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时期中原与南越的民族关系怎么样

吕后时代严格控制关市，在铁器等先进生产工具的流通方面对南越国实行封锁。南越王赵佗采取和中央政府相对抗的态度，自立为南越武帝，又发兵北上，进攻汉王朝南边的长沙国。在吕后发军击南越以后，南越与汉王朝正式进入交战状态。

因为气候条件的不适应，汉军不能越过南岭，两军事实上在南岭一线相持了一年之久，吕后去世方才罢兵，于是出现了所谓“佗得以益骄”的局面。

文帝即位后，改变扼杀政策，采取安抚政策，向南越提供发展生产所需的铁器、农具、马牛羊等。并派人修葺赵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的祖坟，置守邑，岁时祭祀。又撤掉进攻南越的军官，拜赵佗的兄弟做官。

然后，遣陆贾再次出使南越。在文帝诚意的感召下，赵佗谢罪称臣，去黄屋左纛，归附汉王朝。岭南地区从而赢得了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到武帝时期，经济文化发展已有较大发展。

汉廷对周边少数民族不轻易用兵，尽力维持相安友好关系，以礼相待，兄弟相称，这对于加强中原人民与周边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增进友谊，起了很好的作用，进一步促进了汉朝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赵佗（约公元前240年-公元前137年），即南越武帝，恒山郡真定县（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人，秦朝南海龙川令，南越国创建者。原为秦朝将领，与任嚣南下攻打百越。秦末大乱时，赵佗割据岭南，建立南越国。

南越国建立伊始，赵佗实施“和辑百越”政策，引入中原农耕技术与先进文化，同时又将异域文化和海洋文化引进岭南，使岭南地区从落后的刀耕火种进入农耕文明时代。汉高祖三年（前204年）至建元四年（前137年）在位。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开始着手前进岭南百越之地。汉高祖元年（前206年），任嚣病亡，赵佗即向南岭各关口的军队传达了据险防守的指令，并借机杀了秦朝安置在南海郡的官吏们，换上自己的亲信。秦朝灭亡后，汉高祖三年（前204年），赵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在岭南建立南越国，号称“南越武王”。

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夏，刘邦派遣大夫陆贾出使南越，劝赵佗归汉。在陆贾劝说下，赵佗接受了汉高祖赐给的南越王印绶，臣服汉朝，成为汉朝的一个藩属国。

刘邦平定中原后，赵佗（也称尉他、尉佗）已在南越称王，因国家初定，刘邦便派陆贾出使南越，游说赵佗归附汉朝。陆贾到后，赵佗接见非常不礼貌。陆贾便细数赵佗的中原出身，斥责他忘本而不讲礼仪，随后结合楚汉之争的历史，指出南越和汉朝实力上的强弱悬殊，晓以情理，迫使赵佗改颜谢罪。

赵佗问及他与萧何、曹参、韩信谁更高明，陆贾回答赵佗似乎更高明。赵佗很高兴，又拿自己和刘邦进行比较，陆贾明确答复汉王远胜赵佗。赵佗对陆贾的说辞非常满意，愿意遵从汉朝约束，接受南越王封号，对汉称臣，并留陆贾宴饮数月。陆贾回朝汇报，刘邦非常满意，任为太中大夫。

