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登上了大唐帝国皇帝的宝座,改年号为“贞观”,开启了我国封建社会最著名的治世。他在位的23 年中,顺应了民心和历史潮流,以秦隋速亡为鉴,推行休养生息的“与民让利”政策,医治战争创伤,抚民以静,生计为要。在这一时期.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阶级矛盾比较缓和,人民安居乐业,各民族团结和睦,对外交流频繁,中国社会经济出现了空前繁荣兴旺的景象,形成了中国历史罕见的太平盛世,因年号“贞观”(公元627—649年),所以历史上把这个时期称为“贞观之治”,并且成为中国古代封建治世的楷模。
1390年前,由李世民领衔主演的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的正剧——贞观治世的演出,拉开了华丽的大幕。这场历史剧,历经20余年的精彩表演后,徐徐地谢幕了。在139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祖国正日益繁荣、走向富强,呈现出继“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以来又一个更辉煌灿烂的中华复兴的黄金时期。值此民族中兴之际,我们有必要重温唐初“贞观之治”这段足以让中华民族子孙光荣与自豪的辉煌历史,从中探寻出造就这段辉煌的原因,总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益经验,总结历史教训,如何维持和巩固来之不易的太平盛世,防止承平日久、盛极而衰的历史怪圈的悲剧再次重演,这对当代中国具有非常多的启示,其现实意义无疑是很大的。有鉴于此,我今天的讲演,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第一个问题:“贞观之治”是什么样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第三个问题: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贞观之治”的消失?
一、 “贞观之治”的内容和意义
“贞观”一词的出处:《易经·系辞下》:“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
1. 谓以正道示人。贞,正,常。观,示。
《易·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韩康伯注:“天地万物莫不保其贞以全其用也。”孔颖达疏:“天覆地载之道以贞正得一,故其功可为物之所观也。”陈梦雷浅述:“观,示也。天地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贞观。” 晋陆机《演连珠》之二五:“臣闻托闇藏形,不为巧密;倚智隐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发藻,寻虚捕景;大人贞观,探心昭忒。” 晋陆云《岁暮赋》:“於是颛顼御时, 玄冥统官,天庙既定,日月贞观。”
2. 指正大的道理。
《文选·班固》:“朝贞观而夕化兮,犹喧己而遗形。”李善注引张晏曰:“言朝闻大道而夕死可也。” 北周 道安 《二教论·归宗显本》:“余闻善齐天下者,以不齐而齐天下者也。何须夷岳实渊,然后方平,续凫截鹤,於焉始等:此盖狷夫之野议,岂达士之贞观。”
3. 澄清天下,恢宏正道。
《后汉书·党锢传·李膺》:“以为天子当贞观二五,利见大人,不谓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扬煇,弃和取同。” 唐李华《含元殿赋》:“王临於朝,天地贞观。”
4. 指澄清天下,恢宏正道的职责。
章炳麟《与龚未生书》:“然曩时所以不去者,亦慕宋贤程伯淳言:‘一命之士,必思有以济物。’况仆身当贞观,岂敢忘百姓之忧。”
纵览整个贞观时期,你不得不由衷地感叹:太宗时代是唐朝名副其实的黄金时代,这是一个君臣国民步调一致积极进取的时代,这是一个文臣武将齐心协力治国拓边的时代,这是一个社会安定彰显进步引领风骚的时代,这是一个气度不凡意气风发的时代,这是一个永远值得后人尊敬的时代!
