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几只高足玉杯欣赏

战国水晶杯，1990年杭州半山镇石塘村战国一号墓出土。秦代高足玉杯，1976年西安长安区车刘村秦阿房宫遗址出土。西汉谷纹高足玉杯，1976年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墓出土。三国曹魏白玉杯，1956年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出土。

玉在中国文化里的象征意义中国人为何喜爱玉和玉器

玉在我国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早在近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人的先祖就发现并开始使用玉石了。一般人认为是上古时的人们在制作、使用石制工具时发现了玉这种矿物。因它比一般石头更为坚硬，所以就用它来加工其他的石制品。同时它有着与众不同的色泽和光彩，晶莹通透，惹人喜爱，于是慢慢的人们就用它来做装饰品。又由于玉的数量不是很多而且加工困难，因此就只有族群里少数头面人物如族长、祭师才有资格佩带并使用它，这使它渐渐演变成礼器、祭器或图腾。正是在这种长期缓慢的进化过程中，玉由原先的仅仅是一种特别性质的石头转化为代表权力、地位、财富、神权的象征。 就像在约距今七千至四千年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掌祭祀大权者，多用珍贵的美玉制作「祭器」，礼拜神只祖先。他们相信天圆地方，便琢制圆璧与方琮，来礼拜天神与地只；他们相信氏族远祖的生命，是经由神物源自上帝，便在玉器上雕饰想像中神只祖先的形貌，甚至刻绘极具深义的符号，以礼拜之。希望藉玉器特有的质地、造形、花纹与符号，产生感应的法力，与神只祖先交通，汲取他们的智慧，获得福庇。 在上古社会里，个人地位的高下，端视人与神只祖先关系的亲疏而定。事神之「礼」，建立了人神之间的沟通管道，也维系了人际间的和谐关系。「瑞器」就是象征身份地位的玉器。「祭器」与「瑞器」的制度，都源起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周三代，配合不同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继续发展。在宗庙祭典与朝享会盟上，发挥其形而上的功能，以维系礼制，故总称为「礼器」。 曾经在距今七、八千年前，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辽宁阜新查海遗址、沈阳新乐遗址和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真正玉器。而玉的文化、宗教和政治属性，夏、商、周三代已经渐次完善。 东周时，人文主义兴起，儒家将一些传承自原始宗教的文化成份，道德化，生活化，提倡「君子比德于玉」的观念。于是佩玉之风大盛，而雕琢之精美，后世亦难出其右。 汉室崇玉，生者佩玉、食玉；亡者裹玉、填玉。甚至在帛画、墓砖上，都饰以玉璧图象。圆璧有助于灵魂通天的观念，此时发挥至极。 六朝至唐，中土玉雕艺术转衰。虽然李唐盛世，仍秉承道统，举行封禅大典，然而礼神之册都难用真玉，而以次玉代之。传世玉器，仅见带?、梳、簪、佩等。部份亦系西域工匠所制。 宋、明以降，玉雕艺术再度兴盛，帝王祭典用玉之外，更因学者对商、周礼制的考订，民间遂兴起了研究与仿制古玉的热潮。此时，以知识相结合的士大夫阶层，重视生活品位。玉制文房陈设，除供欣赏把玩外，兼具实用功能。自然界的花鸟、人物、山水等，也成为装饰主题，呈现柔美雅致的文人品位。由于所取玉料，多为河中玉子，玉工常是因材施艺。所琢成品，常是图必有意，意必祥和。 孔子说，玉有仁、智、义、礼等十一德，《礼记》所言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都是强调有社会地位和身份的人要向玉学习，警示他们没有特殊原因，要玉不离身。中华民族这种崇玉、敬玉、爱玉的情操，明清时期比汉唐时期有过之而不及，玉的雅丽和圣洁，征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而尊玉、爱玉、佩玉、赏玉、玩玉、藏玉，就是目前社会玩玉爱好者的真实写照。 由老三代经秦汉至隋唐，玉器一直是皇公贵族的专有装饰用品。两宋时经济发达，商业繁荣，由于手工业技术进步，玉器加工变得更方便快捷，玩玉赏玉之风大盛。此时出现大量制作精巧、加工细腻、构思奇妙的玉摆饰、玉佩件。 明清时玉器制作及玩赏达到顶峰，品种也更为丰富多彩，小到玉头簪，玉纽扣，大到整片的玉屏风、玉山、玉船。王公贵族家还常用玉石来制作日用具如玉碗、玉杯、玉壶等等。一般来说玉质以白玉（特别是新疆产的羊脂白玉）为上，黄玉次之，青玉再次，杂玉（如南方玉， 河南玉）为下。 清初时翡翠传入中原，其动人心魄的碧绿马上赢得了国人的倾心。用翡翠制成的玉饰件大行其道，成为时人竞相追逐的时尚。但在传统的中国人眼里，翡翠制成的玉饰却远远比不上古玉。 以矿物学分类，玉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键状硅酸盐中的角闪石组，包括透闪石和阳起石，也称软玉。还有一种是单链状硅酸盐碱性单斜辉石，又叫硬玉（如翡翠）。中国传统的古玉大多是软玉，包括新疆玉，岫玉等，只是在清代初年吴三桂追击南明永历皇帝进入并控制了云南及缅甸北部盛产翡翠的矿区之后，硬玉才正式进入中国并流行起来。 我们现今看到史前早期的古玉大多是玉工具如玉刀、玉斧、玉针。然后就出现玉礼器（祭器）如良渚文化的玉琮、三叉型器，也有部分象形的玉器如红山文化的玉龙、玉猪等，应是作为族群的图腾而制作的。此一时期的玉器并不完全是由现代意义所指的玉石所制作的，它可以是玉，也可以仅仅是漂亮一点的石头，如与变质大理石矿共生的透闪石原矿。及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在中国主流文化区域内已再难见到玉工具了，代之而来出现的是大量的玉冥器、玉配饰如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玉龙、玉风、玉鹤。此时已广泛采用软玉来制作器物了。 在一般人看来玉就是石头，可在中国人眼里的玉是与众不同的，它已经超越了单纯分类学的范畴而成为中华民族族群的精神寄托。直到今天，如果我们拿起一件翡翠，我们只会去评价它的颜色，它的质地，它的制作。

