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社会上盛行“清谈”之风。“魏晋清谈”是相对于俗事之谈而言的,亦谓之“魏晋清言”。魏晋时期士族名流相遇,不谈国事,不言民生,谁要谈及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强兵裕民,何人政绩显著等,就被贬讥为专谈俗事,遭到讽刺。因此,不谈俗事,专谈老庄、周易,被称为“魏晋清谈”。
魏晋时期这种“清谈”在当时很流行,特别是统治阶级和有文化的人,更视之为高雅之事,风流之举。他们在一起讨论争辩,各抒歧异,摆观点,援理据,以驳倒他人为能事。由于上流社会的普遍参与,“清谈”成为时尚。
“魏晋清谈”的方式,绝大多数属于口谈。而就口谈而言,又有几种方式。一是两人对谈,即所谓主客对答。一个人对某一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谓之“主”;提出不同见解和质疑者,谓之“客”。主客互相质疑对答,往返难休,这是“清谈”的主要形式。二是一主多客或一客多主。不过主客双方都以一人为主,其余者可以插言。三是“自为主客”。当别人对问题都无高见可抒时,某人可以就此问题自己设疑,自己解答,以发表他的高超的见解。
有一次,大家争论一个问题,最后都穷于词理,当时宰相谢安,“自叙其意,作万余语”,侃侃而谈,见解独特。说完以后,肃然自得,四座没有不佩服的。
当时,人们把共聚“清谈”当作抒发情怀的良机,许多名流闲士都热衷于此事。但其目的不是论政,不过是官吏、文人为了消遣和显示自己清高不谈俗事而已。《兰亭序》中说“永和九年,……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修禊”原是三月初三沐浴除垢,嬉水采兰,祓秽祈祥的活动,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很显然不止是一般的“修禊”;而是东晋士族文人的一次大规模清谈盛会。
“清谈”是辩论演讲,它和现代演讲的共同点是,要求有新异的观点,要“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探求义理之精微而达于妙处”。如步入后尘,拾人牙慧,无新颖观点,就会令人烦躁厌听。孙盛到殷浩家去“清谈”,直到废寝忘食,不愿离去,假如他们谈的全是老一套,是不会互相吸引到这种地步的。
一场好的“清谈”,固然要求理论观点标新立异,同时还必须有高超的语言技巧来表达观点。有一次,刘惔到王蒙家“清谈”,刘走后,王蒙的儿子问其父:“你和刘惔谁胜了?”王蒙说:“韵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韵音令辞是语言优美动听,“往辄破的”是说理论上一发即中。前者包括声调抑扬顿挫,和畅悦耳和词语准确犀利,精当有力,是讲“清谈”的形式;后者说的是清谈的内容。由此可见,王蒙是把“清谈”的内容和形式并列起来看待的。
“魏晋清谈”中,气氛一般很随便,在激动的时候,往往助以手势,身体摆动,甚至起舞,引吭;谈到酣醉地步时,便无所顾忌了,口出粗言也是有的。
“魏晋清谈”也有诡辩者。当然,诡辩者需有敏捷的思维和善辩的口才。王苟子和许洵辩论,王苟子不得胜,而反过来,“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实为交换命题),王苟子还是告败。可见许洵的诡辩何其机巧。
魏晋的清谈之风
文/周礼
清谈是一种就玄学问题进行分析、推理、问难、辩论的文化现象,承袭于东汉清议的风气。刘禹锡诗云:“清谈如水玉,逸韵贯珠玑。高位当金铉,虚怀似布衣。”元好问亦云:“新诗互酬唱,清谈见滋味。”据《二十二史剳记》记载:清谈之风盛行于魏晋时期,乃当时的贵族名士何晏、王弼所创,他们都是玄学大师,其思想影响深远,成为一代风气。
随着东汉王朝的分崩离析,士大夫们厌倦了两汉经学的繁琐枯燥、谶纬神学的怪诞肤浅,以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他们开始转向哲学意义的命题,围绕《周易》、《老子》、《庄子》等玄妙深奥的话题展开辩论,称之为“清谈”(也叫“玄谈”)。
没事时,文人墨客常常聚在一起,他们不谈国事,不言民生,只论经文,吟诗作赋。魏晋多风流名士,尤以“竹林七贤”中嵇康、阮籍为代表,他们喜欢搞些文学沙龙,谈论玄道,交流心得。于是,大家趋之若鹜,争先效仿,一时间,清谈成了一种时髦的活动,无数的文人视之为高雅之事,风流之举。
清谈一般都有交谈的对手,有时为两人,有时为三人,有时为多人,大家一边喝茶饮酒,一边畅所欲言。清谈的内容主要涉及有与无、生与死、动与静、名教与自然、圣人有情或无情、声有无哀乐、言能否尽意等形而上的问题。在交谈过程中,主客相对而坐,一方针对主题的内容提出自己的观点,而另一方则加以辩驳,推翻对方的观点,确立自己的见解,这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辩论,只不过清谈显得更为高雅,文化氛围更浓。
清谈的场面往往十分热闹、激烈,主客双方针锋相对,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想将对方驳倒。激动时,面红耳赤,手舞足蹈;沉醉时,口吐粗言,忘乎所以。到谈论结束时,若主客双方达成一致,则握手言和;若各执一辞,则下次再论,直到对方输得心服口服。一次成功的清谈往往令人神情振奋,废寝忘食,留连忘返。当然,清谈不仅是一种交流沟通的手段,也是一种抒发情怀、展现自我才华的方式,通过清谈,一个人胸中有多少墨水,一清二楚,一目了然。
魏晋时期清谈成风,一盏清茶,一杯醇酒,便可以海阔天空地谈论不休,就连女性和小孩也参与其中。有一次,王献之与人谈论诗文,窘于应对,十分尴尬,而隐于青帘之后的谢道韫闻之,忍不住谈兴大发,接着王献之他们的话题,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不到一柱香的功夫,便让客人无言以对,理屈词穷,甘拜下风。
历史上最有名的清谈盛况可能当数兰亭聚会。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会稽内史、“书圣”王羲之宴请亲朋谢安、孙绰等四十二人在兰亭修禊。群贤毕至,有年轻的,有也年长的,大家在曲水旁边排列而坐,一边饮酒,一边清谈,好不快活!好不惬意!兰亭聚会是清谈史上的千古绝唱,也是后来文人心中永远的向往。
由于清谈是从玄学发展而来,属于虚无之论,仅为官吏、文人消遣和和显示清高的一种方式,于国于民没有多大的的意义,于是后人评价为:“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此无异于春蛙秋蝉,聒耳而已。”不过,在我们今天看来,清谈不失为一种高雅的消遣,怡情又逸志,远胜于纯粹的喝酒、打牌。(载于《文史月刊》2012年4期)
魏晋之风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出自鲁迅的演讲。
魏晋之风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之风遭贬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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