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为什么这么信仰佛教(西夏与回族有什么关系吗)

西夏统治者提倡信仰佛教，全面接受了佛教思想体系。那么佛教在西夏是怎么发展的?

于是，佛教思想体系，在西夏社会的思想意识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和西夏政府大力提倡的儒学思想并驾齐驱。西夏统治者为了更好地治理封建国家，早就注意吸收儒学，至崇宗、仁宗时期使儒学得到空前的发展。

西夏

西夏，又称夏，该国人则自称大夏;系我国西北部的古国，为西藏党项族(Tangut)所建。领土在最盛时辖有宁夏全部、甘肃之大部份，及陜西、青海、内蒙古之一部份。分为二十二州。唐代末年，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因助唐讨伐黄巢之乱有功，获封夏国公，赐姓李，世为夏州节度使。

宋太宗时，国主李继捧入贡，受赐姓赵;雍熙三年(986)，其弟继迁叛宋，受辽册封为夏王。后，继迁之子赵德明与宋复交。德明之子元昊，雄才大略。于宝元元年(1038)称帝，国号夏，定都兴庆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元昊屡寇宋边，又与金构兵十余年，精锐殆尽。传至德旺，蒙古军伐之，德旺忧悸死。其侄南平王睍继位。未几，蒙古成吉思汗尽克其地，睍出降。自元昊至睍，凡十主，合一九六年。

传入

此国夙行佛教，早在未建国之前，佛教即由汉地传入，是时，权贵常遣使献马求经，建国后亦复如此;先后六次自中国请得佛经。

随着儒、佛典籍的输入及西夏文字的创制，此国开始西夏文佛经的翻译及雕印。就中，最早受世人瞩目者，为在北京北方约六十四公里处，居庸关过街塔之壁面所存以梵、汉、蒙、回、藏、夏等文字刻成的《佛顶放无垢光明入普门观察一切如来心陀罗尼经》，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此外，近代学者伯希和、斯坦因于敦煌、西夏黑水城所发掘的佛典史籍及写本、刊本等(均以西夏文字书写)，经我国罗福苌、罗福成、日人石滨纯太郎，及美、俄学者等的研究，已确定有《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大宝积经法界体性无分别会》、《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佛母出生三藏般若波罗蜜多经》等书。

崇信

西夏历代诸王均崇信佛教，除自中国请经及翻译、雕印佛经之外，并致力于寺塔的建设，故境内寺院林立。如元昊曾于首都(兴庆)建高台寺，造高数十丈的佛塔;没藏氏(谅祚母后)于首都西方建承天寺。上述二寺均以安置汉文佛经为主。

其余各寺亦另有其特殊之处。或为翻译西夏文经(高台寺)，或刻印汉文佛经(贺兰山佛祖院、温家寺印经院)，或刻印西夏文佛经(黑水城寺庙)。此外，该国佛教艺术、雕刻等亦极为发达，现存莫高窟有塑像与壁画的四八0座洞窟中，西夏所开者有三窟。

成果

由于佛教的流传，西夏境内的文化成果颇为丰硕。尤其是对佛经的重视，刺激了西夏印刷事业的兴盛。目前留存于世的西夏遗产颇多。有西夏文、汉文写本及刻本写经、佛画、洞窟壁画、宏伟的寺庙及遗址、形制各异的佛塔等等。由于盛行佛教，故其后国虽亡，而元代仍‘以佛教为羁縻之策’治理该地。

西夏与回族有什么关系吗

西夏是在公元11世纪有党项族建立的政权，大体地理位置在今天的宁夏，甘肃，内蒙和青海，信仰佛教，于1227年被成吉思汗灭国。在国家灭亡之后，党项族慢慢的消亡在历史中，部分与汉族融合。由于当时成吉思汗的军队有着大量的外族士兵，相信其中也有被俘虏或主动投降的党项族兵士，他们很可能参加了蒙古帝国对中亚地区的西征。并且在蒙古西征之后，蒙古军队从西亚，中亚带回了大量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学者，工匠和士兵，回到了我国的西部，在今天的新疆，宁夏，甘肃和青海等省份定居下来，他们与当地的居民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回回民族，简称回族。
由于党项族的故地和现在回族的聚居地在很大一部分是相同的，并且西夏的灭亡在时间上和回族的形成正好进行了一个衔接，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大量的历史事实也可以证明，当年的西夏党项人参与了回族的民族大融合，现在的回族同胞中，也应该有部分西夏人的血统，并且在回族的形成中，其他民族，包括汉族，蒙古族，吐蕃族，中亚个民族等多民族的血统都融合其中，在历史上谱写了一曲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的乐章。
（完全原创手打，希望喜欢）