贞观之治是为古今史学家津津乐道的治世。对这样的一个治世,多种版本的大学《中国古代史》教材言之不详。如被全国许多高校历史专业采用的朱绍侯所主编的《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赵毅、赵轶峰所主编的《中国古代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这些教材均是用了不足2000字的篇幅谈及了贞观之治,对于贞观之治的背景、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贞观之治的历史影响均语焉不
详。为了充分把握其实质与内涵,我们在吸收学界相关成果的基础上,拟就唐太宗上台时所面临的形势、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贞观之治的历史影响等三个方面进行较详尽的分析。
二、唐太宗上台时所面临的形势
对唐太宗上台时所面临的形势,许多教材中很少涉及。贞观时期所采用的政策应当针对当时的形势所制定。在贞观初,唐太宗面临着内外交困的严峻局面,经历了隋末以来战争的重创之后,社会经济千疮百孔。统治集团之间互相猜疑,勾心斗角,矛盾重重。当时,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尤其是强大的突厥严重威胁唐朝北方。具体来说,有如下几个方面:
1.社会经济残破不堪。由于隋炀帝的残暴统治,加上连年战争的杀戮,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不少地区“率土百姓,零落殆尽,州里萧条,十不存一。”全国各地的土地荒废情况极为严重,从关中到关东这一唐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茫茫千里,人海断绝,鸡犬不闻”,而从江淮直到岭南这一广阔的区域则更是 “涂路悬阻,土旷民稀。”当时,国家控制的户口锐减,贞观初年全国登记在册的人口只有180多万户,还不及隋朝的1 / 4 ,尤其是为唐朝粮仓的河南竟出现了“田地极宽,百姓太少”的现象,劳动力的奇缺严重制约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从贞观元年至贞观三年连续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导致粮价飞涨,当时一匹绢只能换一斗米,全国多地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尤其是从京师到河东、河南、陇右这一广大区域饿殍遍野,甚至出现了卖儿鬻女的情形。虽然经过了四年的发展,在贞观四年,张玄素上疏说到当时的形势:百姓的生活稍微有点改善,但生活仍然非常贫困,依旧要忍饥挨饿,这种情形三 五年之内也不可能解决。因此,如何治理国家,恢复社会经济,成为唐太宗面临的重要问题。
2.政局不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玄武门之变后,建成、元吉的余党还具有相当大的能量,对于这些残余势力,太宗即位前“虽更赦令”,而且魏征、冯立、谢叔方、薛万彻等均已获赦免,并先后受到重用,但是其他 “散亡在民 间 ”者,“犹不自安”。在玄武门之变后,贞观元年这一年当中,幽州大都督庐江王李瑗,燕郡王李艺,长乐王李幼良,利州都督义安王李孝常、右武卫将军刘德裕等,相继反叛。而当时的统治核心来自四面八方,来自各阶层与各集团,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勾心斗角,互相拆台,严重影响了政令的顺利推行。如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之间,北方官僚与南方官僚之间,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之间,太宗旧属与建成、元吉旧部之间互相倾轧,彼此争斗。如何消弥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与猜忌,迅速稳定政局,这是唐太宗面临的重要问题。
3.民族矛盾也颇为尖锐。当时南方的僚族、诸蛮,北方的契丹、稽胡,西方的党项、羌人、吐谷浑等相继暴动。尤其是唐王朝北部边境的突厥十分强盛,雄兵百万,东起契丹、室韦西至吐谷浑、高昌这广大区域之内众多的少数民族均臣服于突厥,所谓“北狄之盛,末之有也”。隋末唐初的群雄,如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都曾向突厥称臣,并借助突厥势力对付其他汉人武装。李渊在太原起兵时也曾向突厥称臣纳贡,但突厥依然南侵,攻城略地,烧杀抢掠。武德七年,由于突厥的大举入侵,李渊曾一度产生迁都的念头。就在唐太宗刚刚夺取政权的武德九年八月,突厥甚至攻到距离首都长安仅40里的渭水便桥附近。唐太宗不得已而与之结下屈辱的“渭水之盟”,但突厥依旧“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如何保持边疆的安宁,为国内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提供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亦是唐太宗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三 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
