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长达几十年的国本之争在争什么

明神宗的长子朱常洛原为他与宫女王氏在偶然之下所生的，明神宗因为朱常洛为宫女所生，所以不喜欢他。王氏原为慈宁宫宫女，在万历九年(1581年)的某一天，明神宗往慈宁宫向慈圣皇太后请安。当时太后不在，王氏端水让他洗手，他一时兴起，就宠幸了王氏，按规矩，在私幸之后就该赐一物件给王氏，作为临幸的凭证，但由于王氏是母亲宫中的宫女，虽然没有人会因为这件事去指责他的不轨，但年轻皇帝却感到此事不大光彩，穿衣束带后径自走出慈宁宫。

王氏身怀有孕，几个月后就因体型的变化被慈圣太后识破并盘问出来。这位老太后面对此情此景，想起自己作为宫女时的苦难与辛酸，对王氏的景况深表理解，同时也为自己有了抱孙子的机会而大为高兴。一日，明神宗陪李太后酒宴，席间，太后向明神宗问及此事，他起先不承认是他的作为。

对明神宗一向管束严厉的李太后立即命左右太监取来《内起居注》，叫明神宗自己看。事实面前，明神宗窘迫无计，只得如实承认。李太后望着明神宗失魂落魄的样子，好言相劝：“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为贵，宁分差等耶?”

至此明神宗方勉强承认，后封王氏为恭妃。王恭妃果然不负众望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一生遭明神宗冷遇和歧视的短命皇帝——朱常洛。当时宫中称宫女为“都人”，明神宗因此称朱常洛为都人子，皇帝首次得子，自然是一件喜事。由此，明神宗下诏全国减税免刑，派使节通知和本朝关系友好的域外邦国。

明神宗嫔妃众多，其中最宠爱郑氏，万历十年(1582年)封为淑妃，次年进为德妃。郑贵妃之所以能赢得万历的欢心，并不只是因为她的美貌，更多的是由于她的聪明机警、通晓诗文等他人少有的才华。如果专恃色相，则宠爱绝不可能如此历久不衰。

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唯独郑妃是那样天真烂漫、无所顾忌。她敢于挑逗和讽刺皇帝，同时又能聆听皇帝的倾诉，替他排忧解愁。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在精神上，她已经不把自己看成姬妾，而明神宗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

她不但不像别的妃嫔一样跟皇帝说话时低首弯腰，反而公然抱住皇帝，摸他的脑袋。这种在当时来看“大不敬”的行为，除她之外，是无人敢做的。也正是她表现的不同，万历才把她引为知己而更加宠爱，不到三年就把她由淑嫔升为德妃再升为贵妃。

到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氏生子，即朱常洵。明神宗大喜，有意进封为皇贵妃，这对恭妃冷落的态度有鲜明的对比。长达几十年的国本之争由此揭开了帷幕。

万历时期的"国本之争"，是如何间接引导明朝走向灭亡的呢？

万历初期，因太子迟迟未定，众臣依照古礼推举朱常洛为皇太子。朱常洛虽然是皇长子，但却是庶出，是万历帝与一名宫女一时冲动所生。万历帝一直都不喜欢这个孩子，反而钟爱郑贵妃所生的朱常洵。朝臣及太后对此纷纷反对，一直不肯让步。

而万历帝也在与朝臣争论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治理朝政的兴趣，也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立朱常洵为太子。万历帝一怒之下躲入深宫，三十年不曾理政，也不召见任何臣子。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从表面上看仅仅是一次无关痛痒的立储之争，但核心本质却是明朝中后期皇权与以内阁为首的群臣之间的权力之争。

自此，皇帝与群臣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一怒之下的万历帝也拒绝再履行皇帝的"职责"，弃庞大的国家和众多国民于不顾，躲进深宫安享清福。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野上下逐渐形成了众多朋党。由于没有皇权的压制，这些朋党的势力在不断滋生和扩大，最终导致了崇祯年间的朋党之争，为明朝的覆灭留下了重大隐患。

钟爱朱常洵并心生立储之意，却遭到群臣反对

公元1582年，年轻的万历帝与李太后宫内的宫女王氏共同诞下一子，这便是长子朱常洛。虽然此事并不光彩，但李太后一直希望早日看到皇帝诞下子嗣，故而破格将王氏晋封为恭妃。由于万历帝的正宫皇后一直没有诞下皇子，故而万历朝一直没嫡长子。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朱常洛顺理成章成为万历朝的储君之选。

然而万历帝对于这个孩子的到来并非感到十分欣喜，反而十分厌恶。或许是万历帝对于当晚临幸宫女一事一直耿耿于怀，认为有损自己的龙威，故而对朱常洛也一直是冷漠相待。不过为了皇家整体的颜面，万历帝还是下诏大赦天下，并将长子出生的"喜讯"通报给各藩属国。