玉说之大汉朝辉煌的玉器工艺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国力强盛、疆域辽阔、经济繁荣的时代。

在学术与文艺方面上承先秦，不同地区的文化兼收并蓄，并开时代之新风，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汉代文明。所以说， 汉代也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

从西汉到东汉，先秦诸子的学说思想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虽然出现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阶段，但事实上在汉代人的观念意识中决非仅儒一家而已，而是多种观念错综交织。儒家的人伦道德与道家之荒忽之谈并行不悖，经学纬学并治，阴阳之学盛行，并由阴阳家而发展为谶纬迷信。

因此，我们在汉代的艺术中看到的是现实世界与冥界、仙界交杂并陈，生人、死者共置一处，或许这正是所谓“通天地人为儒”(《法言·杨子》)思想的体现吧。

与此同时．汉代手工业技术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为玉器制作工艺的进步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所以 在汉代玉器的制作中，镂空技艺的应用更加普遍，透雕、圆雕及高浮雕的玉器作品明显比前代增多 。东汉时的琢刻技术更是精益求精！正如明代高濂《燕闲清赏笺》中所说：“ 汉人琢磨，妙在双钩，碾法宛转流动，细入秋毫，更无疏密不匀交接断续，俨若游丝白描，毫无滞迹。 "随着近现代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目前已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汉代玉器，这就为汉代文化的研究以及汉代玉器艺术的鉴赏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自先秦以来，礼仪用玉一直是玉器最重要的用途之一。据《周礼》记载，先秦时代的玉礼器主要有璧、琮、圭、璋、琥、璜等六种。但是到了西汉时期，玉礼器的种类发生了变化；在原来的六种玉礼器中，除了圭和璧两种仍然用于礼仪活动外，其余四种均不再用作为礼器了，有的甚至不再制作了。