西夏是不是蒙元始建，从千年塔群里能找到答案吗？

一百零八塔坐落在青铜峡黄河大峡谷出口处，拦河大坝以南2.5公里处峡口山向东的山坡上远远望去，整个塔群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三角形状，并以其众多的古塔数目、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恢宏的气势，屹立于中国古塔之林。一百零八塔的个体造型和整体布局在中国古塔建造中尚属罕见。文物工作者根据考古和发掘证实，一百零八塔有近千年的历史，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是宁夏境内重要的文物古迹。

一百零八塔，据说是穆桂英点将台。相传，在北宋年间，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出征，率兵来到宁夏青铜峡的黄河岸边，与紧追其后的对岸敌军相持。面对汹涌澎湃的滔滔黄河，穆桂英威风凛凛地站在山顶，手持令旗，开始点将。穆桂英点了一百单八将，组成了一个变化无穷的“天门阵”。西夏军隔岸观望，见穆桂英飒爽英姿，布阵有方，吓得失魂丧胆，不战而逃。后人为铭记这一盛事，永久纪念穆桂英，就在当年点将的地方修建了一座代表一百单八将的“穆桂英点将台”。

在古峡一带，传说最多的当然是穆桂英的“天门阵”，还有好几种关于一百零八塔的传说，有人说是灶君率领全家108个子孙凿石开道，根治水害累死在青铜峡谷，为了纪念灶君及子孙，修建了一百零八塔，最顶端的大塔就是灶君。也有说塔群是测水的标记，以水淹没塔层测报水情，让百姓防洪。据说不诚心的人是点不清塔数的。

一百零八塔，除最上面的第一座塔较大之外，其余均为小塔，属于喇嘛教式的实心塔。塔心正中立一竖木，内填土坯外砌以砖，塔体外表涂白灰而成，最早的白灰上涂有彩绘。

一百零八塔因塔数得名，是一个由108座喇嘛塔组成的大型塔群，该塔群依山势分阶而建，共有阶梯式护坡平台12级，由上自下按照1,3,3,5,5,7,9,11,13,15,17,19奇数十二行排列，构成一个等腰三角体的巨大塔群，塔群的总体布局别具匠心，格局独特，实属罕见。整体建筑规模宏大，神奇壮观，令人惊叹。

据史书记载，一百零八塔的单体结构略有差异，最上边的单塔，形制最大，高3.5米，塔基呈方形，为八角形的束腰须弥座，塔身为覆钵式，塔顶为宝珠式，面东辟有完门，其余各列塔均为2.5米高、八角须弥座，宝珠式塔顶。塔体形制，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2至4层，塔身为八角鼓腹式锥状，5至6层，塔身呈葫芦状，7至12层，塔身呈宝瓶状。

据《大明一统志》记载:“峡口山，一名青铜峡，上有古塔一百零八座”;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二载:“峡口山，一名青铜峡，上有古塔一百零八座”;清《宁夏府志》:“青铜峡在广武堡北，两山对峙，河水经焉，中有禹王庙，又有古塔一百零八座，不知所始，或云昔人压胜之具”，据此可知，一百零八塔在明代以前就已经存在，且已被称为“古塔”。以此推断，塔的修建年代则更为久远。

有专家认为，一百零八塔应修建在元代，理由是元灭西夏，不可能留下任何建筑，而且一百零八塔的形制属于元代新出现于内地的喇嘛覆钵塔，因此可以推测塔群应当是始建于元代的。也有学者根据对一百零八塔出土的西夏文物研究后断定，一百零八塔应建于西夏。建立西夏王朝的党项族人为什么要在这荒芜的山河之间修造如此众多的佛塔，这与党项族人笃信佛教有关。西夏，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平民百姓，均信奉佛教。

从一百零八塔原始风貌上看，最早是用土坯建造，外表用白灰涂抹，曾经屡次修缮，并用朱色彩绘装饰。新中国成立后，又对其进行了两次维修、彩绘。这次维修中，从塔基的砖层中出土的残存碑文得知，清顺治五年(1648年)间对塔群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维修。

