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佛教是如何发展的

清代佛教是从清顺治元年(1644)至宣统三年(1911)共二百六十八年间清朝一代的佛教。清朝对于佛教的政策几乎完全是继承明代的。首先在管理方面仿照明代僧官制度，在京设立僧录司，所有僧官都经礼部考选，吏部委任。各州府县僧官，则由各省布政司遴选，报送礼部受职。所有僧官的职别名称，都和明代无异(康熙《大清会典》卷七十一)。

寺庙僧尼数字

顺治二年(1645)禁止京城内外擅造寺庙佛像，造寺须经过礼部允许。已有寺庙佛像亦不许私自拆毁。也不许私度僧尼。对于僧道，一律官给度牒。

康熙四年(1665)以来，对于私立庵院及私度僧尼都有法律规定。但自乾隆四年(1739)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私度僧尼人数也有增加，一时难于查补给牒，因之从乾隆十九年(1754)起，通令取消官给度牒制度。此项政令一直延续到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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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康熙六年(1667)礼部统计：各省官建大寺六千零七十三处，小寺六千四百零九处;私建大寺八千四百五十八处，小寺五万八千六百八十二处。僧众十一万零二百九十二人，尼众八千六百十五人。寺庙共七万九千六百二十二处，僧尼合计十一万八千九百零七人(《大清会典》卷十五、“礼部方伎”)。

但自乾隆元年(1736)至四年(1739)止，共颁发过各省度牒部照三十四万零一百一十二纸，并令师徒相传，不必再发。其后私度的人渐多，乾隆十九年(1754)便通令废止给牒。至清末时，全国僧尼约有八十万人(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论》)。

起源

清朝统治者最初接触到的佛教，是中国西藏地区所传的喇嘛教。当十七世纪初起，已有喇嘛到关外传教，曾受到清太祖的礼遇。太宗时(1627—1643)，盛京(今沈阳)方面已开始和当时西藏的达赖喇嘛第五世(1617—1682)建立关系。

世祖顺治九年(1652)达赖第五世应请入京，受清朝册封。世祖又好参禅，先召京师海会寺憨璞性聪(1610—1666)说法。又召浙江玉林通琇(1614—1675)、木陈道忞(1596—1674)等入京说法。

通琇弟子茚溪行森和道忞的弟子旅庵本月、山晓本晰相随入，也各助传教。通琇后又入京，世祖命选僧一千五百人从他受戒，尊为玉林国师，以表示他对汉地佛教的推崇(《普济玉林国师语录年谱》卷下)。

其次圣祖出巡南北，常住名山巨刹，赋诗题字，撰制碑文，对佛教也表示接近。世宗常与禅僧往来，自号圆明居士，辑古德参禅语要，成《御选语录》十九卷，以禅门宗匠自居。又从章嘉国师参学。

清朝对于西藏地区的政教事务非常重视，于雍正六年(1728)设驻藏大臣，管理西藏政务。乾隆五十八年(1793)制定章程二十九条(即《钦定章程》)，确定了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制度。所有西藏地区寺庙和喇嘛都受清朝理蕃院管理。

中国佛学的发展和起源？＞

佛教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是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参考佛诞）。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佛教起源于印度，而印度事实上也在努力塑造“佛教圣地”形象。

佛教创建时，印度已经进入了封建领主统治的农奴社会。当时印度传统的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种信仰，以及婆罗门作为一切智的垄断者和神权统治的代表的地位开始动摇，成为众矢之的。自由思想家中出现了种种反传统信仰的沙门思潮。

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今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是释迦族的一个王子。关于他的生卒年月，在南、北传佛教中，至今仍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一般认为生活于公元前6～前5世纪。他在青少年时即感到人世变幻无常，深思解脱人生苦难之道。

29岁出家修行。得道成佛（佛陀，意译觉者）后，在印度恒河流域中部地区向大众宣传自己证悟的真理，拥有越来越多的信徒，从而组织教团，形成佛教。80岁时在拘尸那迦逝世。

佛教原来只流行于中印度恒河流域一带。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奉佛教为国教，广建佛塔，刻敕令和教谕于摩崖和石柱，从此遍传南亚次大陆的很多地区。同时又派传教师到周围国家传教，东至缅甸，南至斯里兰卡，西到叙利亚、埃及等地，使佛教逐渐成为世界性宗教。

佛教向亚洲各地传播，大致可分为两条路线：南向最先传入斯里兰卡，又由斯里兰卡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北传经帕米尔高原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

中国佛教派系

有汉语系、藏语系和巴利语系三大系统。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各自形成一些学派和宗派。汉语系佛教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华严宗、密宗等；藏语系佛教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

此外还有希解、觉宇、觉囊、夏鲁等几个小派。其中格鲁派的规模最大。巴利语系佛教主要有润（又分摆罢、摆孙二个支派）、摆庄、多列（又分达拱旦、苏特曼、瑞竟、缅坐四个支派）、左抵四派。