秦汉时期南方蛮越介绍

与北方民族被统称为“胡”相呼应的是，南方地区的非华夏族被泛称为“越”。“越”是方言、习俗等不尽相同的许多民族群体的统称，这也是史书所载“百越”得名之根本原因所在。百越大体可分为吴越、南越、骆越三部，主要活动于东南沿海、两广及今越南部分地区。史书中“西南夷”、“南蛮”，也于此部分略作叙述。“西南夷”中有不少也出自百越系统，如滇、夜郎、哀牢等，主要活动于今云南、贵州等地区。武陵蛮、巴蛮、板蛮等，是东汉时长期受关注的“南蛮”，主要活动于今湖南湘江、洞庭湖及鄂西、川东等地区。这些南方诸族史书记载较简略，文献、考古遗存相对较多的是南越与滇。> > 百越之中的吴越包括东瓯（东越）与闽越。闽越王无诸、越东海王摇，“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史记·东越列传》），所领大概是先秦时的吴人、越人后裔。秦兼并六国，废吴越首领为君长，置闽中郡以统辖其地。秦末天下动乱时，无诸、摇等率越人归附鄱阳令吴芮，参与灭秦之战，后又佐助汉军攻军。高帝五年（前202），封无诸为闽越王，辖闽中故地，以东治（今福建福州）为都；惠帝三年（前192），封摇为东海王，都于东瓯（今浙江永嘉县，或认为在温州），“世俗号为东瓯王”（《史记·东越列传》）。吴楚七国之乱时，东瓯跟随刘濞起兵；起兵失败后，东瓯受汉购赏，杀刘濞于丹徒，以此赎罪归国。刘濞之子逃亡闽越，怨恨东瓯杀其父，怂恿闽越攻东瓯。建元三年（前138），闽越进攻东瓯，武帝派兵援救，援兵未至而闽越撤兵。为避免闽越威胁，东瓯请求举国内附，获武帝准许，东瓯王率众4万余人迁徙至江淮之间，即今天庐江、安庆一带。> > 建元六年（前135），闽越又攻南越边地，南越告急，武帝派兵分由会稽、豫章进攻，闽越王郢发兵抵抗。郢弟馀善谋杀之，汉罢兵。汉封无诸孙繇君丑为越繇王。馀善威行于国，国民多归附，汉封之为东越王。元鼎五年（前112），汉击南越，馀善上书从汉军出征，却又首鼠两端、私通南越。汉灭南越国后，汉军将领杨仆使人上书，愿乘机进攻东越。次年，东越遂反，馀善自立为“武帝”，攻汉军。元封元年（前110），汉军攻入东越，越繇王及东越贵族杀馀善以降。汉封越繇王等人为侯，迁越人于江、淮间，逐成为汉 *** 之编户民。> > 于南越之地置郡、县。秦末，南海郡龙川令（今广东广州）赵佗，兼任南海郡尉，绝道据兵自守，占据岭南。南越国的疆域包括今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地区。赵佗（？~前137），河北真定人（今河北正定县），南越开国国君，在位近70年。汉初，对南越采取怀柔政策：高帝十一年（前196），陆贾出使南越，封赵佗为南越王。赵佗接受汉朝封号，表示愿为藩辅。吕后时，采纳有司建议：禁止与南越国贸易关市，不许出口铁器、农具，输出的马、牛、羊只能为雄、不能有雌。赵佗以此为借口，自立为南越武帝，兴兵攻打长沙边邑；以财物诱惑、交通并役属闽越、西瓯，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史记·南越列传》）。> > 文帝时，为缓和与南越的紧张关系，派陆贾再次出使南越，赵佗答应取消帝号，恢复藩属关系。景帝时，南越称臣，朝请汉帝，礼仪如诸侯；在南越国内，赵佗仍称帝、沿用旧号。武帝建元四年（前137），赵佗去世，其孙赵胡即位为帝，号“文帝”从南越王墓的“文帝行玺”金印来看，赵佗之孙仍延续帝制，自称为帝。考古所见“文帝”名为赵，与文献所记之赵胡不同。；后来，赵 *** 太子婴齐宿卫长安。十余年后，赵胡去世，其子婴齐即位，托辞有病，不入见汉帝。婴齐去世后，太子赵兴即位，其生母 *** 氏为太后。元鼎四年（前113），汉遣使游说赵兴及太后入朝，赵兴按其母意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史记·南越列传》）。此举激起南越丞相吕嘉等人不满，兴兵杀赵兴、太后及汉使，拥立婴齐长子越妻所生子建德为王。汉兴兵平定南越，俘虏吕嘉、建德，不少南越贵族降汉封侯，汉于南越之地设置九郡，存续了93年的南越国覆亡。> > 南越国在覆亡前，名义上臣服汉朝，但基本保持独立态势。它与“内诸侯”的不同处，正可显见其政治特殊性：一则，不定期朝觐汉天子；二则，全权任命各级官吏；三则，不行用汉法。