唐太宗能开创贞观之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多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1.与民休息,大力发展生产。解决当时社会经济凋敝不堪的问题,主要是与民休息,大力发展生产。鉴于隋朝的迅速败亡,看到民众力量的伟大与可畏,因此唐太宗上台之后便确立了抚民以静的统治路线,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生产恢复与发展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推行均田制,鼓励垦荒;实行租庸调制,减轻百姓负担;劝课农桑,不夺农时;设置完备的仓廪,救灾备荒;释放僧尼宫女,繁衍人口;合
并州县,精简机构等方面。我们的大学教材只对其中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制有所论及,而赵克尧、许道勋在《唐太宗传》中对所有的措施进行了较详尽的阐述,可资参考。通过这些措施,使百姓能戮力生产,耕作有时,故社会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恢复和发展。
2.选贤任能,人尽其才。唐太宗深知“致安之本,惟在得人”,“为官择人,唯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本着唯才是举、德才兼备的原则,他从各阶层、各方面搜罗了许多文武奇才,消解了统治集团之间的内部矛盾,促成了各种政治力量的组合,扩大了统治基础。在他的文武大臣中,有故旧亲信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长孙无忌,有出身于农民起义军队伍的李勣、秦琼、程咬金等,有来源于政敌阵营的屈突通、戴胄、魏征、薛万彻、冯立本,有出身贫寒的刘泊、马周、张亮等,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将领如阿史那杜尔、执失思力、钱九陇、马三宝等,故史称唐太宗“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因而太宗身边聚集了一批阅历丰富、精明强干、廉洁高效的官僚队伍,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统治集体,为“贞观路线”的制订提供了坚强的智力支持,对“贞观之治”起到了强有力的领导作用。唐太宗还特别注重地方官吏的选拔和考察。他深刻认识到“惟都督、刺史,此辈实理乱所系,尤须得人。”即直接管理人民的地方官的好坏优劣与国家的治乱密切相关。尤其强调选拔官吏不能片面地选择那些有文学才干之人,更应该选拔德才兼备之人。故他对都督、刺史的选取极其重视,甚至把各地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寝宫的屏风上,早晚浏览,随时记其为政之美恶,以备奖惩升黜。
3. 广开言路,兼听纳谏。目睹隋炀帝拒谏饰非、一念孤行,终落得身死国亡的下场,唐大宗对魏征所提出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见解非常赞同。他广开言路,以海纳百川的胸襟鼓励臣下直言进谏,并能从谏如流。据统计,前后向李世民进谏的不下30人,如魏征、王珪、马周、刘泊、岑文本、褚遂良都敢犯颜直谏。尤其是魏征“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敢谏、善谏、能谏,先后进谏“二百余事”,太宗大部分予以采纳。贞观十七年,魏征病逝于家中,唐太
宗听闻后悲痛异常,亲自为魏征撰写碑文,日后与臣僚谈及魏征时仍十分伤心,说出了一段响彻千古的名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可见魏征对唐太宗的影响之深。贞观时期君臣的纳谏与直谏,使得贞观时期政令的得失常能反省、调整,有效地防止了因个人专断而造成政策上的失误。
4.华戎同轨,爱之如一。因为唐太宗本身带有“胡人”血统,能较平等地对待各民族,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不轻易发动战争,只是把战争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对周边归降的少数民族“全其部落,顺其土俗”,实行羁縻统治。当然,对那些侵扰内地或对唐有严重威胁者,在不得以的情况下才使用武力解决,如先后反击东突厥、击败吐谷浑、征服高昌、东征高丽、消灭薛延陀。总的来说,无论胡汉唐太宗基本上
能一视同仁,各族首领到了长安,都以礼相待。打败东突厥后,对隋末被突厥虏去的内地人,不是用武力威胁突厥送回,而是用金帛赎回达八万口之多。贞观四年,各少数民族首领 上朝尊唐太宗为“天可汗”。贞观二十一年,各少数民族首领自称 “唐民”,并请求唐政府修建了“参天可汗道”。出现了“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的和谐局面,取得了“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的盛况。
