷给出了办法就是施粥，但就连北京设立粥场都赶不上灾民诞生的速度，为控制灾民流动，各省纷纷严防死守，即便如此，相对于富裕的江南还是涌入了数百万的灾民，在流民剧增之后，又爆发了暴动。

一向主张援外的李鸿章也是破天荒接受了外国的援助，并且开始大力赈灾，但都是以士兵镇压为主，短短一年不到，能吃的东西全部吃完，就连观音土也不放过，随着灾情不断扩大，人成了食物。

起初，灾民只是用死去人充当食物，为了防止亲人被吃，甚至都不敢下葬，到了第三年，行走但虚弱的活人也成了食物，短短三年，华北变成了人间地狱，据永和县志记载：青年妇女无人顾养，佳丽者不过千钱，稍次者不值一文，人命不如鸡犬。

难以大力赈灾，也是清政府将国库的钱都用洋务运动和慈禧的日常花销上了，而当时就有一副著名对联是写李鸿章的，“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清朝末年，“丁戊奇荒”究竟有多严重？

《中庸》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这似乎是天道左右，又似乎是人心使然。当天下人人都期盼日子越来越好，人人都献出更多的努力，那么天下所有的事情都开始越来越顺了，连气候也风调雨顺了；当天下人人都想着自己，都想着怎么从社会上索取，那么天下各种事情都越来越不顺利了，连气候也开始喜怒无常，制造灾殃。

清朝末年，无疑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1877年到1878年，清光绪年间，虽然光绪亲政，但是很多大事都还是需要慈禧的认可，但是慈禧对于国事颇多不解，乃至于因为维新运动而跟光绪发生了矛盾，但这是以后的事情了。丁戊年间，由于连续三到四年的干旱，清朝的民间发生了巨大的危机。

由于是落后的农业社会，当时的老百姓的农业生产工具十分落后，在太平年间尚且有吃不饱的情况发生。而清朝的各种税又比较多，加上当时很多人为了牟利把种植农作物的良田用来种植鸦片，干旱一来，农作物歉收，饥荒很快就发生了。

1875年到1877年，北方地区连续三年干旱，直隶、山东、河南等省灾情严重，开始第一年干旱清政府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救治，在各地开了不少专门用来救济灾民的“粥厂”，然而一来当时清政府连年赔款，二来虽然清政府紧巴巴的发了些银子下来救济灾民，底下的官员却还是要拿一些，粥厂很快就维持不下去了。

过了比较寒冷的冬天，为了节省开支另一方面也确实拿不出来钱了，主持这方面事务的大臣李鸿章把前来粥厂就食的灾民遣送回家，勉励他们好好耕种农田，好养活自己。农民当然也不愿意过这种施舍的生活，而且也确实想去耕种自己的粮田了，于是听话的回家了。

可正所谓：

“屋漏偏逢连夜雨”

1876年，干旱非但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扩大了范围，北至辽宁、西至陕甘、南达苏皖，一大片一大片的土地干裂开了口子，农民播下去的种子，大多数都没能发芽。仿佛上天抛弃了这个时代一般，这一年不仅仅干旱，还迎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蝗灾，本来还对自己田里仅存的一点儿粮食有点儿期望的农民，彻底绝收。

河南省记载：“乏食贫民，所在多有”，山东省记载：“大旱民饥”，苏北记载道：“逃亡饿死者不计其数”，甚至于“饥则掠人食”。

总而言之，当时的老百姓在灾情面前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啃树皮（北方树木很少，啃树皮还不够啃），吃野草的都属于当时过上好日子了；没有树皮啃的，把最后的余粮吃完了，饿极了就只能吃少量的观音土，因为观音土吃多了会在肚子里发胀，但是再饿也就不管后果的多吃起来了。

到了这种时候人多饿疯了，有年幼的儿子、女儿的要么送人——但实际上没人要，要么就是找人牙子把他们卖给官宦人家做奴婢、丫鬟，包括一些漂亮女子，因为家里忍不住饥饿也要把她们卖掉——可是那时候有几个人想买呢？供大于求的情况下，一个漂亮女子居然不值一千文钱！

能吃的吃了，不能吃的也吃了；能卖的卖了，不能卖的也卖了。这时候人们开始崩溃，连基本的人性都开始抛弃了，豪横一些的人联系大家组建了各种组织进行吃大户运动，一群人一群人的跑到大户家里去，然后在人家家里把能吃的都吃了，吃完这家又去那一家吃。

也有官府去打击这些活不下去的吃大户行为的，但是当时快要饿疯了的人根本不在乎，死了也比那样活着舒服，他们打出旗号说：“王法难犯，饥饿难当”，直接往大户家里抢粮食吃。

大户也不是万能的，这样吃下去能禁得起几次吃？

吃完大户又没办法了，这些饥饿的人就开始以家族或者村庄为单位，组织起来互相抢夺吃的，期间死伤人员，不可计数，但是大家一点儿都不知道伤心——死了一个又少了一个跟自己抢粮食的人了。

这还不算，等一切手段都用完了，还是没得吃的，怎么办？失去了一切的人民开始人吃人，他们一开始是去吃在地上无主的尸体，后面渐渐的就没有了克制，年幼的儿童，年老的老人，包括身体弱的女子，都成了他们的目标。他们也不知道，哪一天自己也会成为别人的目标，但是这时候能活一天是一天，谁又还顾得上以后呢？

1879年，旱灾终于过去，人们想着终于太平了，可是在太平之前，老天爷还给了幸存的人最后一个考验：一场11级的大地震！

现在想想，真的庆幸生活在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有了袁隆平，有了杂交水稻，虽然也常常有旱灾，但是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饥荒。祝愿国家永远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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