同年，万历帝晋封自己最宠爱的郑氏为淑嫔，四年过后又晋封为贵妃。万历帝和郑贵妃的恩爱故事也算得上是一段佳话，二人恩爱多年，万历帝濒临死亡之际还留下遗诏册封她为皇后，希望两人可以在地下继续长相厮守。

公元1586年，郑贵妃诞下皇子朱常洵，当即就产生了立朱常洵为太子的念头。同时，朝中大臣也从皇帝的举止察觉到朱常洵有可能会成为储君之选，于是联合起来一同反对。对此，《明史?诸王》中有着相关记载：

"初，王皇后无子，王妃生长子，是为光宗。常洵次之，母郑贵妃最幸。帝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贵妃谋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窜谪相踵，而言者不止。帝深厌苦之。"

明代万历朝国本之争是什么典故？

国本之争，乃指明代万历朝争立太子一事。

明神宗朱翊钧之皇后无子。王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八月生子常洛，是为皇长子，郑妃于万历十四年（1586）正月，生皇三子常洵。神宗因宠爱郑妃，进封为皇贵妃。对王恭妃则未加封，按明朝礼法“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之原则，皇位继承人首先应是嫡子，即皇后所生之子。“皇后无生，则按长幼次序立储。今皇后无子，常洛为皇太子，例应册立为太子，而神宗一再拖延，于是朝廷内外纷传皇贵妃有夺嫡之意，皇帝有废长立幼之心。是则以幼凌长，有悖于伦常之道，于是廷臣屡屡上书上言，请建储封王。首先为立储上疏切论者为户科给事中姜应麟。疏中议论郑贵妃之晋封不当，请收回成命，先封恭妃为妥，进而请求“册立无嗣（即长子）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则臣民之长慰，宗社之庆长矣”。此疏一上，龙颜大怒，姜应麟被废二十年。而此疏之上，引起朝廷极大震动，从此长达十余年的建储之争，拉开了序幕。

神宗对于群臣上疏，先是极力压制。最先上疏之沈璟、孙如法等皆被严旨切责，并以此获罪。压而不止，神宗又施拖延，以“元子婴弱，少俟二、三年举行”为由。然而请求立储之疏仍接二连三，神宗坚持与群臣相抵，或不报，或答以“令候旨行”，甚者夺其俸，削其籍，降其职，罢其官……。拖又无效，神宗无奈，乃召首辅申时行申辩曰：“朕不喜激聒（吵吵嚷嚷之意）。近诸臣章奏概行留中，恶其离间朕父子。若明岁廷臣不再渎拢（打扰之意），当以后年册立，否则俟皇长子十五岁举行。”后年即万历二十年，到时皇长子十一岁。若十五岁，则当在万历二十四年。申时行乃按旨告诫诸臣安心稍候。故万历十九年自春及秋，大臣中未曾有言及者。

十月，神宗承诺册立东宫之期限在即，工部主事张有德上疏以筹备东宫仪仗之预算报请批准，神宗见疏大怒，以大臣又来“渎拢”，乃下谕再延期一年。

其时廷臣纷纷以皇长子之“预教”请求神宗恩准。

按当时惯例，皇子如被立为太子，便要别居一宫，称为“东宫”，并配以东宫官属，称为“出阁”，太子应就读于翰林院诸学士，学习为君之道，称为东宫出阁讲学。皇长子常洛虽尚未立为太子，群臣乃以“预教”请，欲以之显示皇长子不同于诸皇子之特殊身份。

皇长子应受教育，事体重大，于是神宗又出“待嫡”一招，宣谕“三王并封”，谓诸臣曰：“皇位继承，立嫡不立庶。皇后年尚少，倘复有出，是二储也。今将三皇子（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皇五子常浩）并封王，数年后，皇后无出，再择其善者为太子。”此说迅即为众议所驳倒。原因为立嗣虽应以嫡子居先，却无必授之说。“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长子之所以不同于诸子，正由合乎“无嫡立长”。私下并有人议论，万历帝本人亦非嫡子。其时申时行已改仕归家，王锡爵位居首辅。神宗召王锡爵，令拟御旨，昭示三王并封之意。王锡爵不敢违旨，立即奉诏拟御旨。然在廷臣包围下，又外虑公议，遂又拟疏请令皇后抚育长子，则长子即为嫡子。神宗只以前谕下礼官，欲行三王并封之礼，朝臣大哗，纷纷指斥王锡爵委婉妥协。王锡爵自劾有误，请辞职，神宗亦迫于众议，收回成命。神宗欲以“待嫡”及“三王并封”扰乱皇长子“预教”之实施既未能果，皇长子十三岁时（万历二十一年，1593），如议照办，且各项礼节仪式悉与东宫出阁无异。

立储东官一拖再拖，皇长子已及冠婚年龄。是不待册立，先行冠婚？抑或先行册立，使皇长子以太子身份举行婚礼？对立双方又展开争论。郑贵妃一方主张先行冠婚，可使皇长子与诸子在婚礼上无所差异，而皇长子一方则认为冠婚乃大事，力主后者，先行册立。双方相持不下。直至二十九年（1601）皇长子年已二十（按明代宫廷惯例，无论太子及诸王，十五六岁便已达冠婚之年），不能再拖。神宗见立郑妃之子为太子事一再失败，立长之局难变，只得勉从众议。十月，册立长子常洛为太子，不久加冠，并于次年二月举行婚礼。

