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明君如何治贪惩腐：手段颇为奇特

在古代，为官者行贿受贿、贪赃枉法者的确不少。如何去治贪惩腐，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历代的明君圣主对之均十分重视，所践行的反腐招数五花八门。其中，隋唐时期两位明君的反腐手段，颇为奇特。

隋文帝“钓鱼”反腐

前几年，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历史上也曾有过类似“钓鱼”行为，抛鱼钩的幕后操纵者就是隋文帝杨坚。只不过，二者尽管形式相同，性质却截然不同。上海的“钓鱼”执法为百姓所深恶痛绝，是不折不扣的腐败，而隋文帝的“钓鱼”却是大获民心，是手段奇特的反腐举措。

杨坚是隋朝的开国皇帝，他结束中国自西晋末年以来近300年的分裂局面。在位23年，勤思善治，他建立正式行政区域实施有效管辖的范围超过了以往。唐朝到630年也未完全恢复隋朝的疆域。隋朝的军队歼灭或重创了突厥、吐谷浑、契丹、高丽等，阻止了异族的强大与崛起，文治武功均有很大的业绩。隋朝首创三省六部制、开皇律、科举制等，这些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如唐朝的国家体制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制度，好多就是直接照搬隋朝的。《剑桥中国隋唐史》这样评价道:“隋朝消灭了其前人的过时的和无效率的制度，创造了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结构，在长期政治分裂的各地区发展了共同的文化意识，这一切同样了不起。人们在研究其后的伟大的中华帝国的结构和生活的任何方面时，不能不在各个方面看到隋朝的成就，它的成就肯定是中国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

杨坚性格沉稳内敛，治国有道。《隋书》中对他的评价是“深思治术”，这可从他开创的一直沿用至今的科举选拔制度上，略窥一斑。这种制度摒弃了出身的贵贱，不限门第，唯才是举，也废除了九品中正制的推荐选拔，推荐即是人推荐人，自然存在弊端。而以试取第，体现很大程度的公平性，堵住了用人上的腐败之源。

杨坚不仅从官员的源头上去治理腐败，而且对官员的日常管理也很有一套。他强化对官员的监督，《隋书》记载，隋文帝杨坚让亲信“密查百官”，发现贪腐行为便严惩不贷。曾一次罢免河北52州贪官污吏200人；而且还以“钓鱼”的手段去铁面反腐，即暗中洒下诱饵，钓得鱼儿上钩，让贪官自己现身，可谓独树一帜的反腐奇招。具体操作上这样的:他派人暗中向一些可疑的官员行贿，“私以贿之”，这些人一旦受贿，即行处死。由此“晋州刺史、南阳郡公贾悉达，显州总管、抚宁郡公韩延等以贿伏诛”。受贿的风险如此之高，自然铤而走险者望而却步了，谁不珍惜自己的脑袋呢?于是，隋初的贪腐之风也就此禁绝。

杨坚还是个体察民情且身体力行的好皇帝，他对老百姓的甘苦非常在意，带头与老百姓同吃苦。当时，关中每遇荒欠，往往都会有大批的灾民为了吃饱肚子，长途跋涉去粮食收入情况较好的洛阳一带逃荒。而此时就会上演一出官民一体逃荒逐食的大戏，这些西来的难民的头头有时候居然会由大隋的天子杨坚亲自来充任。开皇四年和十四年，杨坚就曾先后两次担当这批要饭的头儿，带领浩浩荡荡的要饭大军开往洛阳。《隋书》专门有“逐食天子”一章，记载了隋文帝杨坚带领难民逐食的具体经过。

唐太宗“温柔”治贪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开明君主，他以隋王朝的覆灭为鉴戒，勤于政事，精于用人，严于治贪，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李世民治贪，重于监察，在全国上下建立了完整的监察机构。贞观八年，分遣李靖、杨恭仁、王圭等为风俗史，巡省天下，后又遣十七道巡察，派出巡察使二十多人，考察地方风俗和官员的政绩。他把地方官的姓名记录在屏风上，有什么政绩和恶迹都记在名字下面作为奖惩依据。贞观二十年，刺使、县令以下的地方官，上千人因政绩不佳而受惩处，七人被处死，二十人受到提拔。太宗治贪，严于执法。他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他要求臣下必须严格遵守，一经发现贪污受贿者，定对其绳之以法。吴兢在《贞观政要》里说，唐太宗“深恶贪浊，有枉法贪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谴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