在维修一百零八塔时，还发现涂抹在早期土坯残塔上的三层白灰泥皮上，有用朱砂彩绘的莲花纹图案残迹，有些残塔上还有墨书梵文，其型制色调、纹饰与河西地区西夏至蒙元时期土塔遗存十分相似。这些复钵式塔，是藏传佛教的主要形式，只是塔的建筑格局均有所不同，尤其是一百零八塔这样的建筑风格和布局在中国古塔中很少见。

在加固维修古塔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当时工作人员分别在1,9,41,85号塔基下，出土砖雕佛像8尊、彩绘泥塑像4尊、彩绘泥塑卧像1尊、泥塔模103件和建筑残件瓦当、龙首等遗物。

在一百零八塔塔群以外的沟谷山坡上坐落一座砖塔，在东侧的河滩上坐落一座小塔，早已坍塌，经清理，这两座塔基内出土陶钵一件，泥塔模十余件，西夏文经书残卷，书页上下各印一横排坐佛，书页中间印有西夏文字，残卷经书上还有一贵妇及众侍从的图像。此位贵妇发鬓高盘，头戴花钩，容颜端庄秀丽，身着高领长裙，双手在胸前合十，有圆形头光。

贵妇身后伺立3人。其右侧侍从头戴幞头,面相方颐,年龄较大,身着圆领衫,双手握一长把器物。另外两位侍从仅存头部。另外，在1963年清理塔群下而的河滩地上的一座塔时，发现彩绘绢质佛画两幅，各自成卷。这两幅作品是藏密风格的卷轴画《千佛图》。画幅通高107厘米。上宽51厘米，下宽49厘米，画面中部的主尊为大日如来佛及两尊菩萨，一幅画背面右下角墨书几行西夏文字，字迹无法辨认。现两幅画均藏存在故宫博物院。根据塔基下出土的西夏文帛书记载，西夏盛行佛教，寺庙遍地，风行喇嘛教，同时还出土了部分西夏战残经。

这些从一百零八塔塔基下清理出土发现的西夏、蒙元时期的遗存、遗物，为一百零八塔始建年代的断定提供了依据，根据遗存的年代，完全印证了史籍上的记载。另外，参照甘肃武威县白塔寺等相关资料，可以更加充分地证实一百零八塔始建年代就在西夏时期。2007年再次被认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7年自治区文物部门组织技术力量，进行勘测，制定并上报了维修方案，经国家文物局审批，进行了彻底维修。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关怀下，拨出专项资金，将一百零八塔修复一新，这已经是对一百零八塔第三次进行维修，此次维修规模较大，外表是用青砖包砌，从塔顶到塔基，全而进行了仿古式的修缮。

一百零八塔实为黄教密宗建筑。站在维修一新的塔群下面仰首向上看，蔚蓝的天幕之下一望无际，一座座塔阵气势宏伟，憾人心魄，仿佛灵魂也随着层层灵塔向上提升，得到超度飞升。"108”这个数字在中国佛教中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佛学认为，佛界有108罗汉，人生有烦恼和苦难108种，为消除这些烦恼与苦难，规定惯珠要108颗，念佛要108遍，敲钟要108声。所以108塔应该是为消除人生烦恼和灾难而特意建造的。

也有人认为是因为尊仰《金刚顶经毗卢遮那一百零八尊法身契印》而造。无论哪种说法，都与佛家惯用的“108”这个数有关。但在佛塔建造过程中，采用108的极限数字，在国内是非常罕见的。而且，一百零八塔还是我国佛塔建筑中唯一总体布局为三角形的大型塔群。

当你登临塔顶，合抱塔身，人生烦恼顿时化为烟云，伴着滔滔河水飘然而去。于是尽兴游玩，抒怀心曲，乐在其中。

一百零八塔的建造风格及布局安排主要是依据习惯，将其设计为等腰三角体并按奇数排列，因为党项民族习惯于崇尚佛教，所以选择特定的地理位置，将一百零八塔建在一个似锥形山休上，只能依山体形状上小下大分布修建，当然设计为三角体，其外轮廓同塔的形状相似，如埃及金字塔、西夏王陵等都具有三角体特征，也符合了结构力学的稳定感和稳固性，又符合了透视学原理。那么一百零八塔又为什么严格按照奇数排列，其一是因为必须按照特定的等腰三角体来排列，如果将其布局按1,2,3,4等以此类推排列，布局就会成为等边三角体，最终塔群的总数成为106座，而不是108座。