皇太子乃未来之国君。册立东宫，确立皇太子地位，关系国之根本，故建储之争史称国本之争。

明朝为何会发生国本之争？万历为什么斗不过大臣？

明朝之所以会发生?国本之争?，一是因为万历帝想把皇位传给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万历斗不过文官，一来因为明代文官团结，二来因为他们背后还有李太后的支持。

中国古代的皇位继承，主要采取?父死子继?的方式；选择嫡出的长子，做为太子。这就要求皇位继承人必须是皇后所出，并且是皇后的第一个儿子。另外，还应当遵循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规则。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因继位造成皇室内讧。

历朝历代，都把顺位继承制度看得十分重要。而在明朝本身，就曾因为皇位继承造成许多政治流血事件。明代第一任首辅解缙，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被害。因此这种违背祖宗家法的事，不可以开先例。否则后代都来争来抢，国无宁日。

另外，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时候，赋予文官直言进谏的权力。对于天子继任者的确定，文官们一致认为事关?国本?，并非他朱翊均一家之事。神宗朱翊均宠信郑贵妃，想要把郑氏的儿子定为太子，不是因为这个儿子才德兼备，仅仅是出于偏心。

神宗的母亲李太后，也支持大臣们的做法。李氏是一位深明大义的母亲。她在神宗尚年幼之事，便全力支持首辅张居正的政治主张。张居正担任神宗老师，自已编修历史课本，教导神宗。神宗惧怕李氏，在张居正生前，一直称其?先生?，大气都不敢乱出。

1582年张居正去世之后，李氏仍然健在。李氏认为皇长子朱常洛的生母不得宠，但是他本身并无过失。让郑贵氏的儿子当太子，名不正，言不顺。

在李太后的坚持下，万历二十九年，神宗只有册封朱常洛为太子。

万历时期的争国本，是怎么回事？

“争国本”是万历年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间接引发了明末几十年的党争，甚至对南明的灭亡也有一定影响。直到万历末年福王之国，争国本才算告一段落。争国本导致万历消极怠工，给明朝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然而，阅读“争国本”的来龙去脉，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按照儒家传统的“春秋大义”，朱常洛本来没有理由被立为太子，朱常洵的资格至少不比常洛逊色。以下完全按照儒家经学义理进行探讨。
群臣拥立朱常洛为太子，理由是“立嫡立长”的儒家宗法制度。按照群臣的主流意见，当时的王皇后没有嫡子，那么长子常洛理所当然应该立为太子。儒家义理真是如此吗?我们看看《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章:
“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出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以上主要论述为何鲁隐公不能正式即位，只能摄政，等待桓公长大后归政于桓公，理由就是“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关于为什么隐公的出身不如桓公，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隐公和桓公的母亲都是侧室，但桓公之母的地位略高;另一种说法认为桓公的母亲原本是侧室，但后来扶正为正室--这种扶正行为，在当时是不符合周礼的，所以桓公究竟是不是出身更贵，还有待争论。
无论如何，《公羊传》最后提出了一条有力的理论:“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意思是说，在立嫡子的时候，要优先立年龄较大的;在立庶子的时候，要立出身较贵的，即其母地位较高的。
对“立子以贵不以长”的理解，历史上有些争论，有人认为这一条仅限于在嫡子和庶子之间比较，“贵”是指的嫡子。但是《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桓公之母并非正室，《左传》也仅仅提到桓公之母被违法礼法地被扶正，不应当被视为“元后大子”。主流经学家认为，“立子以贵”的“子”是指庶子，即在没有嫡子的情况下，按照庶子出身的贵贱来确定太子。
朱常洛出生的时候，母亲王氏仅仅是宫女;出生之后，母亲仅仅晋升为妃。而朱常洵出生的时候，母亲郑氏就已经是妃了，此后晋升为贵妃，地位始终高于常洛。按照《公羊传》的这条春秋大义，朱常洵立为太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奇怪的是，深受儒家传统教育的万历皇帝竟然根本没有想到援引《公羊传》的这条春秋大义为自己辩护，也没有暗示大臣援引此条为朱常洵张目。群臣上书只顾叫嚷“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却没有注意到“无嫡立长”在儒家经学里根本不成立，应该是“无嫡立贵”。
为何在争国本事件中，从来没有人提到这一条可能对常洛一派文臣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春秋大义呢?是万历读书太少，文臣不愿提到，还是满朝文武根本就没读懂春秋大义呢

儒家只不过是表面理由 深刻理由就是背后的权利斗争 我支持你了， 即使你没有道理 我还是支持你 不然一朝天子一朝臣 接下去死的还不是我 所以我管你儒家还是基督 既然选定阵营 就不能动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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