有趣的是，李世民对那些受贿的贪官别开生路，不是“处罚”，而是“奖励”。你贪什么，就奖你什么；你贪多少，就给你奖多少。

有个叫长孙顺德的官员，有一次他收了别人的贿赂绢绸数十匹。这事被李世民知道了，于是通知五品以上文武官员，某月某日准时到金銮殿里开会，不得迟误。文武官员整整齐齐地站在台下，全神贯注地听皇帝李世民训话。李世民开门见山，轻描淡写地通报了长孙顺德的受贿情况，通报完了，李世民问了一句:“长孙顺德受贿数十匹，这说明了什么?”众官诚惶诚恐，莫不敢言。李世民便大声说:“这说明了长孙顺德家里缺乏绸缎啊!好，你家缺绸缎，我就奖给你绸缎。”他叫人搬来许多绸缎，都压到长孙顺德的背上，叫他亲自背回去。长孙顺德僵在那里，大汗淋漓。过了一段，又发现了像长孙一般作奸犯科者，如右卫将军陈万福，大搞索拿卡要，索取了驿站数石麦麸。唐太宗如法炮制，也是以这种方式给予他奖励，叫他当着大家的面，将几石麦麸从朝堂挑回家去。陈万福羞愧满面，狼狈不堪，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如此的“温柔”肃贪，不亚于霹雳手段所取得的效果。李世明在位期间，是历史上贪污腐败最为收敛的时代之一，盛世清风习习，为百姓所称道。

由北魏孝文帝祭天之处被发掘，再看这位明君治国理政的得失

由考古消息得知：北魏孝文帝时代祭天遗址被发掘。

从航拍图上可以看到，这是一处巨大而完整的遗址，让我们得知北魏时期的皇权浩大，及其对祭祀的重视。呼和浩特市北面武川县的大青山蜈蚣坝顶上的这个祭祀遗址，距离北魏初期的皇城平城(大同市）也有大约200公里远，距离洛阳就更远了。这里或许是鲜卑族早期的领地。

由此，也让人想起在此主持祭祀的北魏著名皇帝——拓跋宏（元宏）。

祭天，是中国古代君王由来已久的敬拜礼仪。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已经记载了中国黄帝在泰山筑坛向“天”献祭的事，可见祭天是很古老的一种礼仪文化，是人与天的“交流”形式。

古人为什么要向天献祭呢？ 因为古代科学不发达，人们看到电闪雷鸣就会产生敬畏心理，看到各种自然和人为灾害都认为与老天爷有关。祭天是出于对上天的敬畏，为了祈求避免战争等灾祸、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祭天的仪式比较繁杂，不同民族有各不相同的祭天仪式。仪式通常由“天子”主持。通过祭天表达人们对于上天滋润和哺育万物的感恩之情。主要过程包括迎神、行礼、进俎、初献、亚献、终献等等。

作为一种最重要的仪式，皇帝及王公贵族们还要穿上衮冕——一种最为正式的服装。《周礼》中即有关于衮冕的记载。

之前我对南北朝这个“五胡乱华”，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混战朝代并不感兴趣。只因去年有个朋友约我一同写北魏的电视剧（因故未写成），所以我看了不少北魏的书籍资料，对这个朝代有了一定了解。

北魏，是两晋南北朝时期一个重要的鲜卑国家。先期的开国皇帝有拓跋珪，拓跋焘等。到了孝文帝元宏这一代，则是北魏后半期的一位杰出明君。

虽然父母都在他幼年就去世，但嫡祖母冯太后给了他很好的教育和抚养。因为冯太后是汉族，所以他自小就耳濡目染了汉族的各种文化习俗，诗书礼仪。这为他成年后大力推广汉化打下了基础。

他于23岁登基主政。从他治理国家的一系列决策来看，确实是一位有胆有识，大刀阔斧理政治国的皇帝。

作为冯太后事业的继承人，孝文帝继续推行冯太后的一系列改革政策：推广均田制，整治吏治，迁都洛阳，推行全面汉化等等。

但是关于他的改革，后世却有不同的看法。

推广均田制和整治吏治这两方面没问题，效果完全是正面的： 政府将自己掌握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作，农民则交纳赋税并承担一定的兵役。他大力整顿吏治，开创了“三长制”、“俸禄制”，以减少贪污腐败行为，建立了一套高效廉洁的统治体系。

全面汉化，孝文帝决心非常之大。他甚至直接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元宏“——连老祖宗的姓氏“拓跋”都丢掉了。 不得不说，汉化对于提高鲜卑人的素质，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肯定是有很多好处的。因为北方游牧民族相对于汉族来说，文化和生活都是落后的。他这些举措对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显然有很大贡献。但是，全面汉化遭遇了鲜卑贵族们的强烈抵制。