孙家洲：《由新出汉简看汉初朝廷与诸侯王国之法律关系》，载本书编委会编：《安作璋先生史学研究六十周年纪念文集》，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382页。汉之所以屡屡要南越内属，是为从根本上掌控南越；南越之所以迟迟不内属，是秉持赵佗以来的政治理念，“事天子期无失礼，要之不可以说好语入见；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史记·南越列传》）。武帝派兵攻打闽越、东瓯，多少有向南越 *** 之意。> > 南越国本是沿秦三郡旧地而建，政治制度上大体袭秦汉之制。中央职官方面，中央设立有丞相、御史、内史、中尉等重臣，设有郎、中大夫、将军等文武百官。地方行政方面，实行郡县制，如九真郡、揭阳县等，设假守、监、县令长等官职；还分封王、侯，如苍梧王赵光等。法律制度方面，从“除其故黥劓刑”（《史记·南越列传》）等记载来看，南越似沿用秦朝的黥、劓肉刑。从文化方面来看，南越也深受秦汉文化影响：南越国的度量衡制度与汉朝基本相同，南越王墓系仿照汉陵墓而建造，随葬品中又以汉式器物占多数，使用隶书及篆字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西汉木简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3期。，等等。但南越本为多民族聚居之地，自然要因地制宜的采取策略。陆贾初见赵佗时，赵佗“弃冠带”而“结箕踞”，招致陆贾“足下反天性”之讥；陆贾一番言辞，说的赵佗“蹶然起坐”，称谢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汉书·陆贾传》）。由此可见赵佗统治南越之地，是适应越地风俗而融入其中。为巩固统治，赵氏拉拢越人参政，实行汉、越通婚。丞相吕嘉据说出身越人，为越人信任而深得民心。吕嘉宗族官居长吏者70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史记·南越列传》）。> > 赵佗统治下的南越国，不仅使越人相攻击的旧俗渐改，迁于南越的“中县人”数量也未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越文化对南越国产生较大影响实属情理中事，南越王墓随葬品的文化特色就是很好说明：带有越文化性质的随葬品在数量仅次于汉式器物，如越式大铜鼎、越式大铁鼎等。南越国的地理位置极便于海外联系，大象牙、乳香、银盒等舶来品的出现，对认识东西方海上交通及文化交流有益。> > 骆越，或称西瓯。秦时曾以其地置象郡，后成为南越国的一部分；汉平定南越国后，骆越主要分布于郁林、合浦、交、日南、九真等郡，即今广西南部及越南北部地区。交等地虽设置郡县，但所辖民众言语各异，需经多次转译方知晓其意。由此可见，骆越也是一个泛称，实际包含着不同的民族。骆越民众有“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的习俗。两汉时，有不少中原罪人被迁徙于此，与骆越杂居。光武帝时，交太守锡光、九真太守任延，教导越民耕种田稼、制作冠履及姻亲之礼，兴建学校，以礼义教化当地民众，移变边俗。当时，有不少蛮人率种人归附，或有蛮夷进献白雉、白菟。> > 建武十六年（40），有交女子徵侧及妹妹徵贰起事。交太守苏定依法处置徵侧的丈夫诗索，徵侧及妹妹徵贰因此起兵反抗郡守，“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从事态发展的规模来看，她们起兵的原因恐非仅是出于忿恨，似也与汉朝官吏治理举措有关联。她们攻占60余城，徵侧自立为王；交刺史及诸郡太守，只能保守城池，无力反击。光武帝命长沙、合浦等郡准备车船，修建道路及桥梁，储备粮草。建武十八年（42），派伏波将军马援率兵讨伐，“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后汉书·马援传》）；第二年春，大军到达浪泊，大败对手，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建武二十年，斩徵侧、徵贰，后又败其余党。