总的来说,唐太宗之所以能开创贞观之治:一是唐太宗统治集团认清了当时的形势,采取了正确的统治策略;二是与唐太宗卓越的领袖才能和超人的胆略智慧密不可分;三是唐高祖的所作所为为贞观之治铺平了道路,四是长孙皇后在贞观政局的建立、贞观政风的树立以及贞观政局的稳定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共3页:123下一页
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唐太宗继承唐高祖制定的尊祖崇道国策,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唐太宗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
并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因其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 ,故史称“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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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的成就:
1、奠定国基
贞观年间,太宗的各项善政,使官吏廉能,社会安定,人民丰衣足食,解决温饱,经济发展迅速,造成中兴局面,奠定了唐代274年的基业。
2、确立制度
贞观年间,经太宗的苦心经营,延续了隋代的多种政制,如三省六部制、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常平仓制等,堪称完备,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3、政风沿袭
太宗施政有方,选贤问廉能,克己纳谏,成为一种良好的政治风气。历代有为的治国者,皆追慕「贞观政风」而力图仿效。
4、用人唯才
太宗用人唯才,不问出身,且重修《氏族志》,以功臣代世胄,科举代门第,逐渐改变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重视门第的风气,世家豪族轮流掌政的恶习,广开平民高仕的机会,清除旧社会的观念,缓和了社会矛盾。
面对隋末唐初百废待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其复杂的严峻局面,唐太宗李世民心存忧患,治不忘乱,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关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分析探讨其执政思想并从中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对于新时期巩固我党执政地位、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唐太宗;执政思想;贞观之治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有名的君主和政治家,为维护和巩固李氏王朝的统治,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他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其中闪耀着不少执政思想的光辉。近年来学术界对唐太宗的研究比较多,从某个具体方面探讨唐太宗政治思想的文章也不在少数,但从整体上研究唐太宗执政思想的文章还不多见。本文拟从以民为本、选贤任能、重农护农、礼法兼治、民族和谐等几方面对唐太宗执政思想做些分析探讨
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观念民心向背是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础。唐太宗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只有获得百姓的拥护,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唐太宗从以下几个方面实践了自己的民本思想:其一,务清静以安百姓。隋朝之所以失去天下,并不是因为当时国家不富强,而是因为征求不已使百姓不堪重负导致天下大乱。唐太宗深知安静百姓才能治国理民的道理,他说:夫治国犹如栽树,木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乎?唐太宗为了安静百姓,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并为此采取了节力役、息边争、薄赋税等一系列措施,迅速实现国家的繁荣与安定。其二,兴产业以富民生。唐太宗非常了解富民与治国之间的关系,为了达到富民的目的,他大力提倡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通过实行均田制,使耕者有田;通过兴修水利,改善了发展农业生产环境;通过劝课农桑,使当时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此外,贞观年间,唐太宗还修正完善了武德年间制定的租庸调法。