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中国历史上受刑最多的人之一

李斯是中国历史上受刑最多的人之一。秦末，由于宦官赵高在秦二世和李斯之间挑拨离间最终使昏庸的秦二世下令将李斯处“具五刑”、“夷三族”。他饱尝大枷、强索、笞杖、刀锥、斧钺、铁质、鬼头刀等各种刑具之苦，终致被夷三族，成为历史上受刑最酷烈，刑具加身最多的人之一。

李斯死于哪一年?

　李斯（？——前208），河南上蔡人，是辅佐秦始皇的主要政治家，是著名的法家人物。公元前210年7月，出巡的秦始皇在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突患重病，临终前让宦官赵高修书给远在陕北榆林的长子扶苏，令其速回咸阳办理丧事，主持政务。信未发出，秦始皇就死了。李斯密不发丧，日夜兼程向京城咸阳进发。知道皇帝已死和遗诏内容的只有李斯和宦官赵高等几个人。赵高策动李斯修改遗诏，发动“沙丘之变”，立胡亥为帝，赐扶苏和大将蒙恬死。李斯起初不答应，他对赵高说：“我本是上蔡的一个普通百姓，皇上提拔我做丞相，封我为通侯，子孙也都获得高官厚禄，临终前又把国家的安危存亡托付给我，我怎么好辜负他的重托呢？”但他最终还是参与并决策了。李斯深知此举的风险和道德上的缺失，他仰天长叹，流着泪羞愧交加地说：“哎呀，生当乱世，既然不能去死，也就只好这样了。”胡亥是秦始皇儿子中最坏的一个。扶苏接诏含泪自杀，蒙恬疑虑诏书真伪，拒绝自杀，被投入监狱（后与其弟蒙毅一起被杀）。
这一切过后整一年，即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起义爆发。胡亥想的不是如何挽救危机，而是要李斯向他传授“常享天下而无害”的秘诀。李斯揣摩二世心理，精心炮制了一篇上书，基本要点是，为了捍卫君主的尊贵，即使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君主要厉行“督察之术”，在刑罚之下臣民“纠过不及”，终日在惶惶不安、惊恐疑惧中打发日子，自然也就不会造反了。李斯认为，最合格的臣民是在严刑峻法下战栗不已的百顺百依的奴才。李斯的这套统治术与他的同学、著名法家韩非提倡的如出一辙。
在李斯向胡亥献忠的时候，赵高认为李斯是他走向专权的最后障碍，意欲除掉他。赵高诬告李斯父子暗通农民起义军，经胡亥同意，把李斯投入监狱。在狱中，李斯受酷刑一千多次，最后不得不自诬谋反，坠入了赵高设计好的陷阱，从而断送了他生存的最后一线希望。二世三年（前207）冬，李斯父子被腰斩于咸阳街头。临刑前，这位白发苍苍、为秦王朝服务四十年的老翁对他的儿子说：“我想同你再次牵着黄狗出上蔡东门追捕野兔，还可能吗?”父子相对失声痛哭。这一幕被永久地定格在了历史的画面上。我虽然不能很好地理解历史记忆怎样取代了实存的历史，历史知识又怎样转化为历史哲学，但我长期以来坚持认为，李斯之死是一个象征，李斯之死标志着法家由此开始走向衰落。一，法家理念在政治实践中彻底失败。以法家为政治路线的秦王朝，在李斯死后迅速土崩瓦解。汉初地主阶级在经历了秦朝的“国家恐怖主义”后，普遍地厌恶秦政，偏爱黄老的清静无为之学，推行厚法宽赋、与民休息的黄老之治。至汉武帝时，儒家成了官方的意识形态，法家学说更被淡化。其实，在强权和暴政之下，没有百姓的太平，
也没有官员的安危。吏治与法制过分严酷造成的社会紧张对统治者是不利的，因为生存空间对富人和穷人来说是并存的。因此，汉初统治集团选择为政处事温和的黄老学派进而以儒学为立国的思想基础，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二、奉行法家理论的政治家命运多桀。李斯的结局是他的法家先辈的继续。吴起是战国初期的法家代表，在楚国强行变法，树敌多多，他所效忠的楚悼王突然死去，政敌蜂拥而起追杀吴起，情急之下，吴起爬到楚悼王的尸体上，试图以“君主的身体任何人不能伤害”来保护自己。天哪，你不是法家吗？法家不是提倡为政治目的不择手段吗？因此反对者也就管不了这些，用乱箭射死吴起。商鞅是战国中期的法家代表，在秦国变法，他所效忠的秦孝公死后，商鞅被他的反对者用车裂的酷刑杀害。韩非与李斯是同学，韩非从韩国到秦国后，李斯忌妒韩非的才华，怕韩非得到秦王的信任，向秦王进谗言，把韩非投入监狱，李斯逼韩非自杀于狱中。
人文学院教授陆建猷博士强调，看待历史上的所有思想都要持同情的态度。我也常想，法家学说中重实践、重效率、重法度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中很精彩的部分，为什么这部分内容没有在战国之后通过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努力而得到充分的发展？其原因首先是它在学理上的缺陷。法家思想核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立论基础以君主利益为本，而君主利益中忽视国家整体利益，国家利益中缺失民众利益。法家的政治智慧主要在“权术”上。韩非是法家学
说的集大成者，他断言没有“自善之民”，其理论要点是“法 ”、“术”、“ 势”。韩非非常强调“术”，“术”是君主暗藏胸中的权术，其中一种权术就是大胆任用坏人，只要对君主有利，什么样的坏人都可用。韩非这样的法家以如此赤裸裸的邪恶理论鼓吹于世，他们自己遭到“权术”的算计，死于非命也就不奇怪了。一种学术连他的实践者也不能全生保身，于社会又有何用呢？在我看来，李斯是最后的法家。李斯之后，“法家”日见稀少了。
儒家与法家不是截然对立的，儒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深含着法家的机理，但儒学的学理机制既有为统治者所用的功能，又有自己独立的学术追求。法家离开了君王一事无成，而儒者则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始终在捍卫知识阶层对意义与价值的最终裁判权。以孔子、孟子、董仲舒等为代表的儒家先知坚持认为在君主的利益之上还有正义，在国家权力之上还有良心，在皇帝之上还有“天”，而且天、人是感应互动的。儒家中的若干思想家为限制王权的过度膨胀做了许多苦心孤诣的努力。历代的儒者为自己固执的立场和坚定的理想付出过代价。儒家把仁义作为人心和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在每每礼崩乐坏、暴政肆虐、社会动荡的混乱时期，儒者承担了最主要的社会关怀。先秦以来，儒学为历代士大夫和普通民众所接纳，正是其中所涵含的以人为本、君轻民贵、中庸仁和的人本主义理念缩小了强势的统治者与弱小的民众之间的比例关系，儒家思想中的理想主义始终在追问权力的合理性并为改朝换代、社会变更留有很大的空间。当然，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知识基层与官僚系统和二为一，消解了知识与精神的独立性立场，这又是儒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必然退化的结果。

本文地址:http://www.dadaojiayuan.com/lishitanjiu/86112.html.

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本站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转载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通知我们(管理员邮箱：douchuanxin@foxmail.com)，情况属实，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谢谢!

上一篇: 中国历史上五大经典遗言

下一篇: 赵国仆役说服燕将释放赵王武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