当时玉璧的用途也分两种，一种是天子用于祭祀的玉璧，这类玉璧的装饰比较简单，以线刻纹为主，较多见的有蒲纹、谷纹和涡纹，也有的饰以龙凤纹等(图5-1)；另一类玉璧的功用已发生转变，主要用于佩挂，是成组玉佩中的一件，这类玉璧的制作很讲究装饰的华美且多用透雕手法，在玉璧的好(玉璧中间的孔洞谓“好”)中饰以透雕装饰以及将雕饰附加到璧缘外的现象比战国时更为普遍且丰富，从而使玉璧的形态变得异彩纷呈。这已经属于装饰用玉的范畴了。

装饰用玉器历来是玉器艺术中品类最为丰富，造型和纹饰最为多样的一类，汉代的装饰用玉也是如此。尤其是用作佩饰的玉器，汉代在继承先秦风习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西汉前期的佩玉多讲究组合，从考古出土的情况看，有的佩玉组合数量较多，这当属先秦风尚的延续。白西汉中期以后，成组的玉佩逐渐减少，组合的形式也趋简化。至东汉时，佩玉的品种也所剩无几了。

汉代佩玉的品种主要有各种透雕装饰的玉璧、玉璜、玉珠、玉人、玉环、玉管、玉觿等。特别是在艺术风格上，汉代玉佩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图5-2～5)。如1983年广州市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龙凤透雕玉璧”(图5-6)，中间好内饰一透雕龙纹，以充满张力的“S”形结构创造出一昂首挺胸、稳健有力的龙的形象。不难看出，龙的四肢及尾部的经营位置与构成处理并非仅以所表现对象为法度，同时也是以适合圆形的外框为条件的，故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件布局合理、虚实得当、结体有力的艺术品。这样的作品在汉代艺术的许多门类中都能看到，如汉代的瓦当装饰、漆器装饰等。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为后世的装饰艺术树立了典范，把它看做是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的经典风格也是不为过的，因为能够堪当经典之名的作品必须是无懈可击的，汉代艺术家确确实实地做到了。这件玉璧内饰以谷丁勾连云纹，排列规则有序，与充满动感的中央龙纹形成对比，主次分明：璧的两侧各饰一透雕凤纹，对称布局，回首屈体作攀附之状。龙凤内部均以阴线刻勒，简洁明了，并无任何多余的赘饰，整件作品凸现出汉代粗犷豪迈的时代风貌。像这样的玉璧已非传统意义上的礼仪用器了，而是作为组玉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出土时的排列关系看，与其相组合的玉佩饰件还有一件玉璧、玉璜、玉人和珠饰等32件不同材质的饰物，组成一长度约600厘米的组佩饰。(图5-7、8)。

该组玉佩中的一件“玉犀形璜”(图5-9)也是前代所未有的，其形夸张有力，背部向内弯曲，首尾处理成大致对称的视觉效果，前后肢作蹲曲蓄势之状，这种团肢前冲的姿态又能恰到好处地表现出犀牛威猛有力的特征,其艺术处理的手法及其达到的效果与前面介绍的透雕龙凤纹璧可谓异曲同工。可以看出，设计者在对形体作装饰性夸张处理时完全是在把握动物之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才会产生弧线饱满紧扣形体而不漂浮的有力效果。从形式构成的角度看，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给人以充满力度的视觉感受，关键在于饱满的外轮廓弧线与各种大小不同、长短不一的弧线的谐调配合。这种令后人赞叹不已的艺术表现力，对于当时的艺术家来说似乎已是驾轻就熟的本领了。