其二，除考虑三角体和108这个数字以外，它还从理念上加以考虑。这就是排列当中出现了奇数，从古代阴阳八卦角度上讲，奇数为阳，偶数为阴，阳为天，阴为地，而塔在印度本是埋葬舍利的坟墓建筑，按佛教观讲，人死后须升天，上天堂，因此，在设计上必须避开“偶数”，而应采用“奇数”。一百零八塔无论其建造风格，或塔群的分布，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才智和伟大的创造精神。

西夏是什么民族

西夏民族：党项族、回鹘人、汉族、吐蕃人。

西夏是党项族、汉族、吐蕃人、回鹘人的民族。党项族，是我国古代广布于西羌族中较晚起的一支。回鹘人是中国少数民族部落。回鹘是维吾尔族祖先，由回纥改名而来。西夏主体民族为党项羌人，他们世代以游牧为生，又地处强邻环伺的“四战之地”，因此养成了彪悍善战的尚武风气。

西夏民族在文化、语言、宗教等方面有着自己的特点和传统。在宗教方面，西夏民族信仰藏传佛教，并且形成了具有党项族特色的。在语言方面，西夏民族使用的是党项语，是中国汉藏语系的一种语言。西夏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是中国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见证之一。

西夏国号相关介绍：

唐朝贞元中分振武朔方二节度置夏州节度使，治夏州，在今陕西横山县西北。唐末黄巢起义爆发后，李思恭与鄜州（治今陕西富县）李孝昌同誓讨贼，唐僖宗以他为左武卫将军，权知夏绥银节度事。黄巢被平定后，李思恭拜夏州节度使，封“夏国公”，“夏”的国号即来源于此。

西夏建立后，又自称“邦泥定国”或“白高大夏国”、西朝。西夏史专家吴天墀认为，邦泥定国很可能是汉字“白上国”的西夏文音译。西夏统治者将他们的国家称为“白上国”，有文献记载，也有文物证据。

以上内容参考：-西夏

西夏石窟、雕塑、绘画等文化有什么特点？

石窟作为一种文化，起源于许多代代相传的石窟神话传说。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的战乱使佛教在中国的南北方广泛传播。著名景点遍布佛塔寺庙。其中，北方鲜卑统治阶级将原始的石窟崇拜与佛教信仰相结合，在许多有天然石窟的地方雕刻各种佛龛和佛像，使现象遍布黄河两岸。


此后，随着历史的进步和历代统治阶级对这种文化的传承，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石窟。西夏石窟文化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诞生的，也是祖国多元化石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由于佛教在西夏的兴盛，西夏留下了许多集建筑艺术、绘画艺术、雕塑艺术于一体的宗教石窟作品，现存的西夏石窟主要分布在甘肃、宁夏两省。敦煌有莫高窟，安溪有玉林石窟，董倩有大佛洞，苏北有五大寺，酒泉有文殊山，张掖有马蹄寺，武威有天台山，永靖有炳灵寺。固原有徐觅，海原有天都山，银川有贺兰山有山嘴沟石窟。


此外，在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白岩角石窟也发现了西夏时期的洞穴。在众多的西夏石窟中，甘肃敦煌莫高窟和安溪玉林石窟数量最多，类型最全，内容最丰富，最具代表性。敦煌莫高窟有西夏洞窟62个，玉林石窟有西夏重修的洞窟10个，董倩佛洞和伍肆石窟有西夏修建的洞窟5个。


西夏早期石窟主要沿袭前代形制，创新不多；受当时密宗的影响，后来的石窟基本上放弃了在石窟中设置龛位的传统，在中央佛坛上放置各种造像，形成了西夏后期石窟的特色。这些西夏石窟中有大量精美的西夏壁画，其中以敦煌莫高窟和安溪玉林石窟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特色最鲜明。


西夏石窟壁画主要由佛教题材和装饰图案组成。在敦煌西夏壁画的几十个洞窟、几百件作品中，早中期的作品居多。早期壁画的风格大多继承了五代宋初的传统，内容基本上继承了唐宋时期流行的变化和说法，鲜有创新；受高昌回鹘壁画风格影响，中期作品开始创新；西夏晚期的壁画吸收了西藏密宗的一些元素，开始形成民族壁画的风格和特点。