马援行军所过之处，为郡县修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整顿法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后汉书·马援传》）。马援还于交获骆越铜鼓。“铜鼓文化”正可弥补文献记载不足，加深我们对南方民族历史之研究。> > 西南地区，分布着许多语言、习俗不同的民族，正史统称为“西南夷”。大体而言，贵州西部有夜郎、且兰，云南滇池区域有滇，洱海地区有昆明，四川西南部有邛、笮，等等。夜郎、滇、邛等族民众结发为椎，从事农耕，有邑聚，有君长；昆明等族民众编发，以游牧经济为主，无君长。> > 秦朝势力曾一度影响西南夷，开通从今宜宾至昭通的“五尺道”。西汉初，汉 *** 与西南夷的官方联系虽中断，巴蜀地区与西南夷却依然维持交换关系。巴蜀商贾贩卖缯帛、枸酱至西南夷，并从那里贩运马、髦牛及僮（即奴婢）。武帝建元六年，汉番阳（今江西波阳）令唐蒙在南越发现蜀地出产的枸酱，探知从蜀经西南夷地区有路可达南越，故提出通夜郎，“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史记·西南夷列传》）。武帝派唐蒙率千余人，携带缯帛等礼物，到夜郎活动。此后不久，汉在巴蜀之南设犍为郡（治今四川宜宾），征发巴蜀卒修筑自道（今四川宜宾）通向柯江的山路。稍后，武帝又派司马相如至邛（今四川西昌一带）、（今四川汉源一带）、冉（今四川茂县一带），在这些地区设置都尉和十多个县。数年后，西南夷之路始终未打通，士卒因乏困、饥饿及恶劣气候，死亡者甚多；加之西南夷屡屡“反叛”，汉派兵攻打，又耗费无功。汉所置都尉及诸县，多数不久就裁撤了。> > 曾对武帝说道：在西域大夏国时，他见到邛竹杖、蜀布，这些物品据说来自身毒（印度）；大夏在汉朝西南，仰慕中国，因匈奴隔绝道路，如通身毒而交往大夏，有利无害。武帝根据其建议，派使者自巴蜀四出，企图找寻通身毒的道路。虽说这一目的最终并未达到，但无意中不仅打通了汉与滇交往的道路，且加深了对夜郎及其附近地区的联系。元鼎五年，汉征发夜郎附近诸部族兵攻南越，引起且兰反抗，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次年，汉兵从巴蜀南下，攻下且兰，设置郡（治今贵州黄平西）。倚于南越的夜郎首领，在汉军的震慑下入朝，被武帝封为“夜郎王”。汉凭借灭南越、诛且兰等军威声势，于邛都设置越郡（治今四川西昌东南），都置沈黎郡（治今四川雅安南），冉置汶山郡（治今四川茂县北），白马置武都郡（治今甘肃成县）。武帝派遣使者以破越、诛南夷等事讽喻滇王入朝，未果；元封二年（前109），汉发兵临滇，滇王举国降，汉以其地为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史记·西南夷列传》）。> > 文献对滇国的最早记载似见于《史记》：战国时，楚将庄领兵士溯沅水西上略地；适值秦国攻夺楚巴、黔中郡，道路阻塞不通；庄于是留驻滇池，入乡随俗，改变服饰，称王于滇。如按《史记》记载，滇国当建于前3世纪初（前280年左右）；从滇文化遗存来看，滇国至迟建立于前5世纪中叶。> > 昭帝时，益州郡故滇国境内民众“叛乱”，汉派大军镇压，前后历时5年。因滇池而得名的滇国，在归附汉的20余年后，基本不再见诸文献了。滇国的主体民族，长期以来存有争议，或人，或羌人，或濮人，等等。现在，学者的意见渐趋一致：滇国的主体民族是越族，滇人是百越民族中的一支。不论是文化特征，还是生活习俗，滇国主体民族都与古越人相似。滇国居民成分复杂，除去人数较多、占统治地位的主体民族越人外，还有部分濮人、羌人，可能还有少量的汉族移民。> > 滇国文化遗物中，以青铜器为大宗。我们对滇国的认识，大体都源于青铜器。农业在滇人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滇国青铜器中有大量农具出土，证明农业在滇人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不仅有大量青铜农具出土，还发现有已经炭化的稻粒，青铜器的纹饰上也可见稻业生产、丰收归仓等场景。畜牧及狩猎也相当发达，家畜有牛、羊、马、猪、狗。滇人居住的房屋有“干栏式”、“井干式”等样式。“干栏式”建筑，一般分为上下两层，人住于上，牲畜处于下，中间用横梁、楼板隔开；置有独木梯，可供随时上下出入。