汉代佩玉中工艺最精者当数玉环。玉环是当时组玉佩中的重要部分，雕镂琢磨技术高超，艺术设计处理别具匠心是其他朝代难以比匹的。在广东省广州市象岗南越王墓中就出土多件工艺精湛、艺术风格独特的玉环，图5-10是该墓出土的“玉龙螭纹环”，玉工采用透雕的手法雕刻了两龙和两螭相互穿插缠绕为一环，彼此穿插交集，显得非常自如，浑然一体。同墓出土的另一件“龙纹玉环”(图5-11)将龙与卷云纹饰穿插组合为一环形，龙体作连续不断的绞索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已经出现了如意云头的卷云形式。整件玉器的直径虽然只有7.4厘米，却显现着宏大的气势和得心应手的形式处理技巧。

该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双龙联体佩”也是一件形式新颖、工艺精湛的佳作。该玉呈黄白色，外形呈椭圆形，双龙首部环人圈内作对视状；中问有一树状形饰，上有线刻兽面纹饰；龙身上满饰均匀排列的涡卷纹并用阴线相勾连，整件器物在规整中蕴含着一种非凡的气度，这是汉代艺术所共有的时代特征。(图5-12、13)

玉舞人题材的玉佩虽然早在战国时代就已出现，但是数量极少，而汉代舞蹈人物题材的玉佩却十分流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汉代的乐舞艺术十分发达，不仅官方设有专门的音乐管理机构，作为一种艺术活动的歌舞也相当流行．甚至皇帝的宠妃爱姬也常常是能歌善舞，这在文献上多有记载。如《西京杂记》上谓汉高祖的宠姬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人塞望归曲”；《汉书》上也记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妙丽善舞”，成帝的赵皇后“学歌舞，号日飞燕”等。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下，以歌舞作为艺术创作的主题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从出土的玉舞人实物看，造型特征与文献上的描述是相一致的，可见这些玉舞人作品是从现实中提炼而来的。汉代“玉舞人”大多为组佩玉中的一件，其形式多以平面透雕为主．并用阴线刻出五官和衣纹等，也有浮雕形式甚至做成圆雕的。

1986年出土于河南省永城县汉墓的一件“玉舞人”(图5-14)佩饰，该玉呈乳白色，双面透雕，并以阴线刻出五官表情和服饰结构。姿态婀娜优美的舞女身着开衿长袖衣裙，一袖高扬于头顶，另一袖下垂，手置于腰间，长裙曳地。作者通过对舞者颈和腰肢作微微扭动的处理，便将一体态轻盈而飘逸的女子生动地刻画了出来，这不正是文献上所描写的“翘袖折腰”、“轻如飞燕”之态的真实写照吗?

1983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的一对“玉舞人”(图5-15)，其动态的设计与上面所介绍的玉舞人是一致的，一臂举起过头顶，长袖下垂；另一手下垂作叉腰之态，然而，我们看到这种叉腰的动作是意象性的，因为玉工将整个手臂设计为一反向翻卷状的装饰、，使舞者柔美的身姿增添了几分优雅之感。

综观汉代玉舞人的形象设计，舞者虽有站和蹲之别，但一袖扬起过头顶，一手置于腰间却是其普遍的特征。如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玉舞人”(图5-16)，身体作“S”形的扭动，扬起之袖和另一置于腹前之袖作随风飘动状，加强了舞者的运动感。同墓出土的另一件“玉舞人”则是圆雕形式的，双膝跪地，长袖飘舞，也是一手高举过头的姿态，表演者的神情非常专注。这种圆雕形式的玉舞人在汉代还是相当少见的。(图5-17)

重视丧葬的社会风气是汉代人观念意识的又一体现。玉器在丧葬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在丧葬中的玉器除了一部分为死者生前所用之物外．还有一部分是专门用于丧葬的。这与当时的长生思想有很大的关联。道家认为玉是“天地之精”，是“阳精之纯”，故而当时有吞食玉屑能致长寿之说。《周礼·典瑞》中也有“大丧共饭玉含玉”的说法。