唐太宗在位期间,由于他的严格督责,官吏基本上能够照章办事,使租庸调制得到了普遍实施,成为唐代租庸调制实施最好的时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官吏对老百姓的恣意盘剥和聚敛。其三,去奢糜以纤民力。为了节省开支,唐太宗大力精简机构,整顿吏治。唐太宗原本打算遍封宗室为王,经过一些大臣的进谏和自己的综合考虑,认识到不能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在唐太宗看来,崇饰宫宇,游赏池台是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之事。作为帝王,富有四海,每事由己,诚能自节,若百姓不欲,必能顺其情也。其四,存百姓以得民心。唐太宗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奉其身,犹割股以吠腹,腹饱而身毙。他大力提倡救济灾民,从制度上保证了大灾之年的老百姓也有所依靠,争得了民心
唐太宗这种对君民关系的理解和对民心向背以及人民力量的认识,在我国封建君主中是少有的。作为封建帝王,得天下后,仍能时刻牢记君舟民水、载舟覆舟的道理,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唐太宗的这一正确思想,孕育产生了一系列正确的政治主张
二、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用人理念用人得当与否不仅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巩固,而且直接影响到江山社稷的安危。唐太宗李世民对此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并以封建政治家少有的博大胸怀和气魄,卓越的识见和胆略,选拔并破格录用各类人才
第一,广求贤才,知人善任。即位之初,唐太宗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人才匮乏。他深知治乱所系,尤须得人的道理,为此他和身边的大臣反复总结历史经验,探寻长治久安之策。贞观三年,他对右仆射封德彝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联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也。在这里,他认为以天下之广,仅靠君主一人的智慧,是难以治理天下的。只有选择、任用天下的贤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在发现和识别人才方面,唐太宗认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尽管太宗坚持以德才兼备的原则来识别和选拔人才,但实际上他是把德行置于才能之上的,即首先要看其是否正直,辨其忠佞
第二,不拘一格,广开才路。为培养、选拔人才,唐太宗继承并改革科举制度,增加考试科目,扩大庶族地主参政做官的机会。唐太宗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家庭,但他基本克服了关中本位思想,不囿地域地罗致人才,充分发挥各种人才的作用。唐太宗既从自己依靠的秦府集团的亲人、旧人中筛选贤能,加以任用,又从反对自己的原东宫、齐府集团的疏人、新人,甚至敌人中选出不少文武奇才,大胆提拔,破格录用。这些谋臣猛将、文人学士在贞观时期群星灿烂,彰显了唐太宗人才思想的光辉
第三,考核赏罚,奖善止恶。唐太宗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考核制度。在具体操作时,规定了比较系统的量化标准。太宗十分强调要利用赏罚这个有力的杠杆,奖善止恶。他说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至于如何进行赏罚,他认为,国君对臣下进行赏罚,不是看臣下是适己还是逆己,而是要看他便国与否,妨道与否,即要以对地主阶级国家的功过是非为标准来进行赏罚
第四,待臣以礼,爱护人才。唐太宗深知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道理,他虚心采纳群臣的意见,要求群臣发现自己的错误时能够直言规谏。他在接见臣下时尽量做到和言悦色,和五品以上的官员讲话时赐给座位,在处理国家大事的过程中积极鼓励群臣大胆进言,并尽可能地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
唐太宗的用人观和人才政策,造就了一代诤臣,避免了诸多失误,使贞观之治有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三、轻徭薄赋、不夺农时的重农思想唐太宗从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的认识出发,把重视和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和保持农村社会安定提高到治国的关键地位
第一,唐太宗认为,应该时刻把发展农业放在政事的首位。他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
唐太宗曾要求于志宁、房玄龄等人对皇太子、诸王等加强农业知识的教育,加强农业重要性的认识。他认为,治国先要解决衣食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就得不到人民的拥护,统治也得不到巩固