底部用大小不等的桩柱支撑，使得上层房屋建筑高离地面，防潮及虫兽侵害。“井干式”建筑，是在圆形或方形木料的两端各开出凹槽，层层交叠砌成房屋底架及墙壁的一种建筑形式，滇青铜器上发现有完整的井干式建筑：有的直接建筑在地面上，有的建在干栏式结构的平台上。> > 作为世界四大青铜文化体系四大青铜文化体系分别是中原地区的商周青铜文化、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古希腊—罗马青铜文化、滇系青铜文化（或滇国青铜文化）。之一的滇青铜器，铜鼓、贮贝器等是最具特色的器物。铜鼓是南方民族及东南亚地区普遍使用的打击乐器，直到今天南方及东南亚地区的不少民族也仍在使用。铜鼓的前身是一种大型炊具，是供多人煮饭用的大型器物。早期出土的铜鼓，一般是鼓面朝下、圈足向上倒置，多无纹饰，鼓面等部位有较厚的炊烟痕迹。后来，铜鼓逐渐向滇王国礼器、重器转变，相当于商周时的钟、鼎等彝器。铜鼓多发现于大型墓葬中，使用、拥有铜鼓可能是权力、地位的象征。贮贝器，顾名思义，就是贮存海贝的容器。贮贝器的主要来源有二：一是利用现成的铜鼓，对其进行加工改造；二是仿照铜鼓外形，重新铸造。之所以盛装海贝，可能海贝是滇王国的稀罕之物、财富象征。贮贝器的发展逐渐取代铜鼓礼器的地位，成为新的权力、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最能体现贮贝器特色的是其盖上的各种圆雕人物、动物组合而成的表现特定社会、特别场景的立体装饰画面。这些场景，几乎涵盖滇国民众生活、生产的各个方面，如纺织、播种、狩猎、祭祀、纳贡、战争等。> > 武陵蛮、巴蛮、板蛮等中南地区的势力，虽说是东汉时备受关注的群体，但很早就见诸文献记载了。洞庭湖、湘江以西的山岭中，居住着古老的以犬为图腾的盘瓠蛮，又称武陵蛮、五溪蛮等。他们以农耕为主，也从事商贾，“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后汉书·西南夷传》）。他们的活动地域，战国时为黔中郡，两汉时称武陵郡。战国时，武陵山区纳入楚国版图而为黔中郡，黔中郡的具体四至及郡治文献不载，大体含今湖南西部及贵州东北部。从新近出土的里耶秦简来看，秦时对今湖南和武陵山区已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简文中似未见“蛮”、“夷”等称谓。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3页、第180~217　页。张家山汉简中有汉初案宗一件，其中称引汉律条文如下，“变（蛮）夷男子岁从钱，以当（徭）赋”《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213页。按：竹简记载南郡夷道蛮夷大男子岁纳“钱”五十六，正史中记载西汉初板蛮纳“钱”四十。数量为何有异，史书记载不详。。这宗司法案件发生在南郡夷道（今湖北宜都西北），时间在汉高祖十一年。从案宗中引用的汉律条文看，蛮夷缴纳“”似为通例；亦即许慎《说文解字》所讲，所谓“”即“南蛮赋也”。> > 《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西汉向蛮人征收“布”：大口每年一匹，小口二丈。东汉初，武陵蛮强盛起来，据险隘寇扰郡县。建武二十四年，汉武威将军刘尚率军讨伐武陵五溪蛮，反倒为其所败；次年，伏波将军马援率军出征，历尽辛苦方击破之。汉 *** 在此增置官吏，加强对蛮人的统治。蛮夷的反抗绵延不绝，屡伏屡起。巴蛮又称廪君蛮，以虎为图腾，居于今鄂西、川东地区。战国末，秦兼并巴中，以廪君蛮的巴氏为蛮夷君长，世以秦女为妻；廪君民户岁出“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东汉时，廪君各部经常起兵，寇扰百姓，汉 *** 多次派兵镇压，并将他们迁徙至江夏郡（郡治今湖北新洲）。> > 板蛮居于嘉陵江流域的阆中一带。秦汉之际，他们曾助攻下关中，蛮中的罗、朴、督、鄂、度、夕、龚等七姓首领，被免除租赋，一般蛮户每岁纳“钱”四十。板蛮天生劲勇，“郡守常率以征伐”（《后汉书·西南夷传》）；又爱好歌舞，是汉初“巴渝舞”之来源。东汉地方官吏施行苛政，板蛮也曾屡屡起兵反抗。