汉代的葬玉主要有玉衣、玉九窍塞、玉琀、玉握和玉面饰等。玉衣是汉代皇帝和贵族的殓服，由金银丝等材料编缀玉片成人形并着于死者身上，即所谓“金缕玉衣”。九窍塞是用来堵塞尸体九窍的玉器．以此防止尸体的腐朽，晋时葛洪《抱朴子》载：“金玉九窍，则死人为不朽”。玉琀是放在死者口中的玉，基本上都做成蝉形，其制通常二寸左右，全身作五角形，造型一般比较简洁写实。如1974年出土于江苏盱眙的这件“玉蝉”(图5-18)由羊脂白玉琢成，玉质温润光亮。造型简朴却相当逼真。蝉作为一种装饰母题早在三代的青铜器上就已习见，汉代以此为琀当与其特有的生长规律有关，汉人以蝉的退脱复能成虫的生长特性．比喻“转生”和“再生”之义，因而蝉也就成了一种吉祥物了。玉握为死者手中所握的玉器，许多被雕刻成细长条状的猪形，玉面饰则为缀玉而成的遮面物，有的玉片也被制成一定的象形形状，但一般较少纹饰或无纹饰。

作为日常用器的玉制品的数量相对较少，这恐怕与玉材的特性有关。汉代的日用玉器主要有杯、盒、枕、印、带钩和玉砚滴等。从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材料来看，日常用玉中也不乏构思奇巧的精彩之作。如1983年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玉角形杯”(图5-19)，杯身作角状造型，底部束尾成索形回缠于器身下部，使本来可能显得单调的造型产生出其不意的变化，可谓是匠心独运的创意。器外饰一浅浮雕的夔龙，盘绕于杯身，并在外壁饰以线刻勾连涡纹，使全器集圆雕、浮雕和线刻于一体，层次分明，气度不凡。

同墓还出土了一件“高足玉杯”(图5-20)，并有铜制承盘和托架等配套器具。该玉杯为圆筒形，由杯身和杯足两部分组成；杯身上部近杯口处饰有两组云纹，中部饰勾连谷纹，下部饰五组花瓣纹：杯足部也饰有花瓣纹。与铜盘相连的杯托为一花瓣形玉片，并以三条金头银身之龙为支架与铜盘相衔接。这不仅是一件玉器工艺品，同时也体现了汉代设计师高明的设计才能和精妙的制作技艺，其中也蕴含着当时的设计观念和理想，对于我们今天的设计来说也是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多件形式不同的带钩也是当时重要的日用器物。带钩有纯玉制的和以玉为主附以其他金属而制成的两种，常见带钩多以龙为母题进行构思设计，有的非常简洁雅致，有的则镂雕得相当华丽繁缛，制作工艺精良。“金钩玉龙带钩”(图5-21)由透雕的玉龙与金质弯钩所组成，玉龙的形式呈“S”形，龙首回顾作张口惊恐之状，尾部向内翻卷；金钩套于龙的尾部，与龙相衔接部分设计为一虎头形，犹如猛虎噬龙一般，再加上惊恐回首之龙的神情恰好与虎形成呼应的关系，可谓是设计者的一种巧思。将龙与虎相合体构成一带钩，该玉呈青白色，有深褐色浸斑。整件带钩有八节组成，钩首部分为一龙形，钩尾为虎形，整件器物装饰比较繁缛华丽，是一件难得的玉带钩艺术品。

