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存在的特殊的一部分群体,在权力、社会地位和掌控的财产高于社会上的其他阶层,而这一阶层我们称之为贵族。中国古代的贵族阶层数量少,却掌控着帝国的方方面面顶尖的资源,这也成为了其他阶层为之追求的目标。
我国从夏朝有国家体制开始便有了贵族,兴盛于春秋战国时期,可到了隋唐时期之后,贵族阶层突然转弱,甚至中国之后的历史中逐渐消失。这又是为什么呢?
中国一些著名的贵族家族,比如夏朝有夏启家族,商朝有商汤家族,周朝有姬发家族,春秋战国有晋国六卿、郑国的七穆;到魏晋南北朝的几大世家,诸如王谢袁萧氏;再到隋唐的五姓七望贵族。而隋唐时期,中国的贵族达到了顶峰,包括李世民也是贵族,而且是贵族中的贵族。
为什么说李世民是贵族中的贵族呢?我们来看看李世民的家庭关系表,我们先从李世民的曾祖父说起,曾祖父是当时西魏的陇西郡公,北周建立后受封唐国公。祖父李昺承袭了曾祖父的爵位,受封御中正大夫并加封柱国大将军。
而到了自己的父亲李渊更是不得了,七岁袭封唐国公,历任三洲刺史和迁卫尉少卿,还担任过当时军事重镇太原太守。除了世袭的爵位,李渊还是皇亲国戚。隋文帝的皇后是独孤皇后,而孤独皇后恰恰是李渊的姨母,隋炀帝杨广就成了李渊的表兄弟,有着这层关系李渊更是深得信任和重任。所以,用现在的话说李世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官二代”,那么他和他父亲建立的唐王朝就是由贵族出身的皇帝和贵族出生的臣子组成的王朝。
这里引用《中国社会史》一书中的一些关键数据:“从唐肃宗到唐朝灭亡期间担任过宰相的一共有179位,其中出生于士族、门阀有143人,占80%;出生于中等家族的有22人,占12%;而真正的平民宰相只有12人,占7%。”这是一组极为关键的数据,有力的证明了当时的唐王朝的核心基本是由贵族组成的。
强盛如唐朝的贵族阶层有是怎么样走向衰弱的呢?科举制度成了贵族逐渐消亡的第一块敲门砖。隋唐时期开始的一项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就是科举制度,开始改变原有的九品中正制世袭贵族的绝对地位。因此隋唐的科举制有力的冲击贵族阶层,使得平民开始有了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可能。
可时间轴拨到宋朝,寒门已经开始成为“天子门生”,贵族踪迹难寻。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虽然是武将也是武力夺权的帝王,但是他清醒地意识到唐末和五代十国的政治弊病,开始重文轻武,大力鼓励读书。到了宋高宗更是发出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号召,不仅提高了读书人的地位,还大规模的扩招科举入仕做官的官员。可见从宋朝开始宋朝的统治者是十分的重视寒门士子和各个阶层的读书人,在贵族不堪大用的时候,寒门入仕的平民阶层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以上是从制度上解读贵族衰弱的原因,贵族的衰亡还有历史选择的必然。其实早在五代十国时期,贵族就已经开始展现出衰败之象,很多的贵族子弟因为是世袭,无论是有无功绩,仍然可以稳坐祖上官位。没有生存的压力,安逸了自然不学无术找乐子。真正给这些唐朝贵族下一剂猛药的是黄巢。黄巢是唐末的一位农民起义军领袖,同时还是一位嗜血的杀人狂魔。在公元880年的时候,黄巢攻占长安的时候就曾下令屠长安城,长安城白骨成堆而大唐的朝中贵族几乎都在这次的屠城中被赶尽杀绝。
虽然黄巢的叛军之后被平定了,唐朝的贵族早已大势不在。给唐朝贵族下第二剂猛药的是朱温,计划谋朝篡位的朱温也是嗜杀的一位主,再次对唐朝的贵族进行清洗。中国的贵族大概是在这时候走进了集体灭亡的境地,而在之后的频繁的战乱中这些贵族几乎消失殆尽。
终上所述,我们会发现中国贵族的灭亡既是统治者为维护统治所制定的科举制度起到了替代作用,也是战乱优胜劣汰的历史必然选择。而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就是唐朝,唐朝此后再无贵族,一个平民的时代开始了。
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深度,因为在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前,朱温等藩镇势力为了防患于未然,把唐朝宗室贵族基本都杀光了。主要的消灭分几个阶段:
首先,从唐玄宗李隆基开始,唐朝就一直设置十王宅、千孙院,把皇子宗室圈养了起来。到唐朝灭亡为止,宗室基本没有出现有才能的人才,大多是没有经过历练的废物,指望这些人恢复大唐难比登天。玄宗的儿子们也住在一块,称为十王宅,一样严格看管。玄宗的孙子们也出生了,于是在十王宅旁边开辟一块院落,称为百孙院,严格教育犹如军事化管理的寄宿制学校
其次,玄宗的儿子们,直到安史之乱以后才有喘息之机,太子、永王才被赋予权力。但这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自玄宗以后,宗室不掌权变成了一道政治惯例,基本被唐朝中晚期历朝所尊奉。
再次,昭宗曾经让宗室覃王李嗣周、延王李戒丕主持新建的中央禁军,却被李茂贞击败,自覃王李嗣周以下十一名王爷都被韩建杀死。
最后,等到天佑元年公元904年,朱温指示手下蒋玄晖等人弑君,包括昭宗诸子九人,尽数被引至洛阳西内宫九曲池灌醉勒死抛尸。也就是说,在昭宗皇帝被杀时,唐朝有威望的宗室王爷、有继承权的皇子,基本都被韩建、朱温杀光了,剩下的只有一些与皇室血缘关系较远、没什么威望的在,也就翻不起什么浪花了。
总结:李克用虽然是沙陀人,并非皇室,但他却被唐昭宗以功劳录入宗谱,被承认为皇室宗亲,从这一点来说,李存勖建立后唐,勉强也可以算作是唐朝宗室复国了。因此,唐朝灭亡后,根本没有皇室宗亲能帮助唐朝复国。
到了唐代,事情开始有意思了。唐朝初始的时候,唐高祖和唐太宗对门阀大族表现出了不同的反应。唐高祖李渊曾经向手下的大臣裴寂,大肆吹嘘李家的祖先如何高贵。裴寂所属的裴氏家族,是中古中国最显赫的名门望族之一。唐高祖就显摆说:我们李家曾经在陇西的时候,富有龟玉,到了举兵的时候,四海云集,才几天而已就升为天子,咱们两家都是了不起的大族啊。龟玉就是龟甲和宝玉,这是古代非常重要的礼器,后来被引申为国运的象征,不是一般家族可以拥有的。李渊对此是很得意的,但仍然不敢把自己的门第说成是超过裴氏的第一,而只是说我们是同一个等级的,可见门第等级的影响力之大,连皇帝都会默认。
唐太宗李世民,并没有继承这种态度,他看到氏族谱竟然把山东,也就是崤山以东的士族列为第一等,排在他们李家之前,非常不满,使用皇权修改了长久以来默认的门第排名。唐太宗认为,人的地位应该取决于他在政府机构中的成功经历,而不是应该源自家族的陈旧声望。在多个场合,唐太宗明确或含蓄地主张,人们的官职和能力应该比血统更重要。他说:山东士族日渐衰微,没有冠盖人物,才识庸俗,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那么看重他们。在唐太宗看来,朝堂之上的官僚,或忠孝双全,或学艺通博,显然应该比山东士族的破落户赢得更多的尊重。既然人们敬重汉高祖的匹夫出身,那么人们也应该尊崇大唐起于草莽的当朝官僚。
贞观六年,太宗命令高士廉等人重新修订《贞观氏族志》,全面展示了他的这个态度。《贞观氏族志》完成于贞观十二年,也就是公元638年,这次重修的标准非常简单,就是根据当朝官爵的位置高下排座次,官品越高,等级越高,官品越低,等级越低。皇帝的旨意得到了彻底的贯彻,《贞观氏族志》所依据的标准是官职,而非家族。到了先天二年,也就是公元713年的时候,《贞观氏族志》再次被修订,命名为《姓族系录》。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唐代最后一次由国家主持编修的官方氏族谱,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官方主持排列氏族等第的著作了。
尽管如此,本书的作者认为,李唐的精神还是贵族主义的。唐太宗并不想否定士族门阀,而是想改变人们的观念,什么是尊贵的、什么是低贱的要由他来重新界定。太宗利用政府的条件推出新标准,希望以此来把当朝权贵提升到更显赫的地位,掩盖名门大族的声望,从而把社会的风尚和政治秩序的主导权,从这些大族手里收回来集中到皇帝的手中。
另外,从隋唐开始,出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选拔官吏,就是我们熟悉的科举。虽然在整个唐代,通过科举受益的士族子弟远远多于普通人家,但毕竟这条晋升渠道的开通改变了之前“出身决定一切”的状况。唐太宗的这个倾向,在他的继承者们手中得到发扬。作者评价说,到了8世纪,人们身份地位中的家庭因素,至少在政府看来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官职才是衡量人们地位的唯一因素。政府不再对于编撰士族的谱牒感兴趣,因为现在是国家授予人们地位,而不是家族。在法律意义上,人们所有的地位都是直接来源于国家。
当优越的出身不再带给人太多的好处,士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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