越南人的祖先真的是先秦时代从中原移民过去的汉人后裔吗？

越南人的祖先是先秦时代从中原移民过去的汉人后裔吗？首先，对于这个问题，我说说我的回答：不是！很多人可能觉得，越南人和我们中国人长得非常相似，所以一直忍不住猜想，他们是不是就是我们中国哪一个朝代的人移民过去的呢？

这个想法其实是错误的。越南人都一致的认为他们先祖就是神农氏，他们是炎帝的后代。从这一个方面来看的话，他们和我们中国人还是有着很深的渊源。毕竟在我们心中，我们也认为我们的祖先是神农氏。这样来看，越南人和我们汉人，应该也算是同出一脉。但如果说，越南就是我们汉人移民过去才形成的一个国家，那就真的是挺搞笑的一种说法。

在秦朝时期，秦军曾经来到过越南，并且还用武力收服了这个地方。既然有这样的一段历史，那所谓的秦朝人民移民的话语就经不起推敲了。其实越南人的祖先就是南越人，他们又被称之为是山越民族。这群人一直都是生活在南边。当初秦朝统一了天下，建立起了王朝制度。他们又带兵收复了这片南边地区，而这些山越民族，有一部分就和汉人在一起，最后渐渐汉化，成为了汉族中的一员。而还有一部分人，则继续往南边走，走到了如今越南的那个地方。

但即使我们两国关系彼此比较的密切，但也并不能表明着，越南的人是秦朝子民移民过去的后代。这一点从他们历史中就能看出，是这个国家的人先存在，然后才有了我们一统天下的秦朝。所以所谓的秦朝子民移民过去创建下了越南，这样的话语，当成一个小笑话听听就罢了，完全没必要相信。

秦汉到南北朝时期民族关系的变化是什么?

我国的民族关系从秦汉到南北朝时期的总体趋势就是由分裂走向大融合。

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变迁，不仅是两大民族关系的变化，更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甚至文化上的变迁。

读懂两者之间从敌视对抗到共存互利，对研究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汉族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战争：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分裂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除西晋短期统一以外，魏晋南北朝多数时间处在分裂割据状态，或三国鼎立，或南北对峙。

南北对峙下的南方和北方，又时常呈现不同的分裂割据局面。

分裂割据状态下，战乱频仍，各地交通阻隔，不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的严重破坏、商业经济的衰退是分裂割据带来的后果。

在古代，为什么南方民族不像北方的匈奴、蒙古一样侵扰中原？

我国古代中原政权的主要威胁来自于北方，比如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等威胁基本上都来自于北方。

从秦始皇北击匈奴开始，秦朝就开始修筑长城，抵御北方的匈奴。此后汉朝也曾经修筑长城抵御匈奴。西晋直接亡于匈奴。北魏时期，需要应对北方的柔然。隋唐时期，需要应对北方的突厥族。宋朝需要应对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明朝再一次修筑万里长城，抵御蒙古骑兵和女真骑兵。

从历史来看，古代中原政权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北方，南方则相对比较安全。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相对较好，很少侵扰中原王朝，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也曾经出现战争。比如，唐朝曾经与南诏发生战争，明朝也曾经平定西南各族叛乱。