汉代玉器中纯粹用作欣赏的艺术品的数量并不多，但却体现了很高的艺术性和工艺制作水平。汉元帝陵附近出土的几件西汉玉雕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像玉鹰、玉熊、玉辟邪和玉仙人奔马等作品不仅都由珍贵的和田玉制成，而且造型优美而生动。雕琢精细。“玉仙人奔马”(图5-22)，一仙人骑在一匹奔腾的神马上，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中，往往以羽翅来表示人或动物的神性，在汉代艺术中尤为多见。这里的仙人和神马上都加有羽翼，作者还在奔马的蹄下置一象征天界的云板，其所要表达的意境随着这几个简单的象征物而展开，给欣赏者以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这也是汉代艺术的魅力所在。

同墓还出土了多件玉雕作品，设计制作得非常传神有趣，如“玉熊”(图5-23)，玉质温润，雕琢精细，丰满凝练的外形逼真地将行动缓慢、憨态可掬的熊的特性表现了出来。再如“玉辟邪”(图5-24)也是该墓出土的一件精美的艺术品，玉呈青白色并伴有天然紫红色斑，造型极为生动，设计者将其设计成作匍匐爬行之状，张口露齿，仿佛正悄悄地向猎物靠近，其神情的刻画真可谓是惟妙惟肖。头上有一角，背上有羽翅，这两者都是象征非同寻常之灵物的符号，这在汉代仙道题材的作品中是很普遍的。

另外，汉代玉器中还有一类专用于辟邪的玉器。.确切地说，目前发现的汉代专门的辟邪玉器就是“玉刚卯”。所谓刚卯，就是指正月卯日所制的一种护身符，作长方柱状，由玉、金或桃核等材料制成，四面刻有铭文，中有贯孔供穿系。

就艺术的整体而言，玉器只是汉代艺术大树上的一个小分枝而已，但它却能从一个角度折射出汉代艺术的基本风貌，传递着汉代人的思想观念，为后人开启了一扇通向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之门。

———南阳-古雅月整理

我国玉器历史资料

中华玉器文明
中国是世界上主要产玉国，不仅开采历史悠久，而且分布地域极广，蕴量丰富。据《山海经》记载，中国产玉的地点有两百余处。经过数千年的开采利用，有的玉矿已枯竭，但一些著名玉矿至今仍在大量开采，为中国玉雕艺术的向前发展，提供源源不尽的原料。例如《山海经》记述的东北地区医巫闾山产质仡峋，千百年后，这个地名依旧未变，现在辽宁营口，出产滑石。中国最著名的产玉地是新疆和田。和田玉蕴量最富，色泽最艳，品质最优，价格最昂，是中国古代玉器原料的重要来源，历代皇室都爱用和田玉碾器，古代的丝绸之路最早就是玉石之路，后又向西延伸而成的。除和田玉外，甘肃的酒泉玉，陕西的蓝田玉，河南南阳的独山玉和密县玉，辽宁的岫岩玉等，也是中国玉器的常用原料。

中国人眼里的玉是与众不同的，它已经超越了单纯分类学的范畴而成为中华民族族群的精神寄托。

　早在近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人的先祖就发现并开始使用玉石了。一般认为上古时的人们在制作、使用石制工具时发现了玉这种矿物。它比一般石头更为坚硬，于是人们就用它来加工其他的石制品。它又有与众不同的色泽和光彩，晶莹通透，惹人喜爱，于是人们慢慢就用它来做装饰品，所以说最初是以“美石为玉”。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了一部分“美石”的具有特殊的性质，就把它们从“石”中独立出来，称为“玉”。玉的雕琢也有独特的性质，在金属精工发明之前，玉是用间接的磨制方法来雕琢的，即使用器物带动解玉砂来磨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由于玉的数量不是很多而且加工困难，因此就只有族群里少数头面人物如族长、祭师只有才有资格佩带并使用这种耗费人工的物品，这又使它渐渐演变成礼器、祭器或图腾。正是在这种长期缓慢的进化过程中，玉由原来仅仅是一种特别性质的石头转化为代表权力、地位、财富、神权的象征。