佛教是如何兴盛的？

东汉晚期黑暗的社会政治环境，使许多人转而信奉佛教，以求精神的解脱。三国时，下层佛教信徒明显增多。此时翻译佛经，也获得可观的成绩，出现安世高与支娄迦谶两大译师。安息国僧人安世高系统译介小乘经典与禅法，月氏僧人支娄迦谶则译介大乘般若学经典与思想。这种大小乘经典兼传并译的局面，为中国佛教最终形成融大小乘于一体的体系奠定了基础。三国与西晋时期，由于玄学兴盛，佛教以研究《般若经》而形成的专门学问——般若学开始盛行，同时译经规模益大，涌现出支谦、康僧会、竺法护等著名的译经大师。他们译经的特点是惯于用道家的术语来表达佛教思想，表现了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相结合的趋势。除般若学经典外，佛教戒律与僧人受羯磨法也在此时传入。中国僧人朱士行依此登坛受戒，是为中国和尚正式出家之始。他还于魏甘露五年（260）首次到于阗寻求佛典，这也成为汉地和尚西游的先导。

东晋十六国时期，大一统局面瓦解，民众陷人黑暗的深渊。社会上下出于共同的需要，都大力支持佛教的传播，推动佛教得到快速的发展。突出的表现是，帝王及门阀贵族奉佛，寺院、僧尼数量激增，广设译场，加强佛经翻译与佛典研究。此时，北方的佛图澄、道安和鸠摩罗什，南方的慧远，以其译经、传教和研习佛典而成为最有影响的人物。

南北朝时期，佛教信仰仍然持续高涨。南朝诸帝皆敬信佛法，而梁武帝佞佛之甚，无以复加。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仍同十六国一样，大力支持佛教。由于地域的限隔，南北方在崇佛的方式上略有不同。南方承东晋的余绪，重视佛教义学的传统，在佛教理论上多所发明。北方缺乏讨论义学的深厚传统，偏重于建造石窟和禅行修习方面。著名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即为北魏开凿。此外，中国僧人向西求法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在南北诸多的求法者中，法显最为著名。他曾撰《佛国记》详细记述了自己曲折的行程和丰富的见闻，也为后人认识和研究南亚史地文化，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由于佛典的系统翻译及佛教思想与儒道思想的进一步融会，南北朝时期开始涌现出以研究某一部分佛典为中心的各种学派。他们各尊一经一论，彼此争鸣，献疑送难，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为隋唐佛教宗派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隋唐五代时期，在南北朝诸学派的基础上发展成大型的佛教宗派。隋朝出现的宗派有：天台宗、三论宗、三阶教；唐朝出现的宗派有：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和藏传佛教。宗派的出现是佛教长期发展的结果，而统一的社会条件与日益繁荣兴旺的寺院经济则是有力的催化剂。各宗派常以某些大寺院为据点，都有严格的教义、不同的教规，并与财产继承权相联系而强调传法世系，具有强烈的宗法性与排他性。由于各宗派所建构的理论体系代表了当时哲学思维的最高水平，因而深刻影响了广大士人的思想、精神，左右了整个时代的思潮。以后，由于佛教的进一步普及，各派的教义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容铸为普通民众思想观念的一部分。

五代以后，佛教虽然仍旧延续流传，但基本方向则是由盛转衰。以禅宗为代表的汉地佛教进一步儒家化，无论是外部功能还是内在精神，都同儒道渐趋一致，呈现出三教会同的面貌。宋代佛教的重大事件之一是雕印汉文《大藏经》。先后开雕了《开宝藏》、《崇宁藏》、《开元藏》、《思溪藏》、《祯砂藏》等，对保存佛教文献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辽代采取护佛的政策，所以境内的刻经、建寺活动颇为兴盛。元朝与清朝皆重喇嘛教，主流佛教无大起色；明代朝廷对佛教多加限制，但一些士人对佛学产生了兴趣，出现了许多佛学深湛的居士。

历史上哪个朝代对佛教发展采取限制措施

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曾有崇道毁佛运动
中兴唐室的唐玄宗开始限制佛教的发展，但并未放弃对佛教的利用
然而由于寺院经济的过度发展，与国家经济利益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终于导致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的灭佛运动
北宋徽宗曾强令佛教与道教合流，改寺院为道观，给佛教沉重的打击。
元世祖忽必烈笃信喇嘛教，奉西藏名僧为帝师。但对佛教的发展来说，可以算是有害无益。
明太祖原系僧侣，对佛教的护持应该是毫无疑问的。然而由于他出身秘密宗教之“明教”（白莲教之前身，与摩尼教和弥勒教有关），深悉宗教力量庞大，乃再度以“既利用又限制”的两面手法来对待佛教。
清朝基本上继承了明朝的佛教政策。历代皇帝对佛教既有保护和扶植，但也有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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