虽然南方民族也偶有侵扰之事，但是总体来说南方民族并不像北方民族那样，经常侵扰中原政权，对中央政权造成重大困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古代交通、通讯不便利，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相对较少。民族之间如果发生战争，大多是为了利益。北方民族大多数为游牧民族或者是渔猎民族，这些民族的经济模式相对比较脆弱，受到气候、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大。如果北方出现连续的大雪天气，就有可能南下侵扰中原政权。

公元4世纪到5世纪，北半球进入了相对寒冷的“小冰期”。这一时期北半球范围内，游牧民族纷纷南下。中华地区出现了五胡乱华；欧洲地区出现了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灭亡。气候、环境的影响，使得北方民族的经济基础比较脆弱。一旦出现生存危机，北方民族便会南下掠夺。

南方地区的气候环境相对较好，南方各个民族的经济基础相对比较稳固。南方的物质条件较好，南方民族可以轻而易举获得相应的生活资料，不需要经常为食物和生存发愁。南方民族不需要掠夺就可以生活得不错，自然没有必要冒险侵扰中原政权，也没有必要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

北方地形大多以平原和高原为主，比如东北平原、蒙古高原等。北方地势相对平坦，有利于相互交往，当然也有容易产生矛盾。当一个民族强大之后，往往很容易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所以北方很容易出现势力相对强大的政权。

匈奴、柔然、突厥、契丹、蒙古建立的政权也都幅员辽阔，政权实力相对较强。当这些政权拥有一定实力之后，野心自然随之膨胀，侵扰中原政权的能力也相对较强。当年的匈奴、突厥、蒙古等政权都曾经强大一时，甚至成为当时最有实力的政权之一。

南方以山地丘陵为主，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相对较少，会造成语言、习俗等差距可能比较大。其实这种情况，现在也有所体现。比如北方方言相对比较接近，河南人讲的方言，陕西人一样听得懂。但是南方各个地区则不一样。以上海为例，崇明人说的方言，浦西人有可能听不懂。广东客家方言区也不太能听懂白话。

南方各个民族交往相对较少，兼并战争也相对较少，也很难形成实力强大、幅员辽阔的政权。南方出现的强大政权中，也就是南越、南诏等少数几个政权，闽越、瓯越等已经算是中等强大的政权，更多政权是像夜郎、滇、昆明、筰等“迷你”政权。当年夜郎之所以“自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实力使然。南方民族难以建立强大的政权，自然也就没有实力与中原政权抗衡，也不敢随便侵扰中原政权。

北方民族相对比较彪悍、善战。不少北方民族都是马背上的民族，与马为生，从出生到死亡几乎都在马背上。北方不少民族厌恶病死，而以战死为荣。所以不少北方游牧民族，可以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北方游牧民族往往能够建立一支战斗力强大的骑兵部队。在古代，骑兵部队相当于是重装兵，对步兵更加有绝对优势。

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环境相对较差，这些民族的士兵往往可以在更加艰苦的环境下生存、打仗。时间久了就形成相对彪悍的民风，军队的战斗力也往往更强。

南方的物产丰富、气候条件宜人，老百姓不需要激烈的竞争，就可以轻松获得所需要的食物。南方的气候条件相对宜人、生存条件较好，往往不容易养成彪悍的民风，也没有北方民族那么尚武好斗。南方的气候条件，也不利于饲养战马，南方政权很难建立一支强大骑兵。“热带无强国”的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南方自然条件较好，有利于发展农业，中原政权对于南方的土地比较感兴趣，往往会在南方地区设立郡县。北方自然条件相对较差，许多地方并不适合发展农业。所以中原王朝即使占领了这些地区，也不会设置郡县，有时候甚至迁民弃地。

从汉武帝开始，南方各地基本上都会设置郡县，很难脱离中原王朝而形成强大的对峙政权。北方却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政权。匈奴衰落之后，鲜卑人兴起，鲜卑人衰落之后，突厥人兴起，突厥人衰落后，契丹等民族兴起，此后蒙古族又崛起。

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先后兴起，成为中原政权的大患，中原王朝不得不修筑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历朝历代，只有元朝和清朝真正做到了“废长城而不用”。汉武帝之后，南方民族基本上都无法真正威胁到中原政权。即使是南诏等政权，所造成的影响也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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