第二,农时不可夺。唐太宗深知农民耕稼的艰辛,不能耽误农业生产的耕种和收割时间。指出: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
唐太宗对农时看得很重,一再强调农时甚要,不可暂失,不夺农时,使比屋之人姿其耕稼,此则富矣。他还认为不夺农时的关键是帝王要清静寡欲,不能穷兵默武,土木不断
第三,轻徭薄赋以养生息。唐太宗说:朕抵奉明命,抚有黔黎,爱憨之至,实切怀抱。轻摇薄赋,务在劝农。必望民殷物阜,家给人足
他要求地方官吏不要在农忙季节征发摇役,要保证农民的耕作时间。据旧唐书礼仪志载:大宗贞观三年正月,亲祭先农,躬御耒耜,藉于千亩之甸
太宗躬御耒耜的举措,显然具有提倡举国上下尽力农耕的意义和作用
四、礼法合一,依礼制法的德治思想唐太宗历经隋王朝的兴衰,亲眼看到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下隋王朝二世而亡的全过程,他以亡隋为借鉴,分析总结出刑酷法峻导致隋亡的教训,摈弃严刑治国的观点,强调礼法合一,依礼制法,以德治国
第一,以仁为宗,以刑为助。唐太宗一方面认识到法律是巩固统治不可缺少的工具,并把它提升到国家政体的高度,认为:为国之要,在于进退不肖,赏善罚恶,至公无
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古来帝王,以仁为治者,国柞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
治国应以仁为宗,以刑为助,立法务在宽平
第二,遵法守法。唐太宗认为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他本人以身作则,遵法守法,严格执法。如其长子李承乾,从胡作非为发展到妄图谋反,李世民就把他废为庶人,流放到黔州,直到死在那里。其妹妹长广公主的儿子洋州刺史赵节,参与李承乾的谋反,李世民也依法将他处死。太宗不仅自己带头执法守法,同时要求各级官吏守道履正,为公奉法。并采取措施,监察官吏,根据情况进行赏罚。如规定,凡断狱允当者,予以奖励,而违法的要受到处分。由于唐太宗君臣上下遵法守法,严格执法,君臣互励,相得益彰,在唐初形成了宽平、简约、恤刑慎杀、礼本刑辅,明刑助礼,礼法合一,依礼制法的法律思想体系,使当时社会出现了执法守法的良好风气
第三,恤刑慎杀。唐太宗不仅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和遵法守法的重要作用,而且强调在执行法律时要做到恤刑慎杀。早在即位之初,他就对侍臣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
因此,从刑罚的判决到推勘复核都规定了严格的程序,采取了若干从严控制的措施。规定: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九卿义之
开创了封建法制史上九卿会审制度的先例
第四,防止冤狱。唐太宗要求各地在死刑执行前必须履行三复奏、五复奏。并明文规定,个别按照法律应判死罪但门下省认为有可肴情节的可以报请皇帝裁夺,使这些人获得一线免死的机会。此外,他还总结继承并发展了自汉以来的录囚制度,即皇帝和各级司法、监察机关对囚犯的情况进行审录,以防冤狱。太宗即位之初,就亲录囚徒。为了完善录囚制度,除皇帝亲录囚徒外,还把录囚作为各级司法官吏的重要职责,规定了严格的期限。刑部每年正月派员至各地巡复狱情,把录囚和赦免相结合,使儒家仁政思想在狱政中得到了具体的实施
五、爱之如一、绥之以德的民族和谐思想唐初,中国境内的东北、西北、西南等边远地区,尤其是北面的突厥族的上层统治者,常常率兵骚扰中原本土地区,威胁着唐王朝的统治,唐太宗一方面遵循防边必以武威的原则,先后派兵击败了突厥、吐谷津、龟兹、离昌、吐蕃、南诏以及其他各族的侵扰,使四夷威服另一方面,开始认识到,只有爱之如一、平等对待,绥之以德、加强联系,才能实现与周边各民族的和谐共存。同时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开明的民族政策
第一,平等待之爱之。唐太宗一改贵中华、贱夷狄的传统政策,对少数民族绥之以德爱之如一。他采纳了中书令温彦博的妆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长,遣居宿卫,畏威怀德的主张,将近十万户突厥族迁人中原,安置于内地肥沃农耕地带,其中有一万家定居在长安。互民安居乐业,故不思骚动。同时并给各族上层分子以高官厚禄,其酋首至者皆拜为将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因而入居长安者数千家。几乎占朝廷官员的半数,并在经济上赐之以禄,在政治上与汉族将领同样秉公赏罚,伤病同样受到体恤。由于夷酋位尊禄厚,享受平等待遇,无不感恩戴德,心悦诚服。从而大大缩小了华夷之间的差异,使隋末以来日趋紧张的民族矛盾得到缓和,改善了民族关系