与良渚玉器相比，红山文化少见呆板的方形玉器，而以动物形玉器和圆形玉器为特色。典型器有玉龙、玉兽形饰、玉箍形器等。红山文化琢玉技艺最大的特点是，玉匠能巧妙地运用玉材，把握住物体的造型特点，寥寥数刀，把器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十分传神。“神似”是红山古玉最大的特色。红山古玉，不以大取胜，而以精巧见长。

从良渚、红山古玉多出自大中型墓葬分析，新石器时代玉器除祭天祀地，陪葬殓尸等几种用途外，还有辟邪，象征着权力、财富、贵贱等。中国玉器一开始，就带有神秘的色彩。

传说中的夏代，是中国第一个阶级社会。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传说逐步变为现实，夏代文化正在不断揭示出来。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可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窥其一斑。二里头出土的七孔玉刀，造型源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孔石刀，而刻纹又带有商代玉器双线勾勒的滥觞，应是夏代玉器。

商代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第一个有书写文字的奴隶制国家。商代文明不仅以庄重的青铜器闻名，也以众多的玉器著称。

商代早期玉器发现不多，琢制也一般较粗糙。商代晚期玉器以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为代表，共出玉器755件，按用途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杂器六大类。商代玉匠使用和田玉数量较多。商代出现了仿青铜彝（yi夷）器的碧玉簋（gui鬼）、青玉簋等实用器皿。动物、人物玉器大大超过几何形玉器，玉龙、玉凤、玉鹦鹉，神态各异，形神毕肖。玉人，或站，或跪，或坐，姿态多样；是主人，还是奴仆、俘虏，难以辨明。商代已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俏色玉器－－玉鳖。最令人叹服和最为成功的是，商代已开始有了大量的圆雕作品，此外玉匠还运用双线并列的阴刻线条（俗称双勾线），有意识地将一条阳纹呈现在两条阴线中间，使阴阳线同时发挥刚劲有力的作用，而把整个图案变化得曲尽其妙。既消除了完全使用阴线的单调感，又增强了图案花纹线条的立体感。

西周玉器在继承殷商玉器双线勾勒技艺的同时，独创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艺，这在鸟形玉刀和兽面纹玉饰上大放异彩。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玉器没有商代玉器活泼多样，而显得有点呆板，过于规矩。这与西周严格的宗法、礼俗制度也不无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诸侯争霸，学术上百家争鸣，文化艺术上百花齐放，玉雕艺术光辉灿烂，它可与当时地中海流域的希腊、罗马石雕艺术相媲美。

东周王室和各路诸侯，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把玉当作自己（君子）的化身。他们佩挂玉饰，以标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使每一位士大夫，从头到脚，都有一系列的玉佩饰，尤其腰下的玉佩系列更加复杂化。所以当时佩玉特别发达。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大量龙、凤、虎形玉佩，造型呈富有动态美的S形，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饰纹出现了隐起的谷纹，附以镂空技法，地子上施以单阴线勾连纹或双勾阴线叶纹，显得饱和而又和谐。人首蛇身玉饰、鹦鹉首拱形玉饰，反映了春秋诸侯国琢玉水平和佩玉情形。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玉佩，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大玉璜佩，都用若干节玉片组成一完整玉佩，是战国玉佩中工艺难度最大的。玉带钩和玉剑饰（玉具剑），是这时新出现的玉器。

春秋战国时期，和田玉大量输入中原，王室诸侯竞相选用和田玉，故宫珍藏的勾连纹玉灯，是标准的和田玉，此时儒生们把礼学与和田玉结合起来研究，用和田玉来体现礼学思想。为适应统治者喜爱和田玉的心理，便以儒家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传统观念，比附在和田玉物理化学性能上的各种特点，随之“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等学说应运而生。“抽绎玉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列玉之形制，赋以阴阳思想而宗教化；比较玉之尺度，赋以爵位等级而政治化。”（郭宝钧《古玉新诠》）是当时礼学与玉器研究的高度理论概括。这是中国玉雕艺术经久不衰的理论依据，是中国人七千年爱玉风尚的精神支柱。