至于迁都洛阳，一直一来都有很多人都觉得不妥，当时招致的反对与阻力也更大 。鲜卑贵族保守势力以捍卫鲜卑民族文化者自居，坚决反对迁都，并想举行政变推翻孝文帝，甚至连太子都加入了这个行列。但孝文帝立即用铁腕镇压了贵族的叛乱，对不思悔改的太子直接赐死——由此可见孝文帝改革的决心。

不过，南迁确实使得朝廷对北部边疆地区的掌控，渐渐弱化了，这也导致了当地的政治局面越来越恶化，叛乱此起彼伏。孝文帝南征时，就不得不考虑腹背受敌的情况。

只可惜，雄心勃勃想要拓展北魏版图，呕心沥血企图建立雄伟帝国的孝文帝元宏，在南征途中患病，于33岁的英年就早逝了。如果他不是这么早去世，北魏后续的 历史 很可能就不一样了。

但是，他所施行的汉化改革对后世影响深远，也为他赢得了很高的 历史 地位，时至今日，他仍在 历史 教科书中饱受肯定和称颂，甚至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之一。

然而近代以来，出现了许多不同声音—— 以为 这场激进汉化改革直接导致了30年后北魏王朝覆灭，鲜卑民族也从此消亡，觉得元宏其实是北魏和鲜卑族的“千古罪人"。

无论如何，我以为北魏孝文帝将草原文明和汉族文明融合的设想是了不起的 。虽然他的一些措施最终因为格局无法适应，在他去世后走向了失败。但为后世隋唐朝代的民族融合，以及朝政繁荣提供了 历史 的支撑。

有雄才大略又有治国良策还痛恨贪腐的古代明君都有谁

嘿嘿，很遗憾的告诉你，答案是没有。

中国古代自上而下统治，皇帝要靠官僚统治基层，同时还要保障其忠诚，就需要给人家好处。有的时候你需要有能人给你出谋划策，这就要给人家更多的好处。

所以，简单点说，你想要有能人给你办漂亮事，同时又不给人家钱，这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既有治国良策又拼命反腐，这从逻辑上讲就相悖的。而如果有人这么宣扬自己的话，那他就是百分百的沽名钓誉之徒。

以历史上反腐比较有名的朱元璋为例，他一方面给干部发极低的工资，另一方面又非常残酷地反腐，最后总结一下这个人的政治能力，就是极度的无能。他死后尸骨未寒，北方的燕王就发动了叛乱，南北双方动员兵力数十万，十万兵力以上规模的大兵团参加的战役就有好几场。
朱元璋等于是连最基本的政治稳定都做不到，一个北平藩王就可以掀起全国性的叛乱，最后甚至直捣南京如入无人之境，而周边各省各军区的干部、将领都只是围观而已，等着看中央的笑话。所以像他这种人就不要谈什么治国良策了，他的政治能力根本就是不及格。

现代西方国家的贪腐事件其实也不少，但还是相对要少一点，就是因为他们把干部所得好处给制度化了，你办多少事给多少钱，好处少不了你的，足够你大富大贵了但是超过这个额度你再想伸手，那么对不起。

所以政治上的事，制度很重要，他直接决定了你这个政权的效率。没有推动制度实施的能力，没有事先完善制度的智慧，别扯什么雄才大略的淡。
至于反腐，你首先就得定义什么是腐，人家办事拿大钱这不叫腐，超过了额度这才是腐，这个额度你得舍得给。至于钱从哪里来，这就要靠你搞发展了，有发展有钱，你才能叫人给你办事，这个道理很简单。你搞不了发展没钱，就别扯什么雄才大略的淡。

李世民如何成为一代明君？

在隋唐时期，由于国家的四分五裂很多得都是隋朝时期的残留部，然后李世民就四处的讨伐，希望让所有分开的地方能够归顺自己新建立的大唐，让百姓们安居乐业。

在讨伐的过程中，李世民宽广的胸怀让很多的能人义士都跟随他得步伐一起建立大唐，像程咬金、秦琼都是跟随他南征北战的好兄弟。

李世民之所以能够成为明君的原因有很多，首先要说的那就是他喜欢发掘人才，并且为人比较的谦和，没有任何的帝王的架子，所以深受多数人的认可。

同时在他建立大唐以后，喜欢那些建言献策的人们，即便自己心里面不是很舒服，但是还是忍受别人不同的指指点点，因为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唐繁荣昌盛起来。

李世民成为帝王经受了不少的艰难困苦，但是为了让老百姓们过上好日子，他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所以一个能够心系天下百姓的君主才是好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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