来到敦煌的人都会被西夏壁画巧妙的构思、独特的造型和高超的绘画技巧所吸引。如其代表的西夏壁画《水月观音图》描绘了唐僧取经的故事。在《西游记》年前吴承恩所写的西夏壁画中，有一幅唐僧西学图，表明唐僧西学的故事在中国民间流传已久，为吴承恩《西游记》年的文字找到了历史渊源。


自汉代张謇出使西域以来，丝绸之路的开通对东西方文化产生了影响和促进作用。河西地区是丝绸之路的中转站，其文化具有东西方交融的特点。玄奘西学东渐，佛教传入中国，途经河西张掖。况且玄奘沐浴的流沙河是张掖的黑河，《西游记》的猪八戒和沙僧都是这里的弟子。


这幅画继承了中原绘画的传统。它将观音形象中的人与神融为一体，将山水与人物有机结合。它运用特殊的绘画技巧，使画面达到非凡的意境。西夏壁画代表作品为《水月观音图》，西夏山水画代表作品为《莆仙靖边》、《文殊靖边》、《童子飞天图》，描绘了韦斯的天真形象


西夏的洞穴内容、题材和壁画艺术风格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有人认为“西夏画派早在唐朝就有了，只是没有进入宋初。能自创，能成家”，说明西夏有自己的壁画艺术家。西夏壁画的绘画风格融合了藏传佛教绘画和中原汉族佛教绘画的特点。一是色彩浓厚，色彩与线描并重，具有浓厚的神秘气息，这是藏传佛教绘画的典型特征；二是继承了中原汉族以线描为主，色彩为辅的绘画传统。


如榆林石窟第三窟《西方净土变化图》在建筑绘画中充分发挥了线描艺术的表现力，细腻流畅。再比如西墙洞门两侧的文殊经和普贤经。人物画中讲究线描，基本不依赖色彩，形神兼备。此外，西夏壁画中的装饰图案在整个洞穴中所占的面积比例也是历史之最。


在沉井的设计上，创新性地将中原汉族的传统图案和表现手法与藏传佛教的题材和艺术风格相融合，构成了独具西夏民族特色的艺术产品。典型的代表作品是玉林石窟第3窟的藻井图案，有些是第一批，在整个敦煌艺术中首次出现，如莫高窟第400窟，洞顶中央的藻井图案是两只龙形怪物互相追逐盘旋，形似凤头龙身。


头或龙身是当时流行的装饰图案，但这种单一的龙凤组合形象首次出现在敦煌艺术中，反映了西夏党项羌人是一个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民族。


西夏画艺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除了石窟壁画，还有卷轴画、版画、木雕、岩画等。其内容反映了佛经的变化，少数反映了其他宗教和世俗的内容。西夏留下的卷轴画具有明显的藏传佛教艺术特征。内蒙古自治区黑水市、宁夏108塔、贺兰山白寺口双塔、贺兰县红佛塔等地发现西夏卷轴画。


西夏至今只有一幅非宗教卷轴画，是《贵族画像》的黑水城。如果说敦煌石窟精美的西夏壁画、卷轴画是西夏宫廷画师的杰作，那么甘肃武威的木雕、宁夏贺兰山的西夏岩画、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草原以北的那仁乌拉山都是民间艺术。


随着西夏雕版印刷佛经的发展，西夏木雕兴起。然而，木雕的一些内容已经超出了宗教的范围，包括武装战士、男女侍从、马首领、家禽家畜等。有些木雕背面或侧面有水墨画和汉字。这些木刻是由许多作者创作的。雕刻粗糙，但也有一些精致的作品，如《艾蒿老人》，《武士》，《男女侍从》。这些木刻构图简单，形象生动，线条流畅，表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


“史诗般的石雕延续了几千年，那些变化沧桑的画更生动。”贺兰山有贺兰山、阴山岩画上千幅，留下了许多党项羌族游牧民族的岩画。主题是人脸、家畜和野生动物。整体画风简约粗犷，构图不偏离原画风格，反映了落后的西夏社会底层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在岩画周围，镌刻着与佛教有关的西夏铭文，贺兰山成为西夏人心中的圣山。


雕塑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早在新石器时代，泥塑就被用来塑造人形；秦汉以后，出现了大量的陶塑。隋唐时期，中国的雕塑艺术达到了中国古代史上的最高水平。


受传统雕塑文化的影响，西夏雕塑内容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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