中国有着7000年的用玉历史，2500年的玉器研究历史，这使中国赢得了“玉器之国”的美誉。中国古代玉器历史之早，延续时间之长，分布之广，器形之众，作工之精，影响之深，为其他任何国家所不能及。中国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全民尊玉，爱玉的民族心理，玉的神化和灵物概念、特殊权力观点都植根于此，而玉文化本身则作为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有着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更是说到：“对玉的爱好，可以说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之一，启迪着雕刻家、诗人、画家的无限灵感。”

中国文化学上的玉，内涵较宽。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兼五德者。所谓五德，即指玉的五个特性。凡具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的美石，都被认为是玉。按此标准，古人心目中的玉，不仅包括真玉（角闪石）还包括蛇纹石、绿松石、孔雀石、玛瑙、水晶、琥珀、红绿宝石等彩石玉。因此，在鉴赏古玉时，我们不能只用现代科学知识来甄别优劣，还必须要有历史眼光。

中国有句至理名言，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道出了琢玉的真谛。事实上，巧夺天工的玉器，不是雕刻出来的，而是利用硬度高于玉的金刚砂、石英、柘榴石等“解玉砂”，辅以水来研磨玉石，琢制成所设计的成品。所以，用行话来说，制玉不叫雕玉，而称治玉，或是琢玉、碾玉、碾琢玉。琢玉的技巧是高超的，而治玉工具却是简陋的。直到近代，中国人一直使用传统工具，如线锯、钢和熟铁制成的圆盘、圆轮、钻床、半圆盘和架以木制的车床来制作玉器。在铁器发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大部分工具甚至只是以木竹器、骨器和砂岩配制而成。如此原始的工具，能琢磨出如此精彩的玉器，真是人间奇迹。

我们现今看到史前早期的古玉大多是玉工具如玉刀、玉斧、玉针。然后就出现玉礼器（祭器）如良渚文化的玉琮、三叉型器，也有部分象形的玉器如红山文化的玉龙、玉猪等，应是作为族群的图腾而制作的。此一时期的玉器并不完全是由现代意义所指的玉石所制作的，它可以是玉，也可以仅仅是漂亮一点的石头，如与变质大理石矿共生的透闪石原矿。及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在中国主流文化区域内已再难见到玉工具了，代之而来出现的是大量的玉冥器、玉配饰如商代妇好幕出土的玉龙、玉风、玉鹤。此时已广泛采用软玉来制作器物了。

由老三代经秦汉至隋唐，玉器一直是皇公贵族的专有装饰用品。两宋时经济发达，商业繁荣，由于手工业技术进步，玉器加工变得更方便快捷，玩玉赏玉之风大盛。此时出现大量制作精巧、加工细腻、构思奇妙的玉摆饰、玉佩件。

明清时玉器制作及玩赏达到顶峰，品种也更为丰富多彩，小到玉头簪，玉纽扣，大到整片的玉屏风、玉山、玉船。王公贵族家还常用玉石来制作日用具如玉碗、玉杯、玉壶等等。一般来说玉质以白玉（特别是新疆产的羊脂白玉）为上，黄玉次之，青玉再次，杂玉（如南方玉，河南玉）为下。

清初时翡翠传入中原，其动人心魄的碧绿马上赢得了国人的倾心。用翡翠制成的玉饰件大行其道，成为时人竞相追逐的时尚。但在传统的中国人眼里，翡翠制成的玉饰却远远比不上古玉。直到今天，如果我们拿起一件翡翠，我们只会去评价它的颜色，它的质地，它的制作。可当我们看见一件古玉，欣赏它的造型，它的沁色、它的质料的时候，心中油然而升的却会是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究其原由，就是因为古玉里孕含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沉淀以及炎黄子孙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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