第二,因其习俗而抚之驭之。在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看来,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生活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必须尊重。他们认为,如果速欲改其常性,同此华风,于事为难,理必不可,而应当因其习俗而抚驭之。根据时代的需要,唐太宗在总结秦汉在少数民族地区设边郡边县,南北朝置左郡左县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制定了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府州和册封少数民族政权首领的政策。东突厥亡后,唐太宗采纳温彦博的建议,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沿长城一线的广大地区,设置了顺、枯、长、化四个都督府,以安置内附的10余万突厥人,任用原来的突厥酋长为刺史,以管理当地的突厥部落。刺史均听命于中央,执行朝廷政令,避免了羁縻府州的离心倾向。同时,又尊重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使之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力
第三,联姻和亲怀之化之。与少数民族联姻和亲是唐太宗对付边远夷族的又一重大策略。唐太宗先后下嫁南阳长公主、弘化公主、文成公主及一些宗女于少数民族首领,各族君主也都以和亲为荣,多次遣使来朝,厚加聘金,以求与唐朝联姻。这一政策有利于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融合,四夷君主纷纷表示效力唐廷,避免了政治上的讹作和经济上的勒索。唐朝境内的各边境民族,都先后臣服于唐王朝的统治,唐太宗被尊为天至尊、天可汗,成为境内各族的共王
唐太宗的民族思想,从人性出发,肯定了夷狄亦人,承认少数民族的应有地位,唤起少数民族自尊和重现少数民族人的价值,维持了以唐朝为中心囊括周边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大一统局面
唐太宗李世民不愧为中国古代盛世贞观之治的伟大实践者,他在民本观、人才观、重农护农、德法兼治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的思想与认识,无疑有着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和重大的现实借鉴意义。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应该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唐太宗上述执政思想,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繁荣发展,重铸历史的辉煌,再创民族的盛世。
贞观年间,太宗的各项善政,使官吏廉能,社会安定,人民丰衣足食,解决温饱,经济发展迅速,造成中兴局面,奠定了唐代274年的基业。
2.确立制度(对后世影响)
贞观年间,经太宗的苦心经营,延续了隋代的多种政制,如三省六部制、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常平仓制等,堪称完备,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3.政风沿袭(对后世影响)
太宗施政有方,选贤问廉能,克己纳谏,成为一种良好的政治风气。历代有为的治国者,皆追慕「贞观政风」而力图仿效。
4.用人唯才(对当世影响)
太宗用人唯才,不问出身,且重修《氏族志》,以功臣代世胄,科举代门第,逐渐改变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重视门第的风气,世家豪族轮流掌政的恶习,广开平民高仕的机会,清除旧社会的观念,缓和了社会矛盾。
5.文化传播(对当世影响)
太宗戮力复兴文教,奖励学术,大兴国学,又下诏修诸经正义及史籍,外国君长如高句丽、日本、高昌、吐蕃等皆遣弟子来唐留学,使唐代学术文化传播四方。东亚各国尤以日本、高丽为甚,深受唐文化影响。
6.民族混成(对当世/后世影响)
唐太宗武功显赫,却少有鄙视边族,故东亚各民族逐渐混入,唐代名将和大臣,不少为同化了的外国人,原属鲜卑族的元氏、宇文氏、长孙氏等,在太宗时已不被视为外国人。
唐太宗在位期间武功全盛,将唐帝国发展为当时东亚地区最强、文化最盛的国家,四方臣服,西北外夷共尊太宗为「天可汗」,并筑「朝天可汗道」,以便向唐室进贡。
2.领土扩大(对当世影响)
唐代此时版图辽阔,超汉宣帝在位时,至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达到鼎盛,是时领土东临於海,西逾葱岭,北逾漠北,南至南海。
3.中外文流(对当世影响)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平定东突厥,贞观九年(635年)平吐谷浑,贞观十四年(640年)平高昌,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平定薛延陀,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平定龟兹和焉耆,贞观十九年(645年)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征高句丽,大漠南北和天山南北两路得以通行无阻,对外交通及贸易遂得以加强,从而促进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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